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通俗讲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已经是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一种制度政治合法性的标志。然而，由于文化、历史、传统等差异，民主在全球出现了多种形态。这其中中国倡导和践行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西方推行的“自由民主”是最突出的两种民主形式。其中，哪一种是真正的民主，或者更好的民主，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其实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在全球化、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时代，不同民主形态的表现在第一时间就展现在世人面前。
2019年年底以来的新冠疫情，是对东西方不同民主在同一时间进行的一次综合性大考。到现在，虽然疫情还没有被人类彻底击败，但全球已经看到了初步的答卷：中国虽然面对的是未知病毒的遭遇战，但却以果断的措施、强大的执行能力、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以及坚定不移的意志力，打赢了这场建国以来传染性最强、规模最大的疫情。随后在面临传染性更强Delta（德尔塔）变异病毒时，中国又是唯一一个将之打败的国家。现在当欧美面对传染性更强的Omicron（奥密克戎）变异病毒而躺平时，中国则毫不犹豫地又一次发起了阻击战。
反观西方，既有中国全力抗疫争取来的一个多月宝贵时间，更有中国艰辛努力探索出来的经验和对病毒的认知，却仍然未能避免疫情的爆发，更没有作好必要的准备，成为全球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2022年新年的来临并没有阻遏新冠病毒的肆虐，反而随着奥密克戎海啸般席卷全球而一再创出令人瞠目的纪录：美国连续单日感染破百万，欧洲新年第一周增加了700万。虽然法国日增达到创纪录的30万，但卫生部长却承认实际感染超过一百万。世卫组织预测半个欧洲、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Anthony Fauci）预测整个美国，都将很快被感染。
其实类似于抗疫的对比和结果，这并不是第一次。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并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的表现也是完胜。中国2020年刚消灭绝对贫困，2021年就把共同富裕作为新的奋斗目标。要知道此时的中国还处于工业化阶段，人均GDP刚突破一万美元，还没有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门槛。人类的历史表明，西方是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才开始化解贫富差距。美国是当今世界拥有财富最多的国家，却也是贫富差距非常悬殊而且仍然日益拉大的国家。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数据，2021年第二季度，收入最高的1%美国家庭总净资产首次超过占总数60%的中等收入家庭。可见美国的民主在这一问题上处于失能状态。这和中国在发展阶段远低于同期西方的时候就全力推动共同富裕，形成鲜明对比。
事实往往是最有说服力的。不过从学理上讲，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何表现如此优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呢？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课题，也有许多观察角度。由于不管什么制度形态都具有“政治权力”这一要素，因此可以作为一个分析的切入点。权力有三个层面：权力的来源、权力的分配和权力的运用。而就是在这三个方面，中国和西方的民主形态有着本质和巨大的区别，也相当程度地决定着两者的表现。
权力的来源
当代西方的权力来源是通过定期的选举进行频繁的授权，每四年或者五年一次。频繁的授权在西方历史上是有其传统的。古典民主希腊时代，雅典的执政官就是一年一选，罗马的保民官也是一年一选。
