最近读了方绍伟先生的长篇巨作《中国知识分子批判》【1】的文章，请恕我直言，方绍伟先生本人的知识分子形象，在我的印象中“一落千丈”，简直是有点无耻的“帮闲”、“帮腔”的御用文人的味道了。下面我对方绍伟先生文章中一些明显的原则错误进行批判。

我在我的这篇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首先批判方绍伟先生在上述文章中《与秦晖在美国辩论中国的前途》的章节中的错误观点。

方绍伟先生认为：“制度文化组合决定论”与“情感反应差别论”的观点：“文化特征不可能完全决定制度选择，文化决定论有问题，所以我提出‘制度文化组合决定论’。但在‘制度确立’之外还存在一个人们经常忽视的‘制度运行’问题，文化特征的不同正是通过‘制度运行’体现出来的。……我觉得，秦晖的腐败标准只考虑民主制度，只考虑‘制度确立’而不考虑‘制度运行’，所以他对‘制度运行’的文化特征和‘情感反应差别’都忽略不计。但‘情感反应差别论’却是理解文化或行为规则差别的要害。当人们说‘中国是不同的’时，这个不同包含着制度与文化的不同，而其中文化的不同就是行为规则及其中的‘情感反应差别’。‘我们国家是不同的’一语固然不该用来抵制变革，但也不能因此否认差别的存在。否则，世界早就大同了。”【2】

我理解方绍伟先生的“制度文化组合决定论”与“情感反应差别论”的内涵，其实应该就是指“制度的执行效率”，如果这个理解不错的话，那么这个“制度的执行效率”应该就是秦晖先生“民主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方绍伟先生指责秦晖先生“只考虑‘制度确立’而不考虑‘制度运行’”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所谓“制度建设”本来就应该包括“制度运行效率”的内容。

所以，无论印度的腐败是比中国严重，还是稍好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印度也存在腐败。而无论印度腐败的根源到底是不是“制度文化组合决定论”与“情感反应差别论”，但归根结底是印度民主制度不完善的结果，这种不完善，既包括法定制度的不完善，也包括制度执行效率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民主制度本身的问题。所以，任何要以印度的腐败问题来攻击和否认民主制度在反腐败方面的“唯一有效性”，是毫无事实和理论根据的。

方绍伟先生还认为：“中西方文化之所以有差别，原因不仅在于各自对待规则的不同态度，还在于消减不确定性的不同方法。西方的经济发展靠法治、靠‘正式规则’或‘显规则’，中国的经济发展除了靠‘显规则’之外，同时还靠‘潜规则’、‘硬规则’以及‘软规则’。……法治并不是制度的建立，而是制度的运行；法治不是制定规则，而是落实规则，是‘对规则的敬畏’。……‘法律本身并不能创造秩序，而是秩序创造法律’。”【3】

我不能同意方绍伟先生的：“法律本身并不能创造秩序，而是秩序创造法律”的观点。我非常同意资中筠老师曾经说过的：“文化与制度是鸡与蛋的关系。”其实秩序和法律，应该也是“鸡与蛋的关系。”既没有先后，也应该互相促进，或者说是“共荣共毁”的关系。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没有理由为中国的“潜规则”、“硬规则”和“软规则”唱赞歌。因为几乎所有中国的“潜规则”、“硬规则”和“软规则”全部彻底地是损害市场公平竞争的根本原则的，也是对整个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严重危害的，同时也有违“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这个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判别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的。也就是说只要中国社会中“潜规则”、“硬规则”和“软规则”不能清除，那么中国的市场竞争永远不可能公平、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同样也不可能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永远不可能实现。

所以，方绍伟先生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西方人太注重‘正式制度’的作用了。西方人认准了‘人性无差异’、认准了‘普世价值’，结果就不去看‘潜规则’、‘硬规则’和‘软规则’对经济发展的实际动力作用。说到底，西方人在实际上不区别制度和制度运行，不关注具体文化的具体操作，不了解‘产权-契约权保护’在中国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4】即使真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也是应该被彻底改变的“政治文化问题”！鲁迅先生曾经把中国某些错误落后的传统文化比喻为人脸上的毒瘤，虽然确实是中国“固有的特色”，但也是必须根除的特色！为什么必须根除？就因为如方绍伟先生所说的，它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工业化市场经济这一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和方向的“阻力”！就因为如果中国真要进一步完善工业化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民主宪政和福利制度，真要实现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就必须根除它！

