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到1970年代，国民党政权迁来台湾以后，二十年间，世界局势不少变化。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和台湾关系密切；朝鲜战争结束，世界两大阵容的冷战方兴未艾。那时，台湾并不处在两个阵容冲突的焦点，而大陆内部，风风雨雨，经历许多起起伏伏的运动，一时顾不到台湾，于是台湾可以有一段喘息的时间。台湾本身呢，蒋介石那一代人要重返大陆的希望，逐渐成遥不可及的美梦。于是，海峡两岸基本上处于一个对峙而不冲突的局面。我的盼望：璧合之前须有珠联，镜圆之时还待金镶；其间必有一段过程，一段秉承善意和理性，彼此相处的过程。
二十年的逐渐调整
台湾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逐渐将内部调整，以适应在台久居的形势。国民政府在台湾，是依据1947年宪法的规定和后来加上的临时条款，由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的“总统”，在台湾延续“中华民国”的存在。二十年来，蒋介石自己和选他出来的民意代表及监督“行政院”的立法委员们都垂垂老去。原有的机制很难维持“法统”的长存。无穷的国祚不能依靠有限的人寿，继续下去。
1947年宪法规定，地方各级民意代表和县市长，要经过民选产生。二十年来，在这一制度下，台湾人民已经熟悉，如何遵守民主选举的规则，产生自己的民意代表和地方首长。台湾经历这一个过程，获得的经验是复杂的：一方面，台湾延续了长期以来地方豪强的影响力，以及族群彼此间的分野；选举因此往往不是凭借着政见，而是凭借着归属和认同，以及地方利益的划分。这一民主基础，其实并不理想。另一方面，国民已经娴熟选举程序；新一代的国民，已知道应该如何摆脱过去的习惯，用理念作为选举的诉求。而且，在这一时期，还是有一些国民党以外的候选人，经过民选而踏入政治。例如，台北市的原市长高玉树，和国民党并无渊源，也能高票当选。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市政专家，今天台北市很多的建设规模，在他的时代已经有所规划和实现。
在“中央”民意代表方面，政府采取一个过渡的办法：大陆时代选出的民意代表，固然留仁，以维持“法统”。台湾地区本身，却按照人口比例，按照宪法，定期选出应有的代表。这是所谓“增、补选”的条款，逐渐调整原有的国会成分。台湾地区新当选的民意代表之中，国民党支持一些候选人，包括地方有名望人士，也包括国民党的党工。这些人挟国民党的优势和资源，当然有较多当选机会。也有一些是台湾长期参与民主运动的地方领袖，也颇有人当选了。在国民党心目中是大出意外；既然已成事实，这些人的影响逐渐增高。民意机构的成员比率，新陈代谢，经过增、补选举产生的当地代表，终于成为议会的大多数，改变了原来“万年国会”的结构。(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日治时代，台湾的民主运动其实已经开始，林献堂等人经过十余次的请愿，希望日本政府，赋予台湾百姓民选代表的权利。他们的请愿没有成功；这批争取台湾民权的地方领袖，此时为争取台湾民众民权，重新努力。不久，林献堂去了日本，不再回台湾。郭雨新、李万居等人，还继续为台湾人民争取民主的权利。因此，台湾民间已有一股蓄势待发的力量，经过不同的途径，为台湾人民争取民主的权利。
台湾政治结构的逐渐转变
1960年代开始，国民党政权的权力结构逐渐改变。蒋介石老了，国民党的上一代人物，也都老了。蒋经国随侍乃父，身在权力中心，成为蒋介石最信任的左右手。他的职务，由“政战”首长，晋升为“国防部长”，然后又转任经建会，升任“行政院”副院长，辅佐严家淦。他已经掌握了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实权。1975年，蒋介石去世，严家淦接任“总统”，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握有行政大权。1978年，他接任“总统”职位，直到他在1988年去世，他主导台湾发展，因应内外变化，也有二十余年之久。在蒋经国执政的后半段，也是他权力巅峰的时代，台湾内部最重要的改变，乃是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台湾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改变，也都必须从经济结构改变的角度讨论，才能理解其相应的关系。
