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前进到今天，中国农民仍然是一个被解放者，还没有找到一个让农民自己解放自已的制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今人大写“人” 之字的文章中，既轻估了中国农民的力量——这个力量不仅仅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內是“动力者” 的那种力量，更应是开辟新的生产方式的潜在性力量，也没有将农民作为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过程有机有效载体，而把农民看成是回归传统的“破坏者” 、回归近现代化历史“原点”的“阻力者”—— 因此，农民“二等公民” 的历史地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的缩命！？正因为如此，今人大写“人” 至多只能是半个“人”。也正因为如此，把农民问题是革命和建设这一根本问题退化为一个年年叫喊的需要关注的社会底层问题。这，又意味着一个执政党已经忘掉了曾经对农民许下的诺言！？
我以为，东方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探戈与博弈，应该画出一道轴线——既不要幻想中国文化能够一统中国以至一统全球，也不要把西方文化看成是人类文明康庄大道所遵循的“一般”，而应在同异相承续相错综相呼应的节奏中取长补短。与其比较东方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优劣，不如对东方中国与西方的“国家” 、“社会” 与“人” 进行再认识、再批判、再改造。这个认识，我把它看成是一个农民研究农民时的最大的收获。
1980年代，“希望的田野上” 曾经连续几个丰收年，但到了1988年突然冒出了“农业危机” 的呼声。在连续几个丰收年头里，说得最多的是一靠政策（包产到户），二靠科技。在应对“农业危机” 的呼声中听到了增加“农业投入” 的说法。当时有一个问题困惑着我，就是在国家财政支出科目里，唯有农业支出名称叫得别致——“国家财政支援农业资金”。这个潜台词我理解成国家对农业投资只是情份而非本份。我怀疑国旗上是否有一颗星代表农民！？
自从1980年代以来，因吃饭问题的解决，农业成了一个“口号新、位置高、实惠少、落实难” 的无“希望的田野” 产业。农业多年来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又不重要，或者说，不出问题不重要，一出问题才重要。对于我们这些60后的人来说，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即在毛泽东时代的确有一个“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战略共识，但那时似乎生产粮食比制造火箭和卫星更为困难——农业的增长率几乎被人口增长率冲减。按理，随着吃饭问题的解决，国家也在工业化方面迈出坚实的一步，农民的“二流公民” 处境的改变也应迈出坚实的一步。实际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继续扩大，二元结构继续放大。至此，农民问题是革命和建设这一根本问题已退化为一个年年叫喊的需要关注的社会底层问题。这其中隐含着的问题是，人们无视农民是中国现代与后现代结合的有机动力载体的基础主体。可惜的是，直到今天，还少有人意识到，这个基础主体不确立，在中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人权、平等、自由、法制、民主、市场经济等等可能会导向另类“乌托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也是如此。
在前文中我写了“国家” 与“人” 的发现问题，本文接着写。
在“国家” 与“人” 的发现问题上，不能人为地拔高。从管子的“以人为本” 到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的意蕴是人类实践和思维在客体性原则中冲破了一道缺口，向着主体性原则逼近。这时，无论东方中国还是西方，距离近现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等等的“人”还远着哩！而且，那个时候无论东方中国还是西方所认识的“人” 是一个“类” 之人，还不是一个彻底的“类” 与个人“对立”之人。正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的古希腊轻视“人” （彻底的“类” 与个人“对立”之人）， 为后来的基督教造就了生长的沃土。从而形成王权与教权矛盾自我同一的新传统。“人” （彻底的“类” 与个人“对立”之人）在东方中国也不是宠儿。东方中国五百年的春秋战国，在天命神论堆积深厚的土壤上发现了一个争霸天下的国家，并且用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取代根据血缘确立父权的宗法制度攺造成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的基本体制。正是这个国家的发现，造就东方中国二千余年的新传统。“人” （彻底的“类” 与个人“对立”之人）的发现，就全人类而言，不过是最近五百年的历史（从文艺复兴开始到从19世纪末看成是在西方发生了一场国家与资本联姻的“五百年的春秋战国”）。以上问题，我在前文中已作了交待。
