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260美元，首次由“下中等收入”经济体转变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①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国际经验看，从中等收入经济体迈向高收入经济体，将面对许多全新的难题，应对得当，就能顺利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应对不当，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同在的重大变革时期。

一、“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凸显：普遍现象与特殊表象

（一）经济体的分类及“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

世界银行采用人均国民总收入指标，对各经济体发展水平进行分类。国民总收入（GNI）是一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来自国外的净收入（劳动报酬和财产收入）之和。世界银行采用市场汇率的三年移动平均值将本币价值换算为美元的方法，即所谓“图谱法”，来计算GNI和人均GNI，并依此对经济体进行分类。

基于分析的需要，世界银行将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类，并于每年7月1日根据对上年人均GNI的估算修改对世界各经济体的分类。根据2011年7月的最新标准，低收入为年人均GNI在1005美元及以下，中等收入为1006～12275美元，高收入为12276美元及以上。其中，在中等收入标准中，又划分为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两类。前者的标准为1006～3975美元，后者为3976～12275美元。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通常又合称为发展中经济体。

根据这个标准，在世界银行目前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低收入组有35个，中等收入组110个，高收入组70个。在中等收入组中，下中等收入有56个，上中等收入54个。

尽管发展中经济体增长速度远远快于高收入经济体（过去十年发展中经济体年平均增速达到6.8％，而高收入经济体仅为1.8％），但经济体之间的贫富差距依然巨大。2010年，所有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GNI为38658美元，而中等收入经济体为3764美元，低收入经济体为510美元。②

跻身“高收入俱乐部”的70个经济体，大致可分为六类：一是欧美发达国家；二是由欧美发达国家托管或有密切联系及有特殊条件的一些岛屿，如关岛、格陵兰岛、开曼群岛、法属波利尼西亚等；三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文莱；四是中东欧转型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五是一些成功的东亚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中国台湾未纳入统计）；六是以色列。

按照世界银行的地区分类，低收入经济体大多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而中等收入经济体主要分布在4个地区，即：“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欧洲与中亚”（主要是前苏联东欧国家）、“东亚与太平洋”、“中东与北非”。

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二战”结束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快速增长，但相当多经济体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增长率就显著放缓，从而长期徘徊在“高收入俱乐部”的门槛之外。最典型的例子是以阿根廷为代表的一些拉美国家。统计数据显示，阿根廷于1962年，智利于1971年，乌拉圭于1973年，墨西哥于1974年，巴西于1975年，哥伦比亚于1979年就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至今仍未能跻身高收入经济体。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如马来西亚和叙利亚分别于1977和1978年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至今仍属中等收入经济体，其中叙利亚甚至一度重回低收入经济体行列。[1]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第四份关于东亚发展研究的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③中，对上述现象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共同特征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其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一些共同的特征，归纳起来主要是：

第一，经济增长不稳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高增长，也难以持续。这一特征在拉美国家尤其突出。1950～1980年间，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GDP年均增速分别为6.8％、3.4％，和6.5％，而在1981～2000年这20年间，则分别降至2.2％、1.7％和2.7％。1970～1980年间，印尼、菲律宾GDP年均增速分别为8％和6.6％，而在1981～1990年间，则分别降至5.5％和1.6％。[2]

第二，金融体系脆弱。以东南亚国家为例，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前，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经济体长期过分依赖外资流入推动经济发展，向国外借款过多；金融市场开放的自由化程度与固定汇率制度安排失当，人为维持的汇率高估使本币币值与实体经济和外汇供求严重脱节；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善，中央银行对金融市场风险缺乏足够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大量资金投向了房地产业和证券业，泡沫经济现象严重。金融体系的漏洞，形成巨大的套利空间，引发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攻击和打压，直至爆发大规模的金融震荡。拉美国家的历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也往往与外债负担沉重、本币币值高估、通货膨胀严重等因素紧密相关。

