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天，中国的GDP总量已经高居世界第二。全世界已经几乎没人再去怀疑中国崛起这一局面。至少在物质层面，中国的GDP总量，或者中国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平，都同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有了巨大的进步。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相当强大。

但若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经历的这种发展道路和过程却又是问题严重的。譬如，在世界范围内，至少在和平时期，很少能在某个国家找到制造商敢于在婴儿奶粉里掺假毒害自己民族下一代的先例。然而在中国，类似的事件却一再发生。在2005年前后，安徽和河南等地，就多次曾发生过“大头娃娃”问题奶粉事件，很多无辜儿童成为受害者。而2008年曝光的三鹿奶粉掺杂三聚氰胺事件，早已妇孺皆知，而且，国内诸大奶商几乎悉数卷入三聚氰胺事件，体现出行业造假的特征，这已足以说明问题之严重。甚至于在三聚氰胺之后，最近两年，仍然有其它问题奶粉的质量问题不断遭到曝光。

而且，中国的造假之严重程度并不局限在个别行业。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其它产品同样是掺假严重。比如，进入普通百姓餐桌的地沟油，近年不但屡禁不止反而越来越多，而且造假技术越来越高明，甚至很难检测出来。另外，最近广东又连续查出用工业盐制成的咸鸭蛋、酱油和猪血等制品，暴露出制造商的道德败坏程度是多么严重。这从另一个角度也体现出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底线到底可以有多低。毕竟，造假严重到这样的程度，涉及面如此之广泛，恐怕并不是把责任推到个别人或少数人身上就能解释所有问题。

不仅仅物质产品造假严重，中国的精神制品造假程度更是超越前人。就不说中国社会中到处盛行的各种拎不清的小伎俩和小猫腻，即使在通常最能体现出一个社会的诚信度的领域，中国也是问题严重。比如，名人的造假现象，最近两年，如金岩石、唐骏都先后遭曝光，甚至像李开复这样的“青年导师”，也被曝出学历造假，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再者像大陆久负盛名的青年作家韩寒，最近也被方舟子揭露代笔造假的丑闻，尽管对于韩寒是否造假这件事还没有定论，但从整个事情中暴露出的问题，也很值得大家深思。

在学术领域，方舟子的打假更是早已闻名。被方舟子揭露出的中国学界的诸多黑暗事件和腐败程度，令人触目惊心。而且，即使不说那些同利益直接挂钩的众多基金、项目的申报和评审过程中的造假腐败，就是在相对比较干净、本应更富于理想的象牙塔里，在传统的被认为理所应当是教书育人的学校里，各种造假现象也非常普遍。比如博士学位的生产制造，中国近年来就实现了新一轮“大跃进”。中国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就曾指出：在中国大陆，获准授予学士学历的大学有700多所，美国有1000多所；但中国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超过310所，美国只有253所。2006年美国培养出5.1万名博士；中国大陆是4.9万名，到2007年的博士数超过5万人，2008年继续上升，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

但是，生产出了这么多“博士帽”，质量究竟怎么样？就从新语丝网站的揭露报道来看，2008年，西北工业大学就被曝出研究生院学位办主任博士论文造假，遭撤职查办，其博士学位被取消。2009年，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黄庆教授也因博士论文造假遭曝光，同样被取消博士学位。2010年，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又被曝光博士论文抄袭他自带的本校博士生，遭校内两名教工检举，双方迄今相持不下，此事到现在还没有结论。2011年，广州体育学院前院长许永刚博士论文抄袭被曝光，于当年受到撤职处分，并从原单位调离。到了2012年，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刘伟最近又遭曝光，其在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学院通过的博士论文涉嫌造假。真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有丑闻，连博士学位的造假都是炊烟不断。如果连最高学位都有这么多造假现象，我们要认真找找其中的原因，这到底是为什么？

出自复旦大学、曾任邓小平秘书、现任日内瓦大学研究员的张维为，在他今年出版的《中国震撼》一书中曾大肆鼓吹中国的发展模式。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全世界的最佳模式，真正是实现了“超英赶美”。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拉美国家，南亚国家（如印度），也包括非洲国家，中国经济发展之快，外表的光鲜亮丽和整齐有序是这些乱哄哄的“脏乱差”国家所无法比拟的。甚至同欧美越来越低效、“选而不决”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相比，中国政府的强劲执行力和快速反应能力也越来越体现出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张维为因而认定，中国的发展模式，整合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整合了政府和市场。因此，中国模式将会成为世界最佳榜样，震撼世界。

但张维为等人很难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外表的光鲜亮丽之下，会有如此之多的腐败现象？而且还不止于腐败，中国为何会出现几近“全民造假”的现象发生？在张维为等人的理论中，通常会把腐败现象归结为发展阶段问题，他们认为欧美历史上都存在过类似的阶段，贪污腐败盛行，底层民不聊生，然而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切不良现象都自然而然地好转了。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蛋糕越做越大，经济的总量变大了，大家的生活肯定也会得到改善。

