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十年文革”与“三十年改革”后的今天，使人们更有条件对农民问题进行批判性地检讨与反思。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农民问题，质而言之，是农民的历史命运仍然由他人掌握着的问题。农民问题也有历史阶段性——中国农民哺育了革命，开创了建设与改革，并为自己赢得了最好的历史时期，但距由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道路仍有一段艰苦卓绝的路程要走。当代中国的农业发展与农村建设问题都是农民问题的派生。农民问题是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根本问题。这句话，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国家主义消亡之前不会过时。只有把农民的历史命运交还农民自己掌握——由农民自己解放自己，才能彻底化解当代中国的农民问题。而这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又天然地连结着当代中国的社会国家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这是一个从农民问题途径思考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问题。为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就有必要从农民问题途径思考苏联解体问题。

现实是由历史发展而来。“凡是现实（存在）都是合理的”，这是黑格尔的名言。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凡是现实（存在）都是部分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因为历史是有局限的！？

无论是苏联（苏联已成为历史，在本文中概不在苏联之前加“前”或“原”字，因历史上的苏联只有一个，既不存在“前”与“后”，也不存在“原”与“现”）的列宁，还是中国的毛泽东，都认为两国20世纪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回往两国20世纪的历史，两国各自的农民问题规定着两国各自的国家社会制度的选择以及国家政权主体在历史舞台上跳得多高走得多远。

对于苏联解体已有车载斗量的言说，笔者思考的最多的是，是否因为农民问题没有解决好，导致国家政权主体与农民关系的不协调，从而引致农业塌陷——进而导致国家政权主体发生变质？这是一；其二，在苏联以前的半个世纪，经历了从亚历山大二世到尼古拉二世的农业革命与改革，为什么苏联在彻底否定他们的农业革命与改革的前提下，几十年未能解决好农业问题而导致了自己政权的丧失？顺着这条历史线索，可能更易于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国家主义行将消亡的历史命运问题。

先说苏联继承的历史遗产问题。

俄罗斯的传统是在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上以农民丧失自我村社制为基层组织的国家政权主体绝对奴役的农奴制。村社制与农奴制都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1649年，沙皇颁布《法律大全》，明确宣布地主有权以1626年编纂的土地财产登记簿或1646-1647年的人口调查表为依据，无限期地追捕逃亡者，所有逃亡农民，不论逃亡时间多久，都要连同他们的家庭、财产一起返回并定居在原来的地主的领地里。《法律大全》规定：领主农民连同老少三代都属于主人，从而把领主农民的农奴地位在法律上完全固定下来；封建主在法庭上对自己的农民负全责，在领地内有权对农民进行判决、鞭笞、拷问和给他们带上镣铐、锁链。除对沙皇的叛逆行为外，农民不得告发自己的主人；地主破产时，其债务要由农民偿还；地主有权干涉农民的财产、婚姻等家庭事务。从此农民完全被束缚在土地上，在人身、财产和司法上绝对由地主支配。这时，俄国农民被分为领主农民、教会农民、宫廷农民和国家农民等四个基本阶层。据1678年统计，67%的农户属于领主和贵族；13%以上的农户属于教会；宫廷农民和国家农民约占20%。《法律大全》的颁布标志着俄国农奴制的最后确立。彼得大帝强国之路同时也是农奴制走向登峰造极的历程。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1762-1796年），农奴制发展到顶峰。同农奴制相匹配的是农民丧失自我村社（米尔）制。

这种野蛮的农奴制和农民丧失自我村社制只能算作苏联继承的间接的历史遗产（完整的说法是，农奴制度、农村公社制度、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加上东正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构成了苏联继承的间接的历史遗产），苏联继承的直接的历史遗产应该是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亚历山大二世到尼古拉二世）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否定自身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

1856年3月30日，即在俄国签订以克里木战争失败告终的巴黎和约后12天，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就已经提出了废除农奴制问题。在宣布缔结巴黎和约的1856年3月31日宣言中，沙皇政府宣布了进行农奴制改革的必要性。沙皇政府已清醒地意识到：废除农奴制这件事由上而下进行比由下而上进行要好得多，与其等待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1857-1858年间，各省制订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草案送交彼得堡的全国拟案委员会，并由其制定总的改革法案。1861年3月3日，沙皇批准了废除农奴制法令定稿，同时还签署了俄国废除农奴制的特别诏书。由此开始了废除农奴制的各项改革。

这场自上而下的废除农奴制的改革，用当今流行说法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同步进行的。1861年年底，取消了地主对农民的行政和司法权，成立了乡，乡包括若干毗连的村庄。实行了由农民选举村行政和司法机关——在村为村长，在乡为乡长以及其他公职人员和法官制度。法令宣布农民立即取得人身自由，不受 地主支配；农民在家庭生活方面享有自由，承认他们有权拥有财产，担任公职，从事一切工商业活动以及同他人或机关订立契约等等。在改革过程中，沙皇政府帮助农民解决赎金使农民得到了土地的不同权利，沙皇政府还放宽少数民族地区农奴赎免的政策。与此同时，沙皇政府还进行了地方自治、市政、司法、教育和兵役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沙皇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农民确实“被”解放了，国家政权主体与农民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时代的改革，也为19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俄国农民的历史命运仍然由他人掌握着的。