在1960年代以后，台湾已经有一批人士投入民主活动。他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大陆来台的自由分子，他们从大陆时代开始，就深信人民参政的权利，是民权的一部分。在大陆，他们已经对国民党威权体制有深切的不满。另外一部分，就是在台湾成长，延续日治时代民主运动的人士，也可说是本土民主运动的第二代。这两股力量，本来是各走各的路。大陆来台的知识分子，以雷震和殷海光等人办的《自由中国》为最重要的舆论园地；后来在政府压制下，杂志被封，雷震入狱，但这些民主的诉求并没因此死亡，在新闻界和学术界，民主诉求的声音，仍旧不断地出现。这批人基本上都是大陆来台人士，或台湾成长的青年学生。台湾本土民主运动的推动者，在“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时期以后，还没有立刻冒出头来，只在群众之间默默地进行。
到了1960年代晚期、70年代初期，这两股力量，也就是大陆来台的青年人，和本地成长的民主运动者，逐渐合流，经过大学的师生合力办了一些杂志，有《台大青年》、《大学杂志》、《文星》等，杂志刊物在各处流传。台湾经济开始成长，有了市场需要，两家民营报纸，《联合报》和《中国时报》，茁长为主要的新闻媒体。他们也逐渐发展为公众舆论的论坛。
1969年，康宁祥当选为台北市议员；1972年，再由台北市议员当选为“立法委员”；这应当是新一波民主运动的初试啼声。有许多不在国民党之内的政治活动人物，逐渐结合，被称为“党外”，俨然一个不具名的政治团体。当时，大陆来台的青年人，大多在言论方面，努力鼓吹民主化；本地成长的运动者，则有不少投身实际的地方政治活动。台湾的政治结构，是在默默之中逐渐转变的。
蒋经国主导的改革
1970年代，台湾的国际地位陡然变化。二十余年来，台湾仍能保持联合国的席位。1972年，因为基辛格的工作，中国大陆取代台湾，获得联合国的代表权。台湾在国际社会，从此身份暧昧模糊。同时，钓鱼台的主权问题，引发海外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海外华侨，尤其知识分子，转变了认同方向，承认中国大陆代表中国。这些转变，对台湾的存在，的确形成重大的影响。台湾的执政当局，不能再依靠联合国席位，或“法统”的延续，作为政权合法性的依据。蒋经国清楚地认识到，台湾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建立在人民的拥护上，也必须厚培国力，自求多福。从那时以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必须是以台湾为实质的主体。对台湾的归属感，才是政权合理性的实质基础。(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台湾人争取民主，要求“当家作主”的意愿已不是国民党可以压制。大陆来台的学者和青年们，也绝大多数投入为台湾争取民主的活动。于是，国民党政府必须致力于疏散民怨，上述逐步开放选举，就是一种疏散民怨的方式。这一态度和政策的转变，为台湾换得二十年的渐进蜕变，也正是在疏散压力的过程中，政府在经济、政治各方面，都可以和缓地有所作为。
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不仅装备上得到美国的援助不断改进，更重要是在组织上，数十年的内战，将领拥兵自重。在蒋经国执掌军权的时代，实行普遍征兵制，征来的青年，受过军训，组成军队的基层，将领不能再拥有军队。蒋经国也重组情治单位，将情治单位统一，成为国安系统下面的“调查局”和“军调局”。这些努力，一方面是蒋经国利用这些管道，掌握了政府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军队和情治机关正常化，归属于政府。
快要进入1970年代的时期，台湾的经济固然已经有所好转，由于前面所说，耕者有其田和轻工业的发展，台湾已经有将内销市场转变为外销的可能，但是力量还是相当薄弱。当时国民所得不过几千美金而已，政府仰赖外援，自己的库存并不丰厚。传闻所说，蒋介石从大陆带来几吨黄金，几吨黄金的总值也不过数亿美金。这一数字，如果属实，早就在1950年开始的五六年中，别无其它财源时，花费殆尽。1957年，我将要赴美留学的时代，当时的陈诚，曾经对留学生有坦白的讲演，告诉我们：政府手上只有三千两的沙金，用今天的价码来换算，几十万美金而已。台湾必须要寻求出路，打破困境，培养自己的实力。