但事情似乎并不是这么简单。生活中的经验告诉我们，物质力量只是影响我们身份的各种力量的一个来源，而不是全部。尤其是，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并不简单地是我们有多少钱、掌握多少物就能决定的。同样，我们有多少钱，也并不能简单决定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更无法决定我们是个好人还是个恶人。然而，由于经济决定论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一元论意识形态的控制，造成中国人思维相对幽闭具有“洞穴”特征，很容易忽略“自我认知”这类更根本的身份认同问题。中国人通常很难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用造假的方式牟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获胜，那么实际上这就让我们造就了一种恶行，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其实让自己成为恶人。然而，在中国社会现实的残酷竞争中，由于生存的压力，甚至于人权往往只能被理解为最低意义上的“生存权”，因而大多数人完全以结果为考量目标，忽略掉手段的正当性，这就在实际上造就了虚无主义的流行。

客观压力在于生存竞争，主观动因在于意识形态，这是成就中国造假行为盛行的两大根源。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张维为所鼓吹的震撼世界的中国模式，其秘诀并不神秘，只不过集中于这两点：一、只需关注物质利益而无需纠缠精神价值，因为这种理论设定了物质最终能够决定精神；二、根本否认存在身份认同问题，鼓吹权力至上的政府中心主义，在客观上造就出虚无主义。这种观念认为本质上并不存在善恶对错之分，人只是一种关注目的而忽略手段的动物。所有一切真实观念都只不过是权力建构的产物，因而身份认同问题根本不存在，也不需要思考，或者它只是由中国的权力核心所定制的，因而也是无需思考的。

根据这两点观念，中国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政府对市场的整合（控制），以及所谓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整合”。在这种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下，社会交易成本被大幅降低，很多通常会构成交易障碍的观念因素（甚至包括通常所谓的人伦底线）都遭到抛弃。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经济发展，正是依托于这样一种“低人权优势”、“让弱势群体驯服”的中国奇迹而成就。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弱肉强食的规则盛行，弱势方无法有效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就造成强势方（以政府官员为代表）采用各种手段，甚至突破底线来谋取利润。

然而，由于这种中国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要求人们放弃自我、顺应强势群体的观念——或者说，这种模式只是鼓励人们在追逐“生存权”时捍卫自我，进而采用各种方式来回避困难追逐经济利润。然而在精神、文化和道德理念方面，由于中国政府对整个社会领域的控制，人们实际上无法坚持自己的理念。比如言论自由问题，民间结社，司法独立，政教分离问题，等等。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政府实际上都采用各种手法制造出大量难以突破的壁垒，导致人们在精神、文化和道德理念方面，无法顺利开展公共讨论，无法有效沟通，也无法畅所欲言。长此以往的累积效果是，这在身份认同方面，最终造成中国人不断回避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或者用某种特定方式来自我欺骗，敷衍了事。

在这样一种逐步僵化的社会基础之上，最终无法避免虚无主义价值观的盛行。为了生存，人们最终难免倾向于认定：是非对错，善恶好坏，根本都毫无意义，如果追求它们的效果只会妨碍自己牟利数钱。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社会造假行为盛行的广泛且深刻的基础。造假虽然不好，却在中国很流行，而且在中国造假却非常管用，屡禁不绝。因此，中国模式尽管在物质增长上获得了一定成功，但在精神、文化、道德理念以及价值观等方面，却难以避免它的局限性。中国模式的支持者，只看到繁荣的结果，却轻易忽略我们所作所为的一切同“我们究竟是什么”和“我们能成为什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像是教育小孩的方式：一个小孩，在过去吃不饱饭弱不禁风的孩提时代，小偷小摸行为尚可以被原谅，但在长大成人满身肌肉之后，倘若还不能正视自己的思想和道德真空，不断以“天下乌鸦一般黑”这类托辞来为自己的偷摸、不光彩行为辩护，这已经不再是个小问题，而是思想意识出了严重问题。

的确，中国外表的光鲜亮丽绝非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可比。但不同于相对贫穷的印度、孟加拉甚至缅甸等国，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早已改变：它已不再是简单的营养不良问题，而变成了更加难以扭转的思想意识问题。尤其在当今这样一种局面下，造假行为在中国已经具有根深蒂固、非常广泛的社会基础，这很说明问题。因此，中国人应当认识到目前这种中国模式的局限性。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下，中国虽然崛起，但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中国买什么商品，什么商品就会涨上天，中国做什么行业，什么行业就贬得不值钱。因此，中国应当认真反省所谓中国模式。靠剪刀加浆糊，靠打拼道德底线，甚至靠造假的方式，试图以此来引导全球，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惟有抛弃这种模式，中国才能超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