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创办了一个中国实验室，每年麻省理工学院和岭南商学院合作派出团队为珠江三角洲的中小企业做咨询项目。在我看来，中国现在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面临着很多问题，第一个是政治和法律方面的保护，第二个是金融产品的提供，第三个是自身的管理水平。陈志武教授和丁学良教授多年在呼吁政治上、法律上、金融上要给予民营企业平等的待遇，这是一个政策层面的讨论，我过去也在这方面写过文章呼吁，可是我觉得在政策环境没有改变之前，我们作为商学院教授能做一些什么事情？如果说前两个方面是政策环境的问题，我们可以呼吁，但我们毕竟不是政策参与者，那么至少在企业本身的管理我们还是能够起一定作用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广东地区做这个事情的原因，企业的反馈也是非常正面的。

在小额贷款方面，尤努斯教授的革命有以下几点。第一个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是一种低成本的管理贷款，而且呆账、坏账非常少，这个机构并没有特别多的专职人员，主要是靠农村自己互助的组织形式，这个架构完全不是由他帮助农民设计，是农民自发来开展的。如果把这个问题深层考虑的话，这个自助小组能够在微型贷款起这么重要的作用，本身有一个政治基础，作为政府首先必须允许农民自发组织这些机构，不能因为农民组织这些机构就取缔了，你可能需要注册等。这并不是简简单单在商业模式上照搬，我们的社会组织、政治组织也需要做出一定的改革，才能够适应这个商业模式。

第二个是妇女作为主要贷款对象。为什么这样做？确实有大量的科学研究支持，给妇女钱她是作为生产资金，给男人钱他是作为消费资金。人是有自己天性的，妇女考虑的是父母双亲，考虑下一代，而男人考虑问题往往比较短期。

根据这个理念的启发，我去年和高盛公司合作，在云南办了一个妇女企业家培训项目。高盛公司有一个基金会，5年扶持妇女创业的培训计划，我获得了他们的支持，最近第一批学员刚刚毕业。我从做这个项目得到的体会是，中国的妇女和孟加拉的妇女跟尤努斯开始实行小额贷款的商业模式的行为是非常相像的。中国妇女获得了这个资金要去投资，其次她的投资欲望非常强烈，再次她考虑问题的视角都是长期考虑，不是短期考虑，最后在中国尤其有意义的一点，第一期大概50位学员都是在服务行业，而不是制造业。我听到这50多名妇女企业家谈到她们面临的问题的时候说，金融是她们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广东可能在全国是走在前列，说老实话，小型贷款的模式最需要的地方恰恰还不是广东，最需要的地方恰恰是贵州、广西、云南、湖南、河北这些最贫困的地区，恰恰是他们最需要这种商业模式，而恰恰在这些地区看不到这种商业模式。

尤努斯教授开始的这个金融改革是从打破国家对金融领域的垄断开始的，这恰恰是我们中国最需要的，在我看来他的这种商业模式是非常重要的，贷款对象是妇女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看来，这个小额贷款能够在中国实行最重要的是打破国家对金融的垄断。

最后一方面在我看来非常重要，尤努斯重视农村创业，很多贷款都是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高明的地方在哪里呢？他不认为农民仅仅是生产粮食，仅仅生产玉米，仅仅生产蔬菜，他认为农民有着非常强烈的创业愿望，另外还有这方面的能力。农民工所居住的那些地区没有金融产品支持他们在本地创业，而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因为有外资的进入，金融产品比较发达，企业就可以在这边发展，把人力和资金配合起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两亿多的农民工从内陆跑到沿海地区来打工从全球来讲都不是人在动，都是资本在动，都是工厂在动。每年2亿多的农民工来回跑动，肯定是因为他的老家缺少很多创业的条件和缺少很多政策方面的支持和缺少很多金融产品的提供，所以应该开放金融，允许内地非国有金融机构进行小额贷款来实行尤努斯的商业模式。

我再从宏观角度讲一下尤努斯改革在中国的意义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意义，中国和西方都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新自由经济破产了。不光是强调国家监管，而且强调国有制。过去经常听到这种言论，国有四大银行至少保证了中国没有出现金融危机，实际上罗马尼亚从来没有出现过金融危机，朝鲜也没有出现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都是发达国家出现的，资本流动性很大，资本账号是开放的，商业模式监管出现问题确实是产生金融危机，可是管得一潭死水的也没有金融危机，没有金融危机本身我并不认为这是中国国有体制的优越性，实际上呆账、坏账这么多的隐性危机就已经存在了。

