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问题与文化问题。在维持甘南藏区社会稳定时首先做好社会稳定状况评估和社会安全形势研判，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工作策略与应对措施；还要依法严厉打击破坏甘南藏区社会稳定的组织者、策划者和积极参与者；也要坚持教育和惩罚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团结教育被蒙蔽、被诱骗参与其中的普通群众；也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藏区同胞）参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性，建立起甘南藏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同时，也要加强甘南藏区维稳工作的理论研究，以科学有效的理论指导甘南藏区维稳工作的顺利开展。

【关键字】甘南藏区；社会稳定；对策

一、甘南藏区社会不稳定问题的实质

甘南藏区是我国藏族聚居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甘青川三省的结合部，是内地通往西藏的一个重要枢纽和桥梁，史称“汉藏走廊”。区内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拉卜楞寺是安多藏区的政治、宗教、经济和文化中心，在整个藏区及其境内外都有着重大影响。甘南藏区的社会稳定既受国内其他藏区的影响，也影响着其他藏区。影响甘南藏区社会稳定的因素较国内其他地区更为复杂，既有社会转型期产生的普通矛盾，更有宗教文化带来的冲突。既有国内民族间文化差异和经济利益的冲突，更有受境外达赖集团和反华势力等野心家策划组织的以暴力（如“3.14”打砸抢烧事件）或“非暴力”（如自焚）活动来破坏藏区稳定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当前影响甘南藏区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是达赖集团在境外反华组织的支持下与境内宗教组织及其人员相勾结试图通过“藏独”分裂祖国的阴谋和行径。因而，甘南藏区社会不稳定问题的表象是治安问题，实质是政治问题与文化问题，即政治家阴谋利用藏族宗教文化传统来实现其政治目的而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基本特质和身份象征[1]，在一定民族区域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共同文化传统，其塑造了该民族成员的共同个性、行为模式、心理倾向和精神结构，并表现为一定的民族心理。藏族文化中的最主要的内容是宗教（藏传佛教），藏区的宗教信仰具有全民性。宗教在藏区已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绝大多数人的社会生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宗教既是一个社会组织，又是一个文化体系。宗教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宗教信仰仍然是大多数藏族人的精神依托，仍然深刻地影响着藏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趋向”{1}。

藏区广大农牧民群众传统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地广人稀、乡村风散、交通不便等自然因素，长期封闭和缺乏与外界联系交流等历史原因加固了藏区宗教信仰的坚定性和顽固性。藏区宗教神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几乎充斥所有的知识领域，也影响了藏民族文化的科学发展以及对自然、社会的科学探索，使得藏区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民众普遍缺乏理性精神和科学思维，对于披着宗教外衣的鼓动和宣传，容易亲信，容易盲从。

达赖集团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正是利用藏区宗教文化的这些特性组织策划了一系列影响藏区（包括甘南藏区）稳定的事件，2008年拉萨“3.14”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甘南藏区就发生了骚乱事件。事后证据表明，“3.14”打砸抢烧事件是一起由境内外“藏独”分裂势力策划煽动的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事件。达赖集团1959年叛乱失败逃往国外后，不甘心失去他们在旧西藏的封建特权，一刻也没有放弃分裂破坏活动。半个多世纪以来，流亡国外的达赖集团抓住一切机会，通过各种途径，向境内分裂主义分子授意，通过各种手段挑起西藏内部矛盾。上世纪60年代，他们重组叛乱武装，对西藏边界进行袭扰。在80年代策划拉萨骚乱，妄图将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之时，达赖集团及其所属组织在境外展开各种破坏活动，试图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此后藏区发生的多起自焚事件，也是达赖集团遥控指挥和精心策划的结果，他们专门编写发布《自焚指导书》进行操纵[2]。正如北京大学涉藏问题专家张植荣教授指出的：煽动自焚是境外“藏独”势力的“绝望的炒作”，目的是为了获取境外反华势力的关注，从而获取资金支持。“以达兰萨拉为核心的流亡藏人团体进入了后十四世达赖喇嘛时期，党派权力纷争愈演愈烈。一旦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他们‘宗教’的旗帜就更加站不住脚，那么他们加紧造势的本领能够施展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小，获得的关注也会随之减小，没有外界的关注，就没有资金援助，所以转向了一种极端方式”{2}。

二、甘南藏区社会不稳定问题发展趋势的分析与判断

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不同人群之间存在的利益矛盾和利益斗争是社会不稳定产生的根本原因。在社会转型期，社会面临着利益调整、社会结构重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与之相适应利益矛盾和斗争也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和爆发期。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即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由于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往往孕育着冲突的风险，正如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3}。甘南藏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都相对滞后，传统文化比较浓厚，民族间、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多变。社会转型不仅带来利益的冲突更有文化情感依赖的断裂，情况更为复杂，斗争更为激烈。“3.14”事件发生后，甘南藏区6市县21个乡镇发生了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些冲突和斗争的具体反映。

