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通过资本主义工业化终结或消亡农民最终完成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农民是一个被终结的对象或被消亡的对象，而在中国，至少在新民主主义以前，是瞧不起农民的，直到新民主主义，农民当才成为有机有效载体——准确地说，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国既保留了庞大的农民群体与广阔的农村地盘又将农民作为有机有效载体。中国与西方既有一个共同的沧桑命运，也有一个不同的灵魂密码在里头。只有解读这个沧桑命运与灵魂密码，才能理解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过程，中国与西方农民的不同的历史命运。也许，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欧洲的兴起，围绕着东西方为什么发展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的问题的“历史迷底”与“钥匙” 就隐藏在这里。
现在，人们易于直观地理解，在西方，通过资本主义工业化终结或消亡农民最终完成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农民是一个被终结的对象或被消亡的对象的历史过程，反倒不理解，在中国，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国既保留了庞大的农民群体与广阔的农村地盘而农民事实上又成为有机有效载体了。在前文中已讲到，农民的历史地位，在中国传统史学的体系中是“破坏者”，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內是“动力者”， 而在今天的近现代化的历史时空中则是“阻力者”。 农民还是那个农民，历史还是那个历史，而农民的历史地位经历了“破坏者” 、“动力者” 、“阻力者” 的变化，只能说明人们的脑袋又企图从西方通过资本主义工业化终结或消亡农民最终完成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农民是一个被终结的对象或被消亡的对象的历史过程中去寻找新时代的“曙光” 了。
我们已经吃尽了“邯郸学步”的苦头！？
新民主主义的出发点之一是解放农民，但最终走向剥夺农民牺牲农民农村农业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邯郸学步” 的结果！？因此，人们正在寻找的新时代的“曙光” 至多只能看到旧时代的回光返照。
说到底，历史前进到今天，中国农民仍然是一个被解放者，还没有找到一个让农民自己解放自已的制度——这样一个制度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不曾存在！？而解决了中国农民问题才能真正解决中国时现代化以至于后现代化问题!?
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欧洲的兴起，围绕着东西方为什么发展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的问题，吸引着一大批西方学者并产生一大批的探讨和研究的结论。要知道，这一大批西方学者，无论以资本主义为理想，还是以社会主义为理想，统统是“西方中心”主义。但是东西方发展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却是事实，而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过程，中国与西方农民的不同的历史命运也是事实。这里，我们将问题空间进行缩小：首先，在东方后面加中国两字，这样问题就转换为东方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发展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其次，一大批西方学者认为，亚洲和中国社会是“停滞的”、“ 靜止的”， 我们可以反问，为什东方中国有过西方望尘茣及的水平！？第三，近现代东方中国落后是事实，落后的根源是什么！？东方中国要发展是无疑的，是否一定要重复西方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的过程才能发展呢！？有沒有历史时空让我们再一次重复西方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的过程！？
上述问题，既是老问题，又是模糊不清的新问题。如同农民的历史地位经历了“破坏者” 、“动力者” 、“阻力者” 的变化一样，就如同从地上跳到席上，又似孙庞斗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多年来，我有一个想法是，在人类历史中，东方中国与西方具有一种同异相承续相错综相呼应的节奏。
