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农民上访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学界也产出了不少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综合来看，可将已有研究归为四类：一是制度视角。研究者认为，农民上访源于基层政府侵害了农民的权利，上访则是一种维权和抗争形式，农民依据政策或法律的上访被概括为“依法抗争” [①]或“以法抗争” [②]。二是国家视角。研究者认为，农民上访问题并不纯粹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国家问题，透过农民上访问题可以更加清晰和深刻地理解国家结构及其变迁[③]。三是诉求视角。研究者以上访者的具体诉求为标准将上访者分为“维权型”、“谋利型”、“治理型”、[④] “要挟型”[⑤]或“有理型”与“无理型”等，并强调对上访者应该进行分类治理[⑥]。四是心理视角。研究者认为，“气”在中国乡土传统中是一个具有较大弹性的范畴，它是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根本促动力，融汇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其具体含义从一种需要被克制的激情到一种可以迸发的激情再到一种自我执法的义气，因此，“气”是理解中国乡土本色的社会行动的一个独特概念。[⑦]已有研究对于理解农民上访问题十分有启发，不足的是研究者通常自觉不自觉地将上访者个体化、客观化、对象化，忽略了上访者丰富的社会属性，尤其在当前的农村，由于经济分化不断加剧，农村的阶层分化日益明显，农民上访的阶层属性日渐明晰，从阶层属性而不仅仅从公民个人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农民上访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将以浙江D镇的经验材料为基础，讨论上访者的阶层属性及其社会机制。

一、经济发展与阶层分化

D镇位于浙江省中北部，毗邻萧山市、绍兴市，拥有4000多家大中小企业，被称为“五金之乡”。[⑧]

（一）经济发展与经济分化

自上世纪1990年代以来，D镇的民营企业得到蓬勃发展。这些民营企业大多是以家庭住房为厂房、以夫妻为主体的作坊式家庭企业，这种家庭企业建立在乡土社会和小农逻辑之上，与地域社会具有很大的契合性，在生产、销售和要素配置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因而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分化，村民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按村民的家庭收入，D镇村民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年收入100万元以上，他们拥有几千万元甚至更多资产的企业，雇佣的员工在百人以上；第二层次以办厂、开店经营为主，年收入在20万元到100万元之间，他们在经济和利益上与第一层次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个层次以打工、种田或做小生意的村民为主，收入在5万元到20万元之间，在村庄中居多数；第四层次为村庄的贫困村民，收入在5万元以下，大多是身体有缺陷或年老体弱、无子女的村民，生活比较困难。由于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收入高、经济社会联系密切，我们将这两个群体称为村庄的上层，将第三和第四层次的村民称为村庄的下层或底层。

（二）经济分化与阶层分化

经济分化是阶层分化的重要基础，但只有揭示某一收入群体的内部关系及其与其他不同收入群体的互动关系，经济上的分化才能推演到社会分层，并进行阶层分化的理论分析。

“分层”是社会学家用以分析社会纵向结构的一个词汇。“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是指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⑨]。社会学有两种差异巨大的社会分层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和以韦伯作为开创者的西方社会分层理论。马克思主义将阶级作为社会分层的基本单位，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划分阶级的标准是人们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差异。韦伯是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开拓者，主张从收入、权力、声望三个角度综合分析社会的分层与不平等。以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为基础，西方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社会分层理论。“这些理论有两个特点：第一、重视经济指标，但不是从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主要是从收入数量的视角进行分层；第二、除经济指标以外，将权力、声望、文化、职业、道德等多重社会因素作为社会分层的指标，使社会分层方法多样化”[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着眼于宏观社会变迁，其要回答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西方社会分层理论比较注重社会差异与社会流动，对于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结构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本文的分析单位是一定区域的农村社会，将更多地借用西方社会分层理论。

经济发展导致村民在经济上出现分化，但经济分化到阶层分化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经济上处于上层的村民迫切追求村庄社会性地位和政治性地位，并在村庄中形成一定的共识。经济上处于上层的村民追求村庄社会性地位，一方面因为他们仍生活在村庄中，他们必须在村庄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地方性的社会资本来为他们的家庭工厂提供融资、土地、劳动力等各方面的便利。追求政治性地位则是因为拥有政治权力有利于资源获取，尤其对于家庭工厂来说，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涉及和政府的关系，他们希望通过在村庄获取政治地位来与政府搞好关系。而村庄选举正好为经济上处于上层的村民追求社会性地位和政治性地位提供了契机。

