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一个人、一群人、还是一代人，都需要生命的意义感，都需要确定自己没白活，不但现在没白活，过去也没白活。对于那些“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如瑞士、新西兰，生命的三世浑然一体，意义前接后续，平顺得像月下缓缓流淌的春江或纺织能手指间的绸缎。而数经沧海桑田、今是昨非的现代中国，生命意义的断裂有时甚于高位截瘫，这造成了从20后到60后几代人所共有的内心紧张。梁晓声创作的45集电视连续剧《知青》，一如他以往同类题材的作品，可以说是这种紧张的产物。

知识青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始于文革由盛转衰的1968年底。那一年，文化大革命陷入了泥潭：造反派把当权派打倒在地之后，彼此间的大打出手向着真枪实弹步步升级，清亡后近四十年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的局面隐然再现。对此，毛泽东从最大的造反派泫然转身为最大的当权派，派出了军队这个尚未被“砸烂”的国家机器去恢复国家秩序。而曾经被赋予“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重任的造反青年，也随之变身为“知识青年”，前往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我当时还上小学，印象中他们是喊着口号唱着歌去的，有些甚至是争先恐后去的。总之，音高还是与文革相始终的high C，色调还是毛时代一贯的红光亮。但下场，已冷冷等在远方。过程，则像老山来的灵车，静静走在路上。

我大致按时间先后，说说我个人生命中的知青：

·1968年底的一个寒冷早晨送二姐登上去内蒙的火车，北京站站台上的知青家属哭声一片。

·不久院里的大Q也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他母亲眼圈红红的，逢人就说没头没尾的“刚刚十六岁”。

·我们小学所在胡同的一家门口又是喜报又是红花又是敲锣打鼓，听说那家的孩子没去插队，不知什么人便用轰麻雀的方法轰他。

·又过了一两年，我四姐也是被街道连催带赶去了农村，家里也没办法。临去之前她一声不吭在地上蹲了两三天，把家里的沙发拆开，把几十个弹簧重新绑了一遍。

·70年代初，二姐从农村招工去包头的工厂，急需父亲单位的证明信，父亲一刻不敢耽搁，深夜出门奔走此事，四十年前屋外的雨声此刻犹在耳边。

·院里还有位老高二知青叫二T，也在东北兵团。二T太想脱离黑土地了，每次回京探亲不是咿咿的拉胡琴就是砰砰的弹月琴，还手持一卷苏联人写的戏剧原理，叨叨着“悬念，关键是悬念”进行剧本创作。他那出剧讲的是知青遭遇洪水、抢收粮食，我还记得他朗读的结尾：“魏江高举红旗，众人造型，咔嚓一道闪电，剧终”。二T终于进了师文艺宣传队，不用在地里抢收抢种粮食了。

·大Q的弟弟小Q肝炎痊愈不久，为把哥哥办回北京，根据秘密流传的配方，喝了一整瓶葡萄酒加半斤白糖，第二天冒名顶替去医院查肝功。

·我则因为肝病迁延，也被人包括高中老师神神秘秘请去，帮他们插队的亲人抽血，当时颇觉自己成了人物。

·小Q的小屋里，墙上挂着张毛主席像，已搬走的老邻居老D有回进来，说着说着话，便扑上去将像扯下撕烂。老D是老高三，在河北插队，当年首都中学红卫兵在工人体育馆开大会时他坐在主席台上，根本听不见几个同院小兄弟的欢呼。他姨夫是27年的老党员，科学院的所长，老在院里来回散步，我听说他是“心里学家”后便问他我心里正想什么，他说“正想淘气”，这让我至今对心理学不看好。那么和蔼的一个人文革中被折腾死了。

·大概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74、75年，远远看见二T戴着长毛帽子、蹬着大头靴、斜背军挎、手拎旅行包走进胡同，满脸的春色，浑身的春意。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特别富有戏剧悬念：“一步登天哪！”原来北京的中学为解决师资不足，专门从兵团招回一批老高中知青，他这回不但离土而且离乡——套个今天的学术句型即：完全“去”上山下乡化了。

·北京市政府80年代末出台一项政策，允许所有在外地的知青偕同他们的家眷回京定居，我二姐一家就是那次办回来的。书本里早读到的“仁政”一词，这是头回跟书本外对上了号。

