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明 口述 汪文庆 刘一丁
小平同志钟爱桥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老人家一生和很多人打过桥牌，但相对固定、经常一起打牌的搭档不多，早年一起打得比较多的是万里、吴晗、张致祥，后来比较稳定的搭档是王汉斌、丁关根和我。知道这个的人也不少。近年来我看到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有的写得不错，但也有的很不严肃，甚至是胡编乱造，比如说讲我们打牌时故意让着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打输了钻桌子。我曾和小平同志警卫秘书张宝忠专门谈起这事，我们两个人都感叹，文章怎么能这样写呢？老爷子打牌哪钻过桌子啊！实在是太过分了。今年是小平同志诞辰105周年，我想结合和小平同志打桥牌的亲身经历，谈谈我所认识和了解的这位可敬、可亲的牌友。
“王汉斌干脆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
桥牌是一项高级扑克游戏，现在已经成为风靡世界的体育运动。不过，解放前打桥牌的人很少，据我了解，仅仅局限于高级知识分子当中，比如大学教授、记者、医生、工程师。我是解放前在北平上学的时候学会的，主要是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用来做掩护。我们几个地下党员碰头谈事的时候，就把牌放在那里摆着，一有情况就装作打桥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到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有几个同事，包括王汉斌，也喜欢打桥牌。他们是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学会的。据说当时昆明的茶馆很多，门脸不大，茶馆老板对客人很客气。几个人进去每人叫上一杯茶，聚在一起打桥牌，即使杯中续水至没有茶的颜色，老板也不会赶人。
小平同志是什么时候学会打桥牌的，他从来没有讲过，我也说不太准，听说是1952年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时候，在四川内江遇到一位朋友教会了他打桥牌。而此前，比如渡江战役的时候，小平同志也经常打牌，不过打的还不是桥牌，是“打百分”之类的。
1961年小平同志到北京顺义农村调查，休息的时候想玩一玩，就让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找人和他打桥牌，刘仁就找了王汉斌，王汉斌就约我一起去。一见面小平同志就问我们的名字，然后就说王汉斌干脆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以后长期就这么叫了。接着我们就坐下来开始打牌。我当时就是个北京市委的中层干部，觉得这么大的领导，年纪也挺大的，开始有点儿紧张，可是打着打着就不紧张了。
据我知道，在这之前，小平同志1959年曾摔了一跤，腿断了，没有别的活动就打桥牌。当时打桥牌都找万里，我们开玩笑说他是俱乐部的会长，每次都是他的秘书具体组织。小平同志打桥牌固定的对家是当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主任张致祥，陪他比较多的是万里、吴晗。王汉斌和我去了之后，小平同志就老找我们，开始的时候他的对家还是张致祥。我们跟张致祥也打了一段时间。
后来，铁道部部长吕正操推荐了当时在铁道部工作的丁关根，说他桥牌水平较高。小平同志把他找来，一打，果然如此，所以后来小平同志比较固定的对家是丁关根。如果来的人不齐，我和王汉斌也跟小平同志打过对家。那时万里和吴晗有时也还去，但他俩当时毕竟都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工作比较忙，去得比以前少了。为了人多一点好轮换，后来又陆续地吸收了北京市委的一些人，陆禹、项子明、张明义都去过，但是比我们去的次数都少得多。或者我们有事，或者人不够的时候他们上过场。小平同志牌技是很高的，所以我估计他不太愿意跟牌技太差的人打。另外，固定的搭档比较熟了，所以小平同志也愿意我们经常去。
当时打牌一般都是在北京养蜂夹道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小平同志、彭真等中央书记处的领导根据大家的意见提议建立的，为党内副部长以上、军队少将以上的领导干部提供一个休息、健身的活动场所。俱乐部地点选在北海西侧的养蜂夹道一号——北京妇产医院旧址。俱乐部的领导关系挂在北京饭店，对外的公章刻着“北京市人委交际处招待所”，人们习惯称它为“养蜂夹道”。当时在养蜂夹道看打桥牌的领导干部也不少，我们戏称为“歪脖子”。有一些人还很上瘾，本来我都不怎么认识，后来熟了，我记得吕正操、一机部部长赵尔陆等看的时间特别长，一直陪着我们。还有一次，我们正打着呢，周恩来总理来了，找小平同志商量事。周总理就站在我后头，还给我支招，他说的都是内行话，说明他也是会打桥牌的。