同“国家” 与“人” 的发现相关的还有一个“社会” 的发现问题。国家与社会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原始时代的社会，是没有国家的社会。直到中世纪末期，城邦是西方世界的主要政治组织形式，公元15世纪前后，相邻的城邦联合在一起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孔子毕生精力为“吾其为东周乎！”——把西周的制度传播到东周来！在中国，早先国家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分封分权制，但自公元前3世纪起走上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二千余年。从思想史考察，在人类思想史的早期，人们往往把国家与社会等同起来。在中国，朕即国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与社会是混沌的“一”。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 城邦”） 是“同等的人们” 为了“达到最优良的生活” 而结成的联盟，是一种以实现“最高的善” 为目的“最高而包含最广” 的社团。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也把国家看成是“自由的人民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建立的完善的联盟”。 直到启蒙时代，不少思想家，也不对国家与社会明确加以区分。他们通常把国家的起源和社会的起源看作是一回事。无论怎么中西比较，在中国，形而上的价值观会体系与形而下的运行层次，都将国家与社会界定为万万人之上之朕之“我的”。在西方，对国家与社会作有意识区分是近代以来的事。随着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国家制度” 与“社会制度” 之间的区别愈来愈明显。在不少国家，当国家制度还是专制主义的时候，社会制度已在慢慢改变，产生了与私人企业制度相联系的种种自由。这时，人们就愈来愈明确地意识到当“国家”还是旧的时候，“社会” 却大踏步地前进了！
在西方，通过近代以来工业革命的洗脑，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各自清晰的边界与程序。在中国，自公元前3世纪起走上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二千余年的历史中，虽然有过三国五代十国等的动乱混战分裂而造成的国家、社会、人生的冲突与危机，但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的糢糊的边界一直没有被撕开。从运行程序看，自秦以后，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为常规。他若封建余波，郡县封建并行，封建势力复辟等，皆为变相。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势力，中唐藩镇的跋扈，元、清两朝实行的种族压迫等，都未能动摇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运行体制。
这里想提醒的是，东方中国五百年的春秋战国，在天命神论堆积深厚的土壤上发现了一个争霸天下的国家，并且用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取代根据血缘确立父权的宗法制度攺造成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的基本体制；正是这个国家的发现，造就东方中国二千余年的新传统，而在这个新传统中，因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因此，只有国家（皇帝）与臣民而无“社会”！？也就是说，“人” 在中国，是国家（皇帝）的臣民。儒家的“王道”、 法家的“霸道”、 道家的“天道”、 墨家的“帝道” 等统统围绕着国家（皇帝）而“规范” 中国“人”。
那么，西方呢？
我在前文说，正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的古希腊轻视“人”，为后来的基督教造就了生长的沃土。从而形成王权与教权矛盾自我同一的新传统。
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人权、平等、自由、法制、民主、市场经济等等，并不是一开始在古希腊那儿就有了“细胞” ，然后通过组织生成为一棵参天大树——成为人类文明康
庄大道所遵循的“一般”！？ 这个问题需要在这里讲清楚。
在前文中，在东方中国五百年的春秋战国这个时期的古希腊思想家们，点到苏格拉底（公元前470年—前399年）。在古希腊哲学史上，前苏格拉底时代有众多的哲学家与哲学学派，但都不是雅典人，古希腊只是在苏格拉底开始才出现了雅典的哲学家。古希腊哲学史的时代断代就是以苏格拉底为中心而分为前苏格拉底与后苏格拉底时代的。后苏格拉底时代就是苏格拉底师生三代，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前苏格拉底哲学的主要学派与主要哲学家有：