此外，经济上处于上层的村民还通过人情圈和交往圈等来实现上层关系的定型化。在村庄中，经济上处于上层的村民致力于构建各种各样的关系圈。这些圈子包括朋友圈、交往圈、生意圈、婚姻圈、消费圈等。圈子的构建与维系以经济实力为前提，以利益为连接纽带。在经济上，每个成员都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及社会关系网络，相互之间的业务高度相关，彼此相互依赖。在政治上，行政村和社区的主职干部多为收入在百万元以上的村庄精英，其他村干部也都是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人际关系网络的上层村民。在社会交往方面，经济上处于上层的村民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主导村庄的人情交往和面子竞争，设定村庄内部人情交往、婚姻仪式、日常消费的标准，从而使上层与下层之间的边界愈来愈清晰。

与上层相比，村庄下层整体上表现出松散的特征。他们之间既无竞争，又无团结，对生活、对现状充满着无力感和无助感。每个人都是原子化的个体，仅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限制在至亲和同一层次的邻居之内。借用孙立平的相关研究，发达地区的农村似乎也出现了“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11]的发展趋势。

二、阶层分化背景下的社会压力

由于社会竞争，任何社会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但在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同一个社会中的不同阶层，它们承受的社会压力也不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阶层分化具有以下几重含义：一是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二是内部认同的形成，三是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四是社会排斥和阶层的再生产[12]。阶层分化一旦定型，就意味着阶层区隔的形成。虽然有研究者认为阶层结构定型化后人们社会地位的上升更有规律性，人们争取地位的上升采取更为常规型的手段，因而社会将变得更为稳定[13]，但在利益分配已经固化、公共资源日益匮乏的村庄，底层获得发展的机会非常有限，他们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很低，他们承担着比上层更多的社会发展代价，且必须不断地面对上层所构建起来的各种压力。

经过二十余年的快速发展，D镇区域内的财富集聚已基本完成。村庄上层形成紧密的利益关系，逐渐形成封闭的交往圈。在村庄日常生活中，上层同底层相区隔，上层与底层之间犹如一堵无形的铁墙，将两个阶层相隔离。而由村庄上层主导的村庄选举、人情交往、婚姻仪式、消费模式，需要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做支撑，从而使村庄中的底层面临强大的社会压力。

（一）金钱主导的村庄选举

自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并通过后，全国广泛推行了以直选为主要形式的村委会选举。处于发达地区的D镇，由于村庄利益密集，村庄选举竞争异常激烈，但在很大程度上，选举结果由参选人投入的金钱数量决定。

富人之所以热衷于参与村庄政治，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随着乡村工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变得越来越重要。一方面工业用地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农民的盖房需求很旺，在政府实施偏紧的土地政策的背景下，土地的价值急剧增大。由此，在村庄中就形成了以土地利益为主的利益格局，当选村干部便能掌握土地利益的分配与使用。二是村干部是一种正式的、制度性身份。借助村干部身份，富人能将自己的关系圈扩展至政府官员，为自己的企业发展获取一些有利的政策支持。三是当干部还可以获得一种社会性身份。富人当干部既是对其个人财富的认可，也是对其个人社会关系的认可。富人因为当上村干部而可以提高其在村庄富人中的身份层次。

在D镇，金钱支配下的村庄选举实质上演变为富人们的一场政治游戏。这样的游戏不仅背离村民自治的初衷，而且将村庄底层排除在村庄政治之外。在村庄中，每一位村民都清楚村干部是怎样产生的，他们因得到了不同参选人的金钱而被收买。虽然他们可能被再次卷入派性竞争之中，但他们始终是一个被富人利用的工具，他们自身的诉求因富人的金钱而被扭曲、被遮蔽，他们生活在村庄之中却被排斥在村庄政治竞争之外。这样一来，不仅村庄选举的公共性消解了，而且村庄选举必然与村庄治理相分离，底层不仅在村庄选举中被排斥，在村庄治理中也必然处于边缘地位，因为依靠金钱获胜的村干部，其必然要通过权力的使用获得相应的回报，这样的行动逻辑就必然要消除村庄治理的公共性，村庄治理就只是干部的权力运用及与权力觊觎者之间的竞争而与村庄底层无关，村庄底层被压制、被排斥，他们只是村庄政治剧场的一个看客、一个被上层利用的工具。