但中国文明自出现国家起到现在，这种授权就是一次性的。这个“一次性”有两层含义：一、授权之后，只要还能满足民众的基本需要，就不需要再授权；二、一旦因为执政无能被收回，就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这和今天西方短期、多次授权显著不同。中国的“天命观”就是这种授权理念的产物：既保留了民众继续授权的可能性和正当性，也给权力的拥有者施加巨大的道义和执政压力。用当代的政治话语说就是：“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之所以如此，我认为原因主要在于，相对于授权过程的代价，如何让获得授权的一方更好的使用权力、尽量避免再次出现授权，反而于国、于民都代价更小。
东西方权力的来源不同，也决定了各自在面对危机和挑战时的悬殊表现。新冠疫情就非常典型。
第一，西方政党和政治人物都不怕出问题，也不怕解决不好问题，因为最差就是等几年后再去争取下一个授权机会。结果就是面对疫情，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漠视中国的经验，丝毫不在乎病毒造成的危害，更无视医疗专家的建议。连医疗物资都没有储备，结果造成巨大的生命灾难和严重的经济后果。英国在爆发疫情之初就提出“群体免疫”，瑞典则直接实行这种理念，美国更是感染和死亡人数名列全球第一。
本来，西方授权模式的初心是为了给执政者以压力，避免其懈怠，从而达到实现良政的目的。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完全走样，反而成了劣政、怠政的保护伞。更何况，就是这一次下台了，过几年之后还能卷土重来。
反观中国，则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现象。疫情出现，必须迅速化解危机，因为“一次性授权”决定了绩效是和权力合法性结合在一起的，打败病毒、保障人民健康是获得权力一方对人民的承诺和责任。所以中国政府才能以不计代价、不惜代价的决心去抗击疫情挽救生命，最终事实也证明了这其实是代价最小的。在这个过程中，任何抗疫不力的官员都被立即就地问责。仅武汉封城到实现拐点一个多月期间，就有654名官员被问责，其中局级干部十人，处级干部144人。所以我才在《巴黎日记》中这样感叹：这次疫情，西方体现了强大的不怕出问题的能力，中国体现了强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事实上，中国这种政治现象并不仅仅体现在新冠疫情上。2008年汶川地震、2011年利比亚内战后从海外大规模撤侨、全面反腐、从严治党等都是如此，体现了对民意的迅速回应。
第二，在西方，大众和资本都能影响政治，但资本的力量远远超出大众。
西方的授权模式需要资本提供的竞选资金，也需要民众手中的选票。所以在作决策时，往往迎合双方的需要，哪怕这种迎合是错误和代价高昂的。这次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唯一认可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中国率先实行的封城、大规模检测和采取各种手段迅速的追踪病毒。但在西方出现疫情之初，却迟迟无法“抄作业”。因为资本和大众都反对。封城，就意味着正常的经济活动被打断，大众要暂时被限制自由。这也是西方抗疫灾难性表现的重要原因。所以如果仅仅把问题归结于某一个人是不公平的，根源还是体制。
等到出现大量死亡、医疗资源透支和崩溃迫使西方不得不采取卫生隔离措施时，欧美又不断出现这样的论调：经济高于生命。美国官员比如得克萨斯州副州长帕特里克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FoxNews）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不能因为新冠疫情而被打垮，提出牺牲年老一代以挽救经济。法国媒体一再讨论经济损失要比生命更严重。英国疫情最严重之时，首相鲍里斯．强森（Boris Johnson）曾拒绝封城和发布隔离限制措施，他宁可让新冠病毒席卷整个国家，也不愿让经济被扼杀。鲍里斯．约翰逊私下里还认为，新冠死者基本上超过了80岁，这些人已超预期寿命。这背后就是资本的力量作祟了。所以西方各国在疫情一开始下降还远没有清零就立即解封，结果迅速导致疫情反弹。
反之，中国一次性授权的传统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体制则决定了：尽管资本和大众影响力一直在上升，但政治权力保持了最终决策权，能够在出现突发危机、出现重大利益冲突之际，作出最优选择并迅速付诸行动。武汉是一个上千万人的城市，又是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而且还是发生在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春节期间。在这个地点、这个时候能够果断封城，而且在大年三十全家团聚之时，就组织全国的医生护士逆行前往武汉。这只有中国体制能够做到。