早年在1980年代的四川《自学》杂志上，读到坦坷的《从宗教到哲学的转变——对老聃与赫拉克利特的比较研究》一文时，思考着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没有任何信息构通的情况下，老聃与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思想，超越民族的、语言的、人文的及地理的屏障，在人类思想史网上留下－个共同的纽结！？赫拉克利特把万物比作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断言人不能两次走下同一条河流，“因为走下同一条河的人，经常遇到新的水流”，“ 我走下而又不走下一条河，我们存在而又不存在”。 这个“典故” 事实上在我们的念高中时，老师反复地说教着。恩格斯对这个“典故” 的评语是：“这个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是正确的世界观，是古代希腊哲学所固有的。它第一次由赫拉克利特明白地列述出来：万物存在着，同时又不存在着，因为万物皆在流动着，万物皆在经常变化着，万物皆在不断产生与消灭的过程中。”这个评论放在老聃身上也同样适用。老聃认为宇宙间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物或行或随，或热或吹，或强或挫，或増或堕。”概括存在与非存在关系的有、无是老子哲学的基本范畴，有是存在，无是有的否定，是非存在。老聃不过是用古汉语把“万物存在着，同时又不存在着” 表述为“有无相生” 罢了。但若细究“法自然” 与“逻格斯”， 老聃与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思想，既有共同的局限又有不同的思想基点。而这些都可以在东方中国与西方既有一个共同的沧桑命运，也有一个不同的灵魂密码里头找到解释。
血缘氏族社会解体后，在漫长的岁月里，北方游收民族——中部黄河流域汉民族——南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苗越民族等－直处于拉锯战的状态。在远古炎黃之前，苗越民族作为－个纯粹的农业部落，农耕文明水平，远远超出黄河流域的汉民族。苗越民在中华民族史上有三个发明，即刑法、武器、鬼神教。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远古的时代，游牧民族并不代表落后与不发达，他们比农业民族的个体更具独立性，有着更为广阔胸怀。这个时代，黄河流域还不是汉族的宁静的安身之地，时常遭受到两头夹击。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汉民族吸收南北民族长处才成长为一个强大的民族。汉民族的强大的历史就是东方中国式的殖民主义历史。远古的希腊，其文明的历史几乎同中华民族一样久远，但与土生土长的东方中国文明又不同。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600年之间西欧和西亚的兴起和变迁的命运，仿佛由来自北欧丛林原野雅利安人支配。这些雅利安人不论来自东北还是西北，几乎都是侵略者、强盗、城市的掠夺者。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来自西北的雅利安人把希腊本土及其周围大部分岛屿上的爱琴文明一扫而光。如同雅利安人入侵北印和当地融合，在印度文明史上留下过绚烂的天空－样，作为西方近现代文明历史开源旳古希腊文明也是雅利安人入侵和融合的结果。从公元前9世纪以后的六个世纪中，雅利安人不但征服整个爱琴人，而且征服了整个闪米特人及埃及人。征服的另－面就是融合。
前750年左右，随着人口增长，希腊人开始向外殖民。在此后的250年间，新的希腊城邦遍及包括小亚细亚和北非在内的地中海沿岸。赫拉克利特－生横跨希波战争却信仰战争，事实上高扬古希腊殖民主义传统。前770年-前476年的春秋，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性大分裂形成的时期。老子－生适逢战乱的大分裂时代，“小囯寡民” 是他的理想，实现的途经是“无为而治” 厌恶战争与暴政。老子的理想是复兴带有血缘氏族社会遗风的古王道的宗法制社会。后赫拉克利特时代，希波战争以后，经济生活高度繁荣，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这一文明遗产在古希腊灭亡后，被古罗马人延续下去，从而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而殖民主义又是西方走向近现代化过程－个传统力量。后老子时代，以“三家分晋” 为起点，开始战国，国家数目越来越少，规模越来越大，最后归于一统。在传统中国二千余年，对比儒家、法家，道家成为最不得势的一家。历史并没循着古王道足迹而是沿着新霸道不断地开拓疆域。中西方在好战这－点上难分仲伯。血缘氏族社会解体后，东方中囯的文明以占有农业剩余的“家天下的天下为一家”为起点，古希腊文明以雅利安人对希腊本土的殖民征服占有劳动力的小国城邦为起点。正是这个起点不同，成就了中西方不同的传统的精神意识与组织制度。
另－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血缘氏族社会解体后，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赫拉克利特之前，希腊有宗教神话，但没有严密的神权论，只有从宗教神话中引伸出的一些教义。希腊已广泛汲取了埃及和巴伦文化，在几何学、地理学、天文学和数学方面都有一定的作为，正因为如此，赫拉克利特继承米利都学派传统，得出世界万物是由物质构成以及“逻格斯” 的结论也就理顺成章。也就是说，作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的古希腊并不具有神权的传統。或者说，西方严密的神权论的历史并不久远，发生在斯多葛学派把赫拉克利特的“逻格斯” 当作“神的理性” 以后的历史。随后基督教又把“逻格斯” 当作上帝的长子。说耶稣是“逻格斯” 的化身。今人大都在“人” 字文章，但他们不知道“人” 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的古希腊的宠儿。如，赫拉克利特对人类是鄙视的，他认为，只有强力才能迫使人类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他说：“牲畜都是被鞭子赶到牧场上去的。”他对荷马所说的“但愿诸神和人把斗争消灭掉”不以为然，甚至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说：“如果听从了荷马的祈祷，那么，万物都会被消灭。”“应当知道，战争对一切都是共同的，斗争就是正义，世间万物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和灭亡的。”可以说，正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的古希腊轻视“人”， 为后来的基督教造就了生长的沃土。从而形成王权与教权矛盾自我同一的新传统。
