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国内外环境，党的地位和任务都发生了并且仍在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对党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既形成了挑战和考验，也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党要实现自己的任务和目标，必须因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执政规律的高度，全面、系统地加强对执政党建设前沿问题、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思考和研究。
本文从研究方法论着眼，谈谈研究执政党建设问题的角度。过去我们对党的建设的研究，往往比较多地是从工作的层面来看问题。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对执政党而言，这又是不够的。执政的复杂性，要求我们更多地从规律性上去认识问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向我们提出的新要求。在这里，我从执政党建设研究的三个基本视角，即一般政党的视角、执政党的视角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的视角，谈点体会。
一、研究政党运作的基本原理，深化对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与其他事物一样，政党作为一种客观现象，也遵循着许多共同的规律。政党作为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的政治组织，往往带有强烈的阶级性。政党的性质不同，党的组织结构、目标任务、活动方式也往往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过去对这一点的强调是充分的，但对其中共性的东西却忽视了。今天看来，在看到不同政党活动各自特点的同时，也深刻认识政党活动的一般特点，才能对执政党建设以及执政规律有更加深刻的把握。
政党不是自古有之，而是政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政党产生的思想前提，是人们对国家及其权力认识上的转变。在奴隶社会和封建专制社会，为了使普通人远离权力，以永远保有统治地位，掌权者给国家权力罩上了一层非常神秘的面纱，似乎权力来源于上帝，非凡人所能左右。这就是“君权神授”说。在这种条件下，政党是难有立足之地的。随着人们政治意识的觉醒，特别是随着资产阶级作为独立阶级的发展壮大，人们渐渐不满足于对国家的神权政治的解释，而把国家权力与人的天生权利联系起来，认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用民主政治的观念取代了神权政治的观念。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们宣称，国家权力并不神秘，不过是人们为了组成社会，让渡出自己的部分权利，才构成了公共权力。人们可以把这些权力授予公共机关来行使，也可以在认为必要的时候收回它们，公民有权对公共权力提出自己的要求。这就是民主。
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不能不采取组织化的形式。掌握权力的阶级为保住自己的权力和既得利益，同样以政治组织的形式相对抗。这种组织，就是政党。政党把各阶级利益、愿望和要求组织化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民主政治的诉求，产生了近现代政党。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论断。恩格斯有一段话，揭示的就是阶级矛盾、阶级冲突与政党产生的关系，讲得十分精辟。他指出：“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１］（Ｐ１９６）
具体说来，政党的产生，又是和政治参与密切联系的。民主政治是参与政治，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是：民众作为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者，决定权力的使用，决定直接执行权力的人选，对施权者进行监督，对施权结果进行评价。民众直接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所谓的直接民主。但在实践中，直接民主的实施有很多不可逾越的障碍，如国家规模、公民素质、操作成本等。实践的结果，就是出现了相对直接民主而言的间接民主形式。民众不是直接、而是通过选出的代表来代行公民职责，控制公共权力，即代议制民主。政党作为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代表，作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手段，理所当然地成了代议制民主的主角。
可见，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最典型和最普遍的形式。公民、政党、公共权力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公民通过政党作用于公共权力，政党代表民众控制公共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政党的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它是沟通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联系的桥梁；另一方面，它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伸。
了解政党产生和发展的原理，我们可以在政党在政治体制中的定位、作用、功能等方面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这里仅举几条。
第一，政党就阶级本质而言是社会各阶级用来获取自身利益的工具，就组织本质而言则是各阶级进行民主参与的工具。政党能不能发展壮大，除了党自身的性质而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它是不是较好地充当了这种工具。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环境和道路与西方国家的政党有很大的区别。它们所在的社会往往不是已经建立了民主政治，而是与民主政治相对立的专制制度。因此，共产党首先要领导民众为争取民主权利、建立民主社会而斗争，而且往往借助于暴力革命手段来推翻专制统治，为民主政治扫清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突出地表现为，它是暴力革命的工具，它的组织形式是半军事化的。这样，在成为执政党后，必然面临一个从阶级斗争工具向政治参与工具的转型。
第二，在正常发展状态下，政党得以发展的前提，是在市场经济推动下出现了公民的自主意识、民主意识和利益诉求，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促进了政党的产生，同时也对政党在执政后滥用权力、被公共权力所腐蚀起着遏制作用。因此，在公民社会较发达的西方政治体制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以及由此引起的消极腐败现象等等，虽然不能消除，总体说来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而在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社会没有发育起来，加上体制高度集权，公共权力失去约束，导致了政党国家化、行政化、官僚化的趋势，不但滋生了腐败现象，而且使执政党和公众之间产生了隔阂，严重削弱了党的执政基础。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党应当积极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并借此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
第三，由政党对国家权力进行控制，是政党政治的通则，但这种控制以不改变权力运作的法理关系为边界。无论什么性质的民主政治，都有一套体现民众是主人、民众向自己的代理人授权、掌权者向授权者负责并接受授权者监督等原则的体制、机制、规则和程序。按照这套体制、机制、规则、程序进行运作，会大大增强执政党在权力获得、权力运用等方面的合法性。与其他执政的共产党相似，我们党最初是靠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而不是在民主体制的框架下获得合法性的，因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按照法定的体制、机制、规则和程序执政不习惯、不重视。实际上，随着人们对民主产生越来越高的要求，对政党执政的科学性、有效性也将产生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下大力气探讨民主政治条件下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问题。
