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顾维钧及其档案

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1888年1月出生于上海，1901年考取圣约翰书院。1904年自费赴美留学，先入纽约州库克学院，后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和外交。赴美留学及步入外交界后常用英文名V. K. Wellington Koo。1912年被北京政府选为外交官员，奉调回国，担任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外交秘书。1919年，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巴黎和会。1920年改任驻英国公使。1921年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之一，参加华盛顿会议。1922年起，顾维钧历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并于1924年和1926年两度代理内阁总理。1927年顾维钧正式组阁任国务总理并署任大总统，至6月张作霖改组军政府，顾维钧辞职。1930年经张学良斡旋，加入国民政府，重返外交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受中国政府委派，参加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1937年1月，国际联盟行政院第九十六届会议开幕，顾维钧任主席。1941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国大使。1945年6月，作为中华民国代表团首席代表赴旧金山会议，参与签署《联合国宪章》。1946年6月，顾维钧担任中国驻美大使。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因美国仍以国民党当局为外交对象，顾维钧在“驻美大使”任上，直到1956年4月。后转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副院长。1967年于海牙退休。顾维钧退休后寓居美国纽约。

顾维钧一生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主要有两类：公开出版发行的《顾维钧回忆录》以及未刊档案。

《顾维钧回忆录》的整理出版有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贡献。唐德刚1959年获哥伦比亚史学博士后留校任教，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7年，并负责口述历史计划中国部分。先后有五位学者历时17年，根据顾维钧的口述，并利用顾维钧保存下来的日记、会谈记录、信函文件、电报档案等，整理、编撰回忆录，最终形成的英文稿总计11000余页。在邓颖超、廖承志和中国外交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将顾维钧的回忆资料翻译成册。1983年《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陆续出版，到1994年出齐13册。

《顾维钧回忆录》的出版曾将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向前推动了一大步。顾维钧的回忆录内容详尽，可使研究者了解重大事件的过程、内幕、亲历者的心理，但它也有局限性。回忆录作为史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其局限性是众所周知的。凭借回忆者的记忆和印象写出来的文字，有不确切或不清楚之处，有主观性的判断。又因涉及自身形象塑造，无法完全避免不实或掩盖的情况发生。顾维钧着实博闻强识，思路清晰，对许多事的记忆“事如昨日”，而主持采访工作的唐德刚也是专业水平很高的史学工作者，这固然大大减少了《顾维钧回忆录》的错误率，但绝不是完全没有。另外，回忆录以回忆者个人经历为线索铺开，没有涉及回忆者的内容会有缺失。由各种类型的历史资料构成的顾维钧档案则弥补了上述缺憾，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和客观性。

顾维钧在民国政府任职后的档案由他自己储存在哥大附近的一间仓库内，口述史项目进行过程中，经唐德刚提议，顾维钧将档案捐献给了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哥大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设立了“顾维钧室”单独珍藏。顾维钧去世后，其家属又向哥伦比亚大学捐赠顾氏生前所留文函及照片。这些档案文件与顾维钧生前捐赠的个人档案合并为V. K. Wellington Koo Papers（国内称“顾维钧文件”或“顾维钧档案”），存于哥伦比亚大学的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珍本与手稿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曾对这些档案进行编号。顾维钧在世时捐赠的档案共225盒，涵盖了其全部职业生涯，是顾档的主体部分。顾维钧去世后，家属的捐赠有57盒。顾档一共282盒。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顾维钧家属及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决定对哥伦比亚大学藏顾维钧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及编目整理。2017年，第一批225盒顾维钧档案的相关整理工作宣告完成，在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史档案馆开放阅览。2019年，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成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5个研究所的图书馆和原中国近代史档案馆馆藏文献均整合集中于此。同时，在顾维钧家属、复旦大学校友严幼韵之女、美中文化协会主席杨雪兰的积极争取和协调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将这批数字化档案赠予复旦大学图书馆。2018年12月，复旦大学图书馆顾维钧数字化档案平台正式启用。顾维钧档案在中国有两个藏处，方便了国内学人。