“人” 在东方中国也不是宠儿。东方中国的宠儿是最高统治者与天攀亲后生下的儿子——天子——皇权！在老子之前，周人己把天神想象成无限关怀人世统治的有理性的最高主宰，它把人间统治者作为嫡长子，选派他们统治疆土臣民。这种天命神论的延伸即“以德配天”， 强调尽人事。这种天命神论之所以有生长的沃土，是因为东方中国是带着氏族纽结进入“文明时代” 时代的。殷周之际的变革，突出地表现在把本来只是根据血缘确立父权的宗法制度攺造成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的基本体制。这种上层建筑用氏族纽结来确定人们的社会关系，自然血缘关系就好象被宗法原则组织起来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面前的屏障，人们无法看清他们的真实的地位，而把无可更改的血缘关系所造成的社会环境看成不可抗拒的命运。从而为天命神论堆积了深厚的土壤。既然天和最高统治者攀亲，那么人们便能从切身感受来判断天的理性程度了。
东周，随着宗法阶梯倒塌，以时间排序，诞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
管子，公元前725年至前645年； 老子，公元前571年至前471年；孔子，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墨子，公元前468年至前376年。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思想都同天命神论有缘。不要以为《管子.霸言》有言“夫霸王之所始也， 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就以为东方中国就早有人本主义传统。也不要以为《管子.兵法》有言“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 东方中国向来追求天下太平天下和谐。东方中国五百年的春秋战国，在天命神论堆积深厚的土壤上发现了一个争霸天下的国家，并且用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取代根据血缘确立父权的宗法制度攺造成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的基本体制。正是这个国家的发现，造就东方中国二千余年的新传统。
作为一个对比，在东方中国五百年的春秋战国这个时期，全球思想家以时间排序是： 管子，公元前725年至前645年；老子，公元前571年至前471年；佛释加牟尼，生于公元前566年；孔子，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30年至前470年；普罗泰戈拉，公元前490年至前480年；苏格拉底，公元前470年—前399年；墨子，公元前468年至前376年。 这些思想家中，从管子的“以人为本” 到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的意蕴是人类实践和思维在客体性原则中冲破了一道缺口，向着主体性原则逼近。这时，无论东方中国还是西方，距离近现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等等的“人”还远着哩！？
“人” 的发现，不过是最近五百年的历史。不可否认的是，“人” 首先在西方被发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有一个高于东方中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古希腊源头文化，所以“人” 首先在西方被发现。我以为东方中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古希腊源头文化难分仲伯。两者的“同” 几乎是同源同构同息 。但因两者的沧桑命运与灵魂密码有异而引致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古希腊源头文化有异。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希腊是人类文明史上东方——两河文明、埃及文明、以及印度文明等等与西方——欧洲文明笫－次大汇合大交叉——古希腊源头文化的确是西方社会历史走向的坐标原点。但春秋战国时代对东方中国历史来说，只能是一个转折点。东方中国的灵魂密码最根本的是带着氏族血缘纽结进入“文明” 时代。古希腊文明以雅利安人对希腊本土的殖民征服占有劳动力的小国城邦为起点，命运可能比东方中国更为坎坷与沧桑，在“小囯寡民” 的时代，僭主政治已清算了氏族氏族血缘纽结的宗法政治。