第三，西方这种方式往往无法选出胜任的领导人，甚至出现危险的民粹主义人物。
从常态上讲，在西方这种票选制度下，政治人物的才能并不是胜选的唯一因素。候选人的形象、性别、宗教信任、口才、是否有丑闻等都是重要的因素。这自然导致了选举的偶然性。如果运气好，也能选出克林顿这样较为称职的总统，如果运气不好，也会出现小布什这样发动两场战争和爆发一场经济危机的总统。
然而选出小布什仍然并不是最坏的结果，还有当今世界席卷全球的民粹主义者登堂入室。这次疫情，以下几个国家应对最为荒谬，代价极为惨重：美国、巴西、印度、英国。这几个国家的共性是都选出了民粹主义领导人。这些民粹主义者不相信科学，独断专行，任意乱为。
美国的特朗普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大号的流感，夏天来了就消失了。他反对卫生隔离措施，也反对戴口罩，还在记者会上建议大家去打消毒液。巴西总统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则几乎反对一切必要和正确的措施，连疫苗都反对。甚至要动用军队去终止地方各州的封城令。他自己带头不戴口罩出行而被罚款！英国广播公司（BBC）这样评价这位选出来的总统：“所有不该做的事，巴西都做了”。至于英国，“群体免疫”就是它的创意，因此采取行动非常迟缓，甚至卫生部长都公开违反卫生安全规定。印度则在变种病毒爆发之前宣布抗疫取得成功，然后放开宗教节日活动，举行大规模的选举造势活动。当疫情大爆发后，总理莫迪呼吁民众练习瑜伽对抗新冠病毒，因为“瑜伽能提升人体免疫力”，可以有效的保护人体不受病毒的侵害。所以，美国死亡七十多万，巴西则以五十多万的纪录紧随其后，印度则是以四十多万名列第三。英国则是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民粹主义政治人物席卷全球采用西方制度的国家，原因很多，第一自然是这套票选制度为民粹主义人物崛起和胜选提供了制度可能性。第二则是西方目前面临的两大困境长期无解：一是全球化背景下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中产阶级萎缩；二是种族结构的迅速变化，传统白人日益成为少数，非白人比例迅速提升。这两大困境成为民粹主义崛起的土壤。第三则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为民粹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绝佳的舞台。第四，最有效的政治动员手段往往更有利于民粹主义者。
政治人物要想赢得选举，必须要获得民众手中的选票。这就需要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从人类的历史看，政治动员最有效的办法有三个：一是宗教，如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漫长的宗教战争都是如此。二是诉诸仇恨，比如把问题归于某一特定族群。纳粹德国是归罪于一战的战胜国和犹太人。当代全球的民粹主义者则把民众的不满如失业、犯罪率高归于移民、外来族裔甚至第三国。比如特朗普就把失业归罪于中国，治安归罪于外来移民。三是诉诸于利益，因此政治人物纷纷承诺上台后要提高福利。对于民粹主义政治人物来讲，他们没有“政治正确”的束缚，更没有传统政治理念的操守，一切都是为了胜选，可以毫无底线的去竞选。特朗普可以公开的大讲外来移民都是强奸犯，美国一再被中国强奸，刻意迎合和煽动民众的不满。
但在中国，政治人物都需要从基层开始漫长历练，只有能力得到足够检验的人才能被选拔到更高一层，直至成为国家领导人。这个过程往往长达数十年，政治人物从而也具备了从地方到中央、从落后地区到发达地区的管理和工作经验。这种方式不仅能选出优秀和称职的领导人，还能将华而不实、缺少经验的民粹主义者完全排除在外。
最后，频频的授权和权力重新洗牌重组，其经济代价、社会代价相当高昂。例如：美国2016年和2020年大选，跌宕起伏，社会高度紧张，国内外资本都很难进行投资决策；政府频频更替，也打破了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更别说制订长远规划；领导人就职第一天就迅速否认前任的政策，大量资源被来回浪费。如此，整个国家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即使从这次疫情来看，这种频频授权模式也成了病毒传播的帮凶。因为选举是这种制度中权力的合法性唯一来源，取消选举是不可能的。2020年3月法国市长选举，上千万选民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外出投票，助推了第一波疫情。2021年印度疫情创纪录的爆发也和选举直接有关，政治人物不仅组织大型的竞选活动，还为了讨好选民而放任进行宗教节日的狂欢。美国疫情如此严重，选举造势也是原因之一。