也正是在这个大发展的历史时期以及俄国农民的历史命运仍然由他人掌握着，使得俄国的同农奴制相匹配的农民丧失自我村社制的历史遗留问题凸现出来了。村社制出现于13世纪，最早是自由农民的自治组织，17世纪与农奴制相结合，成为农奴制下的米尔或公社。这种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土地公有，定期重分。一般来说，村社是不允许土地的兼并的，这种制度是不利于土地的流动和资本化，它实际上把俄国的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了。在俄国的农村村社制中还存在连环保制度。什么是连环保制度呢？就是村社集体要为社员个人承担责任，与此同时，个人也处于村社集体的束缚之下。份地制度把农民束缚在了土地上，而连环保又给俄国的农民加上了第二道束缚。农奴化时代的村社制中还存在着强制聚居的现象，社员是不能任意迁居的。这就为“畜群式管理”提供了方便。除了强制聚居的现象外，村社的耕作制度也存在着强制性。在这种背景下，村社的农民当然是缺乏经营的自主权，也没有办法培养农场主的企业意识，当然更谈不上根据市场的需要来改进耕作技术从而参与市场竞争。随着俄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俄国村社制度与此的矛盾必须越来越突出了。

 进入20世纪后，正当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跃马扬鞭，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飞速发展的时候，古老的俄罗斯还在以老牛拉破车的速度向前爬行。当时，俄罗斯所面临的问题相当多。在经济上，1900～1903年俄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轻工业发展到重工业，使整个工业生产领域陷于瘫痪状态，由此引发了国家财政的更大危机。在政治上，由于经济危机造成工人失业、农民破产、广大普通劳动者愈加贫困，政治罢工和武装暴动不断发生。在对外关系上，俄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当年欧洲宪兵的神威早已变成了发达国家小伙计的面孔。从1901年以来，俄国城乡的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从未停止。1901年5月7日，彼得堡奥布哈夫兵工厂的工人们开始罢工，手无寸铁的罢工者还同前来镇压的政府军警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结果有 800名工人被捕。这件事在俄国历史上被称为“奥布哈夫保卫战”。1902年，工人罢工的浪潮继续发展，顿河岸边的罗斯托夫的工人有 30000多人参加了长达 3个星期的政治罢工。1903年7～8月，在乌克兰和南高加索各工业中心的罢工后来发展成总罢工，约有20万工人参加了斗争。与此同时，广大农村的农民们纷纷夺取土地，仅在1902年就有 300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此外，知识界的学生运动也此伏彼起。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推动了社会各界政治团体和组织以及政党的出现，由各阶段、各派别组织的政党的团体相继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论和策略。整个俄国正面临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悲惨局面。1904年2月8日，又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与俄国为了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而在中国领土上展开了一场大战。俄军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不但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败无能，而且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正是在这个历史关头，沙皇政府把解决农民问题并解决由农民问题的派生农业与农村问题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面临的任务就是变革同农奴制相匹配的农民丧失自我村社制。1894年，尼古拉二世取代亚历山大三世成了新沙皇。他上台后分别启用了维特和斯托雷平。在如何变革村社制这一点上，维特代表了具有民主意识的温和派，斯托雷平代表了具有铁腕警察手段的强硬派。1906年，斯托雷平取代维特成了新首相，开启了直到1911年被刺之前的铁腕警察手段否定村社的历程。1907年6月1日，斯托雷平以莫须有罪名指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策划“叛国政变”，6月2日晚，政府下令逮捕了社会民主工党的65名杜马代表，随后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6月3日，沙皇政府宣布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并公布了新的更加反动的选举法。这件事后来被称为“六三政变”。 史称，“六三政变”实质上并不是一次政变，只是沙皇政府以防止政变为借口，解散不驯服的二届国家杜马。准确的说法是，在沙皇政府在解决农民问题并解决由农民问题的派生农业与农村问题的过程中，由于当时俄国杜马未能通过斯托雷平企图彻底摧毁村社制度的方案，拒绝进行旨在彻底瓦解公社，建立私人农场的改革，斯托雷平于是发动了“六三政变”，解散二届杜马，开始以强权的形式推进他的以土地关系调整为核心的农业改革。

斯托雷平主要采取破坏村社，迁徙农民两个直接措施来摧毁村社，通过确立和巩固独立地段（独立地段是随着农村资本主义因素增长而出现的一种脱离了村社的以个人占有和和使用为特征的土地占有和使用形式，一种是家庭和土地都脱离了村社的独家农庄，另一种是仅土地独立于村社，而家庭仍居住于村社内的独立农田）进行土地改革彻底否定村社。1906年11月9日破坏村社的命令和法令只充许农民脱离村社，到了1910年6月14日的破坏村社的命令和法令则规定农民必须脱离村社。在1906年，每一根据村社制占有份地的户主，可随时要求将这块土地中应该归于他的那部分确定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农民如果要将多余土地（比按人口应得的份地多余的部分）固定为私有财产时，应按1861年改革时所规定的土地价格向村社交款；将份地固定为私有财产的农民仍保有使用村社草场、森林及其它公共土地的权利。到了1910年，更进一步地做了硬性规定，对1861年以后没有进行土地再分配、村社徒有虚名的地方，直接将份地变为各家固定的私有财产。在破坏村社的命令和法令的执行过程中，政府还派出军队到农村，用武力强迫农民脱离村社。

斯托雷平使用个人财产私有制代替古老的彼得大帝强国之路同时也是农奴制走向登峰造极的。他免除了由村社制中集体支付的赎身款项的剩余部分。他充许农民出卖公社分给他的财产，并可随意脱离村社。他给予农民自由购卖公社、贵族或彼此的圭的权利。这样就有利于大农场主即后来的富农的兴起。富农拥有大片土地，雇佣工人耕作，并生产商品粮供应市场。同时，由于他充许农民出卖土地和脱离村社，这样便加速形成了一个流动的雇佣阶级。他们不是到大农场主那里找工作，就是离开农村到城市做工。斯托雷平还强制性地整理，便于农业的生产与经营。他还建立农民（土地）银行，为农业发展创造条件。农民（土地）银行主要任务是向富农提供贷款，并将贵族、国家、皇室的土地及收购破产农民的份地卖给农民，主要富农。银行为购买土地的农民发放贷款时，须以份地作抵押，逾期不还者其份地被银行以低价收购，然后再将其转卖。

