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摩情事，世人皆知。然而种种传记，不是堆砌史迹，索然无趣，就是捕风捉影，人云亦云。更有一种风月笔墨，涉及淫滥，曲解诗人心性，致失其真。今思其生平，追其缘起缘灭，转觉借鉴“红楼”贾、林之情事叙其原委，颇为贴切。红楼梦曰：“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这一条线索，实是解读徐氏生平爱情悲剧的关键。于是一时心血来潮，趁闲来无聊，辄成左章，亦无非想另辟蹊径，自述情理，转成新鲜。但如此套用，开口才子，闭口佳人，岂又不落俗套？况徐氏生前情事杂沓，湮没难寻，拙笔浅陋，力不从心，又岂能述其生平绝世风华于万一？所以按踪追迹，展开合理想象，大胆穿凿，正不敢抛弃史实蓝本，致其虚妄。其中得失，读者诸君，请自鉴明。
——题记
终于要动手写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的故事了，以前想写却一直迟迟不敢动笔，不但因为他们之间的故事已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为朦胧惝恍、迷离难懂的浪漫一章，更因为那位天才洋溢的诗公子，竟然最终为之献出了自己如锦绣朝霞般的年轻生命，从而使这段爱情呈现出旷世的忧伤和令人震撼的神圣。年轻诗人的为情殉难，不但使当时蓬勃的新文学运动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失，更成为那位艳若桃花、幽若素兰的独立而遗世的“林妹妹”内心深处永远的创伤。所以我一直不敢轻易下笔，深怕自己浅薄，亵渎了其标高和纯洁，曲解了其凝重和神圣。
这段感情故事在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无人不晓。因为众说纷纭，所以迷离惝恍；因为才子佳人，所以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流传久远；而我想要说的是，因为美丽忧伤，所以赢得欣赏。在此，我不想以时间、地点与人物以及情节的发生和发展来重复那段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而想借助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的爱情悲剧意蕴，即嵌入那个“木石前盟”的角度，来解悟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的缘起缘灭。
也许有人要说，这样套用小说中虚构的人事来解悟现实人物，且不失之穿凿附会、敷衍荒唐？但我所指的是，徐林二人的相遇相知以及徐志摩最后“魂归白马山”的悲剧命运，与《红楼梦》中贾林二人的相遇相知以及贾宝玉最后重返大荒山所具有的悲剧意蕴，包括徐志摩与贾宝玉的痴顽的孩子般的性情，以及林徽因与林黛玉美丽柔弱、优雅敏感的内涵气质，无不具有惊人的同构性。且看《红楼梦》这样讲述贾林爱情的“缘起”：······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日日被神瑛侍者以甘露灌溉-----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缘起正是这样开始的：他们相逢在西方英国剑桥大学康河畔（正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其时，少女林徽因恰似一株稚嫩的仙草，让徐志摩这位神瑛侍者怜爱有加，忍不住用真情的“甘露”日日灌溉，想要唤醒那颗内敛含蓄的冰清玉洁的芳心，他们的故事由此一路展开。-----“一切众生从无始际，由有种种恩爱、贪欲，故有轮回”。在此，我并不迷信爱情的轮回，却知道《红楼梦》作为作者灵魂的自叙，在对贾宝玉的塑造中其实有自己生平的投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毋宁是作者自己历经红尘的心灵痛史，尽管不排除艺术的虚构，但谁也不能否定，这怀金悼玉的栩栩如生的一幕曾确实在作者的人生中真实地上演过。红学中的“自传派”，曾考证出作者自身乃是主人公贾宝玉的原型这一重大发现：贾宝玉就是曹雪芹，曹雪芹就是贾宝玉，红楼梦乃是作者借塑造贾宝玉这个角色而展开的灵魂自叙。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将徐志摩与贾宝玉联系起来也就并不是荒诞不经了。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性情自来具有潜移默化的塑造与影响，同样出生在温柔富贵之乡的徐志摩，自幼熟读诗书，也就有幸受到中国诗性文化一脉的濡染与滋养：从山海经的混沌苍茫，到庄子的自由飘逸、禅宗的空灵顿悟，再到《红楼梦》的对纯净女儿国的发现与颂美-----中国文化中最精粹的一系命脉，在徐志摩的身上得到了绵延。他天生具有了贾宝玉式的性情，虽说他遇到林徽因具有偶然的戏剧性，但如果没有这样自由纯真的性情前提，他们之间的情节也就无从诗意化地展开。当然由于时间与空间的变异，他们之间具有不同的情节，甚至林徽因的性情很大程度上也并不同于林黛玉，而是有独立思想的现代女性，她曾独具慧眼地指出，徐志摩爱的其实并不是她，而是爱上了一个他用诗人情绪编造出来的完美幻想（当然，林徽因这句话并不完全准确，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恋爱中的男女一般都会对异性产生一定程度的理想化塑造，徐志摩也不例外，但对于现实中的林徽因本人，徐志摩始终是深深欣赏并爱恋的）。而徐志摩纵然痴情，也曾抱怨她背弃了前世的“木石前盟”，却终于“发乎于情而止乎于礼”，他们之间后来形成终生不渝的真正友情，凝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道令人怀想的风景线。这是他们的故事有异于红楼梦的地方。但他们之间始终潜在的情感的整体走向以及最终的悲剧命运，却又大致是《红楼梦》贾林爱情悲剧的现实翻版，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徐志摩正是通过自己的情爱，将《红楼梦》开辟的重情感重精神的伟大人文传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演绎得更加完美辉煌，他的爱情诗正是演绎这生动诗剧时的生动台词（所以他的朋友们都说：生活中的徐志摩比作为诗人的徐志摩更可爱，更伟大）。在此需要附加申明的是：从红楼梦意蕴里走出来的徐志摩，曾给中国现代文艺复兴带来一股春天般的气象，然而审美向度严重阙如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现实荒原，以它自身的冷漠和残忍把它扼杀于无形，所以，不管在引用红楼梦的悲剧意蕴对其命运进行阐释时有多少心领神会，不管行文时有多少激昂，也不管这段最终用生命的代价写下的真情故事，曾换来了这个冷漠尘世内心深处的多少感动，面对一个旷世天才在传统“共犯结构”中的被毁灭，我的心中，总也抹不去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凉。（人们总是对他表面上看五彩缤纷的爱情故事津津乐道，却很少注意到他内心穿越世俗重重阻力的累累创伤，更无人理睬他那最终跌碎在岩石上时飘荡在旷野上的灵魂的呼号！）