二、把握执政党的基本特点，探索推进执政党建设的途径
中国共产党不但是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政党，而且是领导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期执政的党。这是我们今天思考党的建设问题的又一个出发点。党的建设之所以在实践中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说到底，是由于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明确揭示了这一变化：“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２］（Ｐ１１）深刻认识并把握这两个根本性变化，是认识和思考当今时代党的建设问题的前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着眼点也在于此。
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与不执政的党相比，执政党有哪些特点？尤其是领导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回答起来并不容易。苏共甚至探索了七十多年也未能回答好这个问题，最后连执政地位都丢掉了。在这个问题上，执政的共产党一个共同的教训，就是理论上没有完全搞清楚执政党和不执政的党的区别，实践上没有完全实现从不执政的党（或者叫“革命党”，如果我们使用“革命”的本来含义的话）向执政党的转变。
执政党和没有执政的党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它手中掌握了国家权力。执政党地位的这种根本性变化，使它产生了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系列鲜明特点。
（一）党的功能发生了变化
政党作为有共同政治信仰的人们自愿结合而成的政治组织，在现代政治体系中有着其他组织不能替代的功能。政党最基本的功能有两个。一是利益表达功能。政党总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把这些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表达出来的过程，就叫利益表达。当然，不少组织行为主体，如个人、利益团体、政府机构等，都有利益表达的功能。但在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的条件下，政党是其中最重要的表达渠道。我们把政党看作本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首先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二是利益综合的功能。政党不是简单地像“传声筒”那样传达民众意见和要求，而是作为一种力量，使民众的要求对政治权力的运作产生影响和压力。政党总是要把他所代表的那部分民众的意见和要求加以综合，变成党的政治主张。政党通过制定路线、方针、政策，集中本阶级的意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利益综合的功能。
执政之后，政党依然履行这些功能，但与不执政时出现了较大的差别。在不执政的情况下，政党履行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功能，往往是为了把本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与执政党和其他政党的对抗，以争取和维护本党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因而作为“斗争”工具的特点是十分突出的。在执政的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由于掌握的权力是公共权力，执政党政府必须以公允的面目出现，作为表面超越社会各种利益之上的力量，把集中起来的阶级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整合方方面面的利益，减少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执政党更体现为“整合的工具”。只有这样，执政党才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公众支持。
（二）党的目标和任务发生了变化
没有获得执政地位的政党，首要目标是取得政权，这是政党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前提条件。党的一切工作，都紧密围绕这一中心任务来进行。但是，在成为执政党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执政党之所以能够获得执政地位，是因为它得到了公众的信任。这种信任，基于公众对执政党所表达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目标的拥护和赞同。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党在执政之前向公众许下了诺言，公众对执政党有了确定的期望。执政党执了政，同时也表示公众把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的重任委托给了它。因此，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协调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设法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力量集合起来，造成一个和谐的局面，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否则，执政党的地位不可能巩固，更不可能长久。
（三）党的活动方式发生了变化
一个政党一旦成为执政党，手中可利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就会大量增加，党起作用的渠道和途径更加多样化。其中最重要的渠道，就是通过运用权力来实现确定的目标。这是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优势。但实践表明，这一优势，只有在执政党采用科学的、符合政治运作规律要求的活动方式时，才能够表现出来。政党如何正确地开展活动，如何正确地利用这一优势，以及如何在政党和公共权力之间建立科学的互动机制，一直是各国执政党都在不断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共产党来说，探索科学的活动方式的问题更为突出。这是由共产党掌权的性质决定的。共产党在政治体制中始终处于不容取代的领导核心的位置。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执政党没有科学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能正确利用手中的权力，国家和社会发展就会遭受挫折。从历史上看，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由于没有找到科学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党对权力的有力控制也没有促进国家和社会的更快发展。党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执政能力，最后的结果，就是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丧失执政地位，教训极其深刻。