分析和把握甘南藏区社会稳定情况的发展趋势，首先应当对影响甘南藏区稳定的主要因素有清晰明确的认识。具体来说，甘南藏区的社会是否稳定受下列几个主要因素的影响：

第一，甘南藏区的社会稳定与其文化传统和宗教习惯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宗教文化传统和习惯深深扎根于藏族群众的心目中，为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提供了土壤，是影响甘南藏区社会发展和稳定的主要因素。甘南藏区虽有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群体、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回族群体、信仰基督教的部分汉族群体等，但藏传佛教的影响更大，信仰的群众更多，对现代化的抗拒成分最强，极易受到达赖集团的教唆、鼓动和利用。

第二，受境外反华势力支持的达赖集团伺机进行的分裂破坏活动严重影响着甘南藏区的社会稳定。和其他藏区一样，甘南藏区普通僧侣及其藏族民众对“达赖喇嘛”这个身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崇拜。这种盲目的崇拜被达赖集团利用，不时地给藏区稳定制造着麻烦。“3.14”打砸抢烧事件在拉萨发生后，迅速波及到甘南藏区，少数藏独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僧人及群众，大肆进行打砸抢烧等严重暴力犯罪活动，制造冲突矛盾，破坏了甘南藏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此后，甘南发生的自焚事件，也是他们组织策划的结果。随着煽动自焚真相的揭露，这一阴谋失败后，他们还可能会转向更激烈的手段，比如暴动、骚乱等破坏活动。

第三，复杂的民族关系使甘南藏区的维稳工作更为艰难。甘南地区共有25个民族的人民群众居住生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藏、汉和回三个民族。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曾存在过一些误解与矛盾，现在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冲突。甘南是藏区自治州，藏族人民希望在各部门占据更多的职位，获得更多的管理权，拥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这势必会引起其他民族的不满。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由于历史累积、文化教育、生活理念和生产方式等的影响，汉族和回族等发展得较快。发展相对落后的一些藏区人员就产生抵触情绪，认为甘南的资源都被汉族或回族占据了进而引起矛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甘南藏区的开放程度日益提高，这种对资源的争夺导致的利益分化在民族间和民族内将会不断扩大。

第四，经济发展的滞后和教育文化的落后使得甘南藏区现代化进程更为艰难，也使得影响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更加凸显。甘南藏区位于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甘肃省内，不仅与全国发达地区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在本省内经济也属于比较落后的。虽然这几年来甘南藏区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突破，但仍是一种低效、缓慢、粗放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依靠国家扶持，结构性矛盾突出，缺乏后劲。受自然环境、交通不便和生活封闭等的影响，甘南藏区的文化教育也很落后，严重制约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通讯方式的便捷化、多样化，使得境外达赖集团遥控指挥藏区的分裂和破坏活动更加方便。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的传递方式更加灵活多样。达赖集团利用现代通讯设施和高科技传媒手段，故意捏造歪曲事实，试图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进而成全自己的政治图谋。同时，达赖集团还通过电子邮件等传递信息不间断遥控指挥和精心布置一系列的破坏活动。

总之，甘南藏区社会转型任务依然很艰巨、宗教文化传统改变具有长期性、民族关系日益呈现复杂性等，导致影响甘南藏区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在短时间内不会消除，维护甘南藏区的社会稳定是一个长期性的艰巨任务。由于达赖集团不正当的利益主张和政治诉求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达赖集团也不会在短时间内罢手叫停。因而，影响藏区（包括甘南藏区）社会稳定冲突依然长期存在。加之，受宗教文化的影响，藏区的僧侣和群众对达赖有着较深的信仰，这会继续被达赖集团利用，从而给甘南藏区稳定制造麻烦。十四世达赖年事已高，达赖集团会担心这张王牌失去后会陷入被动，会抓紧时间采取更为极端、更为激烈的手段进行破坏。

三、公安机关应对甘南藏区社会不稳定问题的工作策略

从根本上解决甘南藏区社会不稳定问题，必须依赖于发展，这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也涉及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到社会各种力量的多方位参与、扶持和支援。就公安机关的工作来说，在维持甘南藏区社会稳定方面最关键的是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做好社会稳定状况评估和社会安全形势研判，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工作策略与应对措施，提前防范破坏甘南藏区社会稳定事件的发生。