被蔡元培先生称为“说话是诗，谈话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的诗人徐志摩的一生，具有孩子般的单纯性情，对爱情天生抱有热烈的观望，美丽的女性，仿佛自然界中的月亮景观，往往使他陷入性灵的迷醉而勃发出创造的激情（他曾写有许多关于月亮的诗文），是引领他灵魂上升的自由女神，所以他和贾宝玉一样，对美丽的女性天生具有一种“泛爱”的感情。这种并非滥情的泛爱，使他的一生成为“感情的一生”。所以当他在那场康桥绝恋中遭遇梦中的林妹妹“转身天涯”的无言变故之后，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刻遇到陆小曼，即展开了疯狂的追求：他那在林徽因身上无处释放的激情得到了倾泻和勃发，他一生的情感动荡和悲剧命运也由此一路展开。然而并不具备林徽因优雅内涵的陆小曼让他遭遇挫败，从而爱恨交加，欲罢不能，以至最后在这种激情的烈焰中用生命上演了古希腊的原型神话，成为飞天的“伊卡洛斯”。这其中的变故，为节省笔墨，不妨转录拙作《徐志摩与贾宝玉》一文中的二段作为说明：“徐志摩在没有见到林徽因之前，他的性灵，也还只是一块没有经过感化的顽石。遇到林徽因之后，他性灵的深处，刹那间被爱情的甘露所滋润，从而孕育了他诗人的灵气。虽然最后与林徽因的爱情失败了，但从此起，他开始在茫茫人海中寻访他灵魂唯一的知己，并且认定：‘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正是由于生命负荷着如此高贵的精神使命，才使得诗痴情痴徐志摩对后来遇到的陆小曼也怀着这种与生俱来的神圣情感，可叹的是，同样作为临水照花人的陆小曼，却并不具备林徽因那样优雅的内涵，一个喜欢追逐世俗热闹、沉湎鸦片幻觉的世俗女子，显然并不能与爱在山水自然以及理想国之间飘渺徜徉的诗人产生灵魂的共振，也就并不是他所要想寻访到的‘灵魂唯一的知己’。陆小曼最为可贵的地方，仅仅是在两人热恋遭遇世俗压力时因为对自由的向往以及诗人的鼓励而予以热情的俯就与迎合，但在身体结合成功之后，平庸的世俗女人陆小曼，并不能进入到诗人那高贵的精神天空而与之进行生命的交流。与最有希望引导他的灵魂上升的‘绛珠仙子’林妹妹遗憾地失之交臂，又在急于寻找爱情幸福的不顾一切的冲动激进中饱尝挫败，耗尽了生命能量的徐志摩，最终只能孤独地飞翔在空中。表面看，这是一种‘独与天地相往来’的独立与飘逸，实际上，却浸染着一种找不到方向的宿命式的悲哀与无援------“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她的负心，我的伤悲”（徐志摩诗）。当然，陆小曼也是无辜的，如果没有遇见徐志摩，她本可以平庸地过一生，纵然浑噩，却少了动荡和不幸，她的幸福与悲哀，全在于遇到了一个贾宝玉式的情痴徐志摩。”“人间女神的引导，始终让徐志摩保持着真情真性，而没有被庸俗的世界同化。但这种过度单纯的追求在复杂的现实世界面前失败了-----他与陆小曼的恋爱在狂热过后慢慢走向了破裂的边缘。在他生命的后期，在迷惘与失落的痛苦中，已经离开身边的林徽因又出现在他生命中，他又燃起了隐隐的希望-----也许只有那最初滋润过他爱的灵魂的林妹妹，才能引导他走出人生的黑暗，重新点燃他的生命之灯。终于，他在追寻林妹妹的途中坠机物化，迷途不返，永远地离开了这个曾带给他虚假与欺骗的污浊人间。我想，设若贾宝玉顽石有灵，看到几百年后又有一个徐志摩因为追寻心中的‘林妹妹’而重返大荒，化为与他类似的一块顽石，他也许会诧异悲伤，但应该更会欣慰而露出心领神会的微笑。”-----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徐志摩与贾宝玉爱情故事的神似并不只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源于某种历史文化的渊源和重叠。作为现代意识伟大开端的《红楼梦》，其主人公贾宝玉在封建礼教中的反叛以及对爱情的追寻具有鲜明的个体独立意识，这一独立意识的觉醒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核可谓一脉相承。而近代西方文艺复兴思潮的兴起则为徐志摩向红楼梦精神的回归提供了契机。当徐志摩留学英伦，受到西方社会“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现代思想的冲击与洗礼，他的自我意识的胚胎得到了萌芽（参看《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徐志摩的自述：“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他看清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名教之于自我性灵的束缚。正是在这意识的觉醒下，他邂逅了美丽清纯的少女林徽因，便开始极力挣脱那套在自己灵魂上的包办婚姻之枷锁，义无反顾地追求恋爱的自由。他的人生爱情故事由此与贾宝玉的人生爱情故事产生了惊人的类似，所不同的只是：贾宝玉在认识林黛玉时尚是自由之身，后因家长的撮合无奈与薛宝钗结合，但他仍念念不忘林黛玉，最终在林黛玉泪逝后看破红尘，离家出走；徐志摩则是由家长作主与张幼仪结婚在先，后邂逅林徽因，而毅然离婚展开追求，最终在林徽因离他而去之后死于追寻爱情的途中。情节略有差异，但导致他们共同人生悲剧结局的感情纠葛的内在线索是如此一致。当然，现代诗人徐志摩并不完全等同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贾宝玉不敢在行动上与封建家长发生正面冲突的犹疑与感伤不同，徐志摩那激烈燃烧式的性情多少濡染了西方近代个性解放思潮中的叛逆因素，特别是拜伦式的反叛精神。纵观五四一代作家当中，乃至于中国新文学史上，没有谁比徐志摩在爱情的路上走得更为彻底。他在和原配夫人离婚时向封建意识迷雾重重笼罩的社会大声宣布：“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他在林徽因离他而去时写下悲痛欲绝的《希望的埋葬》与《情死》等诗，欲与逝去的爱情同归于尽；他在和有妇之夫陆小曼的恋爱遭到非议时奋力反击：“跟着我来，我的恋爱， 抛弃这个世界，殉我们的恋爱! ”“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他那拼抵一切的气概和人格力量，在爱情的道路上对作为爱和美在尘世上的象征-----美丽女性的推崇备至与无所畏惧的追求，凸显的是西方贵族文化慷慨勇敢的骑士精神。在追寻真爱的途上，他断然撕毁传统礼教温情脉脉的面纱，因而在爱情的态度上比贾宝玉更积极更明确，是以他们情爱的悲剧意味也不尽相同。相比于《红楼梦》中贾宝玉大彻大悟后最终出走的从容与苍凉，徐志摩在感情追寻的途中意外地死于非命的痛苦与遗憾，则显得分外的惨烈与悲壮。
