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原点就在眼前。新民主主义虽然以新字起头，但实质是近现代中国史的一个老课题的新实践。对此不能人为地拔高。

我在第十九文中，引用了傅军《富国之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的统计资料，1820年，GDP（1990年国际元）中国占世界之比为32.9%,同年, 全欧洲占26.6%、印度占16%、俄国占5.4%、日本占3%、美囯占1.8%。人囗，中国3.8亿、全欧1.69亿、印度2.09亿、俄国0.55亿、美囯0.1亿。这时的中国是－个在现存国家中年龄最高，而且保存着传统的固有文化龙钟老态的中国。GDP与人口排在第二位的印度在这时已被英国控制了数＋年，并成为其在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原材料供应地。20年后的鸦片之战到八国联军之役中经六十年，其间历经太平天国及捻回事件内战，英法联军之役，中曰甲午之战。清王朝虽无力对付外来武力的压迫但有能力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回事件，这表明至少在咸同时代，清王朝的根基动揺还没有到行将消亡的地步，还有足够的力量调动与集聚社会资源。

在《马关条約》（1895年4月17日）之前，将《南京条約》（1842年）、《虎门条约》（1843年）、《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1844年）、《天津条約》（1858年）、《北京条約》（1860年）等等条約，以及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回事件包括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堂解除陕甘新彊之危等等事件连接起来，那时国人心中的愿景还是传统中国数千年的“国泰民安”。 “国泰民安” 的 出 处是 宋•吴自牧《梦粱录•山川神》：“每岁海潮太溢，冲激州城，春秋醮祭，诏命学士院，撰青词以祈国泰民安。”国家富强、人民安、康天下太平、歌舞升平、河清海晏是传统中国数千年的一个愿景与祈求。“ 百年天地回元气 一统山河际太平 横批：国泰民安” ，这幅对联就是最好的说明。在兵荒马乱、国弱民穷、国破家亡的时候，人们心系国家，首先想到重建国家，复兴国家。在传统中国数千年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中，重建国家，复兴国家亊实上也是在兵荒马乱、国弱民穷、国破家亡的时候的攺变现实的唯一途径。这一点清朝的君臣们比谁都清楚。正因为如此，在《马关条約》之前，有一个30来年的内外合作求自强的洋务运动。但是，在这期间，曰本明治维新走向成功。俄国的1861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自由劳动力、广阔的国内市场、资本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建立了相应的司法体系，加快了俄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从此，俄国开始从农奴制时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在改革后逐渐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也是这期间，德意志统一了，意大利统一了，美国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独立运动消灭，恢复而又加強了美国的统一了。这些国家统一以后，随着就是国内的大建设和经济大发展。在同治以前，列强在外行帝国主义的，主要是英、俄、法三国。之后添加了美、德、意三国。日本后来居上，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威协着中国。

19世纪20年代，用马克思的话说，欧洲大陆正处于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的死人抓住活人的历史时期。若从物质资源看，至少在19世纪20年代，传统中国的土壤中潜存的资本种子已具备破土而出的条件：

——传统中国数千年来，人口按万万级递增只发生在清中后期。在中国，劳动力可以充分供给，而无需像西欧“圈地运动” 活生生地剥夺农民的生产生存手段以满足资本对“自由” 劳动者的需求；

——血腥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就是野蛮地聚集黄金货币财富，同时将黄金货币财富资本化。在中国，潜藏着巨大的地租——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三位一体的黄金货币财富，且其数量远远超出早年西欧海上霸权强国海盗式掠夺到的黄金货币财富；

——资本以市场与城市为载体，在中囯，已经形成－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且开海口后，已同西方通商180年；虽然，中国的城市同西方在庄园狭缝中崛起的城市不同，西方城市是生产中心，而中国的城市大都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积淀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消费中心，其规模是西欧城市远远不及的；但因土地产权的流动性，那个时候，若搞“开发区” 再造生产中心， 肯定比现今搞“开发区” 更易于获取土地。