打牌的时间大体上是星期三和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下午和晚上。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一般是7点开始打到夜里3点。星期天一般是从下午3点打到夜里3点。那个时候小平同志身体特别好，精力一直很充沛，打得很用心。我们通常要在那里吃一顿晚饭，吃完饭就又坐下来接着打。当时打牌这事是保密的，我不能跟其他人说，到了早上还要按时上班。幸亏那时候年轻力壮还能扛得住，但也挺辛苦的。
1964年，有一次小平同志到东北视察，吴晗、张明义和我陪同。白天小平同志参观，我们跟着他参观，晚上陪他打牌。杨尚昆对小平同志开玩笑说，别人打牌都是三缺一，你是一缺三，我把你这三个都带来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之后，有一次小平同志还曾找吴晗、王汉斌和我一起打牌，说明小平同志当时也不太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内幕。我当时认为“文化大革命”跟我们这些人没关系，如果真要批判吴晗，小平同志怎么还会找他来打牌呢？我完全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吴晗被整得那么惨。
对每一副牌打得还是很认真，很有兴趣的样子
1973年，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但我们没敢和他联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叫我们交代阴谋，说我们不是打扑克，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我们和小平同志打牌成了很大的罪状。当时曾在养蜂夹道俱乐部旁观我们打牌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都被打倒了，有关的专案组都找我谈过话，问我在养蜂夹道商量过什么“阴谋”，我说就是打牌，没说过别的事。专案组自然不信，非要我交代，说我不老实。后来我们开玩笑说，俱乐部的主任是万里，邓小平是名誉主任。邓小平当时也没找我们，估计那个时候他也没找过其他人打牌，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他的罪状里，也有借打牌搞“裴多菲俱乐部”这一条。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有一次，我跟王汉斌商议觉得，小平同志这次出来我们应该去看看他，我们又跟丁关根共同商量了一下就给张宝忠打了电话，说我们想去看看老爷子。很快，张宝忠就通知我们去小平同志家里。到了小平同志家，他跟我们握握手，叫我们大王、二王，挺高兴的，说了几句话后就开始打牌。从此就又持续下来，每个星期去小平同志家打牌。
“文化大革命”后，小平同志虽然年纪大了，但精力还是很充沛，头脑清醒，打起牌来仍然很有兴致。打牌的时间一般还是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开始的时间也差不多，星期三、星期六是晚上7点，星期日是下午3点，结束的时间要比“文化大革命”前早一点，一般是到凌晨1点，稍微早一点结束，也得过了12点。再往后到90年代，小平同志的身体差一些了，一般打到11点就结束了。
小平同志在牌桌上话不多，表情也少。但是，一旦牌打得非常得意时，或者大家在一起聊天聊到有意思的话题时，他往往会笑，表情非常丰富。后来小平同志耳朵不太好了，邓楠有时候在他耳边帮他喊一喊，邓朴方有时候也看一看。邓楠在这边，邓朴方在那边，挺有意思的，打牌出错了，或者讨论牌的时候，互相斗一斗，吵一吵。邓朴方在旁边经常“煽风点火”。小平同志的孙子、孙女还时不时过来亲他一下。气氛非常热烈。
从1984年开始，中国桥牌协会曾经专门为小平同志设立了一个名叫“健康与运筹杯”的老同志桥牌赛，小平同志挺愿意参加的。比赛是“复式赛”，每队上场的是四个人，规定这四个人的年龄加在一块必须够二百岁，四个人当中还必须得有领导干部。因为国际上桥牌比赛是六个人一队，有两个人是后备的，所以有时候邓楠、邓朴方也参加。我们拿了第一届冠军。当时还有一个队，四名主力分别是胡耀邦、万里、聂卫平和荣高棠的儿子荣乐弟，他们水平也不错，第一届的时候好像拿的是亚军。后来，比赛组委会就固定我们这两个队算种子队，选拔赛就不用参加了。选拔赛的前两名再加上我们这两个队，四个队争夺冠亚军。小平同志对比赛挺认真，“健康与运筹杯”一共举办了十届，我们拿了九次冠军。有一次是胡耀邦他们拿了冠军，我们是亚军，小平同志挺不服气的，不过那一次确实是我们没有打好。冠军奖杯是流动的，哪个队拿了冠军就放在哪个队。我们拿了冠军，就把奖杯搁在小平同志屋里头，他是很高兴的。小平同志逝世以后，这项比赛就停办了。