由上可以看出，林徽因注定是徐志摩生命中的一个劫数：假如林徽因美丽的倩影没有在徐志摩“生命的胚胎萌芽”的时候出现，假如在他们怦然动心的日子里林徽因没有因为徐志摩的已婚身份而产生退缩，又假如徐志摩在佳人“千声万声唤不回”的黯然局面下转舵追求陆小曼而遭遇挫败时，林徽因美丽的倩影没有再次频频出现在他面前，而屡次重点燃起他心头埋藏的希望-----如果其中有一项发生改写，他的人生就将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过程，也就不会有英年早逝的结局，以他过人的先天资质和后天造诣，他一定会在文坛上取得更为引人注目的成就。然而，一切都不能假设，一切都真真切切地发生了，他的悲剧人生无从改写，命运赋予给他的人生以万种风情，却又像显示公正，给他安排了一个残缺不整的人生，只留下那份分外凄艳的光芒，在半空中灼痛着人们惋惜的眼神。
要解答徐志摩的爱情悲剧之谜，答案一定在林徽因的身上：徐志摩因在伦敦康桥遇到林徽因而动情，最终又因为赶赴林徽因的演讲会而坠机殒命，缘起缘灭，到底还是因为林徽因。而林徽因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徐志摩而转嫁梁思成，从而辜负了一段来之不易的“木石前盟”，以致其破坏力居然导致至情至性的诗人最终走向贾宝玉式的殉情？这依然可以从《红楼梦》的角度来看。“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借用著名作家李劼在其《论红楼梦》第六章中的精彩解说，所谓“金玉良缘”，是指“贾宝玉被抛入人世后而被强加的家族联姻”；所谓“木石前盟”，则是指“贾宝玉命定的那场先行于自身而最终由色而空地实现自身的生死之恋”。贾宝玉在面对这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时，“开始时并不十分明了，并且还受到过薛宝钗之丰润肌肤的诱惑”，但不管他在尘世沉沦得有多深，他最终还是省悟了这种“被强加于自身的世俗婚姻与那种导向生命自身的爱情之间的根本不同”。《红楼梦》第36回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这里宝钗只刚做了两三个花瓣，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这个被安排在薛宝钗像妻子似的坐在宝玉身边做活计出现的绝非偶然的细节表明，“即使贾宝玉在沉沦中接受诱惑，作为灵魂的顽石在梦中也绝不会答应”！贾宝玉的灵魂就在这种先行于自身的木石前盟和寓世沉沦的金玉良缘的矛盾之间辗转反侧，“这种状态给整个故事提供了无限的戏剧性，而贾宝玉本身的混沌未开又好比一个丧失了记忆的孩子，来到一个他全然陌生的世界。红楼梦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引自李劼《红楼梦论》）-----深具意味的是，小说中这样的开场，被同构成了徐志摩人生故事的开始。当年轻懵懂的徐志摩奉父命与出身名门望族的张幼仪结成连理后，他发现自己根本不爱她，即使相处久了，所谓的一种感情也只是亲情。张幼仪贤淑达理，外貌端庄大方，嫁入徐家后更以其精明强干辅佐徐志摩之父打理家族企业，使徐家生意更加有声有色，这样的妻子，拿在一般人来看，可谓门当户对的理想人选，可她偏偏遇到了一个贾宝玉似的徐志摩。徐志摩一开始尽管也会沉湎于那种举案齐眉、耳鬓厮磨的出双入对，沉湎于那种子孙繁衍的世俗欢乐，但对于具有薛宝钗似精明强干和端庄仪容的张幼仪，却打心里爱不起来。也许是觉得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妻子始终不能与自己产生真正的性灵的沟通与交流，他潜意识里对这段与家族利益相衔接的“金玉良缘”抱有本能的隐隐厌恶，而对那份洁净出尘的“木石之盟”，尽管不知何时会出现，却抱着天然的渴望。这种感觉，在没有遇到林徽因之前，多少有些混沌不清。但当他留学英伦，在风景柔丽的康桥边，也是在西方文艺复兴思想诱发他生命中与生俱来的对“爱、美与自由”的向往时，冰清玉洁的少女林徽因的出现，使他内心的柔情被彻底地勾动。就像贾宝玉初次遇见林黛玉时似曾相识一般，他内心那块混沌的宝玉，面对林徽因的晶莹，瞬间烁亮起来。他的内心仿佛受到了一种“伟大的震撼”，那明澈的双眸、风姿的绰约和高贵典雅的气质让他激动无比：他梦中的天使出现了，他生命中期待已久的“木石前盟”出现了。而对于林徽因来说，一个拥有儒雅风度和清俊面容的男子，作为父亲的忘年好友，又拥有风趣的幽默，那双梦幻般狭长的眼睛里时不时闪现出柔柔的目光，时不时对自己表示温存的关切，这一切，又怎能自己那颗处在寂寞异国的少女之心保持平静如水？茫茫人海中偶然的相遇，对于两颗情窦初开的心灵来说，仿佛万家灯火里不期然开启的两扇幽窗。于是，在相识后相处的日子里，他们时常徘徊在如诗如画的康桥边，有时候纷披着西天的落日，有时候凝视着河面粼粼的波浪，有时候沐浴在微细的雨中，他们痴痴地谈论着，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题，从文字到音乐，从现实到梦境，从昨天到明天······，那“同听过的鸟啼，同看过的花好”，伴随着他们心绪微妙的抽长，偶尔的对视中，柔柔的眼光总会让彼此的心湖微微地荡漾。爱情的脚步在康河边一路行来，宛如一首平仄的绝句，意境优美，起落有致。康桥给了他们最美丽的相逢，他们曾在星光下默默前行，曾在月色中依依挥别，也曾在拜伦潭边依偎相拥，这一切在双方的心灵里种下了玫瑰色的梦。这梦是如此旖旎，以致多年以后，当爱已成往事，徐志摩最后一次作别康桥时，凝望昔日熟悉的一切，情不能禁，而写下了如下“寻梦”的诗句：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无悔觅者清如水，飖飏伊人宛如梦”——“‘此情此景，主客一体、情景交融，构成了耐人寻味的艺术意境。古老诗经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的醇厚忧伤的意境再度得以复现！诗经中那位主人公反复咏叹的由于河水的阻隔而与意中人可望而不可及、可求而不可得的凄美心境，又何尝不是诗人此刻的心境？”在康桥的柔波里，他多想化作一条水草，永远沉迷不醒。然而“人生长恨水长东”，清醒的现实告诉他，旖旎的梦想已如那榆荫下的清潭，沉淀成天上虹，在此，由色而空产生痛悟的诗人可能没有料到：有一天自己的生命会因此由情入死，当然，也包括向死而生，一如贾宝玉当年的生存方式。而林徽因同样的刻骨铭心，她也曾写有多首回忆当年情景的动人诗句，例如《那一晚》：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