权力的分配
政党获得执政权力之后，接着就要分配权力。东西方在这一点上也存在显著不同。
西方的政党赢得授权后，其权力分配最突出的两个特点是：一、权力不可分享，不能从全国选拔和使用人才；二、任人唯亲，赏近酬庸。在采用西方制度的国家，政党胜选后不管自己有没有人才，都只会从其党内任命官员──尽管所有的政党获胜后都表示自己是代表整个国家。当然有时也会任命几个非本党官员，但往往权力有限，也会很快换掉。
一个国家的高端人才都是有限的，西方国家政党林立，有限的人才本就分散。但政党获胜后又基本上从其党内选择人才，这自然很难保证官僚体系的质量。更重要的是人才浪费，毕竟人才的最佳状态和寿命也是有限的，闲置四年或者八年就有可能导致人才的退化和凋零。而且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更换的做法，对政府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都造成很大影响。以美国为例，每次政党轮替牵涉官员的变动达四千多人！新人上任，需要时间进行学习，各团队之间也需要时间磨合。等真正形成有效工作能力时已又要政党轮替。
与此有关的，则是任人唯亲，赏近酬庸。候选人要组成竞选团队，人员构成自然都是来自自己最了解、最熟悉的群体：老部下、老同事、老同学、老同乡。胜选后，这些人也就从竞选班底成为组阁班底。而其他在选举中作出贡献（如政治献金）的人，也同样有大量的职务给予回报，如驻外大使。特朗普则走得更远，直接把女儿、女婿拉进权力核心。出访时，如果特朗普短暂缺席，则由其女儿代替。
西方之所以能够如此分配权力，也和它的官僚制度有关。西方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事务官相当于中国的公务员，一般都需要考试。政务官体系则是西方独有，如总理、各部部长都是属于政务官。担任政务官不需要任何条件，也不需要考试，只要本党获胜、此人得到总统或总理认可就行。美国某些政务官需要国会通过，但总统可以任命代理部长的方式规避。特朗普当政后期，多数部长都是代理。简言之，西方的权力分配方式就是赢家通吃，输家则一无所有。除了最高领导人享有退休待遇外，其他高官都成了失业者，要想生存就需要去重新找工作。
这种权力分配带来三种后果。一是社会的一流菁英未必愿意从政。许多社会菁英有自己可以依靠一生的事业。但如果从政，根据法律利益回避规定，财产要托管，本人也得放弃管理其事业的权力。等到卸任之后既没有退休金，即使想重操旧业，商机怕已不在，自己的知识储备也恐怕都难再担重任。
二是由于没有退休金，所以进入政府内的官员，自上任第一天就需要考虑后路。这就为各个利益集团游说提供了机会。美国所谓的“旋转门”，其实就是双方利益交换的包装而已。号称“史上最差国务卿”的蓬佩奥卸任后加入了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与他相似，不少下台的特朗普政府高官也都完成了在各个私营部门的再就业。再比如奥巴马政府国土安全部长杰．约翰逊离开政府后则成为美国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MT）董事会成员。其奥秘无非是官员在任内利用权力向财团进行利益输送，卸任后则获得财团回报。
事实上，美国现在的“旋转门”已经相当完善，政府和资本的边界日益模糊。政府高官出自财团，高官下台后再回到财团。比如在前总统特朗普任内，首任国务卿蒂勒森直接从埃克森美孚公司高管位置上“旋转”而来；财政部长姆努钦来自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国防部长埃斯珀曾是军工企业雷神公司高管。而且不仅政府官员，就是国会议员也同样如此。今天，众议员卸任后担任游说者的比例是42%，参议员的比例更高达50%。在任国会议员每五天的工作中，有三天是用来筹钱（请参见《这座城》；Mark Leibovich. This Town: Two Parties and a Funeral in America's Gilded Capital. 2014.）。据法国出版的《他们的债务，我们的民主》（Attac France. Leur dette, notre démocratie. 2013.）一书披露，仅2010年美国游说集团投入的资金超过三百亿美元，完全由金钱组成的游说集团被称为参议院和众议院背后的“第三院”，美国的民主也被冠以“出售的民主”（democracy for sale）。
关于游说人背后庞大、强大的政经背景，可以民主党资深说客托尼．波德斯塔为例。他与美国总统拜登相识数十年，与拜登身边的一些人关系也不错。波德斯塔还跟前总统奥巴马是邻居。更重要的是：与他一起创办游说公司的亲弟弟约翰．波德斯塔曾担任奥巴马的总统顾问，也担任过克林顿时期的白宫幕僚长。在他弟弟鼎盛时期，他也成为白宫常客，不但成为民主党重要的募款人和选举顾问，还为军火承包商游说国防部拨款法案。根据美国的游说监管法律，他弟弟进入白宫并辞去了公司的职位，但这并不影响哥哥继续运营这家游说机构，并藉助弟弟在联邦政府和国会山庄的广泛人脉和政治关系，为自己拉到通用电气、波音等诸多企业巨头的游说合同。这就是西方理论界美其名曰可以发挥制衡作用的游说集团的真相，也是美国权力分配背后的真相。
