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中国大陆迎来了“认识”和赞美台湾的热潮。其中最有名的，是2008年，陈丹青写下台湾日常生活中的“温良恭俭让”。四年之后，韩寒，中文世界读者最多的作家，向几亿人讲述了一个台湾出租车司机拾金不昧的故事。

不止这两位作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大陆人初次到台湾时，都会像小人闯进君子国，有些不知所措。台湾人很喜欢说“谢谢”。在超市收银台，顾客递过一瓶水：“谢谢～”（请想像尾音上扬）收银员接过东西：“谢谢～”收钱：“25块，谢谢～”把零钱递回顾客手上：“找您75块，谢谢～”顾客接过找零：“谢谢～”

五个“谢谢”，没有一个“不客气”，这种不完整的对话，客气得有点不正常。学者刘瑜说，台湾人太喜欢说“谢谢”了，弄得她被酒店多收了钱，一怒之下也说“谢谢”。

这种感受当然是准确的，可是如果众口一词称赞一个地方“友善礼貌”，这多少是一种病症，症结在我们出发的地方。台湾的朋友们不大能理解为何我们会倾羡一项基本的生活形式。是的，如果你没见过超市收银员把零钱扔在你面前，没有在进地铁的时候和别人肉搏过，没有跟各种各样的权力怪物吵过架、屈过膝，简单来说，如果没有在丛林生活过，大概很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大陆行者来此地之后，灵魂会舒展放松，像泡了一次很长的温泉。

问题在于，当人们舒坦完了，喜欢将彼岸的“友善礼貌”归于祖宗遗产——韩寒感谢台湾和香港“庇护了中华的文化，把这个民族的美好习性保留了下来”；陈丹青早先一步，把这些习性总结为“温良恭俭让”。

这些立论过于粗糙，它们起源于一种思想史的描述：即“五四”革命和1949年以来的社会改造，破坏了中华传统，让我们变得既无信仰，又无教养，戾气横生，粗俗不堪。台湾人的礼貌，真的来自于中华传统吗？

也许是。我们隐隐约约在老舍的小说里见到过这种处处礼让的北京人；也许有日本的影响，50年在台湾的统治，足以改变社会文化，而日本正是一个多礼的民族；也许是因为贫富差距小，随着新的政治文明的建立，社会更安定，温和，没有积聚起不平之气。

台湾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它不是一个“为我们”保存中华文化的冰库。它有不能自主但极其活跃的脉动。从原住民部落的定居，到17世纪西班牙、荷兰人的占领，明代郑成功、闽南人、客家人，一波一波来临，直到1895年被割让给日本，1945年再次易手，国民政府到此，成为美军第五舰队监护下的冷战防线。岛屿上的文化血液一混再混，中华文化尽管重要，却只是其中一支而已。

有一次我坐校车，中年司机抱怨着所有不遵守道路礼仪的车辆与行人，但他像大部分台湾司机一样，从不鸣喇叭。他嘟囔：“前面这辆车开得这么慢，一定是女生。”旁边一位中年男生立刻说：“你这样说是性别歧视，会被投诉哦。”司机坚持：“我说的是事实。”过了一会儿，他问一名从大陆来的女生：“大陆男人都会做家务吗？”女生说：“不一定，要看是哪儿。”司机摇摇头：“以前我们台湾男人不做家务，都是日本时代的影响，大男人时代。”

也许是日本的影响。在台湾的“本省人”，即1949年之前从泉州漳州移居台湾的汉人，性别关系极不平等，就像这位司机说的一样，家里男人说了算，也从不做家务。1949年之后，外省人到来，女人发现，外省人的男人会做家务。即使如此，“传统”的笼罩下，台湾的女人要随夫姓、没有继承权……，就权益而言，和社会主义中国大陆“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完全不能相比。也许正是压迫太强，反抗必起。1980年代，台湾的妇女运动启动，修法、著述、倡导、街头抗议。今天的台湾，仍有传统的家庭结构，但也有非常先锋的性解放运动、同性恋运动。有怀念大男人时代的司机大叔，也有纠正他性别歧视的乘客大叔。

原住民、中华文化、日本、美国的影响都存在于这座小岛上，已经杂糅出新的台湾性格，是什么或许难以一言以蔽之，确定的是它绝非仅仅是“中华传统”。

任何关于“传统”的简化描述都是有问题的，既不能简化打倒，也不能简化怀念，它需要更细腻深刻的理解方式。 如果因为厌恶大陆今天的不文明而美化台湾留存的中华传统，是一种偷懒的思维；如果因为厌恶共产党转而赞美国民党，那更近乎自作多情。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抱着自己的想像，只看到了失落的中华文明，在观看他者的时候，不断投射着自我，这或许是一种难以避免的自恋。

郭玉洁是旅居台湾的记者和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