澄蓝的天上拖着秘密的星。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
但可惜的是，无论贾宝玉多么爱林妹妹，他们之间注定要令人扼腕地错过。尽管徐志摩比贾宝玉当年更进一步，与原配夫人张幼仪离婚，主动抛弃了现世的“金玉良缘”来讨好林妹妹，但还是没能彻底抓住林徽因的那颗芳心。灵魂的交和，止步于现实中的阴影。林徽因在顾忌什么呢？有人说林徽因顾忌徐志摩的已婚身份，即使徐志摩为他离婚，她也害怕日后的动荡；也有人说，林徽因因为其父亲纳妾而使其母亲受辱而对自己嫁给离婚再娶的徐志摩抱有一种本能的羞辱，这些，都有道理。也许，她害怕伤害张幼仪，也害怕自己受到伤害，害怕抛弃妻子的徐志摩不会被自己的家庭接受，也害怕徐志摩的家庭不能容忍自己作为第三者的插足，担忧有可能冷不防投掷过来的闲言碎语的冷刺，还有，生活也不总是风花雪月，更多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份爱酷烈得让人沉重，纯洁得让人害怕，而自己，难道就真是他内心中的那个人吗？不，应该只是他内心一个完美幻象的寄托······徐志摩性灵纯粹之光的朗照，并不能使她完全摒除心灵上世俗的杂念，这是她的庸常，也是她的清醒。于是她选择了逃离，逃离那一段美丽得有些不太真实的诗情画意，不辞而别地归国，把无端的“孽海情天”，留给了失魂落魄的“宝哥哥”。她曾经奢侈地享用过他的宠爱，却没有足够的勇气回报他以同样的热情。从这一点来看，林徽因虽然与林黛玉有相似之处，但其实却是有不同的两个人。林徽因与林黛玉一样洁净出尘，骨子里清雅浪漫，但却并不具备林黛玉那样的清高遗世，她向往人间的烟火，而害怕以青春为筹码的爱情赌注。林徽因曾在给胡适的信中坦言：“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为了过回一种“举案齐眉”的庸常生活，她甚至可以容忍“到底意难平”的隐痛。再者，玲珑剔透的少女林徽因，其时尽管如林黛玉一样灵性十足，但却处于一种混沌未开的内敛状态，面对徐志摩那激情四溢的性灵强光的朗照，犹如初浴狂潮的嫩苗，固然会滋生幸福的昏眩，但多少有些惶惑无措（这一点恰与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混沌未开、林黛玉的灵性十足颠倒了过来，相掩成趣），以致于当时林父长民先生“护犊心切”而代林徽因写信回复徐志摩：“阁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而多年以后，当爱已成往事，林徽因却在给胡适的信中（1927年）如此写道：“旧时的志摩我是真真透彻地明白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旧时混沌的性灵经过爱情初潮的冲洗，在漫长岁月的冷静渗悟中终于醒悟过来，一首首细腻忧伤的诗歌，从她复苏的性灵深处汩汩地流淌出来，写满了对爱的怀念。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之间相隔八岁的年龄差距，也是导致他们当初分手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只是当她迈着怯怯的步伐逃离梦中的大观园时，可能没有料到，伤心欲绝的“宝哥哥”，有一天会为了追回她的倩影而单独地奔赴天荒地老。
她最终逃离了大观园，而让我们的怡红公子，在狼藉满地的大观园里，独自面对前世那场始终不能圆满的怀金悼玉的红楼梦而伤情满怀。好不容易出现的梦中的“木石前盟”，终于还是止步于现实中的种种阴影。也许一个美丽的童话，注定只能留存于梦幻之国。虽然后来林徽因后来参加徐志摩组建的新月派，经常互相唱酬，探讨诗艺兼交流评品，在“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惺惺相惜中，彼此之间往往蕴藉无语而又心照不宣，这一点，也与贾宝玉和林黛玉在美丽的大观园中才情并茂地结社作诗以及彼此间牧歌般的抒情吟唱极为相似，但这种时过境迁的追演，终归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陌路惋叹了，何况他们已经拥有各自的家室，要回头已经太难。具有宿命意味的是，徐林相遇相识于1920年11月19日（据林徽因写给胡适的信推断），徐志摩为赶赴林徽因的学术报告会而飞机遇难逝世于1931年11月19日，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整整十一年，他们之间一如冥冥之中的那个“木石前盟”，有性灵之交而没有身体的结合，有缘之中包含了无缘：“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 ----世间的感情，有时是这样难以说清：谁是谁前世种下的因缘，谁又是谁今世的果报？相爱的人未必可以在一起，不相爱的人在一起未必不会幸福。在匆遽莫测的光阴里，我们往往分不清，到底是落花有意还是流水无情。对分手的情人来说，回首前尘旧梦，也许往往只能发出由衷的感慨：桃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那一段康桥绝恋，宛如一段梦魂中的秘密，在他们传世的诗文中，处处留下了芬芳的痕迹。那种 人性热度和诗性才华在心灵意义上的交相辉映，照亮了现代文学史的精神天空，凝成了 现代文学史上一道醒目的人文景观。林徽因多次在诗歌中旨意幽微地回应徐志摩那灵魂的呼唤，诸如在《无题》一诗中用“登上城楼，更听那一声钟响”，来呼应徐志摩的“我只要那晚钟撼动的黄昏”；诸如在《那一晚》中用“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来对应徐志摩的《偶然》中的“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诸如在《前后》一诗中用“桥----三环洞的桥基，/上面再添了足迹”（留意那个“再”字），来回应徐志摩的“我到了那三环洞的桥上再停步，听你在这儿抱着我半暖的身体”；诸如在《紫藤花开》中写“紫藤花开了，|轻轻地放着香，|没有人知道”，表面看似乎只是抒发一种孤寂的心境，其实其深意要联系到林徽因《悼志摩》一文中的一段来看：“又有一次他望着我园里一带的断墙半晌不语，过后他告诉我说，他正在默默体会，想要描写那墙上向晚的艳阳和刚刚入秋的藤萝。”