二、 关键的十年：顾档最大亮点

学界一般认为，顾维钧见证并参与了民国外交的重大历史事件，研究中华民国外交史，顾维钧是个无法绕过的人物。无疑，内容极其丰富的顾维钧档案是研究中华民国外交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但是顾维钧档案与台湾史有多大关系呢？这个问题没有得到重视。

台湾史是个新兴的学科，大陆从1980年代才开始注意到涉台研究的重要性。1980年7月9日成立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是海内外最早公开成立的台湾研究学术机构。这时的台湾研究处于蹒跚起步的阶段，基础十分薄弱。200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提出了开展台湾史研究的任务。2002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台湾史研究室，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成立。随后大陆一些高校也成立了台湾研究院所或中心，这些机构的研究重心在现状。在大陆学界台湾史简而言之就是涉及台湾的历史，时段是从古至今，既包括台湾由中国政府直接管辖的时期，也包括被外国殖民的时期，同时包括因美国干涉而两岸分裂的1949年至今。研究内容方面，政治外交是大陆学界台湾史研究的重头戏，但不是台湾地区台湾史研究机构的主流研究议题。

顾维钧在1912年踏入外交生涯时才24岁。顾维钧早期外交生涯起步就很高，发展顺利，27岁就成为最年轻的驻美公使。经过多年的外交历练，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不论外交技巧、资历威望还是在外交活动中实际发挥的作用，顾维钧都达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而这个时期恰恰是中国历史、东亚历史乃至全球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期。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战后秩序的重建，美国取代了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同时也是中国最为依赖的大国。英国被迫放弃在中国的支配地位，因为在财政、经济、物质上的帮助方面，英国无力与美国抗衡。中国国内从国共内战到国民党被迫退往台湾，美国作为国民党依赖的外援国，面临着“救”与“不救”、如何“救”的选择。1945年国民党政府作为为抗日战争做出巨大贡献的大国政府，参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几年后，却成为退踞海岛的残余势力，美国如何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美国曾在二战后期屡屡声明战后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不料战后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政权，冷战正在拉开序幕，意识形态正在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一项重要因素，美国应选择怎样的态度，如何对台澎的地位做出解释？这些问题都与顾维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46至1956年，在这关键的十年，顾维钧担任“驻美大使”，成为国民党存亡绝续关头与美国政府直接打交道的关键人物。

这十年是否关键也可从顾维钧档案的数量中窥见一斑。顾维钧档案的主体部分225盒，后面的57盒因为完全没有编目从未对外开放。在这225盒中，第101至202盒都是驻美十年的资料。也就是说，占顾维钧外交生涯不到四分之一的这十年，其资料数量却占到接近一半。其种类包括公务电函、私人信件、会谈记录、备忘录、手稿、照片等多种类型的文件。

顾维钧驻美十年的有关资料，大致情况如下：第101盒、第117—123盒、第135—138盒收录了顾维钧本人和“大使馆”收发函电，内容包括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援助、国内军事形势、财政经济改革、战后重建、联合国事务、台湾二二八事件等。第102—109盒、第177—179盒收录了1946—1955年间联合国文件，有国民党政权驻联合国机构日常收发电报、备忘录、报告等，还包括一些重要的专题文件夹，如北塔山事件、接洽美国对华贷款、世界贸易组织、南非歧视华人案，以及韩国、巴尔干、缅甸等地区的国际争端与谈判。第110—116盒、第124—134盒、第180—202盒收录了1946—1956年间的会谈记录、演讲稿、广播稿、新闻发布稿等。第139—143盒主要为美国对台政策与讨论经援的国会记录、备忘录、报告、新闻稿和外交声明。第144—175盒是1947—1956年间形成的“机密文件”，涉及诸多政界要人，如吴国桢、孙立人等，以及关于国民党政权、美国国务院和参众两院的情报。第176盒是签署战后对日和约的相关档案。第203—225盒是顾维钧职业生涯晚期的文件和1932—1956年间的私人日记，以及档案散件、纪念品、照片等。因数量极为巨大，顾维钧档案中涉及台湾史的部分较为散乱，有些重要议题相对集中。如台美“共同防御条约”、联合国代表权、原子能协定等。

