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台湾大选创造了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的一个“奇迹”：马英九成为唯一一个成功连任的领导人。虽然“奇迹”背后原因很多——特别是大陆和美国的力挺，但毕竟也是对马英九四年执政的一种肯定。尤其是马英九能够改变两岸近二十年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确实非同一般。

没有再寻求连任的压力，志得意满的马英九宣称要追求“历史定位”，颇有抛弃束缚大展手脚之感。然而，令谁也想不到的是，他还没有宣誓就职，其支持率已经狂跌到只有二成——比陈水扁下台时的支持率都低。上任后不过一月，就只剩下一成五，在全台湾十大政治人物评选中倒数第二，仅略高于狱中的陈水扁（13%），而他的竞选搭档吴孰义虽然只是备位（备而不用）领导人，竟也是倒数第三。台湾著名的时政杂志《新新闻》所做“历任领导人对台湾贡献”的排名中，马英九居然输给了坐牢的陈水扁。在他万人注目的就职仪式上，更吸引眼球的是场外十几万抗议的人群。在选举中曾主动支持他的企业界人士则纷纷倒戈。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则暗损马英九，说台湾现在是律师治国，做事思维较没有弹性，说完更回头看一下旁边律师说：“你不姓马”。

一个选举时还有50%以上支持率的政治人物，究竟为何短短几个月就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台湾百姓失望至此，可想这漫漫四年长夜，将如何渡过？

不了解台湾的人或许会认为：希望东山再起未果的民进党是不是脱胎换骨，在这几个月表现极为优异，从而将马英九及其执政团队比了下去？而事实恰恰相反，这几个月民进党上演了台湾民主化以来空前丑陋一幕：为了阻止国民党放行美牛，绿营一幅全武行装扮，将立法院主席台团团占领、把立法院院长主持议事的椅子捆绑起来顶住大门，将议长王金平“决胜于境外”。一连五天，二十四小时轮班，沙发变床，吃睡住在立法院。而此时，台风正在袭击台湾，全岛一片救灾声。说来荒唐，美牛议题在民进党执政时，正是他们所支持的——据“行政院”发言人胡幼伟称：民进党执政时，只验进口猪肉是否含莱克多巴胺，不验进口牛肉， 甚至一度准备连进口猪肉是否有莱克多巴胺也不验。当然，立场因为需要或者时易、势易而改变是民主社会的常态，但至少要遵守民主的原则吧：代议制就是选出代表民意的议员，在民主规则下表达不同政见、决定治国方略。民进党为反对而反对，连最起码的底线都没有了。如果不通过投票就能决定政策，台湾何必还搞什么民主，搞什么选举？不过台湾令人倍感吊诡之处在于，明明是民进党扰乱民主“朝纲”，但其支持率却极速上涨。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刚刚上任一周，什么还都没做，竟然飙升到全台湾第一！（52%），绿营前主席蔡英文和九十余岁、早已卸任的李登辉并列第三。

马英九几个月就从人见人爱的“白天鹅”变为人尽皆嫌的“丑小鸭”，有民众非理性的原因：在任何国家涨价、增税都会引发天怒人怨，而不管是否合理。过去习惯于寅吃卯粮的西方，面对经济危机不得不紧缩，结果民众把怒气都洒向政治人物，却丝毫不反思自己的过错。用一句简单的话讲就是：民主制度下，民众可以共富贵，不可共患难。但更根本的是，还是马英九的平庸所致。

马英九现象实是民主政治运行的自然结果。众所公认，大众参与必然导致政治平庸化。大家对这样的一种说法或许已经耳熟能详：民主并不是选出最优秀的人政治人物，而是避免选出最坏的人来（不知道希特勒算不算最坏的政治人物）。正如孟子云：“徒法不能以自行。”仅有一套制度，如果没有人来执行，依然毫无意义。如果选出的人无法胜任，就会出现今日台湾的社会乱象。（正在危机深渊的希腊大选之后选出的新总理“萨玛拉斯”日前因为视网膜剥离，住院开刀，同时，新财长“拉帕诺斯”周五也昏倒送医。真是病夫治国啊）。