这些知青当然代表不了所有知青，但能代表知青运动的基本走势。上山下乡有多大意义、算不算白活的问题，对于当年的千万知青、亿万亲友，答案是越来越否定的。个体局部的逃逸终于随文革的落幕而演变为整体性的溃散，正如《知青》最后一集最后一幕老站长对梁支书所发的感慨：“都走了，来的时候热热闹闹，走的时候乱七八糟。”知青运动与文革虽不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差不多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样一种联系，对日后更理性地理解上山下乡，更全面地再现那段历史，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上山下乡运动所处的环境，其实不仅仅是文革十年，还有毛时代三十年，甚至更广大的社会历史时空。当年，“上面”如上海、北京及各大城市畅通无阻的一套，到了制度走样、文化别样的“下面”尤其偏远乡村，就要打折扣，有时对折，三折两折的也不是没有。于是，一个与口号社论新闻简报颇不一样的中国，便对知青，并通过知青们口头版的现代《山海经》《录异记》对更多的城市人群，产生深深的震撼，为日后中国的社会巨变积蓄了情感或情绪的能量。《知青》对这个“别样中国”有所反映，只是相对于四十五集的鸿篇巨制，它所反映的太嫌单一了，基本就是“文革凶残与人民（或人性）善良”的二重唱。就说知青跟当地群众干部的关系吧，不是知青帮群众致富，就是干部对知青呵护有加，虽然不乏感人的细节，但显得重复堆砌。只有泪眼而没有冷眼，就会缺少力度，流于滥情。梁晓声是一位富于文学情怀和社会关怀的作家，但他并没有修得大时代文艺家应有的历史理性。他繁盛的情感由于缺少带队的又怕走丢了，于是在中国现当代迷茫的天色里、错综的变局中拥拥攘攘挤作一团。就认识价值而言，这部《知青》仍在《今夜有暴风雪》《年轮》起步的地方踏步。说它是一部80年代初的作品，写完锁抽屉里钥匙就丢了，似不为过。但平心而论，八十年代的不少作品是有生命感的，与眼下年轻快枪手们一边收发黄色短信一边“创作”出来的“怀旧”电视剧不可同日而语。

这部剧的生命感，主要体现于生命意义的断裂所造成的内心紧张。这紧张不仅属于梁晓声一人，也属于那一代知青，甚至还属于经历了三十年河东又三十年河西的无数中国人。当然，就广大知青而言，其紧张的程度、方面、甚至方向，都会因他们当年不同的经历以及日后不同的命运而各式各样。对于后来混成大官、大款或大腕的当年知青，这种紧张即便有也不大，“天降大任”的今生完美地整合了吃苦受累的前世。八年底层和十年寒窗异曲同工，不就是块磨刀石嘛。如今磨刀石安卧在紫檀座上，陈放在法兰西风的客厅里，不但可以昭示儿孙宝剑锋是怎么来的，还能让众宾客对宝剑心悦诚服：中国就该由这样的宝剑指挥，蛋糕就该由这样的宝剑切分呀。其中年轻的女宾在珠光与剑气的交相辉映下目眩神迷，割指血沿血槽写英文血书的心都动了。

而那些在当年上山下乡誓师大会就轮不上他们发言、如今依旧默默无闻的广大知青呢？他们少小离家，一脸褶子、拖家带口回到城市，在学历低、工作差、住房挤的人生陋巷里磕磕碰碰，腿脚微近中年，心气已入暮年——单位里数他们光干活不折腾。在新时代的价值/意义一览表上，但凡是上星的如学位、梯队、出国都跟他们不挨。而他们曾经富有的泥土、汗水、还有满手的老茧，都跟满洲国纸币似的没处花也没处扔。当年曾听到一些回城知青低声的叹息：“要不是为下一代，回来干嘛呀”。他们的人生，从下乡到下岗，像只流浪的黑猫，夜里一片黑，白天属它黑。我近年翻阅过这类知青再聚首后精心制作的纪念册，有当年的照片，还有如今的感言，从那些感言里可以强烈感受到他们对人生意义的渴望，对那段岁月的珍视——其中“战天斗地”“广阔天地”之类文革语言或疑似文革语言随处可见。这样的感言或感受跟词汇量没多大关系，跟喜不喜欢文革没多大关系，跟毛主席让他们上山下乡到底安的什么心也没多大关系。既然当年披星戴月割麦插禾并没真发生在铁丝网里，那他们回首当年，干嘛非照别人的意思把自己看成劳改犯呢？其实，能出席插队同学、兵团战友聚会的，还不是如今混得最惨的。混得最惨的那些人怎么看那段人生，我们无从知道，因为他们什么也不说。也许他们什么也不想，今生已剥夺了他们述说、思考前世的兴趣或能力——也许。