这十年不全是台湾史，但是研究台湾史却不能将其切割，只取一半。历史是延续的，历史的发展、因果关系的厘清必须要了解前面的时段。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历史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台湾历史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台湾地位问题，更不应只是了解1949年之后，否则会产生重大的认知错误。

三、 转折年代的人物特色

（一）“守公理”与“识时务”

顾维钧的外交生涯始于民国初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革命成果未得到巩固，很快又被篡夺。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底部向上攀爬，在从“沉沦”到“上升”的过程中，在外争国权的过程中，顾维钧“以公理争强权”获得国际舆论的赞誉。

年轻时的顾维钧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以国际公理向强权据理力争，彼时顾维钧心里不必有许多顾虑。但是，当年近耳顺之年的顾维钧在1940年代后期再次赴美时，心里的顾虑便多了一些。1946年顾维钧被委以驻美大使重任时，国共内战正在全面爆发，从美国寻求更多援助和支持是国民党当局的第一要务。在这时主持对美外交，就不得不先放弃外交家相对超然的姿态，明确对国内政治的立场，顾维钧从主张国民党容纳共产党转向赞同以武力解决党派争端。面对国共内争，顾维钧选择了国民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如同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马”，为国民党殚精竭虑。

1949年，败局已定的国民党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国民党。美国一度想与国民党撇清关系，后来，虽然还是再度拉近了距离，但情势已变。国民党当局不再是美国政府的战时盟友，而是军事上需要美国庇护、经济上需要美国援助、国际地位需要美国帮助维持的依附者。当台湾的诉求与美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美国是不会顾及的。于是“以公理争强权”的事例仍在发生，虽然此时的顾维钧需要瞻前顾后，少了可以依恃的后盾。

1954年顾维钧与美方就“共同防御条约”事进行谈判。美国基于优势地位对待台美订约之事，在条约处理方式、各相关文件及声明稿的措辞、条约文字的拿捏等方面均体现或隐含了不对等的含义。美国担心台湾当局将其拖入战争，考虑如何约束、控制台湾对大陆的挑衅行为。蒋介石被迫多次向美方保证，若对大陆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将事先与美磋商，但美国仍不放心。在商定条约及其附属文件内容时，美方不但要对“使用武力”进行规定，还要对“军事部署”进行规定，以免台湾擅自调兵。台湾方面认为这是不合理的片面规定，因此提出对案，要求“联合控制驻扎在西太平洋岛屿上的美军”。顾维钧指出，原则上像美国可以关注台湾当局军事行动一样，冲绳美军的行动台湾当局亦有理由关注。顾维钧强调台湾方面的战争物资实际上几乎完全被美方控制，在实践中离开美国支持而进行“反攻”是不可能的，因而根本没有必要再明确列入军事部署条款。台湾无意干预冲绳和关岛美军的调动，只是不满于美国的单方面要求。若美国无法同意该条款同样适用于西太平洋美国控制岛屿的军事部署，那么就应删除军事部署的相关条文。

顾维钧的辩驳令美方不悦，双方相持不下。国民党退台后，以所谓“反共抗俄”作为基本政策，立身之本，蒋介石认为此点全赖“民心士气之支持”，美方对此不加顾及，逼人太甚。在顾维钧强烈反对之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亲自修改文字表述，将军事部署一句改为：“凡由两缔约国双方共同努力与贡献而产生之军事分子，经共同核准不将撤离第六条所述之各领土。”因台湾当局对于美国在西太平洋岛屿的军事力量并无贡献，自然不能参与对冲绳等岛屿美军部署的指挥。此种说法，以文字技巧回避了明显的片面表述，也保证了美国对西太平洋驻军的独家决策权。虽然它仍经不起仔细推敲，却已是台湾当局在当时情况下所能取得的美国方面的最大让步。

顾维钧自然也是“识时务”的。在1949年前后，顾维钧面临着大厦将倾的局面，在外交一线不时收到令人沮丧的消息。此时的他，明白“以公理争强权”需有限地、谨慎地使用，与美国站在一个阵营，赢得美国支持与信任才是首先要达到的目标。把“声誉和自豪的问题放在一边，（与美国）谋求建立一种坚定、实际和可靠的”合作基础，这是第一位的。此话较能反映退台后国民党决策集团相当部分人包括蒋介石的认识。为求维持较为良好的台美关系，台湾当局将“声誉和自豪的问题放在一边”的表现不胜枚举。