从亚历山大二世到尼古拉二世的半个世纪的农业革命与改革，概括地说，前者给予了农民以人身自由，后者使自由农民成为农业生产与发展的主体，它促使村社农业向独立自由农民农场的过渡——从中世纪传统农业向近代小资产阶级农业过渡。前者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巨额的份地赎金为俄国的资本主要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资金。但这次改革也保留大量封建残余，对俄国社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后者破坏了传统的村社土地公有制，加速了农民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两次革命与改革，农民置于“被”解放的地位，并没有解决农民的历史命运仍然由他人掌握着的历史问题。而斯托雷平的改革，也激化了农村阶级矛盾，导致后来俄国革命的爆发。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广大农民强烈要求把所有可耕地平均分配，俄国的土地问题就成为引起革命的重要根源。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苏联所继承的历史遗产，并不是象以往人们所说的，一个落后、封建、腐朽的沙皇制度犹如年久衰败的沙堤。在斯托雷平的改革期间，1913年的俄国国粮食生产商品率在整个苏联农业集体化前期未能再次达到，1913年全俄粮食人均产量甚至是整个斯大林时代都未能超过的社会主义建设史记录。在斯托雷平被刺百余年后的今天，他的资本主义理想又似乎回到了俄罗斯。无论是从亚历山大二世到尼古拉二世的半个世纪的农业革命与改革，还是苏联的历史，都证明着：苏联农民问题规定着苏联国家社会制度的选择以及国家政权主体在历史舞台上跳得多高走得多远！？

苏联的国家社会制度的选择可简练地表达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到“新经济政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而国家社会主义。

苏联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

在农奴制度、农村公社制度、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加上东正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大背景上，从亚历山大二世到尼古拉二世的半个世纪的农业革命与改革期间，俄国曾产生过车尔尼雪夫斯基、克鲁泡特金和普列汉诺夫等一系列社会主义的农业思想。但无论是民粹派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还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各种农业思想，由于都未能与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合流而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唯有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由于得到了列宁的继承而对苏联全部农业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列宁本人并不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照搬者。20世纪初至十月革命前，列宁是在主张发展俄国资本主义，制定俄国土地纲领的前提下，以美国为榜样开始探索变革俄国农业道路的。十月革命后至西方武装干涉前，宣布实施的是也以美国为榜样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一个将来的目标。宣布一切地下矿藏和森林、河流等自然资源都收归国有，这是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的主要政策导向。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大部分土地无偿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的政策，也正是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内容。将大庄园改为国营农场，而不是均分给农民，则体现了美国式的大生产形式，并试图仿照美国农业已形成的合作经济发展农民的集体经济，应当说与美国经营方式相似。西方武装干涉使苏联失去了乌克兰、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流域这些产粮地区，中断了主要的粮食来源，迫使苏联实施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战时共产主义体制是西方武装干涉逼出来的。

而十月革命后的农民，既反对美国道路，又反对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他们既不赞成土地国有化，也不认同美国的农业经营方式，而是希望选择具有俄国特色的土地社会所有制基础上的农业半市场化道路。是农民不断的起义与暴动逼迫列宁不得不转向“新经济政策”的。

历史就这么真实与简单！？

接下就是用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二年多的过渡期、戈尔巴乔夫等领袖名字连结起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

在斯大林那里有一个大的转换，那就是从“新经济政策”转向农业集体化。就对农民关系而言，由对农民让步转向对农民的强制。

斯大林本人也不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照搬者。斯大林最早是农民个人土地分配与占有论者，直到十月革命前才转向列宁主义者。列宁生前有一个以美国为榜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到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再到“新经济政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战略转变。美国道路同英国道路具有血缘关系且是英国道路的升华，无论在以美国为榜样的国家资本主义策略阶段，还是从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再到“新经济政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战略转变阶段，列宁心中的目标始终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斯大林从“新经济政策”转向农业集体化的战略大的转换，跟着而来的是理论转换。斯大林续承了列宁心中的目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其理论更多地属于他自己所开创性的东西。因此说斯大林主义是名符其实的。

斯大林主义在当今中国遭遇到无情的批判。笔者以为，这些批判者大多是头足倒立！？斯大林主义应该批判，但要懂得俄罗斯的历史，要知道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为认识斯大林主义真实内核，这里，对近代以来数代中国学人热捧的彼得大帝作点引伸。

康熙统治的鼎盛时，彼得一世所处的俄国还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战争是伴随彼得一生的大事。因为他对海洋异常向往，他要改变俄国内陆国的状况，冲向世界。他将目标锁定在了波罗的海。作为17世纪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瑞典控制了波罗的海沿芬兰湾、涅瓦河口一带，阻止俄国通过波罗的海与西欧国家交流。为了夺取这个出海口，彼得一世与瑞典之间展开了长达21年的北方战争。为了维持战争所需的庞大费用，彼得对农民的征税和间接税使财政收入达到了250万卢布。但这些仍无法供应军费日益的递增。于是，窗户税、火炉烟囱税、门税、澡堂税等奇奇怪怪的税收名目被写进了彼得统治时期的税收历史。但这仍然是杯水车薪。1718年，人丁税被引进俄国。彼得在全国开始人口普查，对不论年龄大小的所有男子都征收人丁税，使这一税收成为整个国家税收的基础，也使农民的税收支出增加了2倍。因为赋税增加，激怒了很多俄国人，他们试图以叛乱制止彼得的增税行为，但都被彼得无情的镇压下去。为了支持他的军事行为，他全力发展工业，支持对外贸易，鼓励商人到国外去做生意。鼓励外国人到俄国投资办厂。商人开办工厂的国家给予贷款和各种优惠条件，大批农奴也被引进工厂成为从事工业的工人。同时，他颁布关税条例，保护、扶植民族商业，对进口的外国商品课以高税，力求多出口，少进口。在市政方面上，彼得实行了有利于上层商人阶级利益的政策，这不仅是为了给工商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同时也为他们更好地履行纳税义务，确保国家对军费的需求得到满足，保证整个军事封建帝国机器运转提供了保证。彼得的税收政策支持他完成了他的战争使命，也支持他建立了强大的俄国海军，因此被称为“俄罗斯海军之父”。他先于他的时代200多年认识到西方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性，使俄国很快在工业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要知道，彼得大帝强国之路同时也是农奴制走向登峰造极的历程。