然而，被“旋转门”包装的利益一体化，给国家治理带来一个严重的威胁：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只能等到纸里包不住火！2008年美国发生由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是以房利美（Fannie Mae）与房地美（Freddie Mac）两家私营住房贷款抵押融资公司破产为转折点。但“两房”的问题在危机前20年就被美国学者托马斯．斯坦顿（Thomas H. Stanto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政府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教授）看破，在他的努力下，国会甚至举行了听证会。然而，在“两房”两大巨头的游说下，在听证会上甚至不允许这位学者讲话，后来虽然成立一个委员会，但没有任何权力，根本无法制衡“两房”。直到2007年，这位学者仍然一再撰文呼吁关注“两房”问题，但最终等来的是危机全面爆发。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两房”原来是国有，是优质资产，后来转为私营，等到危机爆发处于破产边缘，就又被部分国有化！也就是说：挣钱的时候归为私营，惹出祸端之时就又成了政府买单。这背后得有多么复杂的利益链条。
三是败选者一无所有，除了东山再起，别无他法。但在野党东山再起的唯一条件就是执政党犯错或者执政不力，于是在野党除了全力阻挠、破坏之外也别无选择。这也是目前西方政治体制日益败坏的原因之一。美国政治极端化、党争不妥协化虽然原因很多，但这一赢者通吃的制度设计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若对西方这种产生人才的方式下个结论，那就是：大众普选导致西方面临人才匮乏危机。从实证角度看，西方由选举产生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即使偶尔出现负责任有魄力、敢于正视现实和注重长远目标的领导人，也往往被选民选下台。
西方这种模式的人才选拔逻辑是先不管能力如何，选上去再检验，不胜任就在下一次选举时进行更替。这种选举产生人才的体制和中国过去的世袭皇权体制类似：如果运气好，碰上一个英明的领导人，就能带领国家进步。如果运气差，则国势力立衰。克林顿八年和小布什八年就是最明显的写照。只是治理国家不仅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命运。从这个角度讲，把整个国家当成试验品的西方人才逻辑显然过于草率和不负责任。
反观中国，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执政党，从而可以尽可能“五湖四海”，从全国培养和任命官员，不会因为政党不同而导致大量人才闲置。由于中国没有西方政务官制度，所有公务员都需要经历严格的考试。这也保证在中国不会出现体制化任人唯亲、赏近酬庸的现象，更别说任命自己的亲属。另外在地方上，中国能够实现严格的回避制度，本地人不得在本地担任最高行政官员，从而尽可能避免人情、关系对官员的影响，也从制度层面尽可能避免任人唯亲和利益勾结的现象。西方的制度正相反，要想在某地胜选，只能由本地人参选，这种制度本身就制造了任人唯亲的土壤。
所以中国可以打造一个高素质的官僚体系。对此，美国学者福山 (F. Fukuyama)有这样一个评价：“我认为中国模式非常难以复制。这些国家缺少中国模式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即中国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现代的、集权的中央政府。建立一个集中权力的、现代的、高质量的、以发展为导向的能够提供基本服务的政府体制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中国执政党治理能力太高，以致于成了中国模式无法复制的原因！
权力的使用
由于东西方文明发展路径不同，双方对于权力的使用也极为不同。