同样，方绍伟先生过于夸张地强调和重视：“政府主导的相对制度变动”，认为在中国发展和中国模式的形成中，“政府主导的相对制度变动”的作用远远大于“全球化”的世界发展规律的作用，这实在是有点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了：“不能用全球化去解释中国的发展，如果没有‘政府主导的相对制度变动’，全球化对许多国家来说可以只是一个与己无关的外部事件。”【5】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如果没有发达国家劳动力饱和，工资上升迫使资本外流的全球化因素，单靠中国政府引进外资一厢情愿的‘政府主导的相对制度变动’，外资有可能进入中国吗？

同样的道理，在方绍伟先生看来，只要“政府不作为”，那么秦晖先生说的“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和“‘通过财政搞宪政’ 的思路实际上已经被堵死了。”【6】这种言论，说严重点，不但污蔑和藐视民众的民主力量在中国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而且是对民众争取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诉求进行“恐吓”！我曾经反复说过，虽然中国改革，包括“政改”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有序地渐进，但其成败的决定因素绝对不是政府和执政党是否愿意“作为”，而是中国的民众能不能实现启蒙和觉醒，而自觉、自由、自主地起来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事实就是：无论是安徽凤阳农村的包产到户，还是温州的私营企业，都是民众打体制和意识形态、甚至是法律的擦边球，取得成效后，再倒逼政府和执政党跟进立法承认既成事实的。所以，民众的民主力量，一直是中国改革的中坚力量，民众不能觉醒，中国的政府和执政党是“很难”主动地主导改革，尤其是很难发动政改的。

方绍伟先生认为：“专制政权崩溃的真正而又共同的原因是：‘亲族继承终身制’无法避免‘基因悲剧’，结果必然制度性地出现‘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丧失或‘治商’的急剧下降，最终导致全面崩溃。君主制与独裁制的制度漏洞就在于，其权力的持续和继承上‘权力的考虑压倒了能力的考虑’。君主制和独裁制存在‘能力退化型掉链子’和‘夜长梦多效应’等大问题。”【7】

我曾经批判过方绍伟先生的“腐败泛滥不是腐败失控，腐败失控才会亡党，失控反腐才会亡党；而反腐可能很昂贵，廉洁也没有忠诚重要，可控的腐败是被制度代价和文化情感所容忍的，所以‘不腐败才要亡党’。”【8】的观点：“不腐败就要亡党”的理论在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具有生存的空间，但在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下，它和集权制度一样，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在这里关键问题就是如果在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环境中，集权腐败往往可以延续几百年才崩溃，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贪官的腐败已经无法“控制”，一旦民主的制度性缺位，为腐败开启了制度上的方便之门，市场经济就必然为腐败的失控创造了环境和条件上的便利、甚至是必然。市场经济中的高频率、大额度的市场交易都可能成为腐败的机会，所以，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集权腐败往往只需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就可以葬送一个集权政府，这几乎已经是被世界各国人民的实践反复证明了的规律性事实。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这种腐败的便利几乎可以说是存在着失控的必然性。

而综观当代中国，一个小小的科级贪官就可以贪上几个亿。难道当今中国的腐败和反腐败的实践还不能证明和检验一个真理——在中国现实的集权体制中，腐败正在走向失控，甚至可以说已经失控！所以，我希望那些崇尚“不腐败才要亡党”的理论观点的人士，尤其是具有决策权的人士，应该清醒了，应该趁早认清民主政治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一样，集权管理者同样也必然地失去对贪官的控制能力！甚至可以这么说，控制和利用贪官是集权统治的惯用伎俩，而恰恰是贪官腐败的不可控制，客观上已经反复地成为市场经济环境下集权制度更替和灭亡的导火线。

所以方绍伟先生的下述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中共的‘永久执政制度化’努力，……克服了独裁制和君主制的‘基因悲剧’，克服了民主制的‘公地悲剧’，确立了一种使‘权力的考虑尽量与能力的考虑一致的制度’……中共崩溃不能成立，‘中国崩溃论’很可能是一种自我崩溃的愿望型理论。……‘中国崩溃论’在逻辑上的漏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没有区分‘上层权力’和‘中下层权力’，把‘中下层权力’的失控简单化为‘权力失控’；另一方面，它没有看到‘中下层权力’的失控仅仅是一种‘事前失控’，并不是一种‘事后失控’。因此，中国现政府不是‘腐败无能’，而是‘腐败有能’。其较高的‘统治商数’（统治能力/统治成本）决定了中国政治在较长的时间内不会崩溃。”【9】