1、米利都学派：最早公认的哲学家是米利都的泰勒斯（约公元前624年－约公元前546年），他是米利都人，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10—公元前545），也是米利都人，还有阿那克西美尼（约公元前570年—公元前526年），开创了古希腊哲学的米利都学派。米利都位于小亚细亚（亦称安纳托利），即现在土耳其西海岸，靠近米安得尔河口，是一座海港型的商业城市。
2、毕达哥拉斯学派：萨摩斯的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72—公元前497），毕达哥拉斯生于萨摩斯岛，萨摩斯岛位于爱琴海东面，是离小亚细亚（亦称安纳托利亚）最近的希腊岛屿，与上述米利都也不远。毕达哥拉斯后定居于意大利南部城市克罗顿（位于意大利亚平宁半岛南端的一个海弯），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的书中称为南意大利学派。
3、爱菲斯（以弗所）学派：古希腊另一位重要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公元前470），就是说了“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的古希腊哲学家。出生于小亚细亚的爱菲斯（又译为以弗所）一个贵族家庭，是爱非斯学派的创始人。以弗所是位于米利都以北不远的小亚细亚（亦称安纳托利亚）西海岸边上。
4、埃利亚学派：还有南意大利的埃利亚学派的色诺芬尼（约公元前570年—公元前480年），生于小亚细亚（亦称安纳托利亚）的克洛封。25岁时移居（又说是逃亡）南意大利，一度住在埃利亚，通常被看作是埃利亚学派的创立者。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15年—前5世纪中叶以后)是一位诞生在埃利亚（南部意大利沿岸的希腊城市）的哲学家，芝诺（约公元前490年生于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埃利亚）。他们开创了与自然哲学对立的本体论学派。
5、多元论学派：认为世界是由多种元素组成的。阿那克萨哥拉（前488年－前428年）出生于爱奥尼亚的克拉佐美尼。爱奥尼亚是古希腊时代对今天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亦称小亚西亚）西南海岸地区的总称。其北端约位于今天的伊兹密尔，南部到哈利卡尔那索斯以北，此外还包括希俄斯岛和萨摩斯岛。前面提到的米利都、萨摩斯、以弗所都属于这一大的地区。阿那克萨哥拉是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阿那克西美尼的学生。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0左右—约公元前435左右）古希腊哲学家。生于南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阿克拉噶斯（今阿格里琴托），提出世界由多元素构成。
6、原子论学派：认为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论奠基者留基伯（约公元前 500—约公元前 440年），出生于米利都，又传他生在色雷斯南部沿海的古希腊殖民地阿布德拉。原子论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公元前370年或公元前356年），古希腊的属地阿布德拉人，原子论学说的创始人。
7、智者（诡辩）学派：普罗泰戈拉（约公元前490或480年—公元前420或410年），他出生于色雷斯（位于巴尔干半岛东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伊斯坦布尔以北，现属保加利亚）的海滨城市阿布德拉城，多次来到当时希腊的中心雅典。
这里列举了前苏格拉底时代的7个哲学学派的13位哲学家，都不是雅典人，其中有：米利都人3位，萨摩斯人1位，以弗所人1位，克拉封人1位，克拉佐美尼人1位，以上这些地区都位于现在地中海东岸，即土耳其西海岸边上，广义地称为爱奥尼亚地区。从这里向北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就是巴尔干半岛的东岸，即黑海西海岸色雷斯地区，有3位哲学家是色雷斯的布拉德人。此外还有意大利南部埃利亚人2位，西西里人1位。在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中出生于雅典以东的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地区的占大多数，还有就是雅典之西的南意大利。而真正是雅典人的大哲学家就是苏格拉底，当然并不能说在雅典没有人玩哲学，但负有世界级盛名的只能是在苏格拉底以后了。此后由于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学院的兴起，才使雅典走出哲学沙漠。所以当我们说古希腊哲学时，其实在前苏格拉底时代没有一个是雅典出生的或在雅典工作的哲学家。这说明当时，直到苏格拉底时代雅典一直是一个文化落后保守的地方，它的出名多半是因为政治制度上有所建树。苏格拉底的出现也可以说是克里伯利时代的一大成果。更详细的资料可参阅陈锡文的博http://blog.sina.com.cn/chenxiwen012。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结束了雅典没有哲学，至少是没有世界性影响的时代，奠定了雅典在希腊哲学，乃至在整个西方哲学中的历史地位。他们的哲学简直成了一种普照的光，整个西方哲学几乎都沐浴在它的光芒之下。