中国文明关注的重点一直是权力如何使用，包括获得权力的目的和制衡。中国历代对“治道”（权力如何良好运作）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以儒家思想主导国家和社会，并成为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和对权力的道德约束力量。儒家思想非常强调政治的目的，即为民，“民为邦本”、“君以民贵”。孔子的“为政以德”、孟子的“仁政”、“民贵君轻”和荀子的“君舟民水”都是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它肇始于夏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定型于汉代，此后历朝历代虽有所演变，然而其思想主旨始终没有变化。
民本主义，简单讲就是重民、贵民、安民、恤民、爱民。强调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天命观”也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这套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用福山的话讲就是“把负责制的原则带进了中国政府”（见福山所着《政治秩序的起源》）。为了强化这种责任感，还把“家”与“国”统一起来，官员是“父母官”，要“爱民如子”。后来西学东渐，“国”（Country）译成中文就成了“国家”。
中国所以推崇儒家民本主义，在于他们强烈意识到：只有明确政治的目的，才能真正有效影响和决定制度设计者和执行制度的人。否则一个制度再好，假如执行者的目的是一己之私，也不可能实现良治。这和西方因不信赖人进而试图通过制度设计来限制人的思路相反。试想：美国政府的多数官员都在思考自己几年之后的未来利益，不管有什么制度，都不可能治理好国家。
二战独立后的菲律宾虽然效仿美国的政治制度，但1965年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打着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旗号而上台之后，却以腐败的裙带资本主义和政治迫害的威权主义统治而闻名于世。国家贫困落后，他的家族却穷奢极欲。而同一时期的两岸、韩国和新加坡，都没有采用西方制度模式，但它们的领导人邓小平、蒋经国、朴正熙和李光耀却全力以赴投身于发展。即便按照西方的标准，当时新加坡和台湾这两个华人为主的社会在法治和廉洁两个指标中也名列世界前茅。这就是思想和理念的效用。它对政治人物的价值观塑造和政治行为的指导与制约是非常突出的。
当然在当代中国，政党的命运和体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经常发出这样的警告：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比如腐败），就会亡党亡国。这也使得中国政府在运用权力时不得不非常谨慎，出现问题就必须非常积极地寻找解决办法。
二、发挥历史的借鉴作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的文明。这并不仅仅是为了传承，也有很显明的时代作用和政治效果。
历史的作用有两层。第一，以史为鉴，可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中国自秦朝实现大一统，到清朝终结，中国的体制一直都在改良。宦官、外戚干政到清朝就不复存在。即使慈禧垂帘听政，也不存在外戚干政。文官统领军队也一步步实现，唐朝藩镇割据现象到后世就很少出现了。而且中国王朝更替之间的国家分裂和中央政权的碎片化越来越短：从魏晋南北朝的四百多年，到五代十国的七十多年，再到极短的时间完成政权交替（南宋虽有一百五十余年与北方辽、金、蒙古并立，但算是偏安，国祚并未中断）。
第二，历史评价也就是“青史留名”是政治人物的最高追求，甚至可说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历史评价就相当于宗教审判，因而对权力的运用有着强烈的制约作用。正如学者赵汀阳所总结的：“历史才是中国真正的信仰”。历史被视为中国精神世界的根本，人们通过有限的历史去回应精神世界的无限性问题，当然也包括政治层面的作用。正因此，中国传统上政治人物在行使权力时多数谨慎，而且往往是君无戏言，金口玉言，一经承诺就必须兑现。在当代，这个传统也同样得到延续。中国政府承诺2020年消灭绝对贫困。虽然那一年突发疫情，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但这个承诺仍然克服万难按期实现。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上权力的运用和制约，主要是以两个方式来实现的，即：一方面通过天命观和儒家学说确立权力运用的目的，由是配以道德的约束；另一方面通过历史对权力运用的记载来达到监督和制衡执政者的效果，从而尽可能令掌权者在运用权力时保持谨慎和不忘初心。如果说西方主要是“你投票给我，我回应你的利益诉求”的契约，中国则是契约加道德，再加历史审判。
