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中国实现改革开放目标的重要时间节点，同时也与国际社会一起卷入了一场既有持久性渐进变化使然也有新冠疫情突发因素影响的深刻变局，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已然变化的全球格局和始料未及的新冠疫情，各个国家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惑并努力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其中，有无所作为、甩锅推责或应对无序、进退失据而深受新冠疫情的困扰，有以邻为壑的霸凌主义和“退群”自利的去全球化逆流，世界主要经济体大多深陷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相互激荡的沼泽地。中国以结构性市场深化和制度性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发展，基本走出了新冠疫情和经济下滑的阴影，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以2.3%的唯一正增长速度，展现了发展自己也惠及国际社会的大国作为和责任担当。
一、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和阶段性特点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固然有其自身的特点，但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特点和发展趋势也是明显的。其中大国经济体的发展变化不仅改变着自身的地位与作用，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经济发展和政治格局，世界经济政治关系也由此风谲云诡、变幻莫测。
（一）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机制的根本性变化
40多年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影响着世界的格局。经济生活由传统自然经济体及其当代类生形态的计划经济体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社会形态由农业社会、农耕文明步入工业社会和城市文明发展阶段；产业技术由发达国家的追随者向并跑者乃至某些领域的领跑者转变；发展模式从封闭半封闭的单循环状态经由局部开放、全面开放、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过渡到深度参与并深刻影响经济全球化过程；经济水平由低收入国家摆脱绝对贫困化状态、发展到上中等收入国家，市场地位由世界市场的依赖者向全球市场及产业链的贡献者转化；综合国力由欠发达经济体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适应者向大国经济体、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影响者转变。
（二）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化及其重组趋势
世界的技术、经济和政治格局也在发生剧烈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世界。产业形态从消费互联网加速向产业互联网转变，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基因工程、量子科学以及新材料、核聚变等重要领域竞争激烈；世界经济重心正在“自西向东”位移，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渐趋接近、对等；新的全球性问题，如信息网络、虚拟经济、超级资本、难民移民、科技竞合、气候生态等问题日益凸显，发展中国家期待在全球治理的相关方面增大话语权，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日渐增高、趋势显现；世界文明多样性彰显，新的发展模式开始进入全球视野，国际社会渐持开放包容、多元互利发展基调；西方主要国家面对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尤其是中国崛起及其全球性影响，表现出无奈、不甘与焦虑状态，遭遇其数百年来未曾遇到的体制性、体系性挑战。
二、百年变局的相互影响及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的加深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势必引起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的不平衡发展和竞争合作关系的复杂化。作为重新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自然处于国际百年变局的风口潮头，其发展变化适应于并且也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经济政治秩序。
（一）中国发展变化的历史性影响
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难得机遇，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长期性挑战。第一贸易大国地位的形成及稳固，中国入世时被赋予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地位及相应的国际贸易条件对现有贸易秩序尤其对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结构平衡带来强烈冲击；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形成及其对国际社会产业发展和就业岗位的替代，不可避免地会与包括发展中经济体在内的部分贸易伙伴产生矛盾和冲突；科技立国战略及其成就，对西方主要经济体构成了大国博弈压力和心理性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制度公共品提供能力，包括应对新冠疫情的即期效应，对西方社会的固有优势、制度模式和文化优越感产生了巨大冲击；综合国力、军事实力和体制张力的增长，明显引起西方主要大国的疑虑、忌惮甚至恐惧，进而全面挑起与我国在贸易、科技、教育、军事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主动以我为竞争对手发动贸易战、要求重谈双边甚至多边贸易条件，包括对我国内问题横加指责干涉、对新冠疫情甩锅推责等，都是其经济、政治、制度、文化本能的也是必然的反弹。
（二）国际变局对中国的挑战
国际经济政治变局的复杂性不仅仅停留在大国竞争范围。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产业和市场与我国基本同构、发展阶段也大致同步，在国际贸易中或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与我国的贸易摩擦日渐增多，不时引起贸易争端、提起反倾销诉讼；部分发达国家因产业转移和就业岗位流失对中国的抱怨日盛一日，并被其政治人物恶意操弄，直至爆发全面的贸易战；一些西方大国利用乃至极端化其综合性传统优势，打压我国企业或抬高我方的对外贸易和投资门槛，对中国崛起形成巨大压力和经常性挑战；少数西方大国竞争信心不足，利用新冠疫情突发背景下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剧变，奉行单边主义的“去全球化”尤其是“去中国化”政策，对我国产生近在眼前的现实冲击；西方主要大国刻意操弄大国博弈，力图将中国推入“中等收入陷阱”，或恶意制造“塔西佗陷阱”，他们甚至有可能冒万劫不复的“修昔底德陷阱”风险。
三、应对变局的改革开放重点
有效应对百年变局的巨大挑战，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中国的经济起飞和国家发展，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直面百年变局的巨大压力之际，适应国情特征和阶段性任务的不二选择，仍然只能是市场深化的结构性改革和全球参与的制度性开放。
（一）结构性改革任务
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在财产权利保护、市场竞争秩序和宏观管理体制等各方面逐步成熟起来。但变化中的国情世情也使我国的薄弱环节和体制短板暴露无遗，迫切需要以结构性改革尽快补齐短板、完善制度，以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对国际社会的严峻挑战。其中尤以坚持产权中性、竞争中性、规制中性基础上的市场中性原则，创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发展、具有较强的要素聚集力和制度向心力的营商环境最为紧迫。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体制适应性优势，充分激活各类市场主体发展经济的活力与创造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进步，抢占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历史先机；创新效率与公平协调均衡和共享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社会政策，缓解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完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保障市场有效和政府有为，避免国家功能的“诺斯悖论”；以成熟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巩固、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应对迫在眉睫并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压力。
（二）制度性开放前景
经济的对外开放或全球化过程，最为基础的是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全球化，继而是资本投资和技术应用的全球化，更高层面的是人才流动和制度规则的全球化。数十年的开放型经济建设，我国在货物贸易、资本引进方面取得长足进展，但在服务贸易、对外投资尤其是国际人才和制度规则的对外开放和全球化方面仍然存在诸多短板和薄弱环节。面对百年变局和新冠疫情的特殊影响，需要旗帜鲜明地高举贸易投资便利化和经济全球化旗帜，以对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产业技术标准和制度法规准则的适应能力和创新作为，以国内自贸区和国际间双边、多边自贸区建设，以加强向西、向南开放进而促进东、中、西部平衡对外开放战略，以全球产业链的可持续衔接和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体系，以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扩大开放促竞争、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以各种所有制经济、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各种资源要素的平等发展和优化配置以及与各个类型国家包括重点小国的多元经济合作关系，推动建设高质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制度性开放体制，灵活有效地应对全球经济政治百年变局的复杂形势。
孔泾源，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原司长。本文摘编自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2020中国改革报告》之经济体制改革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