在1970年代初期，蒋经国开始直接主持经建会，从他作经建会的主委开始，一直到严家淦“总统”的“行政院长”时代，他开始致力于台湾的基础建设。也许因为蒋经国长期和政府中的技术官僚接触，例如，农复会、电力公司等机构的工作人员接触以后，逐渐理解到，这些人的做法，和传统的党官僚、军人与情治人员完全不同。技术官僚是理性的、务实的，多方考虑地处理问题。于是，他用了一批从大陆带来的技术官僚们，包括孙运璇、费骅、陶声洋、李国鼎、蒋彦士等人。严家淦是他的上司，本身就是一个很能干的技术官僚。他们这一批人，合作创造了台湾经济发展的业绩。
蒋经国时期台湾的经济发展
1970年代初期，蒋经国的注意力在于经济发展。第一步，次第推行了十大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配套措施，包括：修建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改进港口和机场、增加新的能源、水电、核能等等，作为未来开展工业建设和对外贸易的准备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980年代，台湾的经济发展，遵循几个阶段，逐步进行。
以产业结构而论，从农产品加工过渡到日用品的外销，然后从日用品的外销，进入一般电器器材的外销。1970年代，开始注重大规模的纺织工业建设，成立了纺拓会，作为民间业者和政府的联络单位。在纺织工业的推广方面，也连带推广了石化、塑料业。这一发展，造就了一大群能干的企业家，建构了许多新企业。为了推广石化工业，政府就设定鼓励民间企业发展的措施，例如：五年免税，又如：给予优先权利去划定工业区等等。王永庆的台塑，利用这些措施，取得极大的发展优势。运输和交通事业方面，国营的招商局和华航，都转变为民营。相对的，民间长荣企业集团在海运和航空方面，也都迅速地发展。这些项目的开展，使台湾对外的贸易有一定的优势。
从石化工业升级到信息业，同样的，政府也成立了资策会，推动台湾的信息工业，帮助民间企业，从海外取得专利、标下订单，取得原料，以及提供种种相关的服务。为了和新起的工业配套，成立了新竹园区和其它比较小的园区。在园区之内，高科技的工厂可以得到很多方便；这一切产业升等措施和配套措施，使台湾终于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很快就在塑料业和信息业上，成绩亮丽，占了国际市场上重要的地位。
1970年代的中期、1980年代初的时候，台湾的外汇存底非常丰沛。下一步，本来应是建立科技自主地位。照孙运璇先生构想，在信息业方面要推动大规模集成电路，可以有具体的实力，开展信息工业的高科技创新的能力。不幸他自己中风致残，于是，这部分工作就由李国鼎接下领导的任务。信息工业发展后来依然顺利，成绩斐然。著名的成功个例，包括施振荣的A cer，华硕，台湾的计算机平板及汽车内的计算机控制，几乎占了全球大部分的市场。
原来的构想是在信息工业以后，更进一步，开拓升级到前途远大的高新产业：纳米工业、光学产品和生物技术产品。但这三方面的升级，却在蒋经国去世、孙运璇中风以后，在李登辉手上，并没有继续推动，以至于到今天，台湾的产业结构还是停留在信息工业的阶段；而且越来越倾向于替世界各处的信息硬件作为代工，很少自己发展全套装置，更没有进一步发展自己创新的产品。固然在各个零配件的生产上，台湾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在整体方面，台湾虽然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却缺少自己开发的创新产品。
于是，台湾的产业从1970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中期，似乎就走到了巅峰，从此停留在“高原”，凭借生产实力，走向和大陆的市场配套，互动之际，有了上、下游分工的取向：台湾的零配件在大陆装配，或者大陆的零配件到台湾来装配。这种合作的趋向，使台湾的企业界固然有利可图，但在整体经济结构上，台湾却必须依赖大陆的企业。
□许倬云口述，陈珮馨、陈航整理，小标为编者所加。
来源: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