反之，西方则走上和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它权力的运作主要是通过权力的分立、制衡和外部监督来实现。但现实中，这种设计显然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效果。21世纪以来，西方犯下许多重大失误，严重的损害了西方的软硬实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不到权力运用的谨慎和权力得到有效制约。
如“九一一”恐怖袭击，身为总统的小布什以不成比例的反应发动两场反恐战争，令美国陷入长达20年的战争泥潭。2011年阿拉伯之春，法国总统萨科齐极其莽撞地主导推翻了隔海相望的利比亚卡札菲政权，引爆战后欧洲最大规模的难民危机并导致伊斯兰国迅速壮大。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涉及国运的关键问题上，非常草率地决定无条件、无限制接纳难民，这不仅导致了极右势力、新纳粹势力在本国的强势崛起，还直接影响了不愿接收难民的英国脱欧公投。英国本有成熟的代议制，但首相卡梅伦却决定进行脱欧公投，赌上国运，后果举世皆知。特朗普当选后，由于是政治素人，不懂权力运行的规则和潜规则，更无传统政治人物价值观理念，也不受束缚，因此淋漓尽致地把美国政府巨大的权力和所谓“制衡机制”的真相展现在世人面前：针对穆斯林国家实行禁穆令；对全球贸易伙伴包括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韩国、中国等开打贸易战；在美墨边境建立隔离墙；退出十多个国际组织和条约；面对新冠疫情，拒绝医学专家的意见，甚至带头反对戴口罩。在特朗普执政的这四年，确实有新闻媒体的激烈批评，反对党的强烈反对，民众走上街头示威，但完全没有任何制衡作用，特朗普依然我行我素。甚至国会反对建墙，拒绝拨款，造成政府关门35天，创历史最长纪录，最终迫使国会同意拨款14亿美元。后来他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在最高法院的同意下，又从国防部经费中拿到25亿美元去建墙。
美、英、法、德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政治制度的成熟度也最高。但是在直接影响国家重大利益甚至命运的时刻，他们在运用权力时却毫不慎重，不受制约。归根到底，在西方，权力的来源特点使得政治人物不在乎治理的好坏，也不影响政权的合法性，权力的分配则是赏近酬庸，权力的运用也很难受到实质的制约。再加上政党和体制的命运毫不相关，它们也没有中国的民本思想，无法从源头上解决政治的目的问题。所以，单靠制度设计是根本没有办法制衡权力的。
中国则在权力的三个层面都和西方不同，这种差异就是双方不同的民主形态所决定的。中国“全过程民主”之所以能做到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能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民主能贯穿于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全过程，因而能够创造人类历史的发展奇迹，很重要的一点就在这里。事实和学理都说明，中国今天的“全过程民主”才是更好的民主形态。
其实中国民主的优异表现，即使一些西方学者也能排除偏见和傲慢予以承认。德国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曾在两岸出版《红天鹅》（Red Swan: How Unorthodox Policy-Making Facilitated China's Rise. 2018）分析中国制度模式优势的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在中共百年党庆接受德国媒体德意志广播电台采访时就指出：“我们的问题是，中国真的很现代”，认为世界看到的是“一个成功的现代体系，提供了许多民众想要的服务。在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已经是领先的国家之一，并且很快会取得更大的进步”。他并指出中国现在很自信，认为自己解决了其他体制不能解决的问题，中国的体制更优越，西方正在衰落，特朗普的出现不是例外，而是历史的规律。西方政治系统已经走到了尽头。
对于今天西方的表现，正如在美国生活了六十多年的许倬云先生发出的感叹：“六十年前，我满怀兴奋进入新大陆，盼望理解这个人类第一次以崇高理想作为立国原则的新国家，究竟是否能够落实人类的梦想。六十年后，却目击史学家、社会学家正在宣告这个新的政体病入膏肓”。
宋鲁郑，旅法政治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