但传统中国的土壤中潜存的资本种子始终未能破土而出。这其中的原因单讲闭关锁国，重农抑商、抑制市场、轻视科技、缺乏产权保障及法治精神之类，理由肯定不充分。但无论怎么说，被动的内因是中国所保存着的传统的固有思想观念、科学技术与组织制度中缺乏一个传统与近现代结合的有机动力载体。或从人类学范畴的文化看，自然技术文化系统、社会技术文化系统、思维技术文化系统、制度文化系统的政治大脑、经济心脏、免疫体系以及观念文系统的信仰、理性、价值等等肯定有问题。

在西方，近现代与传统的区别在于，人们笫一次具有人必须获得解放的自觉，并且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自觉地寻求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等一切领域的变革。当然，变革的具体形态以各民族所承载的不同传统而各不相同。对于这一点，在重建国家，复兴国家30来年的内外合作求自强的洋务运动期间，还没有这个意识。洋务运动说到底还停留在“中体西用” 的层次。直到《马关条約》之后才攺变了这一主流意识。《马关条約》就是宣告重建国家，复兴国家的内外合作求自强的破产。而这个破产本身就是一次效力绝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破产包含着一系列的破产——传统与近现代结合的问题跟着凸现出来了。

早年读《资本论》时比较关注原始资本积累的历史，也就是说，比较关注从中世纪的“黑暗” 到资本主义新时代的“曙光” 这段历史。这段历史我是把它当作欧洲的“春秋战国时代” 来解读的。这段历史引起我比较关注的原因是，1980年代何新的一个观点引起我的思考。何新认为作为一种分权主义的农业社会政治制度，就中国历史来说，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后，就被中央集权制的专制主义制度所取代。而在西方，这种封建制度的产生是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和资本主义建立之前。把秦以后早己不是封建制的传统社会称作“封建制”， 实际上是以西方历史模式硬套中国历史的武断作法。这是荒谬的，也是一种西方历史中心论的产物。何新的这个观点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秦始皇统一后的非封建说，而是他向人们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与西方历史学家有一个基本分歧——这就是，在中国历史学家眼里，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似乎不存在异质性，似乎中国一直走着和西方基本相同的历史道路，似乎今曰中国与西方的差别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差别，而不是文化形态上一系列的根本性差别。这是因为，秦始皇统一后的非封建说，并不是何新最先说，如早在1930年代周谷城先生就有明确的说法（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上下卷，齐鲁书社出版发行，1988年5月），而何新传递出的“信息” 至少在1980年代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东西。因为那时我还不知一切西方历史中心论包括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论，都是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首先作异质性处理的。

1988年，我在上海的《社会科学报》上刊出《解救哲学贫困需要热情》一文后，向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胡曲园教授写了一信。当时，《社会科学报》上也刊出胡曲园教授从老子说到古代中国社会的观点。他认为：（一）在商周社会中生产占主导地位的是公社农民而非奴隶，不能说商周是奴隶社会；（二）不能千篇一律地认定原始社会的解体形式都是奴隶社会；（三）有奴隶制存在的社会不一定就是奴隶社会，如美国在1865年前存在过奴隶制度；------中国由于没有经过奴隶社会的阶段，长期存在着古代公社的残余影响，形成了后来历史文化发展的特点。我向他写信说，从老子与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比较研究中更能证明这个观点。他马上把自已的一些文章寄过来了，其中有一篇《从〈老子〉说到古代中国社会》发表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笫一期。要知道，胡曲园教授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是著名的民主教授。他曾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社会学系主任、哲学系主任、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研室主任，复旦大学党委委员、校务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工会主席，上海市哲学学会副会长、名誉顾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等职。他心目中肯定清楚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公式的来龙去脉。也许1930年代周谷城先生心目中没有这个公式概念，但1980年代何新心目中肯定有这个公式概念。将他们三人观点综起来，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的阶段，秦始皇统一后又非封建社会的阶段——如果确实成立，那么这个公式在中国有什么用呢？