（二）昂贵的婚姻

婚姻是社会关系的建构，也是一种社会竞争。在一个阶层边界清晰、阶层流动不太容易的社会，婚姻的分化也十分明显，即上层“门当户对”的婚姻将婚姻仪式演化为财富展示，而使底层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由上层构建起来的对象选择、婚姻成本的社会经济压力。

一是在对象选择上，富人的婚姻基本上都是介绍的，越有钱的人通过介绍的方式越多，而且倾向于找本地媳妇，富人家庭即使子女在外读书或者经商也要通过家庭介绍。富人通过门当户对的婚姻实现资本和关系的强强联合，从而保持和提升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实现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相互转化。在男性多于女性的背景下，女性的择偶范围可在与自己家庭同一层级甚至上一层级选择，男性择偶就只能在与自己同层级甚至下一层级选择，这样，一部分下层的男性被排挤出本地婚姻市场，只能找外地媳妇，但在当地，找外地媳妇是很没有面子的。

二是婚姻成本高。宽阔的新房是结婚时必须具备的，家庭条件好的还要买小车。彩礼也是必不可少的，当地的彩礼10万元起步。酒席的场面也很大，最少需要花费20万元。如此巨大的婚姻成本，或者使下层家庭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或者将一部分下层男性排除在体面的婚姻之外。

三是亏钱嫁女儿。亏钱越多不仅证明财富越多，而且越有面子。富人嫁女儿时给女儿巨额“压箱钱”和豪华嫁妆。“压箱钱”多至数百万元，甚至配有名车、房产、金条，亏钱多的达千万元。下层家庭嫁女儿一般亏的很少或者不亏，嫁妆一般是生活用品。亏钱嫁女儿实质上是经济分化转化为社会分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富人通过亏钱嫁女儿向社会展示自己的财富，将经济地位转化为社会地位。但是，这样一种被上层建构起来的婚姻模式不仅让下层在经济上难受其重，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身份、地位、面子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村庄上层再一次显示他们的财富、地位的过程，也是村庄下层自我矮化、被压抑、被排挤的过程。

（三）日常生活圈层化的人情

人情是社会交往的基本方式。传统农村社会因为流动性差，人情交往主要以血缘、地缘为主，人情成为构建村庄团结、互助与合作的重要纽带。随着村庄边界的开放及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日益增多，人情的范围不仅越来越广，内容也越来越多，人情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

在D镇，小孩出生、满月、红白喜事、老人做寿、上大学、建房等均要办酒席、赶人情。以前，人情主要在亲戚之间，或者同一个小组、同一个自然村的邻居、朋友之间来往，如今，随着村庄经济的多元化，生意圈中的朋友赶人情也越来越普遍，由此，人情的规模不断扩大，成本也不断增加。村庄中的富人，不仅酒席规模大，而且档次高，他们不在乎办酒席是否亏钱，而在乎是否体面，是否与自己的财富水平、社会地位相匹配。他们将人情看做财富展示，从而大大抬高了人情的维系成本。此外，因为富人的炫耀，贺礼的金额不断增加，目前已经达到每次不少于1000元起步，人情越来越成为富人的游戏。

在村庄内部，由村庄上层构建的人情规格使人情具有内在的传递机制，并产生攀比、扩散效应，使人情负担越来越重。村庄上层因为家庭经济实力雄厚，能够承担起高昂的人情开支，即使成本高昂、亏钱，也在所不惜，他们能在村庄赢得排场和面子。但高昂的、亏钱的人情会使村庄下层面临巨大的经济社会压力。因为财力不足，村庄下层尽量减少办人情的次数，能不办的尽量不办，必须操办的酒席，尽量少请朋友或外人，只邀请亲戚，同时降低酒席规格，贫弱农户甚至不操办酒席，村庄下层日益陷入“办人情的办不起，赶人情的赶不起”的尴尬处境。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讲：“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画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14]人情的范围的确与家庭的富裕程度有关，但每户人家的人情都是村庄共同体生活的一部分，它有仪式性的功能，每个人都是在村庄既有的共识中送礼与回礼，在相互的理解与宽容中延续未来的生活。但是，当人情的互动简化为货币数量的流动，以货币的多少作为人情构建和维系的纽带时，人情也就分层了。村庄上层的人情不仅固化在村庄上层，还扩展至村庄外更大的范围，而村庄底层的人情圈则不断萎缩，其应付必不可少的人情的压力不断增大，负担也越来越沉重。