斯大林当然不是彼得大帝。但斯大林同彼得大帝一样——战争是伴随他们一生的大事，有着共同强国梦想。斯大林成功地实现了——顺着传统走出传统的强国战略。因此，斯大林主义内含着许多历史复辟因素：以改造农民为出发点，结果却使农民彻底丧失自我。这点如同历史上的村社制使农民丧失自我一样。

斯大林从“新经济政策”转向农业集体化的大转换，尽管他解释成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其实是否定了苏联以前的半个世纪，经历了从亚历山大二世到尼古拉二世的农业革命与改革，扬弃性地向着彼得大帝强国之路同时也是农奴制走向登峰造极的时代的农村公社制度回归。沿着这条道路，斯大林实现了工业强国，军事强国之梦！？对于农业，斯大林是在既重视农，又重视战的前提下，把农与战结合起来，并视为一国基本国策。这似乎与两千年的中国农战论极为吻合。当代美国又何尝不是这条农战强国之路呢？不过，斯大林并没有将苏联的国家社会制度引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斯大林的后来者，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二年多的过渡期到戈尔巴乔夫，一直未能实现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超越。其根本的原因还是——苏联农民问题规定着苏联国家社会制度的选择以及国家政权主体在历史舞台上跳得多高走得多远！？

斯大林成功地实现了——顺着传统走出传统的强国战略。其后来者的历史任务就应该清除斯大林主义中内含着许多历史复辟因素的遗留问题：开辟出由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道路来！？但苏联真实的历史是，从赫鲁晓夫起，一直背着斯大林主义中内含着许多历史复辟因素的包袱，同江河日下的农业一起，走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也可以说，斯大林主义本身并不疆化，而是斯大林开创的国家社会主义内含着许多历史复辟因素，其后来者既没有清除斯，也没有开辟出由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道路来，从而使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逐渐走上疆化之路。

历史上的存在，往往有一个“短点”——特定历史时期的确定性，；转化为“长点”——整个历史时期的不确定性。要知道无论是“短点”还是“长点”的存在，都是部分合理部分不合理性的。历史的任务就是，变“长点”不合理性为新的“短点”合理性，也就是从不确定性走向新的确定性过程。不懂得这个历史辩证法，就不懂得斯大林主义以及由他所开创的苏联国家社会主义。

人们记忆犹新，戈尔巴乔夫时代所鼓吹的是：民主、人道、社会主义，并以改革与新思维为其表象。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在理论上坚守马克思主义，重提列宁的合作制思想和新经济政策，但在实践上却维系前任，保留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农业政策和体制。是江河日下的农业及其国民经济形势迫使戈尔巴乔夫的民主、人道、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放弃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重新确立农民主体地位。列宁的合作制思想和新经济政策中的有利于确立农民主体在位的思想成为戈尔巴乔夫的理论支撑而贯穿始终。如果说斯大林对列宁的合作制思想和新经济政策是“否定”，那么到了戈尔巴乔夫这里就成了“回归”。这是对从斯大林时代起由对农民让步转向对农民的强制成了苏联传统的反叛！？“否定” 与“回归”都有其合理性。农民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二年多的过渡期的国家社会主义30年的体制强力维系中彻底丧失了自我，“回归”也就有其必然性。

戈尔巴乔夫要重新确立农民主体在位，改变农民的命运，这在苏联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库中找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有的只有支撑国家社会主义的农业计划论和农民改造论。只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才能只为改变农民的命运的理论支撑。于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中首先就有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继承。尽管已经过去了60多年，农民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是欢迎的，对戈尔巴乔夫的重新确立农民主体地位也是由衷支持的。

但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体制已经不允许戈尔巴乔夫继承和发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了。由于斯大林的后来者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没能清除斯大林主义以及由他所开创的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短点”——特定历史时期的确定性的——合理性中包含的不合理因素，这些合理性中包含的不合理因素的日积日累，使得一个号称代表人民利益的苏共领导阶层已经异化为“官僚特权阶层”，与农民有着根本不一致的利益导向。推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意味着这种体制将经受挑战，也可能意味着他们的特权将丧失。在苏联，农民始终是被强制的对象，始终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命运始终掌握在他人之手。戈尔巴乔夫决意反叛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传统，不但没有停留其改革的脚步，而且在江河日下的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危机的逼迫下，不得不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大转变。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库中找不到让农民成为新社会主人解决苏联农民问题的答案，而只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似乎能提供帮助，但他的推行却又遇到了重重阻力。这就迫使他抛开马克思主义重开理论途径，于是有了他所所鼓吹的——民主、人道、社会主义。从实践看，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调整牵涉到农民的利益，而体质变革却涉及到官僚阶层的特权——这是利益反方向的互动，其政治风险是非常大的。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选择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其他政治理念来解决农民问题的失败。这曲悲歌是苏联农民在沉默的观望和等待中落下帷幕的。1991年，苏联国家走向解体和苏共遭解散时，大部分农民认为苏共解散是理所当然的。一个现代现代政党如果不是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并在其政治运行中终结农民的历史命运仍然由他人掌握着的历史，开辟出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道路，这样的政党被抛弃，对于农民来说并不是什么灾难。而苏联农民问题也决定着苏联瓦解的非暴力特征。这是苏共留给人类历史最有益的教训。也再一次证明了——苏联农民问题规定着苏联国家社会制度的选择以及国家政权主体在历史舞台上跳得多高走得多远！？