原来她是在抒发失去了知音的悲哀！林徽因的一首《无题》开头两段：“什么时候再能有 |那一片静； |溶溶在春风中立着， 面对着山，面对着小河流？ 什么时候还能那样| 满掬着希望； |披拂新绿，耳语似的诗思， |登上城楼，更听那一声钟响？” 那一片静、那春风、那山那小河流、那新绿、那城楼、那钟响，和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所叙述的情景存在着非常之高的重叠部份。 这么多的重叠，绝非偶然的巧合。如果有人仍然怀疑，认为这些不免有主观的臆测，那么林徽因在徐志摩逝世后写给胡适的一封信则可以作为明证：“一方面我又因为也是爱康河的一个人。对康桥英国晚春景致有特殊感情的一个人，.....他那文章里所引的事，我也好像全彻底明白......”。而徐志摩更为这段感情写下了大量的诗文，例如诗歌《偶然》、《你去》、《云游》等。即使在因与陆小曼的热恋闹得满城风雨而避走意大利佛罗伦萨山时，他写的《翡冷翠的一夜》中浮现的也是林徽因的影子： “我到了那三环洞的桥上再停步，|听你在这儿抱着我半暖的身体，|悲声的叫我，亲我，摇我，咂我，……”----- 由此也可证实，陆小曼自始自终，只是徐志摩在那段珍贵的昙花一现般的“木石前盟”消散之后，那无处可以安放的生命激情的错误移置。而最令人深思的是徐志摩有一段诗歌，可谓是对自己最终死亡的情形与内在的诱因作了预言般真实的阐释：
我信我确然是痴；
但我不能转拨一支已然定向的舵，
万方的风息都不容许我犹豫──
我不能回头，运命驱策着我！
我也知道这多半是走向
毁灭的路，但
为了你，为了你，
我什么都甘愿；
这不仅我的热情，
我的仅有理性亦如此说。
痴！想磔碎一个生命的纤维
为要感动一个女人的心！
——原来徐志摩在飞机失事的猛烈撞击中磔碎自己生命的纤维，只是为要感动一个女人的心！原来是诗人的一往情深，在冥冥中导演了他那飞蛾扑火般殉爱的人生结局，导演了他在向精神天空作最后飞跃中的灵魂的救赎，让他死得其所。
值得指出的是，在徐志摩逝世前夕，曾和林徽因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前文说过，林徽因曾在1927年“给胡适的信中如此写道：‘旧时的志摩我是真真透彻地明白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旧时混沌的性灵经过爱情初潮的冲洗，在漫长岁月的冷静渗悟中终于醒悟过来”——这种醒悟，在林徽因1930——1931年因病疗养而与频频探望的徐志摩的交往期间得到了全面的复苏。固然，两个已经各有家室的人都会受到伦理对感情的约束，一方面林徽因这边是伦理价值高于个人情感，另一方面徐志摩也不愿再伤害陆小曼，但其时林徽因正与梁思成因性格的冲突而经常爆发家庭矛盾（据林徽因堂弟林宣回忆），而徐志摩则正因为与陆小曼的不合而黯然神伤，这种心理的创伤，也就极容易诱使两颗“惺惺相惜”的心灵对“一把过往的热情”的追忆，也就并不妨碍两人以文学知音、知己的方式互相交往，在文学因缘中寻找精神寄托。而正是在情感的召唤下，缠绵于病榻的林徽因在窗前明月与山间鸟鸣的熏染下，开始了她人生的诗歌创作生涯。当年那在岁月中平息的激情，在此刻默契的交往中，在风光清新秀丽的香山中，演绎成了水远山长的深情。那一年，她一口气写了九首好诗，其中与徐志摩有关的如《那一晚》、《深夜里听到乐声》《情愿》和《仍然》。“诗缘情”，在情感的交汇中他们开始了心灵的唱和。对此，蓝棣之在其《作为修辞的抒情——林徽因的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一文中曾有过精彩的剖析：“林徽因在诗里说‘情愿’化成‘流云一朵, 在澄蓝天，和大地再没一些牵连’,‘但抱紧那伤心的标志,去触遇没着落的怅惘’。徐志摩敏感到这‘情愿’背后的真实情绪, 创作了《云游》, 沿用原诗中白云涧水的比喻说,‘那天你翩翩地在空际云游’, 然而‘他在为你消瘦, 那一流涧水 在无能地盼望, 盼望你飞回! ’对于这种‘盼望’,林徽因写了《仍然》‘答谢’说‘尽管你舒伸得像一湖水向着晴空里白云, 又像是一流冷涧澄清’,‘我却仍然没有回答, 一片地沉静，永远守住我的魂灵。’"对于这种矜持的回应，徐志摩则写下轻柔明快的《山中》一诗剖白心迹：
庭院是一片静，
听市谣围抱；
织成一地松影
看当头月好!
不知今夜山中,
是何等光景；
想也有月，有松,
有更深的静。
我想攀附月色，
化一阵清风，
吹醒群松春醉，
去山中浮动;
吹下一针新碧,
掉在你窗前;
轻柔如同叹息
不惊你安眠!
徐志摩在此间曾写有一封致林徽因的信，信的末尾附有一首《你去》的诗，更是直言不讳地宣称林徽因是“永远照彻我的心底的那颗不夜的明珠----我爱你！”陈从周先生曾在《徐志摩与双栝老人》一文中记叙了关于他们此时交往的一个不大为人注意的内幕：“民国十九年（1930）秋，徽音病肺居长春，志摩探视之，执手呜咽，徽音出自作小说一部，言其主角即伊等二人，重复申婚嫁之议，事前徽音曾有一照一诗寄志摩，志摩黯然者移时，迟迟未成行，徽音再以电催之，始行。其时徽音病甚重，于是遵徐嘱迁北京西山疗养，适胡适之长北大教务长，遂辞光华教职单身前往北京。次年冬以飞机蒙难。年三十有六，此小曼告我者。”-----陈从周的这篇文章写于1950年，其记叙的事实是否只是听信了陆小曼的一面之词？可就是同样一个陈从周，在1981年写的《记徐志摩》一文中又再次“旧话重提”：“志摩死的上半年农历三月初六，母亲去世硖石，徽音正在病中，寄给志摩一张她在病榻中的照，背面还题了诗。他偷偷地给我妻看过。”-----陈从周的妻子蒋定，是徐志摩表妹，这次，又多了她这样一个证人，想来，即使是说谎，也用不着如此处心积虑吧？其实陈从周所记叙的这件事如果联系到当时二人密切的交往事迹来看（当时徐志摩面对浮言四起以及陆小曼的猜忌所做的种种辩白也多少可以从反面例证），可信度极高。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证明那种旧情复萌的程度，那么，来自比外界更了解内幕细节的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先生晚年的现身说法则是直接证据了：“我一直在替徐想，他在1931年飞机坠毁中失事身亡是件好事，若多活几年对他来说更是个悲剧，和陆小曼肯定过不下去。若同陆离婚，徐从感情上肯定要回到林这里，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很难办的。林也很心痛他，不忍心伤害他，徐又陷得很深。······”，由此话可以看出，一种已经发展到对梁思成的家庭产生威胁那样程度的感情，“即使用最严格的定义来衡量，也可以称之为爱情了”（韩石山语）。