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访的形式还未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时，阻碍上访的形式却在不断的变换。之前的阻碍形式大多是劝解，拦截，亦或是资金安抚和精神宽慰，并对带头上访的村民进行“特别待遇”，而致使其出卖村民利益的同时获得一己之利。同样，反观之前的上访形式，以越级上访和跨省上访居多。请愿，告状多以被伤害者所利用，但是效果并不大，反而被一些类如之前的“驻京办”的组织所戕害，譬如将上访时居住在这样的组织内的女性强奸。底层伤害底层的事件，大多而且恶劣，这是必须深思的地方之一。
我似乎是记得，在之前的一系列被媒体曝光的强奸案中，如入室抢劫，入室强奸等有一种被歹徒所用的方法，即用利器逼迫被伤害着脱去衣服，其最终目的在于防止被伤害者肆意逃跑和报案。故此，很多从楼上跳下来的女性为何光着身子，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如此。（我只是说入室抢劫等这类案件）不料，这样的方式却也用在了如今官民关系紧张的村镇区域中。有媒体报道，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罗埠镇的周聪的母亲被村干部阻碍上访，并脱光其衣服。虽然本次案件中，有很多疑点，到底其母亲是利用光着身子的“形象”来抵抗（以身抗暴）还是就是被镇干部脱去其衣服，致使其有羞耻感后（脱光了衣服）不能上访？
疑点重重，却也应该得到媒体的继续追踪报道和法律的介入，进而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当这些需要进一步证伪的事件在发生的时候，我们是否在考虑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不是说为何上访，而是为何阻碍上访的形式千奇百怪，更是以伤害一个人的尊严与人格为代价而胆大妄为。（这里假设了的确是镇干部的脱去其母的衣服）当然，你也许会反驳说，之前的阻碍形式不也比这更残暴吗？比如：制造所谓的交通事故，将上访者活活轧死。但是问题是，如果真的是镇干部当着自己儿子的面将其衣服脱光，这难道不是比死更难看吗？这样的羞辱不仅仅是阻碍上访的问题了，已经上升到对一个人的精神折磨。
或许官员并未明白的是上访的内在逻辑在那里，而是仅仅为了不“被一票否决”，千方百计的想法子去阻碍上访的发生。上访的允许，是在于最高权力对于地方权力的监督，而允许其存在在于合法性的再生产。一味的阻碍上访，并不是一个良策，反而是阻碍这样的执政合法性的再生产。故此，问题就来了。到底该如何去改变这样的尴尬局面呢？有人建议，加强信访办的建设，或者是让群众诉求表达制度化。但是，不是说老百姓的意见怎么样去制度化，而是老百姓的申诉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应，再怎么制度化都是空虚和无效的。对于民众而言，直接点和简单点的表达途径和方式，会更适合他们。
而不从最关键的地方着手，如何在二维（即允许上访的存在和不让上访扩大）的程度来维护群众利益，便是采取这样的无耻手段来让上访者感到羞耻感，这反而会起到将官民关系极端化的作用。因为，尊严也是一种权利。“体貌尊严，举止安重”，如果纯粹是利用这样继续伤害权利的方式去维稳，恐怕上访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加大。这个时候，就不再是合法性能否再生产这样的问题了。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日
作于广州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