说完了苏联解体问题，再来思考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问题。

中国的国家社会制度的选择也可简练地表达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进而社会国家主义。

在苏联是国家社会主义，在中国却是社会国家主义。

中国又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呢？

我们先来看当代中国所继承的间接的历史遗产。

国家政治自组织还是那个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在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农业社会的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治自组织外，还存有社会的自组织体系——个体经济（农户经济）是几千年农业社会的传统中国的自组织与选择的结果——传统中国，数千年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运行体制的傍边，还躺着一个村庄单元社会，也就是说中央皇权以县为单元，县以下基本上接近自治体。中国的小农和地主经济的基本形式是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結合，男耕女织，以织助耕。若干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定居在一起组成村庄。村庄各户的联结纽带主要是宗法关系，往往是一个同姓家族繁衍的结果。这种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村庄经济具有内部坚固的结构，几乎不为政治风暴所触动。村庄的生产单位是家庭，宗法关系是联结的社会基础，在政治上没有独立性，始终从属于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中国的村庄是政治统治的经线与宗法关系纬线上的一个纽结，在县以下的乡村又处于高度的自组织状态。乡村 景观，虽够不上雄伟壮观的画卷，但村庄依山傍水，在树木掩映之中早晚炊烟缭绕，宜情宜神, 悠然自在。生活生产方式也简简单单，大部分生活资料都可以自己在乡村范围内生产，唯一需要仰给于外界的只有盐与铁；当一个家庭的子女长大结婚后，就实行析产分家，各白再建立一个相同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生产单位。然而，平静的简简单单的乡村也蕴藏着“生机”—— 地租、高利贷、商业资本这些“现代” 要素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在中国农村一直十分活跃，农民也亨有流动性的选择职业（七匠八匠）的自由。相对而言，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里，中国的“政治人”可能由于存在一个在科举基础上建立的官员升迁体系（体现中国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可能比西方更具有“民主”（ 民主有权力所有层次与参与层次，这里对比的是参与层次） 的国家与社会；而大多数非“政治人”—— 农民，又可能是一个比西方更具有“自由”的国家与社会。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与俄罗斯的传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在当代中国所继承的间接的历史遗产中，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农业社会的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治自组织，无疑是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马关条約》（1895年4月17日）之前，中国有一个30来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大框架中的内外合作求自强的洋务运动；在这期间，英国由于工业革命的成功而成为曰不落的帝国；曰本明治维新走向成功；俄国的1861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自由劳动力、广阔的国内市场、资本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建立了相应的司法体系，加快了俄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从此，俄国开始从农奴制时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在改革后逐渐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也是这期间，德意志统一了，意大利统一了，美国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独立运动消灭，恢复而又加強了美国的统一了；这些国家统一以后，随着就是国内的大建设和经济大发展；在同治以前，列强在外行帝国主义的，主要是英、俄、法三国，之后添加了美、德、意三国，日本是后来居上；这些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几乎都是通过“民主”、 “自由”、“ 宪政” 而走向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总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在中国最具传统又最具现代因素。

在当代中国所继承的间接的历史遗产中，存在着地方割据势力（如刘秀、袁绍等）与农民起义（如黄巢、李自成等）一直是皇帝的克星——非程序式的国家政权主体变动的基因。历史上的中国是如此，而在近现代化过程也得到空前绝后的暴露。清皇朝兴于山海关之外的地方权力，可以说是兴于地方权力亡于地方权力。孙中山自光绪二十一年起事于广州起，历次运动都遭受镇压；辛亥八月，以川咢湘粤四省保路为导火线，在武昌的革命之举，孙中山并没有参与“领导”；而长沙、九江、西安、太原、云南、南昌、上海、苏州、杭州、广西、安庆、福州、广州、山东、四川、甘肃等十七个地方权力独立联合轰倒一个王朝这一历史现象，可能中国是自秦以来的第一次（以往地方权力上升为中央权力都是通过战争实现，唯独这次通过和平实现权力转移）！共和国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兴于地方权力——从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地方权力——再现历史上地方权力通过战争上升为中央权力的历史一幕。至于农民起义争夺中央政府权力，在近现代化过程也愈演愈烈再现了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惊人相似的一幕，如，1850-1865十五年的“太平天国”， 又如1927-1949二十二年的“农村包围城市”。

当代中国直接的历史遗产来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晚清（相当于从亚历山大二世到尼古拉二世的达半个世纪）以及民国在大陆38年的工业化与城市化。

中国工业化过程有一幅黑白分明的风景线：都市发展与农村停滞。也就是说，当代中国不存在类似俄罗斯的国家政权主体（从亚历山大二世到尼古拉二世的农业革命与改革长达半个世纪）自觉“解放”农民的直接的历史遗产。

