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一卿编译
许多人预计，东南亚国家在中国南海问题上最终将因悬殊的军事力量对比而绝望，并将很快主动在争议中屈服，黄岩岛就是其中一例。
然而情况并不一定如此。外交与战争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不管是弱势的一方，还是强势的一方，都有自己的选择权，而马尼拉就并不同意北京的做法。
军事优势在战争时期尚且不能保证胜利，更不用提和平时期了。强势的一方往往夸大它的优势，使竞争朝对它有利的一面发展。但是弱势的一方也有选择的自由，马尼拉有希望平衡北京的优势，并且它没有理由不这样做。这情形听起来很熟悉，不是吗？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每一次的军事冲突中都处于较弱的一方，但它最终还是在大部分重要的斗争中胜出。
以弱胜强的例子古已有之。古罗马行政官昆图斯•法比尤斯（Quintus Fabius公元前275-前203，古罗马政治家、将军）正是通过避免决定性的战役将历史上第一流的战争大师汉尼拔拖至精疲力竭。拖延战术使得法比尤斯（也被称为“拖延者”）能够集结整顿无穷无尽的资源与人力，从而成功地抵抗迦太基人入侵罗马。
法比尤斯耐心等待，直到时机成熟，然后发出致命一击。
同样的，海权理论家朱利安•科贝特爵士（Sir Julian Corbett）建议，海军统帅在不利的情况下应进行“积极防御”。劣势一方的舰队统帅可以采用法比尤斯伺机而动的策略，潜伏于强敌的舰队近处，但拒绝作战。同时，他们可以引入增援力量，寻求与友善的海上强国结成联盟，或者调用各种策略消磨敌军的力量。最终，他们很可能扭转局势，一战而定胜局。
依靠拖延战术来取得胜利是中国由来已久的战术。毛泽东就将他的持久战这一思想建立在拖延战术上，并且与科贝特一样称他的战略视角为“积极防御”。这两个理论家都认为，积极防御指的就是延长战争，拖垮暂时处于优势的敌手。
20世纪30年代时，毛泽东曾指出，相比于占领着满洲以及大部分中国地区的日本军队，中国拥有天生的优势。中国只需将潜在的力量——包括丰富的天然资源与独特的人力资源——转化成可用的军事力量。后来，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就是依靠群众的支持、开发资源、建立农村根据地，才战胜了更为强大的国民党军队。
好事只属于那些耐心等待的人。
因此，考虑到这些先例，菲律宾领导人有望在黄岩岛问题上取得外交成功。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太过弱小，几乎没有可能在硬碰硬的战斗中胜出。然而与过去的弱国一样，马尼拉可以诉诸法律、正义，向有力的第三方请求援助，使胜利的天平向自己倾斜。可以看到，菲律宾官员已提出将争议呈送海洋法法庭裁决，同时求助于为时甚久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因此，北京不能指望马尼拉会简单地估量双方的力量对比，承认差距的悬殊，然后屈服让步。
注：原文载于《外交家》杂志，作者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