事实上林徽因自己在徐志摩逝世后给胡适的信中曾如此谈到：“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 ulant(激励)在我生命中，······想到志摩今夏的inspiring friendship and love(富于启迪性的友谊和爱)对于我，我难过极了。”如果这话仿佛是对好友的伤悼而显得含混其词，那么在1933年2月写给沈从文的一封信中，林徽因则将自己情感最隐秘的领域作了彻底的剖白：“我方才所说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快乐，不知道你有否同一样感觉？我的确有过，我不忘却我的幸福。我认为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闪亮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迸出神奇的 ，如同两个人透澈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心里，使得你理智感情全觉得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闻，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的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以。这些种种，便都是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有那机会，且没有多少人有那种天赋的敏感和柔情来尝味那经验，所以就有那种机会也无用。如果有诗剧神话般的实景，当时当事者本身却没有领会诗的情感又如何行？”在这段话中林徽因明确承认自己那种恋爱中的幸福感觉“的确有过”，并且在一个时候里她同她“自身以外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情感如诗歌自然的流动”------这“另一个人”到底是谁呢？查考林徽因生平经历，与她有过美好相处并自始自终与诗歌密不可分的，除了徐志摩，不可能有第二个人。而那句“如果有诗剧神话般的实景，当时当事者本身却没有领会诗的情感又如何行”更是包含着对当年康桥之恋的追悔。从以上种种迹象可以看出，不管是在徐志摩生前还是生后，林徽因之于他对自己的一往情深所激发的感情回应，早已超越了一般世俗意义上的友谊，而上升到了一种精神和心灵的感应。世人之所以喋喋不休地纠结于“林徽因是否爱过徐志摩”这个很傻的问题（以此话题纳入文史讨论实际上是一个假命题），实质上是没有厘清他们之间感情的“深层结构”。如果以谈婚论嫁作为爱情的评判标准，那么现实中很多名副其实的夫妇，拥有美好爱情的又有几人呢？如果说一切只是徐志摩一厢情愿而林徽因是出于感激而没有发生过心灵的震颤，那么她何以会将二人1921年交往中如诗如画的情节牵萦于心而在十二年之后（其时徐已逝世两年）仍然发而为诗：“那同听过的鸟啼，/同看过的花好······”？------“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想这在每个人的心中，其实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他们正是那种“灵魂之伴侣”。------之所以要花费一番笔墨来理清他们这种交往中“不足为外人道”的内涵，不是出于对名人隐私的猎奇，而是知人论世，为更好地进行文本解读构筑一个前提。从这样的层面出发，我们才能够更深地明白，是一种内在的强有力的感情线索，牵引着徐志摩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不顾头疼欲裂而坚持登上了一去不复返的飞机；是一种无言的感动，导致林徽因把那块飞机失事时的残骸挂在自己卧室里直到去世为止。也才能更好地解读，林徽因在徐志摩去世后写下的那么多凄美的诗句中，为什么包含的并不仅有愧疚和悔恨，而是对往昔真情的深深追怀。的确，林徽因许多旨意深微的诗歌都在曲折地传递自己的一份悲伤，那分明是对一个从自己生命里抽身而去的灵魂隔着时空的对话，温馨而凄楚，深情而绝望。一种怀念，在无人的时候，总是如歌如泣，如低抑的凄凉的弦子。例如那首《别丢掉》：“别丢掉 |这一把过往的热情|······一样是月明，|一样是隔山灯火，|漫天的星，|只有人不见······”例如那首隐晦曲折的《无题》中所怀念的那个“昨天的人”：“ 什么时候，又什么时候，心| 才真能懂得 |这时间的距离﹔山河的年岁﹔ |昨天的静，钟声 |昨天的人 |怎样又在今天里划下一道影﹖” 例如那首晦涩难懂的《展缓》：
当所有的情感
都并入一股哀怨
如小河，大河，汇向着
无边的大海，－不论
怎么冲急，怎样盘旋，－
那河上劲风，大小石卵，
所做成的几处逆流
小小港湾，就如同
那生命中，无意的宁静
避开了主流﹔情绪的
平波越出了悲愁。
停吧，这奔驰的血液﹔
它们不必全然废弛的
都去造成眼泪。
不妨多几次辗转，溯会流水，
任凭眼前这一切缭乱，
这所有，去建筑逻辑。
把绝望的结论，稍稍
迟缓，拖延时间，－
拖延理智的判断，－
会再给纯情感一种希望！
——这首诗如果联系那段感情来看，其实不难理解：悔恨已让“奔驰的血液”化成“泪水”，她后悔“建筑逻辑”（林徽因后来嫁给梁思成而从事建筑事业）的理性曾让她“避开了主流”而导致这“绝望的结论”！如果让一切重新再来过，她要去“溯会流水”，迎向主流，“拖延理智的判断”，“再给纯情感一种希望！”(此处又出现了那个“再”字）看得出，林徽因渴望重新回到那个纯然的感情世界，然而可叹的是，“当时若爱韩公子，埋骨成灰恨未休”，当年的“宝哥哥”，已经重返荒山成了一块顽石！ 此时的林徽因，恰似红楼梦故事缘起中的那棵绛珠草，昔日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恰似她与徐志摩相遇的西方英国剑桥大学康河边）日日以真情泪水灌溉自身的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情，在她胸中郁结了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她要以自己一生的泪水来偿还报答他的甘露之惠。然而比红楼梦更为悲情的是，林黛玉尚且可以托警幻仙子下凡一了“还泪”的夙愿，林徽因却只能让满怀伤情倾注在稿纸上，默默地流向那条他们最初相遇的梦中的灵河。在漫长的孤独的岁月里，想起那个为她跌得粉碎而独自走向天荒地老的男子，她的心中总是涌起深深的怜惜和被揉碎般的创痛。在一首《给秋天》的诗中，她如杜鹃泣血：
正与生命里一切相同，
我们爱得太是匆匆；
好象只是昨天，
你还在我的窗前！
笑脸向着晴空，
你的林叶笑声里染红；
你把黄光当金子般散开，
稚气、豪侈，你没有悲哀。
你的红也是亲切的牵绊，拿零乱
每早必来缠住我的晨光。