第三，收入差距过大。拉丁美洲是世界上收入水平差距最大的地区，最富有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是最贫穷的20％人口平均收入的20倍。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拉丁美洲各国的基尼系数都在0.45以上，其中阿根廷0.53，智利0.54，巴西和玻利维亚更是高达0.61，这些数据都远远高于OECD国家0.35的平均水平[3]（见表1）。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其他地区的经济体也同样面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以马来西亚为例，该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20世纪90年代后始终保持在接近0.5的水平上。收入差距过大，不仅造成国内居民消费不足，而且引发社会矛盾激化，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四，公共服务短缺。以拉美国家为例，为了赢得民众支持，拉美国家的政府在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卫生、教育、扶贫、就业、工资和税收等领域都制定了有关的社会政策，有些国家甚至通过颁布法律法规来确保社会政策的稳定性。但是，由于政府财力不够、利益集团掣肘、管理能力不足等诸多原因，很多社会政策实施效果不佳，公共服务短缺现象普遍存在，一般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受益更少。在拉美许多大城市的贫民窟地区，政府往往采取放任不管的政策，既不提供水、电等基础设施，也没有很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导致黑社会控制、暴力活动猖獗，贫民的生命安全也难以得到保证。

第五，创新能力不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原有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的动力。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此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还存在贫困集中、就业困难、城市化失序、腐败严重、信仰缺失、社会动荡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各经济体的表现和严重程度不尽相同。

（三）“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在中国凸显的主要表象

与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不同，中国目前仍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整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意味着存在较大的回旋空间。但必须看到，近年来，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在增加，“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已经日渐凸显出来。

第一，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失速”的风险增大。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外需和投资拉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外需严重萎缩，在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依靠高强度的政府投资拉动经济，仅仅能解“燃眉之急”，但终非“长久之计”，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来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甚至体制回归等后遗症，加之增长方式粗放、科技体制不顺、创新能力薄弱等痼疾依然，因此，一旦增速放缓，过去高增长掩盖下的低效率问题就会全面暴露，包括企业盈利能力不足、地方债务风险、长期信贷回收困难等，有可能造成微观活力不足、竞争力下降等问题，甚至某种形式的财政金融危机。

第二，金融深化不足，风险过于集中。中国金融体系建设滞后，金融抑制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一是金融组织体系不完善。银行业集中度过高，信贷市场以国有或国有资本主导的大银行为主，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发育严重不足，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错配、服务不足、方式落后和风险累积。二是金融市场体系不健全。资本市场整体规模偏小，债券市场发展滞后，场外交易市场迟迟未能推出，直接融资比重过低，企业高度依赖间接融资，造成风险过度向银行业集中。三是金融调控体系僵化。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滞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受到制约。四是金融监管缺位、错位、越位现象并存。金融业及其调控和监管方式，不能适应国内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要求。

第二，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扩大，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1978年，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仅为0.30，在国际上属于较低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在解决了平均主义收入分配倾向的同时，也造成了过大的收入差距。1997年基尼系数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0的警戒线水平，目前达到0.46左右。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在1978年为2.57∶1，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后曾一度缩小，但90年代后又不断扩大，近年来一直维持在3∶1左右，2010年达3.23∶1。如果把城市居民收入中的一些非货币因素，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福利考虑进去，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还要更大。

第四，公共服务总体不足，且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严重不均等。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转变，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体制不健全、基本公共产品短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上学贵、看病贵、就业难、房价高、社会保障水平低、生态环境污染重等问题，已成为城乡居民普遍面临的难题。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上的差距非常明显。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水平显著滞后，大大落后于城市。农村教育办学条件差，升学率远低于城市。绝大多数的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城市居民享受的卫生费用是农村的数倍。文化资源基本集中在城镇，乡镇以下多数没有文化设施。在不同地区之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也较大，以致有的学者作出了“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论断④。

第五，对低成本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惯性依赖，结构调整难度很大。长期以来，依靠人为压低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低成本竞争的优势。但由于缺乏研发能力和营销能力，被锁定在“微笑曲线”价值链的低端，利润十分微薄。这种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低利润的粗放发展模式，造成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不具有可持续性。2009年，中国GDP仅占世界的8.6％，而能源消费总量却占世界的19.5％（见表2）。一些重化工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10％～50％。[4]在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源价格上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不少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难以为继，生存十分艰难。近期接连发生的温州民企老板“跑路”事件就是典型的例证。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已经刻不容缓，但缺乏创新能力，转型谈何容易？