新自由主义的共识，第一强调民营、私营企业的贡献，第二强调产权的保护，包括对投资回报的保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契约的保护。有的学者认为不私有化也能够发展经济，比如香港，土地就是政府所有，可是忘记一个简单事实，土地虽然是政府所有的，可是土地契约是完全受法律保护的，这样一个契约精神、契约保护和法治是新自由主义共识里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三强调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你是把资金给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你是允许非国有机构进入金融领域，还是不允许非国有机构进入金融领域，共识是你至少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到这个领域来。台湾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75%的贷款都是给国营企业的，当时蒋介石到台湾也有国营企业，到60年代中期这个比例完全倒过来的，国营企业为20%－25%，其他全是民营企业。韩国情况更为明显，基本上全是私营企业获得的。第四个是政治是不是开放、民主的。政治上虽然不见得一步到位，但是应该渐进地民主和开放。

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快，是不是就是证伪了自由主义的共识？从历史上来看，有这么一个国家，GDP高速增长，10%，政府储蓄率6年增加1倍，基尼系数0.5，工资增长远远落后于GDP增长，前100大企业的75%的资产属于国企，对外资非常开放，对内资非常不开放，而且高速工业化。这个国家和中国很相似，这是哪个国家呢？是历史上的巴西。一个法国经济学家认为，巴西这个国家前景是光明的，可是“巴西奇迹”从1980年以后就停滞了，20年10%的增长由于石油危机这样一个外部冲击马上就垮下去了，接下来的20年经济几乎没有任何发展，社会腐败，外债危机。从国家从上到下的这种操纵模式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是成功的，10%、11%的增长，而它本身的经济基础是非常脆弱的。现在欧债出现问题了，美国出现问题了，下一步中国经济怎么走，如果不及时从经济体制上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我非常担心能不能支持得了这样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关于中国的小额贷款试验，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相当多的非常好的金融尝试，我查了几千份的历史文献和数据，当时所谓非正式的金融不光在温州、浙江存在，在贵州、广西、辽宁都有。80年代中国实际上做了很多有益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的尝试，所有都是在农村地区，在城市是没有的。我们应该借鉴于尤努斯的商业模式，可是我们中国自己也创造了很多经验，我们应该仔细去研究一下、讨论一下我们中国过去自己的成功经验。很可惜的是很多这些金融试验最后没有被继续下去，有的就终止了。90年代对非正式金融有几次非常大规模的打击，当时农村金融的条件是相当险恶的。有一个统计研究，把因变量作为获得贷款的数目，自变量是每个城市的地位，发现中国90年代很多人贷款不是根据你的经济指标来分配，完全是根据地位来分配，北京、上海是最不需要资金的，可是国有银行把所有贷款都集中在这些大城市，而偏远地区我们四大银行不涉足，农业银行90年代开始都是在农村减少储蓄所的数量。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这个国家就非常有意思，90年代初期它的金融就已经开放了，花旗银行进入到印度的时候网点也只是设在城市，后来他们发现真正能赚钱的地方不在城市，而在农村，他们就想方设法到农村去。这和我们国有银行的做法就恰恰相反，我们国有银行主动放弃在农村的网点，使很多农村资金提供出现了短缺，然后就出现了高利贷等等的问题。

为什么非正式金融会出现呆账、坏账？有一个原因就是非金融本身就是非正式，他拿到的这个合同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我贷款给一个人，这完全是桌子底下的协定，他不还我款的话我是没法到法庭去告他的。要改变这个状况非常容易，你就把非正式金融变成正式金融就可以了，签一个字就可以了，这从技术上来讲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主要障碍在于政治上，在于既得利益的障碍上。

对中国过去30年的回顾，我们搜集中国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以后农村家庭收支的调查数据表明，在金融开放的地区谁能够获得贷款呢？往往是最穷的人获得贷款。而在金融管制的地区谁能获得贷款？往往是地位比较高的人获得贷款，比如村干部。严格打击非正式金融的地区，谁能获得正式金融？往往是有权势的这些人，而权势和创业精神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成反比，而不是正比。在我看来，说到和谐的问题，这个和谐不是说用高压的方式来取得和谐，你就让他有碗饭吃就可以了。如果在湖南、湖北这些地方农民能够在本地自我创业，他就不用每年流入到沿海，和城市居民竞争劳工市场。

在我看来，金融改革不是一个足够的条件，但它确确实实是一个必需的条件。中国现在要转变发展模式，我觉得第一应该先从金融着手，第二也是有国际上非常成功的尤努斯模式的指导和借鉴，有经验也有教训，第三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做过，80年代做过，非常成功。呆账和坏账什么时候出现？我们另外一个研究发现，只有在政府取缔非正式金融的情况下，反而造成正式金融出现更高的呆账和坏账，因为没有竞争了，没有竞争他把这个钱贷给谁都可以，往往贷款对象是不具有经济潜力的对象。

80年代中国实际上做了很多有益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的尝试，所有都是在农村地区，在城市是没有的。我们应该仔细去研究一下我们中国过去自己的成功经验。很可惜的是很多试验最后没有被继续下去，有的就终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