我也吻你，不顾你的背影隔过玻璃！
你常淘气的闪过，却不对我忸怩。
可是我爱得多么疯狂，
竟未觉察凄厉的夜晚
已在你背后尾随，——
等候着把你残忍的摧毁！
一夜呼号的风声，
果然没有把我惊醒，
等到太晚的那个早晨。
啊。天！你已经不见了踪影。
——“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人生中最美好的感情为什么要等到失去后才能够明白那份珍贵？明白那份珍贵后再怎么追悔又于事何补？那个风一样的男子，仿佛是一只慕光明的飞蛾，始终在暗夜里追赶着星辉，终究不悔在热情的火焰里成灰；而自己仿佛那地面上的一流涧水，只能在生命暗淡的岁月里，无望地盼望他那飘逸轻盈的影子，能重新投射进清澈孤寂的心扉。那一块徐志摩飞机失事时的残骸，挂在林徽因卧室的床头，是徐志摩灵魂蜕变后的一块“顽石”，凝聚着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往事，伴随了林徽因终身。也许每一个最终白发苍苍的少女，回首那场青春深处的花事，以及那末尾被风雨摧残的伤逝，都会情不自禁地溢出怀念的泪水，发出苍凉的叹惋。这凄婉的一幕无言地兑现了红楼梦中林黛玉之于爱情期待过程中的“以泪洗玉”意蕴，这其中的差异，仅仅是故事本身演绎的时序错综。红楼梦中，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浊物，“进入历史的男人只有经过水的洗礼，才会使历史的创造具备应有的审美意味”（李劼语）。-----而正是林徽因的出现，洗礼了徐志摩最初混沌的性灵，造就了他作品中特定的审美内涵，成就了新诗绝唱《偶然》（这首诗是徐志摩专门为林徽因而写）、《再别康桥》（这首诗里“寻梦”的意境中正有林徽因的影子。事实上，即使抛开“以诗证史”的论证，林徽因自己在1932年1月1日致胡适的信中也曾明白坦陈过：“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林徽因所指的“这桩事”，即是指徐志摩对她的追求），构成了新诗史上最为柔情旖旎的一抹风景线。前面说过：“林徽因后来参加徐志摩组建的新月派，经常互相唱酬，探讨诗艺兼交流评品，在‘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惺惺相惜中，彼此之间往往蕴藉无语而又心照不宣，这一点，也与贾宝玉和林黛玉在美丽的大观园中才情并茂地结社作诗以及彼此间牧歌般的抒情吟唱极为相似”------他们的故事在此细节上再次与红楼梦呈现出惊人的同构：他们之于爱情的期待，并不在于所期待的爱情本身能否在现世的婚姻中实现，而是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精神层面的审美。这与其说这是命运式的同构，不如说是人类的天性在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中之于一种极为重要的人文维度的无意识的重构。最近，笔者看到一本新出版的徐志摩与林徽因的诗歌合集，封面上赫然印着：中国诗歌史上空前绝后的心灵合唱。-----将一段醒目的人文景观大肆标榜，虽说不排除出版商的炒作嫌疑，但至少说明了广大文学爱好者心中的一个共识：传世的不仅是他们的诗文，还有绵延深远的爱的绝唱；怀念的不仅是他们的容颜，更是清澈见底的纯粹信仰。
在林徽因晚年，快要逝世的前夕，她特意约见了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她始终忘不掉自己少女时所犯下的那个错误，她要亲口对她说一声抱歉。尽管徐志摩从来没有爱过张幼仪，但如果不是自己的出现，他们的婚姻不会那么快出现激变。林徽因理解一个在婚姻中遭受不幸的女人的深刻哀怨。《小脚与西服》中这样记叙张幼仪的自述：“一个朋友来对我说，林徽因在医院里，刚熬过肺结核大手术，大概活不久了。做啥林徽因要见我？要我带着阿欢（徐志摩之子）和孙辈去。她虚弱得不能说话，只看着我们……我想，她此刻要见我一面，是因为她爱徐志摩，也想看一眼他的孩子。她即使嫁给了梁思成，也一直爱着徐志摩。”女性的天生直觉告诉张幼仪，林徽音仍深爱着徐志摩，她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见到心中想念的徐志摩，哪怕在徐志摩之子的身上看见他的影子也好！确实，张幼仪是有理由哀怨的，因为命运既然赋予给了她一段“金玉良缘”，偏偏又作了那样不公的安排，不能让之保持圆满，偏偏让她遇到了一个念念不忘“木石前盟”的贾宝玉式的徐志摩。不过，他们的婚变其实不能全部怪罪于林徽因，因为就算林徽因当时没有出现，他们的婚姻得以延缓时日，但徐志摩以后还是有机会遇到另外一个林徽因，譬如，陆小曼后来的出现。既然如此，所有关于那个男人而起的恩怨纠葛，在生命终结之前，都应该得到谅解。事实上，张幼仪也恨过林徽因，不过并不是恨她使自己的男人离开了身边，而是恨林徽因和徐志摩相恋，却又潜逃，让徐志摩没有得到幸福，在这一点上，她就不恨陆小曼，因为陆小曼毕竟和徐志摩共同缔造过轰轰烈烈的爱情和婚姻。----最为徐志摩“漠视”的张幼仪，是值得尊敬的，默默无悔地为他承受了那么多，包括一种不需要回报的爱。徐志摩当年离婚行为中的坚决和彻底，源于对爱情的执著追求，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也使他与当年不顾薛宝钗怀有身孕而离家出走的贾宝玉一样“乖张残忍”，所以世人之于他主动离婚的行为中对结发妻子的伤害充满了非议。这种非议表面上看源于人们对弱者张幼仪的同情，实际上却牵涉到中国自明末以来思想中“名教与性情”的冲突（这个冲突也是《红楼梦》主人公灵魂中潜伏的悖论），性情欲冲破名教的束缚，必然会断然撕毁传统礼教温情脉脉的面纱，这无疑是一个二律背反的矛盾。这里，并不是为徐志摩当年的离婚行为予以辩护，而是想指出，置身于这种思想矛盾漩涡中的当事人的种种行为，必然会在中国传统的世俗社会中引起巨大的争议。事实上，徐志摩并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他对自己在离婚行为中给张幼仪造成的伤害深表愧疚，这里不妨转录一段他写给张君励（张幼仪的哥哥）的信：“对她（张幼仪）的伤害我自知无可弥补，但若要以延续婚姻关系作为内心亏欠的补偿，只恐怕亏欠更深伤害更大，短痛也将成为长痛。----弟在剑桥受其性灵之启发非三言两语能尽述，惟其治学治性的根本都在于尊重人格之自由完整与差异，这在中国是最被忽视的一件事，在媒约之言父母之命的婚姻中更是首先被牺牲的关键！弟与幼仪之婚姻痛苦始肇于此。清醒了岂能再昏睡，觉知了岂能再愚昧。当华美的叶片落尽时，生命的脉络便历历可见。弟之愚情盼兄能体解。 ”-----在徐志摩看来，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中国女人几千年没有地位是因为男人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他们的妻子，因为不懂得爱就不懂得尊重，因为不懂得尊重才会狎妓养妾终日流连欢场，甚而把这种三妻四妾的事情视之为理所当然。……所以他情愿离婚当一个千夫所指的人，也不愿意占尽了男人的特权回头再戴上一顶礼教的破烂帽子去维系徐家那一点虚伪的面子！”（摘自《人间四月天》）在徐张婚变中有一幕让外人看不懂的是，他们在离婚后依然相敬如宾，情同兄妹。而张幼仪在此婚变后幡然觉醒，从几千年女性一直成为男人附属品的可怜地位中觉醒，走上了自尊自强之路，成为一个事业有成令人瞩目的新女性。徐志摩曾为张幼仪离婚后的人格独立感到欣慰，且看他的一段日记：“C（张幼仪）可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这两年来进步不少，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将来准备丢几个炸弹，惊惊中国鼠胆的社会，你们看着吧！”以此再来回头看徐志摩的《离婚通告》：“解除辱没人格的婚姻，是逃灵魂的命，······谁也不必抱怨谁，现在我们觉悟——我们已经自动，挣脱了黑暗的地狱，已经解散烦恼的绳结，已经恢复了自由和独立人格”------便不难看出徐志摩离婚的真正动机和理由，并不是不明其里的舆论所说的“见异思迁”的卑下，而是基于某种人性的善良和人生信念的崇高。当那位红楼梦中的怡红公子最终离家出走，抛妻弃子的一幕出现时，人们会因为它只存在于小说的虚幻中而不以为意，甚至津津乐道而欣赏，但当现实中有人真的背负自以为崇高的使命义无反顾地兑现这一幕时，人们会立刻群起而攻之，会对这种性情之于名教的过激反动视为反人道主义的自私与残忍。天真的徐志摩，一心追求他那“恋爱的神圣梦境”的实现，忽视了现实传统道德底线反弹的强大威力，以致失欢于父母，得罪于社会，不得不在经济拮据时接受朋友好心赠送的免费票而屡次乘坐当时安全系数还很低的飞机，终于为之付出了惨烈的生存代价。换一句话说，他那爱的正常愿望和权利与家族联姻的世俗利益和权力之间的冲突，是导致他悲剧性人生结局的一个重要内因，更何况他的爱情要求中所蕴含的还是过于理想化的纯洁和高尚。就此而言，徐氏生前好友郁达夫曾说过的一段话，可谓知人至言：“志摩在死的前几年的那一种穷状，那一种变迁，其罪不在小曼，不在小曼之外的他的许多男女友人，当然更不在志摩自身；实在是我们的社会，尤其是那一种借名教作商品的商人根性，因不理解他的缘故，终至于活生生地逼死了他。”
拉拉杂杂地写了这么多，似乎一直在抱怨林徽因没有很好地配合我们的怡红公子，和他颐养天年，儿女满堂，从而将一幕悲剧的红楼梦演绎成看客皆大欢喜的团圆结局。我们当然不能作出这样荒谬的干涉，只是纵览徐林二人的起伏跌宕，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表达足够的憾惜：这一对沿着“西方灵河界三生石畔”款款而来的绝代佳人，本可以结伴而行，合璧演绎五四新文学运动舞台上浪漫清新的春天气象，但命运的捉弄，曲终人散的结局，却最终只留下了朦胧感伤的短暂一幕，以及一代文学天才横遭摧折的无限唏嘘。这一点诚如梁锡华先生所说：“徐林二人，可以说是天生的一对，林父长民先生在英国看他们并肩散步而发出赞叹之言，是不无理由的。志摩的已婚以及后来的离婚，给二人的结合造成绝对的障碍，以致好事难谐。假如这一双金童玉女姻缘成就，志摩早死的事，很可能不会发生，而二人的创作，自然会可观多了。此外，徐氏若有一个理想的妻子而又像他的朋友胡适、赵元任等同登寿域，他对文学会多有贡献；对整个广大的文学界，也会多有裨益，因为他的兴趣广、活力大而又人缘好。······这不单指徐林这一段情的可哀，也兼指中国文学界以至文化界，因太早失去徐志摩而永难去怀的哀伤。”当然，不能要求林徽因为诗人的死于非命负责，一个友好的邀请又怎能预料到旅途的风云？然而，林徽因的离开始终是诗人心灵上无法打开的死结：“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真奇怪，/心窝里的牢结是谁给/打上的？为什么打不开？/那一天我初次望到你，/你闪亮得如同一颗星”，“那天爱的结打上我的/心头，我就望见死，那个/美丽的永恒的世界”（徐志摩：《爱的灵感》），最终，为了追回那颗始终闪亮在心底的“星”，他真的如追赶流星一般，走进了“那个美丽的永恒的世界”。可见，犹如李白捞月一样，诗人实际上死于一种美丽心象的自我追寻，追寻的动机源自内心真情的欲罢不能。这种自我理想心象的执着追寻，同样见于诗人的一首《为要寻一颗明星》，诗中描述了一位“为要寻一颗明星”而“向黑夜不断加鞭”的马鞍上的骑手形象，骑手最终因为劳累而倒在一片“天上透出的水晶似的光明”里-----诗歌结尾对明星寻求者静穆庄严的祭奠的独特写照，无疑是诗人对自我浪漫主义精神的潜意识的认同，也隐然预示着诗人人生命运的悲剧结局。这里，并不是说热爱生命的诗人能够未卜先知而主动踏上那条不归之路，而是说，正是一种对爱情强烈的执着精神，支配了诗人现实中的行为意志，使他最终倒在一片“水晶似的光明里”的殉爱结局具备了可能：从“为要寻一颗明星”的爱的理想与冲动，到不顾一切地去见林徽因一面而最终折戟沉沙，这其中，透析的其实是一种命运的逻辑！从这一点来看，徐志摩身上的“贾宝玉情结”似乎太深，在他的灵魂深处，始终忘不掉那悲伤的“木石前盟”，而想续成今世之好。他始终忘不掉曾经“还泪”于自己前身的那位绛珠仙子，而执着于木石前盟的现世践约，所以他始终对林徽因抱有最真切的梦想，不肯放弃和林徽因“重修旧好”的任何一丝机会。而这段故事最终的戏剧性与传奇性在于：当当年背弃“木石之盟”的林妹妹频频向他招手，而他义无反顾地奔赴那命定的约定之旅时，喜欢捉弄的命运之神以吊诡的方式，把他那天才焕发的生命，无情地毁灭在世人面前，却又多情地使他魂归白马山，一如贾宝玉当年重返大荒山无稽岩，物化为一块石头，投其所好地将他的人生成全为一场红楼梦式的爱情悲剧。-----也许在当初他抛弃现实的“金玉良缘”而投奔梦中的“木石前盟”时，他的爱情悲剧，就已经注定了。
《红楼梦》中那块历尽人间劫幻的顽石，最终还是回到了鸿蒙太初的青埂峰下，在这个不属于他精神家园的扰攘红尘，他只是和绛珠仙草携手偶然地路过,也正如徐志摩与林徽因在红尘中偶然的相遇，虽然刹那间风流云散，却留下了悠然不尽的余韵。就此意义而言，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那首传世的美丽小诗《偶然》，轻灵简净而又悠远绵长，足以涵盖他们之间的全部故事。那是一首心灵的爱的绝唱，不管历史的风云如何变幻，总是能逾越漫长的时空，顽强定格在我们回眸的瞬间：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惊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