二、“中等收入陷阱”成因：发展类型与体制特征

（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发展类型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就其发展类型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长期僵化地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拉美国家。应该看到，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并不是拉美国家特有的现象，除英国以外，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早期都实行过一定程度的进口替代战略，拉美国家的问题在于长期僵化地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拉美国家国内市场空间都比较狭小，受保护的产业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无法创造足够的非农就业机会；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又使国内产业缺乏创新动力。进口替代部门大量进口资本品和机器设备，所需外汇靠初级产品出口难以满足，不得不大量对外举债。企业效益偏低，政府财政收入必然匮乏，入不敷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也明显下降。随着债务规模持续上升，长期性债务越来越难以筹措，不得不大量借入短期债务，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加剧。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之初，拉美国家曾实现了一段时间的快速经济赶超，特别是二战后还创造了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拉美奇迹”。但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就陷入困境，经济增速明显下降，大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二是长期僵化地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前苏联东欧国家凭借计划经济体制的超强资源动员能力，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农业和轻工业部门的有限剩余被强制占用，重工业过度发展，轻工业发展不足。这些国家依靠计划安排生产和消费，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经济增长的低质量和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实际上是苏联国内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延伸。没有真正竞争激励的国际市场，企业和产品都缺乏真实竞争力。长期的矛盾积累，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20世纪70年代以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明显放缓，计划体制已越来越难以为继。“二战”后亚非拉地区一些新独立的国家曾一度模仿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也都先后面临经济发展的窘境。

三是长期依赖出口导向战略的一些东亚经济体。“二战”以后，亚洲一些新兴经济体在独立之初，曾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发展工业。20世纪60、70年代，这些经济体为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的发展目标，先后转向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这些经济体根据动态比较优势，强化产业政策实施以获取出口竞争优势，并实施鼓励出口的财政、金融、贸易政策。在当时内部市场容量有限、资本积累严重不足、技术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选择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无疑是正确的。亚洲“四小龙”和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的经济起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出口导向战略的缺陷日益显露，主要是：对国外市场过度依赖，而忽略了国内市场的开发；盲目追求利用外资的数量，而忽略了监管；外贸依存度高，产业结构和内外部经济结构失衡；实行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未能及时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形成机制。1997年7月，泰铢在遭受国际游资大规模投机影响下，造成巨额贬值。在这一突发事件的波及下，亚洲一些经济体货币竞相贬值，由此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之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经济增速显著放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体制特征

今天的经济学家们用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三元方程来解释经济增长。但许多实证研究表明，要素积累和生产率的变动很可能只是增长的近似原因，而自然地理、贸易、制度等是更深层次的决定因素，其中制度是影响各经济体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5]经济增长的根源在于发挥公民特别是企业的创造性。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的阶段，由于存在着“后发优势”，技术学习和模仿一定程度上重于技术创新；但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发展的阶段，技术创新能力就越来越成为必需。而一个经济体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离不开高质量的制度安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国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制度的竞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其基本制度的缺陷非常明显：