（四）展示身份地位的日常消费

当今社会，消费模式已成为展示个体与家庭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随着农村社会的分化，日常消费也成为村庄中各阶层进行社会竞争的主要途径之一。在村庄中，上层通过炫耀性消费，不仅能显示自己的富裕，从别人的羡慕中获得满足，更重要的是它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地位、能力。尤其在经济发达、财富涌流的发达地区，农村各个阶层毫无例外地踏入这种区隔的游戏中，不仅攀比，而且刻意制造消费的层级化[15]。

在D镇，家庭的社会地位首先由房子表现出来，每个家庭的首要任务是建一栋体面的房屋，建房成为村庄社会竞争的重要形式。富人居住的多是三层、四层的别墅，穷人则以1980年代以前的老房屋为主。村庄已经形成了富人区和穷人区。富人区的房屋修建非常讲究，花园式的庭院，室内装修动辄数十万元，每户均有小汽车。穷人区则是破旧、低矮的老房子，道路狭窄、卫生环境差。2000年后，为了推进城市化，政府严格控制农村建设用地指标，村里以招拍的形式出售建房指标。由于指标昂贵，穷人被排斥在竞争之外，穷人改善住房条件的希望渺茫。

日常消费的档次也是展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符号。私家车的品牌就像衣服一样直观地体现家庭的社会地位。同时，富人还以奢侈消费的方式，炫耀财富、赢得面子。奢侈消费既是财富的象征，也能体现富人在圈子中的身份和地位。这样，以金钱消费为主的社会竞争成为社会阶层区分、排斥的机器。富人在日常消费和生活中形塑他们所特有的圈子，一种属于他们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一方面将村庄上层与村庄下层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又将下层远远地抛在社会的边缘。

三、社会压力下的农民上访

以往的社会学研究证明，经济分化会造成社会结构紧张，而紧张的社会结构使社会关系处于敏感状态，十分容易激化社会矛盾。正如李强所言，在结构紧张的客观环境下，如果很多人或社会公众将贫富差别归因为“社会不公”，这就是“公正失衡”的舆论环境，在此环境下，社会矛盾自然会频繁发生。[16]“上层成员始终会力求排斥和剥削下层，而下层成员也会力求穿透上层的界限，或者力求对等级秩序作大的改变，以有利于自身所处的层级。因此，分层体系一般都会突出地表现为争夺或斗争”。[1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被农村承担下来的绝大部分问题与压力，通过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机制，被分配到农村底层身上。在D镇，村庄底层由于在各方面都受到持续的排斥，不仅利益受损，而且经济社会压力沉重，他们因此而对村庄上层积聚了越来越多的怨气，他们需要为这些怨气找到排解的渠道，上访便是这样的渠道之一。

（一）谁在上访？

笔者根据2013年7月、10月和2014年7月的三次调查资料，通过对17个典型上访案例进行统计分析，发现D镇的上访者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他们均为村庄底层，家庭收入在15万元以下；第二、上访者以务农、打工或做小生意的村民为主；第三、上访群体以中老年为主，年龄最大者68岁，最小的也有43岁；第四、上访次数多、上访部门多，且多为越级访、进京访、缠访；第五、上访持续时间长，有的上访者从2003年开始上访，直到现在还在上访。

（二）什么样的事由让底层上访

田先红在桥镇信访研究中将信访分为“维权型”、“谋利型”和“治理型”，并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前“维权型”上访比较多，税费改革后“谋利型”和“治理型”显著增加[18]。但在D镇，农民上访的直接原因却是诸如土地征用、村级财务、集体资产、干部贪污等公共问题。

1、针对损害集体资产的上访

改革开放前，农村发展以集体经济为主，并为村庄留下了大量的集体财产。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个体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在不少农村地区，村庄仍有大量的集体财产。在D镇，改革开放前社队企业比较发达，虽然这些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大多被转制，但仍留有一些厂房、空地、农贸市场等集体财产。近年来，在明晰产权、盘活集体资产的政策激励下，村庄集体财产既被村庄上层所觊觎，又被村庄下层所关切，从而成为上层与下层博弈的焦点。M村农贸市场承包引发的上访便是其中之一。