甘南藏区各级公安机关是维稳甘南藏区社会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组织者、领导者、实施者、保障者和监督者，在维护甘南藏区社会稳定方面必须首先做好做好社会安全形势的评估和研判，建立起处置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提前防范和有力打击破坏甘南藏区社会稳定事件的发生。对不稳定事件易发地区和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的苗头事件进行重点关注、分析和预测，及时发现问题，及早化解矛盾。对已经发生的事件和已现端倪的活动，按照预警方案果断行动，不留隐患。

任何影响社会稳定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是有迹可循的，只要工作到位可以对其发生的基本情况及其可能导致的危害作出预测。破坏甘南藏区社会稳定事件的发生是一个由小到大不断累积的动态发展过程，是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矛盾的综合反映，一般表现为孕育、发展、爆发三个阶段，通过产生根源、滋生过程、外部行为三个动态过程显示出来。这个过程体现了社会治安秩序从稳定状态到不稳定状态的内在逻辑关系，说明一般情况下社会治安现象的发展变化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4}。

其中，更为关键的工作是做好情报信息的收集、分析与研判。著名犯罪学家艾黎克森指出，在信息社会中，警察与犯罪的较量更多地体现在对现代科技手段和情报信息的掌握与运用上，在警务工作中，只有更多更快更准地占有情报信息，才能抢占制高点、把握主动权{5}。为此，甘南藏区公安机关必须建立起综合性的警务信息系统和现代警务指挥体系，以情报信息的搜集、分析和研判为基础，推动甘南藏区维稳工作由粗放、分散向集约、高效转变，通过预警前置化、管控情报化、决策科学化、打击精确化、服务规范化、执法系统化，更加高效、有力地维护甘南藏区稳定与和谐。

（二）依法严厉打击破坏甘南藏区社会稳定的组织者、策划者和积极参与者，果断粉碎民族分裂分子的政治阴谋，彻底消除其内心残存虚幻的藏独信念。

严重破坏甘南藏区社会稳定的违法犯罪活动很多是以群体性事件出现的。“民族性群体事件的起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一些普通事件引发，进而酿成大患的。这些普通事件包括刑事案件、民事纠纷、宗教习惯以及地界、草场、水源甚至生活习俗问题等。另一方面系受国外、境外敌对势力操纵而产生，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6}。影响甘南藏区社会稳定事件的起因也主要表现为这两个方面，而且是第二个方面的起因尤为突出，危害尤为突出。一小撮政治野心家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与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在甘南藏区利用民族矛盾制造事端，以期破坏和平、分裂国家。他们利用民族心理、民族信仰和民族习惯进行蛊惑、煽动和诱骗，裹挟一些不明真相的藏族僧俗群众参与其中，使一般的民族矛盾和社会冲突演变为大规模的影响社会稳定的治安事件和政治事件。在事件发生过程中，他们更是添油加醋，蓄意挑拨，激化矛盾，挑动藏族群众与党和政府进行对立，甚至策动群众违法暴力对抗。

破坏甘南藏区社会稳定的人员，特别是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尽管从表面上看参与数量众多，但实际上大部分为不明真相或受蒙蔽的群众被个别人员利用进而参与实施扰乱社会秩序的活动。这些人如果不受到组织者、策划者的教唆、鼓动是不会参与其中的。他们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也不应当是我们重点打击的对象。我们打击的重点是那些事先的组织者、策划者和事中的指挥者、积极参与者等骨干分子。对于这些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积极参与者等骨干分子，必须坚决依法严厉惩处，通过严厉打击他们的违法犯罪活动和有力消除他们的破坏活动造成的影响，彻底粉碎其政治图谋，在根本上消灭其错误的藏独信念。

（三）坚持教育和惩罚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团结教育被蒙蔽、被诱骗参与其中的普通群众。

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团结、教育绝大多数被蒙骗、被诱骗参与其中的普通群众，依法严惩极少数组织策划者和积极参与者，是当前维护甘南藏区社会稳定的根本工作方针。在处理危害甘南藏区社会稳定的工作中一定要把不明真相参与不法活动的人员同煽动、组织、策划进行非法活动和积极参与蓄意破坏社会稳定的违法犯罪分子区别开来。要在广大藏区群众中深入持久地开展党和国家的政策宣传与国家普法教育，及时公布破坏藏区社会稳定事件的事实真相，澄清人们的认识，使广大藏区群众对甘南藏区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严重后果及其实质有深刻把握，自觉抵制和反对破坏藏区稳定的不法活动。

与此同时，还要特别加强全面的文化宣传教育和深入的文化交流活动，提高藏区群众的思想觉悟和分辨是非的能力。“传统的宣传文化阵地失守，旧媒体一些功能的消失，大大削弱了民族文化与全国大众文化的交流，消解了民族精神和民族观念与国家政治和现代文明的沟通。由于文化交流不充分，一些农牧民对党和国家的社会发展战略，以及民族宗教等政策了解不够，理解不深，对社会发展和世界文明的感受存在某些缺失，近年，使一些藏独分子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利用藏民族的某些感情，蒙蔽一些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3.14’事件，并在藏区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7}。