第一，就经济层面而言，主要是要素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以土地要素为例，很多研究发现，日本、韩国的土地改革对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非常重要的，而之后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进一步确保了这种分配的均等化。相反，土地分配的严重不平等，是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在古代美洲，印第安人的土地归村社（公社）所有。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占领美洲后，大肆霸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并强迫贩运来的非洲黑人充当奴隶，建立了无数个大庄园，由宗主国白人充当庄园主。拉美各国独立后，这种大地产制一直保留了下来。20世纪20年代以后，拉美各国普遍进行了土改，但这一改革是不成功的。据美洲农业发展委员会的调查，在各国普遍开展土改后的1966年，很大比例的土地仍为大地产主控制。这一比例在阿根廷最低，为37％，在智利、秘鲁最高，达82％。在拉美，绝大多数农民不是没有土地，就是土地少得不足以养活一个家庭。1966年，这样的人占全部农村人口的比重，阿根廷为60％，巴西为68％，智利、哥伦比亚为70％，厄瓜多尔、危地马拉、秘鲁达88％。[6]大量无地又无业的人口不断涌入城市，造成贫困现象在城市地区聚集，形成了所谓“贫困的城市化”。这样，初始的土地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长期而又持久的影响，使那些不利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永久化。传统计划体制也是造成要素资源错配的典型例子。实施计划体制的国家着眼于经济上的赶超，往往将大量资源（资金、技术、劳动力）集中在政府手里，配置到国有重工业部门。但这种配置形成生产的低效率和低活力，导致国内需求难以满足、国际竞争难以应对，在经过经济成长初期的快速增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便增长乏力，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二战”以后新独立的许多亚非拉国家，都曾效仿前苏联建立起计划体制和庞大的国有部门，但实行二三十年后都不得不改弦更张，更多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第二，就社会层面而言，主要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固化和对立。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只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才能保证动态的机会公平，调动社会上所有人的积极性，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努力工作，积极创业和创新。但在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初，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往往还没有建立起来，政府还无法扮演一个公平和中立的角色，政府政策通常缺乏前瞻性，一部分精英阶层利用制度和政策的缺陷为自己谋利益，阻碍了社会流动性机制的确立和完善。[7]一项有关社会流动性的跨国比较研究发现，在秘鲁、智利和巴西，代际受教育程度相关性指数分别高达0.66、0.60和0.59，在印度尼西亚也高达0.55，表明社会垂直流动的机会严重缺乏，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指数一般都在0.40以下，美国、瑞士最高，也仅为0.46（见表3）。[8]在拉美国家，缺乏垂直流动的机会，只有军人职业能够给中下层人民提供打破等级藩篱，通向权力、财富与社会特权之路的机会，这是拉美国家军事政变频发的一个重要社会背景。社会阶层结构的长期固化和对立，也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的重要原因。

第三，就政治层面而言，主要是政治结构的适应性不足和对既得利益的强化，造成相关风险因素不断累积。在“二战”以后几十年间，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不稳定的影响，是政治周期决定了经济周期。在拉美国家，一个可能的场景是“精英治国模式”和“民粹主义模式”的循环：靠军事政变等手段上台的专制政府，用高压手段启动增长，导致不平等扩大，社会紧张加剧。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采取了更加高压的政策。几个回合后，社会不满达到极限水平，动乱全面爆发。而由军政府向民选政府过渡后，为了获取政治支持，当政者向民众作出不切实际的福利承诺，但因国内财力有限，普遍采取了对外举债和对内超发货币的政策。随之而来的高通货膨胀使民众的不满不断累积，军事政变又将发生。[9]20世纪80年代后，军事政变退出政治舞台，但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恶性交替依然没有停止。推动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威权发展模式”，可以看作是对“精英治国模式”的修正。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强势而懂经济的领导人；把经济发展当作国家目标、意识形态乃至迷信；有辅助领导人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技术精英集团；政权的合法性来自经济发展的成功。㈣为打破贫困陷阱，启动快速增长，强势而精明的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描绘发展目标、制订计划和战略、开发人力资源、改善基础设施、扶持中小企业、吸引外资、鼓励出口等。高速增长启动后，社会各方面的变革包括城市化的扩展、收入差距的扩大、腐败的蔓延等也随之而来，为此政府同时需要采取一系列缓和社会紧张关系的政策。这一模式可以维持几十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但如果不能顺利实现向更加富有和民主化的社会过渡，社会的动乱和政权的更迭将不可避免，一如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和菲律宾马科斯政权的结局。

（三）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体制因素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成功实行土地制度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以来又成功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就决定了中国与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面临的体制约束有很大的不同。但居安思危，也要看到，中国还存在着一些有可能影响我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体制因素。择其要者来说，主要是：

一是国有经济和垄断行业改革进展迟缓。虽然经过30多年的持续改革，中国仍然保留了庞大的、战线过长、范围过宽的国有经济，垄断行业的改革远未完成。有的行业和领域，政企尚未分开，改革还没有破题。这些行业集行政垄断、市场垄断和自然垄断于一身，既抬高了国民经济的运行成本，也抬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成本，损害了全社会的竞争效率、发展活力乃至公平正义，已经成为有可能阻滞中国经济健康成长和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民营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也与此紧密相关。在能源、铁路等产业部门，在医疗、教育、环境、金融、通信等服务领域，行政垄断不仅造成内部激励不足，而且阻碍了外部资源的进入，造成发展缓慢、结构扭曲、供给不足、服务低劣等痼疾难除。