按照世界工业化国家的一般规律，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走了一条牺性农业利益的道路——农业与工业关系成为工业优先的“一方先于一方” 或“一方优于一方” 的非协调的介入型关系；与之相应的是，一个曾是社会统治阶级的力量与声望的衰落总是伴随着一个新的社会阶级的兴起，如，多数西方国家，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代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贵族力量遭到破坏，近代资产阶级上升为社会和政治力量。如果按照工业化标准，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确是向着世界近现代文明汇流。但中国农村的停滞并不象西方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取得统治地位过程中所带来的问题，也不象西方那样，产生一个生机勃勃的资产阶级。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农村的停滞是再现了朝代后期的衰落景象。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工业化加速了这一衰落进程。如同每一个朝代一祥，地租、高利贷、商业资本，包括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等要素，促进着朝代的中兴，也如同每一个朝代后期一祥，这些要素也反过来迅速瓦解着王朝。按照曰本的经验，豪绅地主阶层在19世纪后期，产生了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或执掌政治权力的“现代化精英”。 中国的豪绅地主阶层在近现代衰落过程，除了不再受传统政治和道德法令约束，实行最野蛮的剥削外，就是把农民推向更为穷困的境地。当豪绅地主不再是原来的帝国制度的社会基础时，产生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近现代化过程：没有生机勃勃的资产阶级，也没有“现代化精英”， 从地主政治转变为军阀政治，使政治和军亊力量与社会和经济力量看似相分离独立，实则互为一体不独立；支配社会和经济的政治权力看似独立于社会阶级之外，实际上又不独立于社会各阶级；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占有者主导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方向和社会各阶级的命运。正因为如此，西方发达国家，包括较落后的俄罗斯的农民，每到革命的关键时刻总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充当“尾巴”。 当代中国既不存在资本直接“解放”农民，也不存在类似俄罗斯的国家政权主体自觉“解放”农民的直接的历史遗产，而是被历史遗忘且运命被他人掌握的中国农民在沉默中哺育着革命。

这个历史结局的历史原因是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特殊的开放、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19世纪中晚期以来，起先是五口通商，再是十几口、几十口通商，最后在1899年之后，由美国提出而被其他认可的“门户开放”原则，使中国彻底、全面地对外开放。如果把外国资本在华享有之特权如关税率及行政、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等统统考虑进来，近代中国特别是19世纪末以后，可谓是“全方位开放”了：商品和资本的国际流通局面业已形成；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之国际分工体系——近代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资本市场之一部分。近代史上，由于中国的特殊的开放，且按照外国资本之意图和要求形成投资环境，因此，资本输入量很大。据有关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外资在中国约43亿美元。这个数目比十月革命前各国在俄的资本还大，也高于三十年代在印度的外资，比各国在日本投资最高额时大2倍多，超过各国在缅甸、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6个东南亚投资总和，也超过它们在中美、南美各国和在南非的投资。

近现代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启动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中国工业化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的官僚资本军事工业，稍后一点时间，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也跟着起步。1895年-1913年，这19年正吻合俄国尼古拉二世取代亚历山大三世分别启用了维特和斯托雷平的农业改革与革命的时期。这19年，中国工业化取得了初步的发展。也是从这时起，民间投资远超过政府投资，逐渐成为本国工业资本的主体。1914年-1920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国工业化进一步的发展时期。这6年，外资增长有限，官僚资本陷于停滞，而民族资本迅速发展。这6年，民族资本新增投资超过前期19年的一倍。1921年到1936年，本国工业资本增长一倍以上，年增长率为6%，增长的主要是民族资本。在1894-1936年，民族资本年平均增长率是12%，外国资本年平均增长率是11%，官僚资本年平均增长率是6%。

但就资本规模而言，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一直由外资主导着。1894年、1913年、1936年外资占中国工业总资本的比重分别是：61个百分点强、80个百分点、78个百分点。1936年是令国民党在大陆最为自豪的一年，80多个亿的工业资本构成是：外资78%、民资16%、6%。一个国民经济体系被外资主导的国家政权主体有何颜面自豪呢！

工业化必然带动城市化。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一枚硬币的正面与反面。着眼于第二、三产业的兴起与发展，称之为工业化；而着眼于人口的转移和集中则称之为城市化。19世纪中叶以后，外资和商品的大量输入，加速了传统手工业的衰落，代之以近代新式工业与交通业的兴起。在后来成为工业城市的地方，先是一些工业点，而逐渐发展成为工业区和交通枢纽。上海的沪东和沪西、天津的南部与河东、青岛的沧口与四方、北京的南口与长辛店、沈阳的大东区、广州的的西村与河南区、无锡的沿铁路和运河一带等等都是近代工业的集中的地区。中国“全方位开放”后，日益成为外资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外资的洋行、银行、商场、市场和各种服务业在各通商口岸成为城市的街区。上海的南京路与淮海路、北京的前门与王府井、南京的大行宫与新街口、青岛的中山路与广西路、哈尔滨的道里、广州的十三行和长堤等，均为繁华闹市。中国“全方位开放”后，主要靠外资发展起来的城市有：青岛（先德后日）、哈尔滨（俄）、大连（先俄后日）、长春（日）、香港（英）、上海（列强）、天津（列强）等等；由中外资本投资于矿业而兴起的城市有：抚顺、唐山、焦作、大冶、萍乡、玉门等等；由内资在铁路沿线要冲投资而兴起的城市有：蚌埠、石家庄、郑州、衡阳、浦口等等。中国“全方位开放”后，农业剩余人口增长的速度仍快于工业化城市化吸收农业剩余人口增长的速度。所以社会上还是充斥着流民、灾民和难民。中国“全方位开放”后还引起了大规模的人口国际迁移运动。有人估计，近代中国累计向海外移民在2000-3000万之多。相当于联合一个发展中大国人口数量规模。