小平同志1989年退休之后，生活非常规律，晚上时间的安排，一般是星期一看电影，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打桥牌，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打麻将。打麻将他找的是家里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桥牌就约我们这些牌友。据小平同志家里人说，他比较喜欢的还是打桥牌。
我们最后一次打牌大约是1994年国庆节，那天比平常散得要早一点儿，他要去看烟花。从那以后就没有再通知我们去打牌了。那次打牌，他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尽管他手有点儿抖，拿牌拿得比较慢。邓楠在后头帮着他捋牌，打什么牌主要还是他做主，他说一声叫一个草花，要好了邓楠就给他重复一声。他对每一副牌打得还是很认真，很有兴趣的样子。听他的家人说，到后来身体很不行的时候，他还老想着打桥牌。
打牌就是打牌，不谈工作，也不谈国事、家事
在我接触的领导同志里面，小平同志的桥牌水平是最高的，而且牌风好，非常守时。
现在世界上桥牌的叫法很多，比较流行的有两种，一种叫精确叫牌法，一种叫自然叫牌法。具体怎么打，都有一定的规矩。我们和小平同志开始打牌的时候，叫法还不是那么系统、规范，我们的一套打法是自己设计的，基本上精确，但是比较简单，其中好多复杂的问叫，有时候就根据经验判断。也有一批人打得特别的细，叫牌很精确，但有时候我们发现太精确了也有缺点，因为你不管怎么精确计算也不可能完全准确，有时候反倒还不如我们凭经验打牌。总的来说，我们是凭经验打娱乐桥牌。
小平同志打牌守得紧、攻得狠、打得稳，无论领先还是落后，都很有风度。打牌中，他总是注意在不成局的牌上节约时间，而在成局、满贯或难度较大的牌上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他还喜欢险中求胜，对手有时冒叫，他抓住这个特点，动不动就加番——通常是叫加倍，可小平同志总是用四川话叫加番，大家也就跟着这么叫。自始至终，他精力都很充沛，打得很用心，很讲技巧。再加上他跟我们在一起打的时间比较长，打熟练了。说实在的，在我接触到的领导同志里面，他打牌的水平是最高的，万里、吴晗等都不如他。
小平同志把打牌和工作分得很清楚，打牌就是打牌，不谈工作，也不谈国事、家事。我们在一块谈牌技，这个牌应该怎么叫，怎么打更合适，这些可以随便谈。有时小平同志也开开玩笑，活跃一下气氛。但别的，都不谈。在这方面，我们都很守纪律，个人问题绝不对小平同志谈，也不趁机反映什么事情。只有一次，大概是70年代末，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在饭桌上说北京市委冤案应该给予平反。小平同志没有吭声。那个时候“两个凡是”盛行，我们还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能够和小平同志做几十年牌友，得到他的信任，我们的谨慎、守纪律，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小平同志的牌风非常好。打桥牌是一种竞技，任何一位坐在牌桌前的人都希望赢。小平同志当然不例外，对胜负是很在乎的。但是每个人在打牌中很难不犯错误。即使是国际大师，他一生打桥牌失误也少不了。美国著名牌手哈曼在自传《在桌上》一书中就写道，尽管自己获得过11次世界冠军，但在比赛中还是多次失手。打桥牌从来都是失误少的赢了失误多的。桥牌的魅力也就在这里。我们和小平同志打桥牌的时候，特别是在胶着状态的时候，小平同志往往说再打几盘，分出胜负来。这时候难免有失误，对胜负影响很大。但只要打完了，不管输赢，他绝不会发脾气，不埋怨人，这点非常好，是让你绝对放心的。
小平同志非常守时，即使打牌这种小事，也是如此。有一次通知我们3点半去打牌，我们刚到就接到小平同志的电话，说他今天有事情可能要晚到一会儿。其实那一次他只晚到了15分钟。我们都挺感动的。当然我们也都不敢迟到，到那儿非常准时。
桥牌是很讲规矩的，正式比赛还有专职裁判。有的人说我们和小平同志打牌，一定得让着他，这是没有的事，那样就太没意思了。过去北京市医药公司有一对搭档，打得挺精，后来大家发现他们叫得太准确了，挺奇怪的，就注意观察，发现有猫腻，于是罚他们三年不准参加比赛。
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桥牌运动的恢复和推广普及贡献很大。“文化大革命”中，桥牌被当成资产阶级娱乐方式遭到禁止。1978年7月，北京的几位桥牌元老周家骝、裘宗沪和郑雪莱曾联名给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希望在中国开展桥牌运动。小平同志很快就作出批示：“请体委考虑。”之后，桥牌运动才在中国重新开展起来。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下，1979年，国家体委主办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桥牌比赛。1980年中国桥牌协会成立，并加入了世界桥牌联合会。1987年，在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桥牌被列为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比赛项目。1988年，小平同志接受中国桥牌协会的聘请，担任荣誉主席，万里则担任名誉主席，荣高棠是主席。在各种体育协会里，桥牌协会规格可能是最高的了。