M村建于1980年代的农贸市场是该村最重要的一笔集体资产，有摊位80个，店面27个， 2012年给村集体带来170万元收入，且每年都在升值。2013年，M村两委打算以每年60万元的租金将该农贸市场承包给一老板。以付中为代表的几位老干部联合部分农贸市场的摊贩到国家信访局上访。经过近一年的上访，农贸市场承包被终止。付中虽在1980年代担任过村干部，但现在却在农贸市场摆摊为生，属于村庄下层。其他几位上访者的经历和处境与付中相近。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村两委将农贸市场承包出去，除因为在农贸市场摆摊是他们目前谋生的主要手段外，还因为农贸市场是集体财产，他们每年都能分享其收益。

2、针对救灾款和征地款的上访

2011年6月，D镇的白塔河暴发洪水，冲垮了S村的河堤，致使S村的农田和房屋受淹，损失严重。由于救灾款和物资没有及时分发，村民极为不满，加上近年来村庄有4000多亩土地被征用，村民认为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部分村民便开始上访。从2011年9月至2014年7月笔者调查时，S村有四批总计23人次去北京上访。

S村的上访以中老年人为主，且多为进京访。之所以上访还在持续，根本原因在于上访者主要是中老年人，他们是村庄底层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看重村庄公共资源的每一次分配，因为每一次分配对他们的生活都极其重要，尤其是土地征用。因为失去了土地，只要生活中遇到困难，他们就会拿土地做文章，就会因此而上访。

3、针对村干部的上访

79岁的老太太陈丽君是D镇有名的“老上访户”。2004年，H村里要收回承包的山林和农田归集体开发，作为村民代表的陈丽英不签字，并且劝说其他村民代表也不要签字。村主任私下去做陈丽君的工作，但没有做通，双方关系开始紧张。陈丽君曾办过厂，在自家院子里搭有两间小屋，村主任到房管所举报陈丽君违建，房管所把陈丽君的两间小屋拆了，双方关系恶化。2005年，村里的几十亩土地被征，但村民没有拿到征地款。陈丽君认为村主任私自卖地，涉嫌贪污，便开始上访。从2005年到现在，陈丽君每年去数趟北京上访，隔三差五就去镇里市里上访。陈丽君的诉求是把村长判刑、政府赔偿她这些年没有种田的损失及上访的费用。

（三）什么样的缘由使底层坚持上访

已有研究中，对农民上访的解释有“维权型”、“谋利型”、“出气型”、“要挟型”等，这些模式均从上访者的目的来解释上访者的动因，这样的模式对于解释个体上访者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对于阶层上访者，这些模式显然不太合适。

在D镇，上访者都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是村庄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经济状况较差，因此更希望从村级集体经济中获得尽量多的收益；他们面临着子女婚配、建房等强大的社会经济压力，心理焦虑；他们对自身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抱有不满，看不惯一些人的暴富，心理上有反差；但是，他们以种田和兼业为主，时间较为充裕，且老人身份也是一种保护，上访成本较低、风险不大。因此，上访既是他们表达利益诉求的一种方式，也是他们发泄不满，释放压力的一个渠道。当他们的利益诉求总是得不到实现时，上访就不仅仅是发泄不满，而转化成为获得尊严和面子的行动，上访由此而变成上访者维持自身在村庄生活的日常行动策略。

1、底层诉求的复杂化

D镇的上访最初都有一个相对清晰的理由，或针对一件具体的事，或针对一个具体的人，上访者也有自身的利益诉求。但是，作为村庄底层的上访者，在金钱主导的村庄生活中，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排斥，遭人冷落，被人瞧不起，他们因此而倍受屈辱、压抑。因此，在上访过程中，上访人不可避免地夹带了复杂的心理和诉求，这种复杂的心理和诉求将上访最初指向的具体的事和人复杂化。复杂而多样的诉求增加了问题解决的难度。D镇的许多上访事件之所以持续时间长、越级上访多、多人上访频繁，皆因上访诉求复杂、解决难度大。