在1914年-1920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前，还有不少人狠着劲儿欣赏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狠着劲儿欣赏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企业繁荣之崩溃、不景气，以及政治家们挽救此等厄运之失败，时而感到满足，他们于是说，中国毕竟还是不坏。然而，在人们眼前，分明各处都有饥荒，各地都有土匪，中国与西方比较起来，谁也没有比谁好了一些。照这样看来，或许中国古代倒是不错的，不妨追溯前代，看看对未来有多少启迪。有谁会想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及1939-1945年，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国家发动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近现代中国在“全方位开放”条件下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体系会陷于瓦解的境地？

国际形势的恶化，对于中国的农民、农业和农村影响是十分严重的。进入20世纪，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已经很高了。除了粮食大量出口外，专为国内市场生产的经济作物种类和数量均不断增加。但从1932年起，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急剧下降。有人作过专门的研究，如以1930年中国农产品输出贸易指数为100，那么，1931年-1936年各年指数是：102、63、46、43、52、50。农产品出口的衰落使得数百万的农民失去生计。同时大量的以农产品初级原料的民族工业企业处于破产各半破产状态也影响到农民、农业和农村。如广东丝织业衰落，曾使20万以上女工从工厂回到农村。农村经济凋敝，加上1927-1937年几乎年年有天灾，农民饥寒交迫，大量人口饿死，或者流逃亡。据统计，1929年-1932年间，饿死者陕西150万人、河南250万人、贵州100万人、甘肃350万人、山西120万人、四川650万人、山东150万人；另外，受饿者，贵州300万人、甘肃250万人、湖南700万人、江苏800万人，广东1200万人、山西400万人，四川2000万人、山东500万人。据1935年调查，在1001个县中，农民流离逃亡者有2000万以上。

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就是这样登上解放自己的历史舞台的！？

而毛泽东那代共产党人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巧妙地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想同农民解放、民族解放结合起来，最终赢得了共和国！？

当代中国史就这么走过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是共和国的老子！？

回往20世纪的人类历程，在一个巨型国家里，因为农民问题没有解决好，导致国家政权主体与农民关系的不协调，从而引致农业塌陷——进而导致国家政权主体发生变质的，第一次发生的并不是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而是20世纪40年代的中华民国。

党国体制中的现代现代政党如果不是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并在其政治运行中终结农民的历史命运仍然由他人掌握着的历史，开辟出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道路，这样的政党被抛弃，对于农民来说并不是什么灾难。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消失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苏联共产党政权瓦解也证明了这一点。只是中国农民问题决定着国民党政权瓦解的暴力特征，而苏联农民问题却决定着苏联瓦解的非暴力特征。苏联农民问题规定着苏联国家社会制度的选择以及国家政权主体在历史舞台上跳得多高走得多远，这一点，也为中国近现代以至于当代史所证明。

前面已说到，中国的国家社会制度的选择可简练地表达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进而社会国家主义。这是笔者在近三年的博客拙作中反反复复说着的话题。因本文主题所限在此不再重复。

笔者在《中国农业现代化：激进乎，渐进乎？》一文写道：

现代中国发生三次“农村包围城市”（从1927年八七会议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前，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革命遭遇滑铁卢，其后，踏上“农村包围城市” 的武装革命道路;1956年，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毛泽东由农村合作化再到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又一次“成功” 的“农村包围城市”;上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起由农村“包产到户” 再进城市，事实上，又再现了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历史一幕。毛泽东那代人始终坚信 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一个从“新”民主主义到“半”社会主义再到“全”社会主义的完整的链条，且成功地以“农村包围城市” 为载体，打造了这一完整的链条的笫一节——“新”民主主义。在延安时代，毛泽东有一个百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但是，通过1956年到1958年实现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三级跳，新民主主义的大门被关上。可以肯定地说，放弃百年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那代人企图以“农村包围城市” 为载体，打造那个完整的链条的笫二节——“半”社会主义。研究这段历史的文章书本也可谓多如牛毛，车载斗量，笔者的基本观点是，放弃新民主主义，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国际环境压力、对经济规模规律认识不足以及苏联斯大林模式影响等意识形态的陷井造成的；放弃新民主主义，是现代中国陷于复兴传统与实现工业化两难境地时作出的劳动与公有制能够达于宇宙统一的乌托邦的选择——也是传统中国数千年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惯性使然；而且，新民主主义的大门关上之后，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影无形！我们走上了土生土长的社会国家主义道路——远离社会主义，顺着传统的历史大惯性，用党权的力量，将传统的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推向顶峰。接下来的历史就是“十年文革”与“三十年改革”。

一个明显的历史逻辑是：前十七年（1949-1966）既为“文革” 又为“改革” 播下了种子！这颗种子在传统中国的土壤中发芽成长分别结出“文革” 与“改革” 的不同的果子。也就是说，前十七年（1949-1966）的社会国家主义是“十年文革” 与“三十年改革”真实的逻辑起点。笔者自然是“文革” 与“改革”同时批判者——不能用“文革”否定“改革”，也不能用“改革” 否定“文革”！？因为“文革”也好，“改革”也好，都包含着重大的基因缺陷，都走向当初为解决“远离社会主义”问题的历史反面：社会国家主义通过“文革” 与“改革”都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无论怎么说，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国家主义的历史阶段。

笔者在本文开头指出，农民问题也有历史阶段性——中国农民哺育了革命，开创了建设与改革，并为自己赢得了最好的历史时期，但距由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道路仍有一段艰苦卓绝的路程要走。因为，在社会国家主义的历史阶段，农民的历史命运仍然由他人掌握着！？只有把农民的历史命运交还农民自己掌握——由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才能彻底化解当代中国的农民问题。而要走这样路，社会国家主义在中国就面临着“消亡”（这里所说的“消亡”，不是消灭！是非暴力的程序过程）的历史命运！？