苏格拉底的哲学，可谓“古剑庸一吼”！苏格拉底的出现，改变了雅典的面貌，苏格拉底所形成的哲学不同于米利都学派、以弗所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自然哲学方向，改变了埃利亚学派的本体论方向，改变了原子论学派的方向，他以人为中心形成了伦理派的哲学，应当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保守的雅典并不认同他的成就。苏格拉底的剑锋所指就是古希腊轻视“国家” 与“人”！？苏格拉底出生时正是希波战争的后期，他成年后经历了整个伯罗奔尼撤战争的历史时期，在战争结束后不到十年就去世了。我们知道，从公元前九世纪后期到公元前八世纪初，雅典已经是古希腊历史悠久的古城，建立了雅典城邦。雅典城邦第一任执政官为梭伦（前638年—前559年），他在公元前594年实行了梭伦改革，废除王政，其实就是以地域性的工商贵族取代了传统的以血缘制为基础的氏族贵族，建立了执政官制度。梭伦的继承人是他的表弟庇西特拉图（约前600年—前527年），他参与了政治活动，二次流放，几上几下后于公元前546年第二次成为执政，成了雅典的主宰。他大权独揽，形成了一种僭主政体。我们在历史中所称的雅典民主制，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制，而是与这种僭主制相关的制度，它虽然没有君王，但实际上也是一种形态的独裁，史称寡头政治。僭主就是暴君，在暴君统治下是没有民主可言的，这应当是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这百年间希腊政治的真实情况。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对这种制度并无好感，他们在文章中所批判的就是这种名为民主实际上独裁的僭主制。而苏格拉底就是因独裁的僭主制所不容而被处以极刑的。所以呢，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的古希腊是轻视“人” 的。
我们知道，柏拉图不仅试图在地球上建立一个理想国，而且致力于在人们的思想中建立一个知识的理想国。柏拉图曾经把艺术贬斥为模仿的产物，而且力主把诗人从“理想国” 中赶出去，在他那里理性原则与感性原则并不是相协调的东西。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土多德对他的老师有所批评。但有趣的是亚里土多德最终通过范畴理论和形式逻辑理论，为他的老师太师“捧场”。也由于亚里土多德的努力，由苏格拉底开创的“知识的理想国” 终于渗入了西方文化的血液之中。在后苏格拉底时代的苏格拉底师生三代，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前脚已走出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的古希腊是轻视“人” 的传统，后脚仍深深陷于轻视“人” 的传统，并在传统“知识的理想国”的土壤中播下轻视人的感性和情欲的种子！？
今人大都不明白，苏格拉底师生三代之所以能够“霜叶红于二月花”，几乎红了2000年，是因为有一个更普遍、更世俗化的基督教作精神支柱！？
今人大都明白，基督教是新柏拉图主义、斯多葛主义和犹太教的神秘混合物。如果说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公元354—430）是基督教世界的柏拉图，那么，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约1225年—1274年3月7日）则是基督教世界的亚里士多德。但今人大都不明白基督教的道德产生的历史前提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的古希腊轻视“人” 以及苏格拉底开创的“知识的理想国” 的土壤中播下轻视人的感性和情欲的种子，也包括古希腊东方化（这个东方非指中国而指西亚）的历史因素；今人也不怎么明白基督教的道德是苏格拉底开创的“知识的理想国” 的世俗基础，而苏格拉底开创的“知识的理想国” 则是基督教文明的保护神。也就是说，至少在“文艺复兴” 之前，苏格拉底开创的“知识的理想国” 与基督教的道德至少是联盟的。
接下来的历史便是，从文艺复兴开始到从19世纪末在西方发生了一场国家与资本联姻的“五百年的春秋战国”。
从14世纪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通过复兴古希腊文化的方式实行对基督教的冲击。在柏拉图那里理性原则与感性原则并不是相协调的东西。但在人文主义那里，理性原则与感性原则是相协调的东西，而且两者和谐地统一在一起成为反对基督教的压抑人性的武器。他们向基督教宣时，一方面弘扬理性，另一方面将人的感性和情欲的种子播进西方文化的土壤中。结果是苏格拉底开创的“知识的理想国” 与基督教的道德的联盟被撕开，而苏格拉底开创的“知识的理想国” 进一步得到扩展。也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无论是人文主义学者还是后来的启蒙学者，除极个别外，要么被基督教道德、上帝俘虏，要么同基督教道德、上帝最终采取了妥协的态度。
看来，对于西方文明而言，对“人” 的形成，除基督教以外，也许再没有其他更为持久，更为巨大的影响因素了。