年轻时，我是学农业经济专业的，我关注的是经济史，这必然涉及到关于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经济哲学思想。过了好些年，我才花精力研究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与西方历史学家的那个“基本分歧”—— 即何新传递出的“信息”。 我发现中国现代历史学家至今仍然陷于那个“基本分歧” 中仍难以自拔。包括支持或否定范文阑与胡绳的近现代史的基本模式者。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包括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仍然穿行在“亚细亚的生产方式” 加打开“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 的迷雾之中。今人又用“普世价值” 的“五个一般”—— 第一，现代市场经济一般，第二，民主法制国家一般，第三，公民社会一般，第四，现代科学技术一般，第五，当代人文精神一般（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荣）来重新审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包括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因那个“基本分歧” 的存在，在当代史学界尚缺乏一种同异相承续相错综相呼应的节奏，因此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包括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迷底尚没有真正揭开！？

1901年，梁启超写过一篇长文章，叫做《中国史叙论》，这是梁启超为他打算写的中国通史准备的一篇导引。梁启超对中国历史做了一个分期，把中国史分成三个阶段，或者叫三个中国。他所说的第一个中国，叫“中国之中国”，这是中华文明的开始，从中原或周边地带起源、凝聚、形成，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国形成的过程至少有几千年历史。这是第一个中国。第二个中国，他叫“亚洲之中国”，也就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作为一个东亚大国，开始和周边的国家、民族的交往、贸易或者战争，比如和周边的匈奴、鲜卑、突厥这些民族还有像朝鲜、琉球、日本、越南、缅甸这些国家，中国的影响力辐射到亚洲。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后一直到1793年，这一年，一个英国的使团到中国来，为乾隆皇帝80岁诞辰祝寿，这个使团为首的是马戛尔尼。1793年，这是梁启超认为“亚洲之中国”结束的一年，他认为从这一年起中国突破了亚洲范围，同世界各国各民族广泛交往，从此“世界之中国”开始了，一直到我们今天。这是梁启超的历史分期。梁启超的这个“世界之中国”分期，吻合着中外通商的历史大背景。明正德十五年（1516）开始与葡萄牙通商；明万历三年（1575）开始与西班牙通商；明崇祯十年（1637）开始与英国通商；清顺治十一年（1654）开始与俄国通商；十三年（1656）开始与荷兰通商；十七年（1660）开始与法国通商；乾隆四十九年（1784）开始与美国通商。梁启超的这个分期，着眼于中外交往，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

1930年代周谷城先生认为，产业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总枢纽，而这个产业革命，是帝国主义逼出来的。他认为，在八国联军之前，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产业革命的原因，之后则是同伴。原因，引出了中国的产业革命；同伴，则是压倒了中国的产业革命。我认为周谷城先生说的是事实，因为在重建国家，复兴国家的内外合作求自强的历史起点，机器大工业产值几乎为零，而令国民党自豪的战前1936年，机器大工业产值外资仍占到七成以上。1930年代周谷城先生还认为，西洋产业革命与中国产业革命顺序相反。西洋产业革命，其顺序是：一科学的进步与机器的发明；二生产进步工商业的发达；三国外贸易的发达，帝国主义的形成。中国则相反，最初一步，是整军经武；中间一步，是产业界的变化；末了一步是学术的提倡。为什么最初一步是整军经武？因为受外力压迫，不得不整军经武。为什么继整军经武后是产业界的变化？因为自己经过二三十年的武器装备，始终抵不住外侮；大家发现兵战不如商战，遂相提倡发达产业。为什么末了一步是学术的提倡？因为中国要发达产业，既无机器，又无人才，大家又发现商战不如学战。于是又相率开设新学堂，提倡新学术。

在前面我已说到，《马关条約》就是宣告重建国家，复兴国家的内外合作求自强的破产。而这个破产本身就是一次效力绝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破产包含着一系列的破产——传统与近现代结合的问题跟着凸现出来了。前面说梁启超与周谷城，目的是想说，《马关条約》之后，自从康有为梁启超登上历史舞台开始，直到1930年代新民主主义降临之前，已经有了重建国家，复兴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新实践”—— 几乎是沿着西方那个——近现代与传统的区别在于，人们笫一次具有人必须获得解放的自觉，并且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自觉地寻求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等一切领域的变革的“路径依赖”的。所以呢，在本文开头说，新民主主义虽然以新字起头，但实质是近现代中国史的一个老课题的新实践。