上访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上访者便将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为了增加持续上访的合法性，上访者不断增加事由，并扩展以村干部及镇政府的违纪为对象，事由从原先的一、两条变为后来的三、四条，甚至更多；上访诉求由原来偏重于维护自身利益转化为维护公共利益，上访者甚至以公平公正的代言人自居。然而，事由越多，事情越无法解决，事情越是得不到解决，上访就不能停止。这样一来，上访就不再是为了具体的目的，而是上访者向上访对象及各级政府施压的方式。

上访者在向上访对象及各级政府施压的同时也使自己陷于各种压力之中。一方面，因为上访，其在村庄中进一步受到排斥和压制，无法在正常的村庄生活中找到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因为上访而使自身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因为若是不去上访，上访群体中的其他人会认为他被收买了，妥协了；村里人也会怀疑他被收买了，是软骨头，这样一来，他将丧失他所有的尊严和面子，在村庄中抬不起头。所以，他只有不断上访，以获得上访群体和村庄人的认可，再苦再累，也要坚持。

2、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压制

有利益就会有利益竞争。在利益竞争中，一些群体因为共同利益结成利益共同体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获得更多、更大、更长久的利益。D镇是利益密集型地区，村庄资源和政府投入均十分巨大，这些巨大的利益必然伴随着激烈的竞争。在此过程中，村干部内部及乡村干部之间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不仅主导了村庄利益的分配，而且对村庄底层的反抗进行分化、瓦解和持续压制。

一是村干部的结盟对底层的压制。如在L村，村干部傅国伟想要获得10亩工业用地指标，村干部傅峻峰则想获得宅基地。虽然他们在村庄权力竞争中是对手，但选举一旦完成，他们的利益便有了一致性，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都需要得到对方的认可。另外，村里的宅基地分配，并不以家庭情况为考虑而采取竞标方式，这样的方式显然有利于富人，底层老百姓却买不起，他们因此去上访便难以获得村内村外的支持。

二是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当前，基层政府以“双强”、“双带”方针来选择和培养村干部。在“双强”、“双带”政策激励下，基层政府倾向于选择在市场经济中已经先富起来的村民，培养他们入党，支持他们出任村干部，而村庄中的先富群体为了获取政治经济社会利益，参政愿望迫切，基层政府鼓励他们参选村干部并与他们结成利益共同体。在利益共同体中，基层政府对村干部许以利益，村干部倒向基层政府一边，而基层政府也尽力维护村干部的面子和利益。此种背景下，除非有来自上级政府的强迫命令，否则底层上访的诉求，尤其是针对村干部和基层政府的上访诉求，无法在基层政府和村庄层面得以化解。

总之，村庄底层基于具体诉求的最初上访，因为背负着强大的社会经济压力而使上访诉求复杂化，这样的上访在由村庄权贵阶层与基层政府构建的利益共同体的压制下而变得难以化解。底层上访的难解，一方面表征了底层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前农村社会阶层的固化趋势，这样的固化使得利益分配结构日益刚性化，并导致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调整利益分配结构，减轻底层的社会经济压力，改善他们的生存处境，对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农村显得十分重要。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D镇的农民上访为切入点，揭示了当前农村在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农民的上访是在阶层间的关系中展开的，它所反映的是村庄底层在强大的社会经济生活压力下对上层的不满与反抗。因此，农民上访是在阶层间关系中被形塑的，上访已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理性行动，而是具有了一定的阶层属性。在此情况下，解决上访问题就不仅需要技术治理，还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整合。

（一）上访的阶层属性

1、阶层上访不同于群体上访，它的缘由更复杂。

群体是为某种目的而在短时间内聚集起来的人群。依据《信访条例》规定，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在实践中，对于超过5人的信访则定性为群体性涉访事件，按群体性事件进行处置。阶层不同于群体，它不是短时间内聚集起来的人群，而是根据人们不同的社会特征，进行多角度划分而形成的社会阶梯。因此，阶层上访所描述的不是上访群体的人数，而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表达对上层的不满与反抗。群体性上访多因一些突发事件，上访者的诉求明确，有组织者，且常常采用一些极端方式，在政府及时处置下很快得以平息。在阶层上访中，上访者也有明确的事由，但这些事由多是一个噱头，事由可以不断扩展，其背后深层的原因是底层对上层的怨恨及对自身面临的各种压力的一种抗争。因此，在阶层上访中，越级上访频频发生，且持续时间长，政府处置难度大，但群体性上访却很少，也没有组织者。