总的来看，马英九有三大明显的不足。一是人生过于顺利，缺少基层历练。他台大毕业服完兵役后就考取中山奖学金赴美留学，1981年回台湾后就直接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当然要归功于其父），进入最高权力核心。1982年在还没有公务人员资格的情况下，担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1984年就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三副秘书长。1988年任行政院研考会主委兼大陆工作会报（陆委会前身）执行秘书。1991年马英九升任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官居副部级。1993年就担任“法务部部长”。随后就是两任台北市市长和国民党主席，直至成为台湾最高领导人。所以台湾媒体一向批评马英九不知民众疾苦，原因即在此。而事实上，马英九也缺乏和普通百姓打交道的自如能力。2009年“八八”水灾。迟迟不到现场的马英九面对民众的不满却说出“我不是来了吗？”。当一位老人拉住他的手哭喊“马总统救救我”时，他却说出：“等一等，我先去接受媒体采访。”这和大陆从基层一步步历练而来的领导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救援、与民共疾苦、身感同受的风范形成鲜明对比。以史为鉴，汉文帝刘恒如果没有在最贫瘠的代国磨砺十七年，怎可开启文景之治？

二是马英九爱揽用博士、学者入阁，其内阁的博士比率高达七成。然而学者往往长于研而短于行，长于理论而缺乏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特别是民进党草根出身，根本不讲规则，学者型官员遇到他们简直是“秀才遇上兵”，所以并不适合进入需要对瞬息万变的社会进行应对和解决的政界。大学校长出身的刘兆玄连一场年年频频发生的台风都应对不了，不仅造成数百人丧生，更酿成重大政治风暴（这场台风同时袭击大陆，造成损失却极少）就是一例。这一次陈冲内阁成立后，接连在油电双涨、美牛议题、证所税犯错，引发台湾众怒就是另一例。特别是油电双涨幅度过大，而台湾平均薪资却已14年不变，引发恐慌。更不幸的是，决策者误判形势，刚刚以国际油价上涨为由上调价格，国际油价却连续十周大幅回落，但台湾的物价却再也压不下来。

三是马英九“不沾锅”的特性。西方一向视政治是最具“是非”的职业，台湾名言则是“怕热不要进厨房”。一个处处洁身自好、追求“水至清”的人，显然并不适合担任最高领导人。这就是孟子所说：“徒善不足以为政”。这一次美牛风波，马英九却假惺惺提出三条件：一、不预设立场；二、没有时间表；三、没有任何承诺。但实际上却全力推进。我们看到，连战领导国民党时，他可以和过去反目的对手宋楚瑜握手言和联合竞选“总统”，但到了马英九时代，宋楚瑜不仅不支持马英九，反而独立参选，严重威胁到他的选情。这都和马英九的性格有关。

台湾民主化二十多年来，真正民选的领导人只有两位（李登辉还是蒋经国指定的接班人）：陈水扁、马英九。陈水扁不用说了（美国总统小布什都忍无可忍的用SOB三字经痛骂，可想而知台湾百姓的感受），马英九治下的台湾用岛内的知名时评人南方朔的话就是：过去的三个月，台湾事实上已经历了一场法西斯革命，马政府片面决定开放瘦肉精美牛，反正他有御用媒体和御用专家，完全不理会人民的反对；而油电双涨，带动物价狂涨，弄得民不聊生，他也完全无动于衷，要蛮干到底；至于打着公平正义旗号硬搞证所税，那就更可怕了，那简直是针对台湾的资本市场在做一场“文化大革命”。他进而总结道：“当民主已搞到如此程度，它和威权专制又有何异？台湾政治的‘乱─扯─斗’三部曲闹剧，实在不是民主的光彩，而是悲哀啊！”

民主政治导致政治人物的平庸化只是民主进化到今天的一个弊端，其更致命的弊端则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显露无遗。这就是对公民权利缺乏有效的制约。