知青毕竟年轻，社会巨变就算没给一些知青优待，但总还给了他们时间。岁数大的另一些人，就算得到了优待却没得到时间。就说沈从文先生吧，中年时由民国入共和国，180度的大转型几乎把他转疯了（最近读书，发现那一代学者文人光我知道的就颇有几位得了间歇性精神病）。好不容易到文革结束前夕转型完成：他积极争取入党，请思想落伍的老友站远点，别干扰了自己的进步——基本上脱胎换骨了。但接下来天旋地转，180度又转了回去。在转回去的天地里，沈老前面的四十年算生活，后面的三十年算白活。沈老本来就是个“民国范儿”，按说重操旧业总比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民国迷要靠谱得多。无奈余下的时间扒层皮还够，再脱胎换骨就不够了——李慎之那一代才有机会从“一头沉”走到“两头真”。据说沈老暮年一再说他“无话可说”，看着不但白活而且还白费了半生劲的后半生，他确实没什么好说的了。类似的情况在老辈文人中并不少见。文怀沙先生属于极端的特例，他太能活了，漫长的岁月加上必要的资源，使此老在望百之年竟然活出了芙蓉姐姐的时代风采。为数更多的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老人，既没得到优待也没得到时间。过去单位里有位同事，是个勤勤恳恳低声细语的老太太，年轻时评职称时兴先人后己她就让了，老来时兴先己后人没人让她，反说她职称格外低正说明水平特别差。她无奈地摇摇头，退休回家了。1980年代这样的人很多，当时就没人关注，如今已没人记得。

《知青》在舆论界遭到的恶评集中在“赞美苦难”，“美化文革”，向即将接管中国而又有着知青经历的领导人献媚，属于政治投机。是不是想“献媚”只有梁晓声自己知道，而我们只知道他80年代就开始创作这类作品了。投机的典型特征是见风使舵短期行为，像梁晓声这样几十年风雨无阻蹲一地方，跟傻老婆等汉子似的，说“投机”就不合适了。“美化文革”的说法也需要分析。首先主观上，梁晓声确实是想通过这部剧痛批一回文革（见他最近的博客文章）。可能是因为批判的心情过于急切，没顾上艺术规律，他塑造的吴敏和牛川河这两位代表文革路线的反面人物，就像光用锯子没用凿子刀子弄出来的木俑，艺术上恐怕说“次品”都高了。再有，一般发生在社会结构五楼六楼如“两校”“两报一刊”那类地方的情况，作者非塞一楼甚至地下室的陕北穷山沟里，就太牵强附会了。相对于反面人物塑造的失败，那些相爱相助的正面人物倒都还有血有肉，看着像那么回事。这就使得这部剧，在客观上，真有点儿把文革控诉会开成文革表彰会了。顺带说一下，文革特别是文革后期的文艺舞台上，一直是反面人物生香活色，正面人物直眉楞眼。《知青》则反了过来。其实说反也不反：文革作品中的正、反人物，随大时代的转身，成了《知青》中的反、正人物，如此而已。

最后，关于“赞美苦难”，我在前面已从社会变迁与生命意义的角度说了不少，这里再说几句。第一，“上山下乡”是一个巨大而动态的集合体，既包括了数千万知青当年即不乏个体差异的经历及感受，又合并了他们后来分化更剧的心与境，不是哪个人、哪本书、哪首歌、哪部剧、哪份文件、哪派史观、哪股思潮可以一统江湖的。说你自己的，也让别人说别人的吧。第二，知识分子，如果还好意思这么叫的话，看待事物应该多点分析，少点打包，别脑门上都七沟八梁了，脑子里却总一根筋：好就都好，坏就全坏。对文革、对毛时代、对知青运动，应改一改满门抄斩的老习惯了。一段历史，哪怕仅仅是为了不让它重演，也需要在了解它有哪些害处的同时，也了解它还有哪些长处哪些道理，否则你根本不知道它为什么能发生。不知道为什么发生的历史，你如何防止它再一次发生呢？从建设的角度说，全盘否定也不可取。在这方面，知识分子应该向拆迁工地上没啥知识的农民工和包工头学习：大凡能用的钢筋砖瓦、能卖的窗框门梁，他们一件没落下，全装车拉走了。“全盘否定”有位同父异母兄弟“全盘肯定”，那天我在一个会上听一位老大不小的先生天花乱坠地夸文革，听着跟童声独唱似的。他就不想想，文革要真好成那样，怎么就破产了呢？

理性辩证是对知识分子的期望。我们期望于社会管理者的，则是让各种声音都有发出的机会。对《知青》和知青运动是这样，其他事情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