根据基督教教旨，人是由上帝创造的，他们“蒙召” 去完成一定的任务；无数个这样各司其职的个体构成了人类社会。基督教的这种“使命观念” 使西方人意识上都变成了上帝的囚犯，因而都需要进行灵魂的“自我改造”。由此，西方人发展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由于众人都隶属于上帝，只与上帝存在纵向关系，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平等地有罪），因此，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观念也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再加上苏格拉底开创的“知识的理想国” 与基督教的道德的联盟以及人文主义兴起以后要么被基督教道德、上帝俘虏，要么同基督教道德、上帝最终采取了妥协的态度的历史，就产生了西方文明史上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在经历专制残暴、人类不皈依就惩罚在耶稣脚下的“黑暗” 的中世纪后，居然开出了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与个人主义之花，并逐渐孕育出西方所有制观念的累累硕果以及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的进化史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等！？也只有西方人最先说出，“人” 要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人自身的主人”（恩格斯语）。
在前面已说到，“人” 在中国，是国家（皇帝）的臣民。儒家的“王道”、 法家的“霸道”、 道家的“天道”、 墨家的“帝道” 等统统围绕着国家（皇帝）而“规范” 中国“人”。 在专制残暴、人类不皈依就惩罚在耶稣脚下的“黑暗” 的中世纪，正是佛教在中国最“辉煌” 的历史时期。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基督教说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平等地有罪），佛教也说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人人都可成佛）。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以“国家” 为中轴。中国历史上有五位帝王向佛法发难，四次酿成灾难，史称“三武一宗灭佛”（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高祖李渊、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情节各异，结局却惊人的雷同。这表明，西方吃香的是上帝，中国却是皇帝。所有宗教在中国只有向“国家”（ 皇帝）屈从而沒有妥协的余地。“人” 在中国被“国家” （皇帝）“规范” 着，而“人” 在西方则被上帝“规范” 着。在中囯，人人都是天子（皇帝）的臣民。人人之间有一道人们无法看清的也难以抗拒的划分高贵与卑贱的天然屏障，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历史印章，盖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上：个人以家庭为中介“归属” 社会。提倡个人对群体的归属，强调内部的等级序列与协调，倡导个人之间相互关照。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为均为安追求天下太平天下公平，要求天下为公。然而拆除历史上人们无法看清的也难以抗拒的划分高贵与卑贱的天然屏障之后，可以看清的那个无所不包的“天下” 是万万之上的朕的天下！天下为公之“公”实为由朕把持的国家——无所不包的“天下” 的家都“归属” 于朕家！
无论怎么说，人与人之间，在中国找不到平等的影子，在西方是平等地有罪于耶稣脚下。正因为如此，十八、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在出发点与立足点是“人” 的基础上，意识形态之战旗被撕成两半。一半由资本主义者高举，另一半则由社会主义者高举！？
而中国却是在出发点与立足点是“国家”且国家与社会是混沌的“一”的基础上，接过了西方意识形态之战旗，最终走上了一条既非“社”又非“资” 的社会国家主义的道路！？
本文最想说的话是，如果连自已的“国家” 、“社会” 与“人” 都不认识，研究什么农民问题呢！？而只有认识了东方中国与西方的“国家” 、“社会” 与“人”， 才能认识那个“普世价值” 的合理内核与历史局限；也唯其如此，才能恰如其分地理解法儒道墨释的救世之策。总之，在中国研究农民问题的目的，必须提高到对“国家” 、“社会” 与“人”进行再认识、再批判、再改造的战略高度。为此目的，必须放大尺度，拉远距离地对东方中国与西方的“国家” 、“社会” 与“人”进行重新认识与批判——因为人类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的历史过程中，或中国文化能够一统中国以至一统全球，或西方文化是人类文明康庄大道所遵循的“一般”，统统都是如梦如幻！？
2012-0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