2、阶层上访本质上是阶层之间的冲突

如前所述，在日益分化的村庄，底层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方面面临强大的压力。政治上，村庄选举的金钱化导致只有富人才能参与村干部选举，使选举具有很强的政治排斥性，而富人当选村干部后，便利用自己强大的关系网和经济实力支配村庄治理并压制底层的反抗；经济上，村庄上层聚集了巨额财富，并不断摄取村庄经济发展的收益；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由村庄上层开启、张扬和维系的炫耀性消费，将村庄底层边缘化，使他们倍感压力和屈辱。因此，底层的上访是压力重负下的上访，他们针对村干部的上访，反映的是对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富人阶层财富积累的不满；针对村级集体财产的上访，表达的是对村干部窃取公共资源的反抗及对财富再分配的期待，上访因此深深烙上了阶层关系的印迹。正是在此意义上，阶层上访本质上是阶层间的冲突。

3、阶层上访具有一定的对抗性

分层本质上是人群之间的关系和人群占有资源的关系，当资源十分有限时，人群之间的关系必然十分紧张，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也就必然较高。[19]同时，“如果某些社会成员看到某个社会成员财富的增长远远高于他对社会的贡献，那么前者就会对后者有敌意，愤怒和嫉妒将导致破坏性行动。”[20]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社会结构出现明显的阶层化特征，同一村庄社区的农民被分割在这个等级结构中的不同层级；不同阶层的农民在利益取向、经济收入、价值观念、政治社会态度、社会关系网络等诸多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21]，这些差异影响它们之间的内部认同和相互之间的关联。一方面，村庄上层的内部认同越来越强，并且不断地制造包括消费、交往、互助、生产、闲暇、劳务等方面的层级化[22]，刻意强化阶层之间的区隔，甚至在人情、人际交往、村庄政治等方面对下层进行排斥[23]。D镇的上访者虽然起初的诉求相对明确，一旦问题无法解决而反复上访时，上访就从具体的利益诉求转变为对现行权力结构、分配秩序的全面质疑，上访就不再是单纯争取具体的利益，而是要反抗既有的权力结构和分配秩序。上访因此变成了村庄底层对上层的反抗。

4、阶层上访的治理极其困难

信访是保障公民申诉权利，加强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缓解社会紧张关系的重要举措。在阶层上访中，之所以越级访比较多，本质上是底层援引国家力量以改变村庄权力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一种方式。但一方面，面对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压制，上访诉求难以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上访诉求复杂，政府也满足不了，上访由此陷入恶性循环，进京访、越级访、缠访屡屡出现，且上访人数多，持续时间长。现有的信访治理体系完全无法对这类上访进行治理，因为这类上访在本质上已经超出了信访的范围而指向了一个更大的宏观层面，那就是阶层分化持续进行，阶层区隔日趋明显，阶层怨恨日益加深。因此，依靠单纯的技术治理无法应对阶层上访，唯有不断改善底层的生存处境，减轻他们的社会压力，减弱由于阶层分化带来的阶层之间的对立，阶层上访才有可能得以缓解。

（二）阶层分化背景下的社会整合

社会分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总趋势。发达地区农村，由于资源密集，农民的分化程度更高，阶层之间的边界更为清晰，阶层关系结构和作为村庄行动者的阶层不仅塑造村庄社会结构，而且塑造村庄社会的其他层面，包括村庄政治[24]、村级治理[25]、人情往来[26]等。阶层分化会带来阶层区隔，进而引起阶层之间的关系紧张与利益冲突，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整合。

“社会整合亦称社会一体化，它既体现各种社会因素相互统一和相互协调的过程，同时也表明这种统一和协调的结果。社会整合有许多具体形式，这些形式可分为不同的类型，既有社会体系的整合，民族或种族关系的整合，也有政治的整合、文化的整合、制度的整合以及规范的整合、功能的整合等。”[27]在社会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农村社会整合必须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间多个层面共同努力，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加强社会整合。