二是金融体系相当脆弱。中国金融业管制过多，发育不足，存在着众多的经营性风险甚至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第一，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全，作为资本市场的早期形式或原生形态的场外交易市场至今未能建立起来，直接融资严重不足，企业生产经营主要依靠间接融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第二，中国的银行主要是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民间资本参与度不够。银行主要贷款给国有大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过于集中。第三，利率体制僵化，市场形成利率的机制尚未建立起来，政府确定的贷款基准利率水平远低于实际的市场均衡利率。这种利率机制的扭曲，不仅造成资源的错配，而且导致地下金融“高利贷”泛滥。第四，中国存贷款利差过大，达3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一般只有1个百分点左右。其实质是损害储户的利益来补贴银行等金融机构。第五，由于涉外经济体制和汇率形成机制不顺，客观上造成了通过出口大量低附加值产品获得经常项目顺差，通过优惠引资政策形成资本项目顺差，而所积累的外汇储备又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等低收益产品，这意味着一方面以高成本输入资本，另一方面以低收益输出资本，实际上是从资本输入和输出两个方面遭受了双重损失。第六，由于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央行不得不投放大量人民币购买外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此外，金融监管机构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职能错位的问题，金融监管部门过多干预金融决策过程，既导致金融改革创新动力不足，又造成金融监管失当或不力。

三是城乡二元制度尚未根本打破。发展经济学提出的所谓“二元结构”，是指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并存。中国的情况是，不仅城乡经济存在差别，更特别的是，城乡社会结构、城乡居民的权利义务被二元化了，而且由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和政策固定下来。过去的改革开放已经猛烈地冲击这种二元制度，但其基本的框架依然存在。中国“城乡分割”的“制度二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土地制度的城乡二元分割。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农地转为非农业用地必须经过国家征用，由集体地权变为国有产权，方能用于非农业建设。在征用过程中，土地级差收益主要由城市政府和开发经营主体获得，被征地农民无法分享。第二，公共品供给和公共治理制度的城乡二元分割。城市区域的公共品提供基本上由国家财政负责，而农村地区的公共品提供长期实行“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持为辅”，在很大程度上由农民自己负担。第三，户籍管理和相关制度的城乡二元分割。城乡居民分为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政治权利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正是由于城乡“制度二元”，造成了“农民工”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介于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的庞大边缘群体。而“二代农民工”的出现，表明中国出现了社会阶层固化的苗头。2000年之后，中国代际之间收入的相关性在上升，社会流动性在下降。[11]近20年来，中国城镇和农村家庭学生的教育机会差距也出现了逐步扩大趋势。在重点高校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不断下降。[12]目前社会上所关注的“富二代”、“官二代”现象，反映的是公众对社会流动性减弱趋势的担心。

四是收入分配制度有失公平。从初次分配看，政府和企业收入占比不断提高，挤占了居民收入的份额。1995～2007年，政府收入比重提高了4.0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提高了1.6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下降了5.6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0年的53.4％持续下降到2007年的39.74％，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如美国（55.81％）、英国（54.5％）、瑞士（62.4％）、德国（48.8％）、韩国（45.4％），也低于一些新兴经济体和转轨国家如南非（68.25％）、俄罗斯（44.55％）以及巴西（40.91％），⑤甚至低于拉丁美洲、中东和北非等地的平均水平（40％左右）⑥。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突出。在再分配环节，对灰色收入、非法收入等约束不力，对弱质产业和弱势群体保障不力，对高收入调节不力，过大的收入差距和过高的财产差别得不到合理有效的调节。