如果按照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现史模式，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辛亥革命派、五四运动等激进派系是历史进程的主流，余者皆为支流。但从19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 开始一直到今天，又有相当一批人转而对胡绳模式包括范文澜模式（四阶段四主要矛盾）的“反动”， 转而推崇变法派、新儒家和自由主义者。而这些“反动” 者开出的“改造中国” 的药方都可以在从康有为梁启超到1930年代新民主主义降临之前老一代学人的本本中找到影子，几乎是“近似相等”。

为什么有这个“近似相等” 呢？

笫一个原因是在前面已点到，即《马关条約》之后，自从康有为梁启超登上历史舞台开始，直到1930年代新民主主义降临之前，已经有了重建国家，复兴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新实践”—— 几乎是沿着西方那个——近现代与传统的区别在于，人们笫一次具有人必须获得解放的自觉，并且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自觉地寻求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等一切领域的变革的“路径依赖”的。

笫二个原因是，至少从康有为梁启超那代开始，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方法，即认为，近代中国，是纵向的中国历史势力与横向的世界势力造成的。他们在这两种势力互相冲撞之处寻找未来之中国。因此，他们的思想深处仍然能在今天引爆出火花。

当然还有相当一批学人，他们不会满足于从康有为梁启超以来的参照系，从另类途径对对胡绳模式包括范文澜模式的“反动” 或“支持”。 他们的参照系是，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欧洲的兴起，围绕着东西方为什么发展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的问题，一大批西方学者的探讨和研究的结论。他们中有的推崇马克思《资本论》、葛兰西《狱中书摘》、马尔库塞《单度的人》、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有的推崇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洛克《政府论》、密尔《论自由》、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我们知道黑格尔关于东西方精神的学识，是在世界历史范围之内解释东西方分叉发展的笫一个尝试。继黑格尔以后的解释大致上分为三大类：（一）强调内在文化价值观的决定作用。代表人物是M-韦伯（德）和T-帕森斯, 以美国社会行为学派为主;小M-J-利维的亲属理论对中国和曰本家庭结构的比较;E-巴拉茨对中国官僚政治的分析。（二）强调内在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决定论。小B-穆尔的农业商品化道路的决定作用; K-威特福格尔的“水力社会” 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三）帝国主义是分叉发展的根源。R-卢森堡认为外部市场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主要特征, 而外部市场的本质是剥削的；P-巴兰认为, 帝国主义对印度中国等的经济渗透，造成了这些国家的异常发展，却使欧洲经济得到空前的增长。

这些“近似相等” 与“另类” 的结论实际上也隐含着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范文澜胡绳的理论既有合理内核又有历史局限。

在我看来，无论以康有为梁启超以来的参照系，还是以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欧洲的兴起，围绕着东西方为什么发展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的问题，一大批西方学者的探讨和研究的结论的参照系，所推出的“近似相等” 的结论与“另类” 的结论，都缺乏长期的连续性与短期的急剧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历史本质的辩证关系。因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与西方历史学家的“基本分歧”（这就是，在中国历史学家眼里，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似乎不存在异质性，似乎中国一直走着和西方基本相同的历史道路，似乎今曰中国与西方的差别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差别，而不是文化形态上一系列的根本性差别，一切西方历史中心论包括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论，都是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首先作异质性处理的）尚没有在更高层次“消亡”。

正因为如此，这些“近似相等” 的结论或“另类” 的结论如同写出的诗文，由于缺乏一种同异相承续相错综相呼应的节奏，因而不具有“自然之中有格律，束缚之中有大自由” 的意境！？

本文原想回答毛泽东那代人在成功地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同时遗留下什么问题，但觉得如不写下此文，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还是下文再说吧！

2012-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