（四）国家权力与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在不执政的情况下，国家权力对政党起着约束的作用。政党的活动处处受制于国家权力，有时还会遭到国家权力的暴力镇压。成为执政党后，党手中掌握了权力，由过去处处受权力的压制，变成了权力的主人，政党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执政党有了权力，无疑是有了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极好条件。但另一方面，却同时有了被权力腐蚀的危险。这种危险，来源于国家权力的固有属性。马克思在分析国家权力的特性时指出：国家权力形式上表现为公共权力，是超然于社会之上的独立力量；如果国家权力不受到约束，就会产生异化，日益与社会相脱离，凌驾于社会之上，由人用来进行统治的工具变成统治人的工具。因此，获得了执政地位的政党，必须对国家权力有科学的认识，并设法建立科学的体制、机制，以使公共权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作用的同时，也有效地消弭其异变的可能性。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同样如此。党掌握了权力，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更好的条件，党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做更多过去做不到或没法做的事情。但是，执政同时也是对执政党的严峻考验。例如，党内出现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就是共产党执政必须长期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五）党的自身建设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政党进行自身建设，是为了使党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更有效地开展活动，对公众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更加顺利地实现党的目标，完成党的任务。所以，政党在自身建设方面有共性。例如，都必须制定自己的纲领政策，表明党的政治立场；都必须建立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基层的组织，以便发挥整体的力量；都要设法把更多的社会精英吸引到自己党内；都要努力扩大与公众联系的渠道，以尽可能广泛地反映民意来更多地获取公众的支持；等等。但是，在执政之后，地位、作用、任务、功能的变化，也会要求政党在自身建设方面作出调整。例如，在对党员的要求上，应当根据党的任务的变化，重新制定标准，既发展具有更加广泛代表性的分子入党，又防范受权力的吸引而混入党内的政治投机分子；在党的组织结构上，应当建立既能充分体现党内民主、又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渠道畅通的体制和机制；在干部制度上，应当既保证把忠诚于党的事业的骨干送进权力机关，又使这个过程符合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要求；等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除了具有一般执政党的特点外，还有自己独有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党执政的优势，但发挥不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给执政带来负面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有三点。一是由于先有了共产党，后才有新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民主共和国，相比国家、政府，党处在第一位。这使我们党既有比其他任何政党都巩固的执政地位，又容易发生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弊端。二是共产党是国家唯一的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党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联系密切，并决定着它的命运。这既有利于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加重了执政党的责任，增大了政治制度的风险。三是长期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执政，在思想观念、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受这套模式影响甚深。这既有利于吸收在战争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党建经验，也容易使党的活动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或者搬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发展市场经济。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特点，才能使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有比较清晰的目标和方向。
三、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解决执政党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
纵观世界政党政治，我们发现，在自身发展和执政过程中遇到问题的不只是共产党，其实所有执政党都无一例外。不只是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执政党需要作出调整，就连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很高程度的发达国家的执政党，也必须面对新情况进行新的探索。出现这种状况，归根结底是因为，时代的发展向政党政治本身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党，必须是能够对这种时代的要求作出积极回应的党。我们可以简单地列举几个主要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例如，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要求我们深化对党的执政基础的认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其突出特点就是社会分层日益复杂化。传统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数量都逐渐减少，而中间阶层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大多数国家中间阶层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整个社会的结构明显呈中间趋大、两头趋小的走势。此外，国家和政府管理职能的增强，也促进了中间阶层力量的增长。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大大加强了政府指导、参与和干预经济及社会活动的职能。这使得国家机关各级职能部门大大扩展，行政管理人员的数量急剧上升。与上述变化相反，传统工人的数量则迅速减少。到今天，西方国家的传统工人所占人口数量不到５％，取而代之的是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小、形式越来越分散化的社会群体。社会结构的变化还使得人们的身份日益复杂，越来越多的人处于几种身份兼而有之的状态。在我国，虽然还远不能说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中间阶层，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表明，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当然既不能简单地固守传统的观念，把所有在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新的社会阶层都推到自己的对立面，把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拒之于党外，也不能像苏共和社会民主党那样宣称自己是“全民党”了事。我们党要充分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在认真体察和努力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的同时，注意尊重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人民群众的利益，并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看待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原则，但如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探讨。
又如，执政党的历史责任，要求党的意识形态更加具有灵活性和包容性。
执政党的任务是推动社会的发展。为此，执政党必须尽可能地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要得到这种支持，政党自然要努力表达他们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但是，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在利益、愿望和要求方面也不会完全相同，有时甚至会是矛盾的。这样一来，政党就必须把这些并不完全和谐的内容整合在一起，使它们变成一套大体一致的、至少不自相矛盾的东西。体现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上，就是要求它更具灵活性和包容性。