一是要切实加强基层民主建设。随着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不同阶层的农民，其政治态度、政治价值、政治热情、政治诉求等都将发生巨大分化。在此背景下，宏观层面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尤其要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有机统合起来，最大限度满足农民自由、平等、充分和有效的政治参与。同时，在地方层面，要坚决打击贿选，遏制选举金钱化，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监督制度，提高村庄治理的公共性，真正使每一位村民都能在村庄政治中获得尊严，并通过积极的参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是要调整利益分配结构。利益关系是各阶层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农村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也体现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是指国家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在村庄中的分配及整个经济发展给每个人带来的潜在收益，微观层面主要是村庄公共资源的占有和收益分配。在阶层分化的背景下，调整利益分配结构就是要尽量将国家输入到村庄中的资源及村庄内部公共资源的收益分配向村庄底层倾斜，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困难救助项目、为底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等具体举措，不断缓解底层的社会压力，改善他们的生存处境。

三是要培育农村中间阶层。已有社会学研究表明，中间阶层是上层与下层的缓冲层，扩大中间阶层能避免社会的两极分化，降低社会冲突的可能性；中间阶层与上层和下层都有广泛的社会交往，能够为社会的利益协调与沟通提供交往基础。近年来，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探讨了培育农村中间阶层对于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28]。为此，中央和地方的政策制定与调整应该充分关注中间阶层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如在农业型地区不要强行推动资本下乡，用资本瓦解中间阶层的经济基础；在发达地区农村，不要鼓励“富人治村”，而要真正推动农村社会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中间阶层壮大了，农村社会的重心也就更稳了。

四是要倡导理性消费，构建和谐的村庄公共生活。阶层分化容易导致消费分层，上层希望通过炫耀性消费来构建排斥性社会关系的行为，容易导致底层的不满甚至怨恨，需要通过倡导节俭、理性的消费观念来遏制奢侈、浪费。此外，阶层分化也容易导致阶层区隔，使村民间的交往变得稀缺，公共生活衰落，要通过繁荣村庄公共文化，增进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信任与宽容，构建平等、自由、和谐的村庄公共生活，推进村社共同体建设。

注释：

[①] 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国光主编：《九七效应》，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

[②] 于建嵘：“当代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③] 田先红：《治理基层中国：桥镇信访博弈的叙事，1995-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④] 田先红：《治理基层中国：桥镇信访博弈的叙事，1995-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⑤] 饶静、叶敬忠等：《“要挟型上访”——底层政治逻辑下的农民上访分析框架》，《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3期。

[⑥] 陈柏峰：《农民上访的分类治理研究》，《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1期。

[⑦] 应星：《‘气’与中国乡村集体行动的再生产》,《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

[⑧] 资料来源于2013年1月D镇第七届人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

[⑨] 李强著：《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第1页。

[⑩] 黄立茀著：《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35页。

[11]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载李友梅、孙立平、沈原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9页。

[12]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载李友梅、孙立平、沈原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23-26页。

[13] 李强著：《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第54页。

[14]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7页。

[15] 李培林、张翼：《消费分层：启动经济的一个重要视点》，《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16] 李强著：《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第54页。

[17] 沃特斯·马尔科姆：《现代社会学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第313页。

[18] 田先红：《治理基层中国：桥镇信访博弈的叙事，1995-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9] 李强著：《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第117页。

[20] Homas,George C.1974.Social Behovior:Its Elementary Forms.Ner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转引自[美]埃德加多·巴斯卡哥利亚、威廉·赖特利夫著，赵世勇、罗德明译：《发展中国家的法与经济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91页。

[21] 杨华：《农村阶层分化：线索、状况与社会整合》，《求实》2013年第8期。

[22] 李培林、张翼：《消费分层：启动经济的一个重要视点》，《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23] 陈柏峰：《农村仪式性人情的功能异化》，《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24] 袁松：《富人治村：浙江中部吴镇的权力运作（1996-2011）》，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2。

[25] 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阶层及其分析》，《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26] 宋丽娜、田先红：《论圈层结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再认识》，《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7] 王邦佐等:《执政党与社会整合———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社会整合实例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第 1页。

[28] 如贺雪峰：《新“中农”是今后中国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农村工作通讯》2014年第7期；陈柏峰：《中国农村的市场化发展与中间阶层——赣南车头镇调查》，《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杨华：《“中农”阶层：当前农村的中间阶层——“中国隐性农业革命”的社会学命题》，《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