（二）意识形态对抗的助推者

顾维钧从二十多岁就开始在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到国民党退台时，已在国际舞台上留下许多不畏强权、为国力争的印记。如果说在国民党退台前后顾维钧有所变化的话，那么这个变化就是顾维钧从一个纯粹的爱国者变成了意识形态对抗的助推者。以前，他是为中国发声；现在，他是为国民党发声。二战结束，冷战悄然开始。欧洲本是美苏的主要竞逐场，为挽救国民党，顾维钧要使美国更加关注远东，将远东也变成美苏对抗的前沿阵地。

在重欧轻亚基调下，面对国民党的败局，美国政府不主张过多介入东亚局势。对于国民党政府殷切争取援助的愿望，美国强调求助者需先自助。强调自助的观点在不同年代或多或少皆有提及，但在1948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1948年，美国指出应以政治革新表示自助努力；1949年则要求停止派系纷争、显示团结，以示自助决心；1950年乃言需以自助行动来“感化”美国。这个阶段恰恰是国民党走向失败而美国有意“放弃”国民党的时期，强调自助在某种程度上是拖延、观望的借口。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策动联合国集体制裁朝鲜。顾维钧分析局势，建议出于对联合国宪章的拥护、中朝传统友谊以及目前台湾处境，对联合国要求各国援助韩国的倡议“似宜予以最善意之答复”。并表示：“凡我力所能及与防守台湾情势所许，深愿供给最大量之军援。”至何种军援暂未说明。同时，应将此意密告美政府，并表示台湾海空军力薄弱，惟陆军如有需要尚能酌供援助，以探其意。如美政府原则上同意，则再商议具体办法。顾维钧认为如能利用时机表示反共立场，愿出师合作，相助美国。“虽彼未必欢迎，然我作此友好表示，或能稍解其种种芥蒂”，渐复以往亲密关系。出兵援韩问题虽经反复讨论而无结果，但台湾当局借助此事旗帜鲜明地站到了美国阵营之中，国共内争同时变成冷战的一部分。这是顾维钧等人对美外交的成功之处。

1950年，美国宣布愿以军援助法保障越南安全，顾维钧向法国驻美大使指出：“如台湾不保，中共将以全力对越南，两地安全实属联带。”顾维钧认为美国国防部已认识到亚洲对冷战的重要性，但国务院仍抱有成见，希望借助法国引起美国对援助台湾的重视。为了实现台湾当局的目标，顾维钧竭力强化东亚意识形态对抗，促使美国在“反共”目标下加强对台湾的支持力度。1953年，顾维钧游说美方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声称一旦国民党军队登陆可以期望大陆人民“群起响应”。并认为“世界从此多事”的症结是美国没有警惕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策略，中了离间之计。美国部分人士抱有中共“铁托化”的幻想，不主张对新中国实行过于激烈的遏制措施。1954年，顾维钧向美国国外业务署署长及预算局代局长表示：“中共与苏联关系已甚密切，决不能望其成为第二狄托（铁托）。”

推动远东的意识形态对抗、强化冷战在亚洲的认识，强调反苏反共对美国的利益，尽力打消美国有意分化中苏的念头，这是顾维钧在1949年后对美外交的明显倾向。当时蒋介石等人也会如此。当局部冲突发生时，蒋介石往往会以“第三次大战是否从此开始，尚不可知”这样的话语提醒美国，以便引起其高度警惕，增加对台湾的援助力度。

四、 可以推进的议题

顾档涉台部分虽然利用起来不容易，却也正是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以往的顾维钧研究，着眼点多在1949年之前，代表性研究如金光耀著《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全书12章，涉台部分仅1章。以往利用顾维钧档案进行的研究也多为1949年之前的议题，1949年之后为数甚多的珍贵档案鲜有人问津。