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具体说来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内容上讲，党的意识形态应能够反映更多群体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党要淡化自己的阶级性。其实，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阶级性本身就包含着广泛的代表性，因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解放全人类。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工人阶级自己。过去我们把两者对立起来，似乎强调阶级性、先进性，就不能讲群众性，一讲群众性，就是抹杀阶级性、先进性，这是十分片面的。另一方面，从特性上讲，党的意识形态应当是辩证、灵活、务实的，而不应是僵化、保守、脱离实际的。意识形态不能脱离党的任务而存在，其内容应当随着实践和党的任务的变化而变化。意识形态僵硬、缺乏弹性，往往使党从思想观念上难以适应变化的形势和环境，失去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只有保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党的意识形态才具有生命力。
再如，现代传媒技术的高度发展，要求我们有更强的吸引和引导公众的能力。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和深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被许多人称为“信息社会”的新的社会。信息作为一种崭新的技术，使人们处理信息和情报的能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为其他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发展和人的智力的扩大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同时也为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公民了解政治、表达愿望、提出要求、行使权利等都变得比以往更加直接、便捷，民主的渠道大为拓宽，民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大为提高。西方政治学界把这种因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而促进了民主的现象，叫做“媒介民主”。媒介民主作为现代社会活动的重要部分，对执政党的影响是两面的。一方面，发达的传媒使政党扩大了与民众沟通的渠道。政党需要与民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和沟通，来表达民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发达的传媒技术为政党联系民众提供了比过去更为便捷的途径，对进一步民主化无疑是一个推动。另一方面，媒介民主也使民众相对于政党的独立性大大增强，使政党的影响力下降。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打破了特定社会阶层对政治信息的垄断，而且打破了国界对信息扩散的限制，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取代了过去由政党来体现的某些功能。新闻媒介在促进民主参与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公民表达意见的途径多样化了。过去需要通过政党来做的许多事情，现在民众可以选择通过媒介的途径来做。就是说，公民往往可以利用新闻媒介直接从事政治活动，而无需借助政党。这显然使政党的作用较之过去大为削弱。人们不再把参加政党作为获得和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而往往直接借助于媒体，政党的教育、宣传功能也因而受到限制甚至部分丧失。
面对这种状况，政党必须转变观念。一方面，积极开辟具有自己特色的、不可取代的渠道，巩固在政治体制中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必须学会利用先进的传媒技术作为手段，把人们吸引到自己的周围。为此，必须对我们以往那套在传媒不发达情况下得心应手的利用和控制方式进行反思。
还如，公民社会的兴起，要求我们有更加高超的协调和驾驭国家与社会的水平。
如前所述，公民社会是政党活动的重要前提。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建立在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完善基础上的公民社会的迅速发展更显突出。公民社会的发展具有必然性。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建立，公民的利益诉求大规模增长，社会组织化程度逐步提高，对执政党和政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既是对执政党的挑战，也给执政党带来机遇。所谓挑战，即公众表达利益有了更多的渠道和途径，过去主要由政党来履行的利益表达功能，现在有一部分被社会组织和新的信息沟通渠道担负起来，政党对公众的吸引力不如从前。所谓机遇，即公民社会的发展本身意味着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公民利益诉求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了非常具体的体现，从而使执政党比较容易把握住民意，实现领导。“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群众利益”这些概念，因为有了实实在在的内容变得充实起来，而不再只是空洞的言辞。
面对公民社会的兴起，我们党应该有自己的积极应对。首先，要从观念上改变过去把它和国家对立起来、甚至作为执政党的对立面的认识，看到公民社会发展的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是变挑战为机遇的前提条件。其次，积极培育公民社会，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对村民自治的推动。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和首创精神，不要动辄运用公共权力、使用行政手段，去管那些本来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的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而应当在更多的领域里拓展民主渠道，由过去“代替”型的“人民当家作主”，逐渐转变为“领导、支持”型的“人民当家作主”。再次，要加强对公民社会的引导，遏制和消除公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消极现象，保证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公民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来，因而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弱点，也必然会在公民社会的发展中体现出来。尤其像我们这种由政府主导推进现代化的国家，公民社会不是渐进地形成，而是来势迅猛，具有强烈的扩张性，不加以控制和引导，往往会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此外，国外敌对势力也会想方设法利用非政府组织这种形式给我们制造麻烦。所以，执政党在引导公民社会发展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后，还要探索党对公民社会进行领导的实现方式。执政党面对公民社会的发展，一方面要强化自身作为人民群众表达利益和进行政治参与的工具的功能；另一方面，要通过对公民社会的引导、支持、控制，提高党的地位和作用。把社会组织作为执政党整合社会的一个重要渠道，是世界上执政党的通行做法。我们党应积极探索利用各种社会组织形式进行社会整合的途径，改变过去要么一律视为潜在对手进行压制、要么用行政隶属关系加以规范的方式，通过让这些组织按照自身的规律性自主发挥作用，实现党的领导。
参考文献：
［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２］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