五是政府职能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传统计划体制下所形成的是“全能政府”。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经济调节“越位”、市场监管“缺位”、社会管理“错位”、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突出。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带来了消极影响：投资和经营决策与市场真实情况相差甚远，成本约束机制不健全，风险无人承担，持续地侵蚀和破坏市场机制。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还是在五级或六级政府主体同时活动的背景下形成的，地方政府“法团化”甚或“公司化”的现象十分明显。⑦也导致各级或各地政府之间的竞争明显超过了合理的限度。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既包揽公共品的生产，又通过政府规制、行政审批、歧视性税收和财政补贴等非中性制度壁垒，保护国有公共部门在公共品领域中的“垂直一体化”垄断，并由此衍生出公共部门规模过大、激励不足、压力不够、效率低下以及公共品供给不足、质量不高乃至寻租腐败等一系列问题。

三、出路：转型发展和制度创新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地实现从低收入经济体向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转变。这一成就的取得，有赖于持续不断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展望未来，要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经济体，必须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加快推进全方位的制度创新。

（一）更充分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做到微观竞争起点公平，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价格市场决定，政府调控适应市场规律而不是扭曲市场规律。为此，要逐步理顺煤电油气水和矿产等资源类产品价格关系，完善重要商品、服务、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健全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各类要素市场。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市场法规和监管体制，规范市场秩序。

（二）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和垄断行业的改革

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推进国有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各类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尽快打破行政性垄断，分离垄断行业中的自然垄断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将竞争性业务推向市场。优化对自然垄断业务的监管，在保持国家必要控制力的前提下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继续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

（三）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处理好金融改革创新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进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以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为重点，完善金融调控和监管体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积极发展债券市场，稳步发展场外交易市场和期货市场。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积极发展各类中小金融机构，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

（四）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以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为重点，着力改变城乡分治的规划管理和财政投入保障机制。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建立健全推动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提升大中城市的功能服务水平和综合承载能力，增强城市辐射力和带动力。消除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同时创造条件，让尽可能多的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要允许那些已经在城市长期就业和居住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在自愿基础上获得所在城市的市民身份，享受与城市其他居民同样的教育、医疗、住房与社会保障服务。通过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居民收入的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五）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理顺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加强收入分配调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六）加快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提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水平。加快政企、政资、政事和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调整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行政层级，提高政府效能。调整中央地方关系，按照管理复杂程度、受益范围激励相容等原则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通过税制和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保证这些职能有相应的财力支撑。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与此同时，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增强多层次供给能力，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此外，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民主制度建设，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通过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促进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和谐发展，使中国能够早日成功地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① 引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http://data. worldbank. org）。

② 参见世界银行2011年7月5日新闻稿《国家分类的修订》及世界银行WDI数据库（http://data. worldbank. org）。

③ Gill, Indermit and Homi Kharas,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2007,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中译本为：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等著：《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信出版社，2008年。

④ 参见《胡鞍钢阐述中国国情基本特征：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税务》2001年第5期。

⑤ 参见《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扩大至15倍，跃居世界首位》，华商网，http://news. ccvic. com/shehui/gnyw/2011/0210/ 3862. shtml。

⑥ 参见曾忠禄：《效率与公平：澳门劳动报酬问题研究》，载郝雨凡、吴志良、林广志编：《澳门蓝皮书：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⑦ 参见Jean Oi,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October), pp. 99～126；以及Jean Oi, 1999,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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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菲利普·拉兰：《丰裕时代的拉丁美洲》，载青木昌彦、吴敬琏主编：《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89～133页。

[4]马建堂：《全面认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人民日报》2011年3月17日。

[5]Rodrik, D., Suhramanian, A. and Trebbi, F. 2004. "Institu-tions Rule: The Primacy of Institutuions over Geography and Integ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9, pp.131～165.

[6]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05页。

[7]蔡洪滨：《中国经济转型与社会流动性》，《比较》第53辑，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14页。

[8]Hertz, Tom, Jayasundera, Tamara, Piraino, Selcuk, Sibel, Smith, Nicole and Verashchagnia, Alina. "The Inheritance of Educational Inequality: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Fifty-year Trends." The B.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2007, 7(2), Article 10.

[9]Huntington, Samuel P., and Joan M. Nelson,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0]大野健一：《东亚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从威权发展模式到民主发展模式的平稳过渡》，载青木昌彦、吴敬琏编：《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08年。

[11]Khor, Niny and Pencavel, John. "Evolution of Income Mobilit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91～2002." Asia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04, June 2010.

[12]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