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稳定压倒一切？为什么还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的中心任务属于政治战略范畴，可以与时俱进、因时调谐。但稳定的社会秩序却是国家政权的存亡前提，凡与之不合，皆要立即清除。在中国，经济发展本身是政治，但不是最大的政治。稳定才是政治经济与经济政治的最高价值。
一、“稳定压倒一切”VS“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中共政治哲学的视野中，实用主义风格大过一切花哨无用的学理阐述。中国如何治理，这并非一个纯然的理论问题，或者，干脆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解决这个宏大繁杂的政治算术难题，必须有一系列的公理、定理、方程式、微积分，甚至需要全新的科学猜想和运算程序。于是，我们发现，凡属与稳定有关的公共事务，必定有其内在的经济逻辑，而在当下中国，经济学又是最讲究理性计算和利益衡量的治国之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资金流向发生转移。中国经济成就，与高速、巨额的“吸金”，宽松、灵活的“招商”关系紧密。当中国的“经济巨盘”融会了世界各国的战略利益，中国的混乱失序将是全球的灾难。中国经济的成功，为全球稳定增添了重要砝码。除了国内的维稳力量，一直还有隐形的国际外援部队，非常纠结地既为其自身利益，又为中国的国内稳定服务。
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体制会遭遇跨国财团的侵蚀。WTO（世界贸易组织）这个集行政、立法、司法权为一身的“超级利维坦”，对主权国家民主体制的根基构成了巨大威胁。许多以人民权益为重的法令，因为违反企业的利益，被WTO裁定无效，政府不仅要赔款，还要撤销法案。从中国政府近年屡屡遭受的败诉裁定来看，这种威胁已经超出了纯粹的“国际法”范围。
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发展型国家很难应对突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提高经济调控水平，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在中国高层的经济管理者眼中，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很多时候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很难兼顾。还有更多的深层症结，比如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经济运行规范的法治建构等，都是让上层决策者头疼不已的老大难问题。备受诟病的“权贵资本主义”，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恶劣表现，让中国的有识之士如坐针毡。因为，在当下中国，权贵资本虽然未在制度上定型，但其危害和影响已初具雏形。防范经济发展中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危机，比防范经济自身的风险，更让人忧虑万分。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稳定压倒一切？为什么还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的中心任务属于政治战略范畴，可以与时俱进、因时调谐。但稳定的社会秩序却是国家政权的存亡前提，凡与之不合，皆要立即清除。在中国，经济发展本身是政治，但不是最大的政治。稳定才是政治经济与经济政治的最高价值。
二、中国社会不稳的矛盾根源在哪里？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政治体系动用了大量资源，可谓呕心沥血。但社会不稳似乎越发严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吊诡现象？这就需要我们认清当前中国社会不稳的矛盾根源。仿用一句政治话语，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在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需求和有限的制度供给之间的不协调。
讲的更直接一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均衡，导致种种难以逾越的社会鸿沟，造成民众期待的不断落空，生发强大的社会仇怨，激起众多的集群事件和抗争行动。通俗地说，现今蛋糕越做越大、越做越好，食客的胃口已被充分调动，品味越来越挑剔、严苛。怎样满足这些难缠的“上帝”？作为服务者的商家，必须开动脑筋、放下身段，竭心尽力去讨好、解释、周旋、协商，决不能动辄怒容、铁拳相向。食客吃不到蛋糕，宁愿砸掉店铺、哄抢蛋糕，也很难顾全大局、忍辱负重。
历史地看，中国社会不稳并非一个“当下事件”。二十世纪中国统治阶级的政治制度全面崩溃，使得社会革命成为国家重建的必由路径。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政权，与其成功领导由下至上的社会革命紧密相关。中共的社会动员力、凝聚力与改造力，在革命时期得以形成，并在执政之后不断强化。但改革的事业、民主化的压力、社会利益关系的日趋复杂，均使执政党收缩自限，社会控制力下降成为不争的事实。
如果中国已然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执政党控制力下降便不是什么坏事。但问题是，中国尚未实现民主法治国家的预期目标，社会转型期的犯罪控制、秩序维护需要强大的国家能力。更为严峻的是，对于民主，党内高层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从全球视野观察，当今世界正在陷入“民主危机”。西式的“选举民主”及其政党政治，已让越来越多的民众寒心失望。一股回归“强人政治”和“主权国家”的新左思潮正在风流涌动。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治“向左转”似乎成为不可改变的大趋势，而民主法治的意识形态纲领与刚性维稳的政法实践方略越来越难以谐和。这种矛盾，或许才是中国维稳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
三、维稳思维的“六字真经”
接轨。中国要实现社会的良性稳定，必须真正“与国际接轨”——不仅关注本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谐，推动国内的民主法治进程，而且还需要从全球化的视野中审时度势，有效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与施行中。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法理大国”，并非空洞的幻想和口号，但也决不是指日可待的即成近景。一方面，中国本身就是“国际维稳”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国际维稳”的重要对象。在这种主客体交错的复杂情境下，中国很难孤立存在，必须充分考量四面八方的国际力量，变被动为主动，融入“国际维稳”的总体框架。
开放。此处的“开放”主要是对国内的NGO组织而言。如果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霸道逻辑推论，NGO组织无疑是政府的对立面。如果坚持政府主导维稳的狭隘策略，NGO恐怕很难有足够的生存空间。但是，如果将NGO视为公民社会的应有之义，由其推动的社会维权行动并非反政府的罪行，而是法治保障的公民权利运动，那么，开放的NGO与中国社会稳定的内在关系，便一目了然了。
均衡。当今中国巨大的社会差距，让底层民众对“成功”的渴求几近偏执与疯狂。他们鲜有机会真正目睹声色犬马的豪奢，却无时不刻不在想象进入这种糜烂的生活。他们自认是改革开放的利益受损者，被高速的列车在弯道抛出，流落在荒野边缘，怨恨填满心间。
危害社会的犯罪，被看成“正当”的抗争，甚至“权利”的恢复。罪感和耻感灭失，如同成功的自我催眠，激励着越轨行为的不断发生。国家的刑罚也只能对之抱以无奈的叹息。不利的社会境遇，加之固化的社会分层，形成了社会机会的匮乏和社会态度的极化。无事可做，便制造麻烦，然后自己解决麻烦。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在当下中国的日趋猖獗，便是明证。根本之策，还是重建社会的均衡机制，弥和断裂社会的失范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