顾维钧档案的涉台部分，可以推进的议题有：

1.台美关系研究。台湾在1949年之后并非符合法理的主权实体，但因美国仍在国际上维持其中国“代表权”，仍将国民党当局作为交涉对象，顾维钧档案中保存了大量体现台美关系的史料。美国对台援助是国民党当局能够在台湾立足并徐图发展的重要保证，顾维钧档案中就有大量争取美援的内容。顾维钧任“驻美大使”的几年，正是台美关系的奠基期，期间签订的台美“共同防御条约”更是影响后来台湾政治发展的重要文件，对这一时期进行深入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台海危机等重大事件学界已有较多研究，若充分阅读史料，也不排除另辟蹊径的新作。另外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关注，如美国对台湾事务的介入问题。1951年美国派军事顾问团到台湾，关于顾问团的任务和职能，美军方原拟范围颇广，但经国务院修改，只限于咨询、协助训练军队及使用新式武器与配备军援器材等项，其任务与1946年的顾问团差不多。顾维钧担心它起不到多大作用。而蒋介石担心的是美国干涉过多，指示“扩充顾问团职权，使其直接参加我各级部队之作战指挥一节，纵令美政府同意，于我实属利弊互见，暂时可不推动其议”。随着美援的到来，美国逐渐介入到台湾内部事务中，究竟如何介入？介入程度如何？此类议题在以前资料不足的情况下，难有力作。随着近年来新资料的涌现，或许可以尝试推进。顾档可以作为推动台美关系史研究精细化的一块敲门砖。

2.台湾问题的起源与发展。台湾自古属于中国，二战中反法西斯大国达成共识，二战结束后台湾归还中国，台湾本不该成为问题。之所以有了现在所谓的“台湾问题”，根源就在1950年代前半期美国的操弄。美国对台湾归属问题、对台湾的地位问题有过很多讨论，官方的说法也不断在变化。1949年底，美国总统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50年美国说“台湾地位未定”，让台湾“中立化”；1951年美国主导的对日和约，只说日本放弃台湾，不谈归属；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解除台湾“中立化”；1954年美国与“地位未定”的台湾签订条约，参议院外委会说该约“不影响或改变”台湾的法律地位及主权……如不深入研究，这些表述足以令人如置云雾之中。这些问题也是国民党当局与美国频频交涉的核心问题，顾维钧档案中有大量相关史料可资利用。

3.历史人物及人物关系的研究。顾维钧、蒋介石以及国民党集团中到台湾继续发挥一定作用的叶公超、胡适等人，他们是民国人物，也是台湾史中的历史人物，是构成台湾史的一部分。顾维钧档案是进行人物研究以及人物关系研究的一项重要资料。在国民党危亡时刻，蒋介石将争取美援的重任托付给顾维钧，可见蒋对顾的信任。而顾维钧在混乱的1949年，在“一国三公”中选择了蒋介石。在美国公布对华白皮书时，顾维钧宽慰蒋介石：“目前情势虽极严重，但全决非失败主义者。”1950年代头几年，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评价有很大改变，从1949年准备“弃蒋”到认为蒋介石是稳定台湾的灵魂人物。顾维钧是否在其中发挥了某种作用？研究此类问题，就需要将顾维钧驻美十年甚至更长时段的史料都有所了解，而不能以1949为界一刀切。

4.顾维钧外交作为及思想研究。顾维钧在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研究者不在少数。资中筠更是认为，顾维钧办外交不仅是执行者，且能有自己的外交思想，这在外交史上属“凤毛麟角”。顾维钧在巴黎和会的风采已为学界所熟知，而在耳顺之年为国民党奔走于华盛顿的岁月并未得到充分研究。顾维钧在华盛顿的使命之重可谓前所未有。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顾维钧选择了国民党；在美苏对峙的冷战态势下，顾维钧选择了亲美反苏，这又使其外交作为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1949年美国的主流认识是“援外主旨在助人自助，若受援国不求自助，美援自属难期生效，援华目的亦然”。为求得援助与支持，顾维钧不得不强调中国内战“并非寻常内战”，中共背后有苏联。这种使内战与冷战合二为一的思路体现在顾维钧寻求国民党在冷战中的脱困之道的努力之中。困境中的坚忍、屈从与变通或许更能体现一个外交家的作为与思想，而其政治立场也为这一人物研究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角度。

（来源：《台湾历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