民主制度往往被今人误解为是对政治权力的制衡，但如果看看美国的国父们撰写的《联邦党人文集》和相应的制度设计，就会明白控制政府（防止出现个人独裁）和规制民意（防止暴民统治、多数人的暴政）是并重的。他们认识到“在组织一个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为了防止暴民政治，美国实行共和政体和地方分权的联邦制、赋予总统较大的行政权力、设置国会两院和法官任命制（不是选举）及终身制。而实行有限制的选举（性别、财产、纳税额。美国的特色还有种族和肤色）、分权制度、司法独立、权利法案来防范独裁政治。应该说，正是这种即防官也防民的制度设计成为美国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当然还有自然条件）。

但是随着普选的出现，这一切开始异化，民的权利日益膨胀，不受制约。其实任何权利如果不受制约，都会有无限扩张的趋势。这进而迫使政治人物媚众、从众，造成政治人物日益平庸，缺乏担当和历史的责任感，追求短期效应和眼前利益。我们看看美国的历史，在全民普选之前，一个人只要努力勤勉。哪怕出身低层、相貌平平、身有残疾也能够脱颖而出。如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林肯（父母皆是文盲农民、他一生仅接受过18个月的教育而且是非正规教育）以及领导美国度过大危机时代和赢得二战胜利的罗斯福（患有小儿麻痹症，瘫痪）。其他总统如林肯的继任者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年幼时同样家境贫寒，未受过正规教育，当徒工做裁缝谋生。第二十任总统詹姆斯？艾布拉姆？加菲尔德也是家境贫寒，父亲在他4岁时去世，全靠自己半工半读由中学升入大学，26岁时即出任大学校长。但假如在实现普选、媒体作秀、耗资巨大的今天，他们连试试的可能性也不会存在。

普选以及选举手段的日益多样化，导致选举成本暴增。进而出现了与民主精神相悖的裙带甚至世袭。像美国的布什父子总统、克林顿夫妻现象都是如此，日本国会70%的议员都是家族传承，菲律宾则出现了阿基诺三世。台湾的民主化虽然只有二十余年，但裙带之风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放眼台湾各级官员——上层、下层，鲜有无背景之人。台北市长（郝龙斌，前“行政院长”郝伯村之子）、新北市长（朱立伦，其岳父及岳父的父亲都是政坛大佬）、桃园县长（吴志扬，其父是前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其父及其爷爷都担任过桃园县县长）。现在连战之子连胜文也是参选台北市长呼声最高的人。当然民主时代的裙带有一个遮羞布：选票。只是再如何，也改变不了裙带就是裙带的实质。就如同，西方民主国家色情业是合法的，政治献金也是合法的，但改变不了钱色、权钱交易的实质。只是有了遮羞布，裙带之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大肆蔓延而无所顾忌。而裙带之风的恶果就是人才的日益枯竭：门弟外杰出人才无出头之日，小圈子人才则自然有限。这也同样导致民主社会的“马英九现象”。（西欧大多实行公费选举，并对选举开支有着最高额限制，在英国，反对党领袖都领取政府工资——实是政党由国家养着来进行民主的游戏，所以世袭现象在西欧很少。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普选巨额开支导致裙带）。

笔者曾和法国的智库、各方学者交流过，他们都承认这场经济危机根本上还是民主制度的危机，而且也认为解决之道是限制民权，过去实行的有条件的、有限的、精英式的投票制度设计是合理的。其实，西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密尔，在其议会民主制的经典之作《代议制政府》就提出精英应该有更多的投票权，而不是现在的一人一票。当然，以史为鉴，民主是一条不归路，没有退出机制。再想倒回则绝无可能。唯一改变的机会就是毁灭。古代希腊民主的终结就在于对外扩张（为满足百姓的贪欲而不得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失败。能够令西方改变的只能是进一步空前的危机。至于台湾的未来命运，炎黄子孙倒不必担心，因为大陆的存在，台湾不管怎样都不可能步上西方的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