东方中国的历史，无论是前春秋战国还是后春秋战国，是一个真正的自然历史过程——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直接地、纯粹地演化过来。而西方的历史，无论是前古希腊文明还是后古希腊文明不存在一个在当地的原有基础上直接地、纯粹地演化的自然历史过程。按照刘佑成《社会发展三形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笫一版）的考证，西欧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形成的十分独特的结构，就是日耳曼人和哥特人入侵的结果。从更广阔的范围讲，是以游收民族为中介的东西方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以地中海区域为中心的西方古代文明和中国古代文明的北部，适合畜牧业发展的是东欧平原、西北利亚平原、和蒙古草原，居住着许多游牧民族。在以游收民族为中介的东西方相互作用的总链条中，游牧民族同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既发生垂直冲突，即他们对中国和西欧各国的直接侵扰；又发生游牧民族之间的橫向冲突，以及从东向西的“冲突传播”。 在垂直冲突受阻时，横向冲突就加剧。秦朝和西汉初期，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到中国骚扰，匈奴曾经把汉高祖刘邦围困在平城。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派遣大将军卫青击败了匈奴，使一部分匈奴向西迁，由此引起横跨欧亚两大洲北部的众多的游牧民族的强迫大迁徙。结果导致了莱菌河边的曰耳曼人和哥特人攻占了罗马帝国。关于曰耳曼人迁徙至今仍争论不休，但有两个不争的事实：第一，中国人和匈奴在新疆和蒙古的几次战争，接着就在多垴河和莱茵河地区发生了游牧民族的骚乱；第二，自从曰耳曼人和哥特人迁徙之后，欧洲从公元四世纪直到十三世纪，一直未受游牧民族的骚乱，而其间中国却频繁地受到游牧民族的骚乱。这说明东方中国的垂直冲突使东西方间的橫向冲突减缓了。
以游收民族为中介的东西方相互作用，对于东方中国的基本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重大影响，包括后来的元与清时期。但影响了东方中国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最终走向“大一统”。 而对于西方的影响却是“全方位”的。曰耳曼人和哥特人入侵的作用，就是在“马尔克”（ 地区性组织）和贵族大地产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封建化过程，演化出各种世袭的领地，形成西方的独特的领主制结构。在这种结构中，领地是实体，它拥有独立的经济、政治、法律、和军事权力，而王权十分软弱，而且经常导致国王和领主之间经常性的矛盾和战争。在这一点上，西方似乎开始重演东方中国的“春秋”。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在《马关条約》之前，有一个30来年的内外合作求自强的洋务运动。但是，在这期间，曰本明治维新走向成功。俄国的1861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自由劳动力、广阔的国内市场、资本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建立了相应的司法体系，加快了俄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从此，俄国开始从农奴制时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在改革后逐渐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也是这期间，德意志统一了，意大利统一了，美国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独立运动消灭，恢复而又加強了美国的统一了。这些国家统一以后，随着就是国内的大建设和经济大发展。在同治以前，列强在外行帝国主义的，主要是英、俄、法三国。之后添加了美、德、意三国。日本后来居上，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威协着中国。说到这里，实际上也可以将从文艺复兴开始到从19世纪末看成是在西方发生了一场国家与资本联姻的“五百年的春秋战国”。 着眼于组织与自组织，现代经济是企业经济，现代社会是企业社会，但都可以在西方的独特的领主制结构中找到影子。
如果理解了以游收民族为中介的东西方相互作用，也就易于理解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以洲际贸易为中介的相互作用。
我之所以将人类历史用东方中国与西方具有一种同异相承续相错综相呼应的节奏来解读，是因为总觉得在这个小小地球上的人类历史是一个三极管的集成放大电路，人类历史遵循着三极进化史。以游收民族为中介的东西方相互作用与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以洲际贸易为中介的相互作用，亊实上也就是人类历史三极进化史的一个历史模型。沿着这个思路前进，既可以找到东方中国的“五百年的春秋战国” 的诸子百家以及西方的“五百年的春秋战国” 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的合理内核与历史局限，也可以找到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国家” 与“人” 的合理内核与历史局限。
本文原先想回答有关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过程，在西方，农民是一个被终结的对象或被消亡的对象，而在中国，农民却是一个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有机有效载体，并由此涉及的有关问题。但思考了一下，如不说清“国家” 与“人”， 上面的一系列问题还是一笔糊涂帐，因为中国农民无价值的历史地位依旧——是对中国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的最大的挑战性的历史问题。因些有了上面的文章。“国家” 与“人” 下文将继续说。
2012-0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