小平同志曾说过：桥牌如同音乐一样是一种世界语言，理应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理解和友谊的桥梁。他和世界桥牌皇后、美籍华人杨小燕打桥牌的故事，广为流传，已成为一段佳话。国际桥牌界也给予小平同志很高荣誉。1981年，国际桥牌新闻协会为表彰他为中国桥牌运动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将最高荣誉“戈伦奖”授予了他。1989年世界桥牌联合会授予他“世界桥联荣誉金奖”，并作出决定，不能有两人同时拥有此项金奖。1993年，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鲍比·沃尔夫来华访问，向小平同志颁发了“主席最高荣誉奖”。
平等待人，这是我感受最深的
和小平同志打牌，感触是非常多的，我讲几点比较突出的吧。
小平同志非常会工作，也非常会休息。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工作任务繁重是可想而知的，但还能拿出那么多时间和我们打牌，而且很有精神，非常不容易。怎么做到的呢？经常听他身边工作人员讲，小平同志的工作效率甚高，听取汇报你一啰嗦他就不听了，而且只要是他负责的事情，就敢于拍板，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他担任总书记也是如此。而且正如周总理等人说的那样，小平同志做事举重若轻。我听说，60年代去苏联谈判，很多同志都是很少睡觉，开夜车整理资料，非常辛苦。小平同志不是这样，他每次谈判回来，还没吃饭，就把秘书班子找来，口述给中央的电报，今天的会议讨论了什么，争论了一些什么问题，对于明天的谈判有什么预计。他一口气说完，就是一份完整的电文。吃完饭，他就休息了，找人打牌。毛主席说他人才难得，这的确不是虚言。
小平同志把打桥牌当成是对大脑的调节，就是一种休息。他常常说：“我能游泳，说明我身体还行；我能打桥牌，说明我脑子还行。”卓琳同志为此还曾专门找我们谈了一次话，说老爷子平时老想事情，脑子都不能休息，唯独打桥牌的时候，他脑子就转到桥牌上了，他是在休息，所以她感谢我们花时间陪着他打牌。当然我们也很明白，所以我们只要没有极特殊的情况都会去赴约。
小平同志很讲天伦之乐，家庭氛围温馨和谐。星期天一般在他家吃晚饭，和他一家人一起围坐，气氛是很好的。饭桌上他的孩子们什么都说，他一句也不评论，就是听。这是他了解社会民情的很重要的渠道。他尽情享受天伦之乐，当孙子、孙女们在他身上爬来爬去的时候，他会露出一种孩子般纯真的笑容。他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很民主的，对子女真是有一种爱，他的家庭绝不是旧的封建帝王式的家庭，兄弟姐妹之间关系也非常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领导人来说，这太重要了。我们和他的子女也相处得很好，小平同志去世之后，我们每年春节都要去看望卓琳同志，他们也都出来接待，没有疏远的感觉。
小平同志平等待人，这是我感受最深的。打牌的时候是很平等的。大家在一起，没有什么官大官小之分，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听你的。打牌就是打牌，可以是对手，也可以是队友。如果和他打对家，我出错牌了，他会毫不客气地“指责”；他出错了，我也敢说他：你的牌出错了，如何打更好。我说的不一定对，但他不在乎，觉得你说得对会点点头，觉得你说得不对会反过来说你。所以和他打牌，我们没有什么压力，真是一种愉快的享受。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小平同志对子女待人接物要求也很严格。我一生接触的领导同志不少，像他这么平等待人的确实是少，这是他很伟大的地方，也是让你觉得他很有威信的地方。有这种平等感觉真是不容易，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和小平同志的差距太大了，他当时是总书记，而我只是一个处长。毛主席曾经讲，领导和下属常常是一种猫鼠关系。小平同志和我们之间非常平等，显然不是这样。
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小平同志是一位伟人。在我的心目中，他既是一位伟人，同时又是一位慈祥和智慧的长者。和他在一起，没有疏离感，也不让人害怕，可敬而且可亲。我至今都在怀念他。
（摘自百年潮200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