被历史遗忘且运命被他人掌握的中国农民却在沉默中哺育着革命，开创着建设与改革。这一点已被中国现代以至于当代史所证明。

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过程，在西方，农民是一个被终结的对象或被消亡的对象，而在中国，农民却是一个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有机有效载体。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几乎用最近30年走完西方近300年的道路——走过了西方从农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超级起飞的“浓缩” 过程。这里，“有机有效载体” 可以简单概括为三点：一是民主革命时期，农民流血是旧秩序的破坏者；二是和平建设时期，农民流汗，是制度成本的支撑者；三是在最近三十年，一大批先进农民既破坏了旧秩序又创造了现代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并启动着市场经济的运行（一批先进农民成长为现代企业家，无数农民出卖自已的劳动力从而形成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光凭这两点足以证明）。正是这三点，中国农民把西方近300年的历史颠倒过来！？也正是这三点，中国农民使市场经济成了在中国不可逆转！？也正是这三点，显示着中国农民身上具有自己解放自己的潜在特质！？

据统计数字，我国的自然村十年前有360万个，现在则只剩270万个，“比较妥当的说法是每一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近年我国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六成以上为男性农民工，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7.0%，女性占33.0%，分年龄段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占3.5%，21-30岁占30.2%，31-40岁占22.8%，41-50岁占26.4%，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5/04-29/7242204.shtml)。根据报告数据可以看出农村留守人群中，妇女、儿童、老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农村人口结构严重失调，50岁以上的人占留守人群的67%。另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彦随经过4年对农村实地调研报告，保守评估，我国农村空心村土地整治现状潜力达上亿亩。报告估算，全国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约2.48亿亩，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户均近1亩(包括废弃和闲置的宅基地、打谷场、坑塘、可整理林地等)，人均达到220多平方米。这仅仅是土地资源的浪费问题。还有多少耕地被抛荒尚无法统计。当人们为农村空心村带来的农业、土地、人口、教育、儿童、妇女、老人等等问题所担忧时，有多少人想过，这是被历史遗忘且运命被他人掌握的当代中国农民却在默默无闻中悄悄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消亡自己——农民！消亡农业！消亡农村！——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国家主义制度瓦解性问题。而所有当代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及其相关三农政策，就集中到这么一个焦点上：是延缓还是加速抑或帮助农民自己消亡自己、消亡农业、消亡农村的历史进程！？

笔者以为无论是延缓还是加速都会葬送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愿景。当代中国农民需要的并不是保护，需要的是帮助他们完成自己消亡自己、消亡农业、消亡农村的历史使命。唯其如此，才能把农民的历史命运交还农民自己掌握，开辟出由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道路。

而走这样的由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道路的前提的物质资料生产条件与人口生产条件已由农民自己创造出来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绝大部分牺牲都是由农民来承担的。在1980年代以前的30年，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的的途径用“剪刀差”积累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在最近的30年，政府和土地开发商通过极其廉价甚至无偿征地的方式，从农民身上积累的城市化的“原始积累”的总额，已经超过了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的1980年代以前30年用“剪刀差”榨取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的总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牺牲农民利益的“原始积累”包括“圈地运动”，会转化为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道路的前提的物质资料生产条件。在最近的30年，国家推行了人类史上第一次强制性独生子女政策。农民东夺西走，几乎把培养自己的独生子女当作第一要务。下一个30年，人们可以看到，农民通过教育的途径会源源不断地为社会输送他们高素质的后代。他们的后代行将成为消亡农民、消亡农业、消亡农村的大军。直到今天，所有当代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及其相关三农政策还很少有人考虑到几代中国农民的巨大利益牺牲最终会为他们的子孙后代奠定了强大的自己解放自己的物质资料生产条件与人口生产条件！？

行文至此，已经够长了。读史时知道，在人类史上，只发生过两场典型的自上而下的解放农民的革命与改革。一场是历经300年的英国圈地运动。另一场是历经半个世纪的俄国解放农奴运动。英国是带着血与火的考验进入世界历史的，俄国则运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武力手段强制推进的。两国产生的效果却大出人们的意料。就经济效果而言，俄国创造的农业经济总量是英国无法比拟的，但就其政治效果而言却出现了两种绝然不同的结局：300年的英国圈地运动把它引向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平稳的政治局面使其产生了日不落的帝国，并最后影响到北美殖民地；俄国的解放农奴运动则把它引向了政治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动荡，促成了资本主义的终结。而顺着农民问题的历史线索回往20世纪的人类历程则发现：在一个巨型国家里，因为农民问题没有解决好，导致国家政权主体与农民关系的不协调，从而引致农业塌陷——进而导致国家政权主体发生变质的，第一次发生的并不是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而是20世纪40年代的中华民国。党国体制中的现代现代政党如果不是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并在其政治运行中终结农民的历史命运仍然由他人掌握着的历史，开辟出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道路，这样的政党被抛弃，对于农民来说并不是什么灾难。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消失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苏联共产党政权瓦解也证明了这一点。

于是，笔者想到的是，当今中国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学人，对于共和国执政的中共要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前30年统一了国家，尽管这个国家还贫穷，后30年富了社会，尽管还有两极差距。当今中国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学人，都会期望再给共和国执政的中共30年的历史机会！？

然而历史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农民已经颠倒了西方的历史！？等着瞧吧，下一个30年，有几代巨大利益牺牲的中国农民的子孙后代们会谱写出独立推进东方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悲壮篇章的！？

这篇文章写于故乡。笔者在外已闯荡了30余年，此时的心情是“村情山趣顿忘机”。情愿能够看到有更多的置于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的内在逻辑之上的新社会主义论——因为当代中国的新社会主义不是写在书本中的，而是沿着历史的足迹前进的！？

曲路浚

2015-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