请恕我直言，方绍伟先生的这些观点，对中共来说，只能是一种精神鸦片，对民众来说，只是一种欺骗和糊弄。像陈良宇、陈希同那样的腐败分子已经进入中央政治局、像簿煕来那样恶贯满盈的人物居然能够窃据中央政治局高位，还能够说只是“中下层权力失控”？

在当今中国，对执政党来说只能是二选一的课题，要么主动进行政改，实现制度民主化，通过和反对党公平竞选来维持执政地位，使共产党通过公平竞争的洗礼来重新激活党的生命活力和工作激情，使共产党在政党的公平竞争中“凤凰盘捏、浴火重生”！要么就因为市场经济环境下集权腐败无法控制而被历史所淘汰，被民众所抛弃。

至于被历史所淘汰，被民众所抛弃的过程和模式，或者说是中华民族三千年一遇的制度转型的过程和模式，必然是多样化和不确定的，有可能是苏联式的内部分裂、（改革派和军方政变领导人分裂导致共产党不能完成政改目标。）也有可能是利比亚式的民众武装起义，和埃及式的军队中立，但全民全党必须积极争取的制度转型，应该是台湾式的执政党主动领导政改来实现政党和平交替、或者是在通过执政党自身改革，通过全民普选在继续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实现制度的民主化转型。但不管过程和模式如何多样化和不确定，但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目标是确定无误的，就是民主宪政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必然的规律性结果！“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方绍伟先生还说：“我与秦晖的分歧不是‘中国该不该民主化’，而是‘中国会不会民主化’；我认为制度文化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前景极其渺茫，中国的左右各派都太弱，根本不是中共的对手，秦晖则认为历史的发展未必是这样。”【10】

请恕我直言，方少伟先生的这个观点实在是有点“为虎作伥的无耻”了！方绍伟先生认定“中国不会民主化”的理由是“制度文化决定”的，这实在是既无事实依据，也无理论依据：客观事实是和中国大陆具有同样的制度文化的台湾、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以全民普选为标志的民主宪政制度。所谓理论依据，就是民主宪政制度是人类进入工业化历史阶段的必由之路：“民主宪政制度是 ‘不断地满足和提高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程度。’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如果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那么民主宪政就是工业化的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工业化是以更精细的分工为前提；而分工又‘必然’产生商品交换，于是市场经济就‘必然’应运而生；市场经济中的这种商品交换又‘必须’是自主、自愿和自由的，也就是只有‘公平的交换’所规范和产生的‘公平的竞争’，才是产生市场经济效益永不枯寂的源泉。所有‘不公平的竞争’统统都是社会经济效益最可怕的‘杀手’。于是，市场公平交换和公平竞争又‘必需’民主的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辅助市场经济的机制，同样也唯一地只有民主的政府才是能够相对有效地保障公平竞争的制度原则，于是这种‘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又‘必然’地孕育和催生了民主的政治制度。”【11】

至于党外的“左右各派”民众到底弱不弱？是不是共产党的“对手”的问题，也就是13亿人民是不是8千万共产党人的对手问题。实在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都明白的道理，用不到御用文人来帮腔和帮闲——胡锦涛总书记早就说过：“我们党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12】——所以我希望方绍伟先生能够自己知罪：你把共产党放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了，共产党也不会饶了你。

虽然当今的共产党内部腐败和既得利益群体不可忽视，但中华民族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寄希望于民主知识分子通过启蒙、教育来唤醒民众的民主力量，并以此来倒逼共产党内部的改革派和政改派来主动地发起和领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今的中华民族只能寄希望于民众启蒙、觉醒后主动起来倒逼党内的“政改派”战胜党内的既得利益群体。其中，民众能不能觉醒和起来进行争取民主权利的实践，是中国政改能不能成功的决定因素。

在市场经济中，民众的觉醒是不可抗拒的迟早的事，这是由市场经济环境中集权腐败的不可控制性决定的，这种腐败的不可控制性，不但必然会彻底葬送集权政府，也必然会倒逼民众的觉醒，当然也必然会倒逼党内“政改派”的发展壮大。

【1】、【2】、【3】、【4】、【5】、【6】、【7】、【8】、【9】、【10】： 方绍伟：《中国知识分子批判》

http://www.21ccom.net/book/book.php?bid=205

【11】：丁礼庭：《来自民间的心声》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648.html

【12】：胡锦涛：《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讲话》 http://www.china.com.cn/news/2011-07/01/content_229012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