（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藏区同胞）参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性，建立起甘南藏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

甘南藏区社会稳定的根本实现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藏区同胞）的积极参与。对甘南藏区社会稳定负主要责任的党政决策机关和公安机关要克服那种就打而打、就防而防、就控而控的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工作思路，通过统筹规划和综合协调，从工作理念、运行机制和行动措施等方面入手，积极推进打防控一体化的甘南藏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构建，有效协调各方面社会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立起甘南藏区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切实保障甘南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甘南藏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各相关职能部门、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下，整体规划，有序推进，以人防、技防和物防多手段综合利用，对社会治安状况进行全面的动态管控，实现由专业化职能部门孤军作战向民本化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转变。西方发达国家的警务实践经验和警学专家研究表明：犯罪源于社会，因而只是依靠警察是不足以解决犯罪问题的。只有动员社会和公众参与才能有效地遏制犯罪。因此，西方提出了全民皆警、警民协作和社区警务的理念{8}。维护甘南藏族社会稳定和构建甘南藏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也应当以全民皆警、警民协作和社区警务为工作理念。

在构建甘南藏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中，要特别注重发挥藏区社会中间阶层[3]的重要作用。藏区社会中间阶层对藏区政治和社会稳定具有最迫切的心理需求，是维护藏区社会稳定最主动、最坚决的积极力量。社会中间阶层是藏区社会发展中受益较多的人，藏区不稳定最大的受害者也是他们。如果藏区现代化进程能在平稳的环境中推进，他们拥有的知识、技术、资本等资源就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他们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利益。如果甘南藏区社会中间阶层的人数达到相当的规模，中间层的社会影响力达到相当的程度，甘南藏区的社会就会更加稳定，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将更足、基础将更牢固。更为重要的是，甘南藏区的中间阶层还能够通过节制不当的宗教权力来维护藏区的社会稳定，促进藏区的社会发展。虽然藏区已经废除了政教合一的落后制度，但绝大多数藏族群众依然虔诚地信仰藏传佛教，达赖喇嘛仍然对藏区群众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达赖喇嘛的分裂言论和不当行为必然会诱骗部分信教群众轻信盲从，从而制造社会不安和动荡。藏区的社会中间阶层受过良好的文化知识教育，具有理性的思维习惯和辨别是非的能力，能辩证地处理宗教的信仰和服从达赖喇嘛言论之间的关系，对达赖集团的分裂言论不轻信、不盲从，从而消解达赖集团利用宗教的精神支配权力破坏藏区社会稳定的不良影响。

（五）加强甘南藏区维稳工作的理论研究，以充分全面的研究成果为甘南藏区维稳工作提供理论根据和智力支持，以科学有效的理论指导甘南藏区维稳工作的顺利开展。

甘南藏区维稳是一项十分复杂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必须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科学的理论来之于科学的调查研究。理论研究是使用抽象的概念、一般性假设和陈述，按一定理论格式联结成理论系统，对社会现象做出深度解释{9}，对社会现象因果关系和社会事务的规律性作出精确的阐释。凭借科学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成果，甘南藏区维稳工作就可以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做出有较强针对性的决策，并能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仅凭过去的经验和传统做法，难免会主观臆断和顾此失彼，将使甘南维稳工作陷入被动或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

当前，甘南藏区维稳理论研究的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维稳工作的有效开展。虽然目前已有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地服务着甘南藏区维稳工作，但还不尽如人意。很多研究只是书斋内的研究，基本不到一线调查，很多研究成果要么抓不住主要矛盾，要么搞不清矛盾的主要方面，提不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具体办法，缺乏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前瞻性观点。加强甘南藏区维稳工作的理论研究，是在新的历史阶段有效维护甘南藏区稳定的重要课题。只有通过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充分的实务调查并切实诊断出甘南藏区社会不稳定的病因所在，才能对甘南藏区不稳定问题“对症下药”，最终做到“药到病除”。

【作者简介】

卢建军，甘肃警察职业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警察法、法学基础理论和警察学基础理论。

【注释】

[1]文化是人类社会最复杂的概念之一，其结构通常分为：一是物质文化，如居处、服饰、交通工具、饮食等有形的可观察的文化事象，属外显于形的；二是制度文化，如家族制度、亲属制度、婚姻制度、伦理道德等规范人们行为的文化事象，是构建社会秩序的基础；三是精神文化，如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价值观等满足精神需要的文化事象。精神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它充满追求、创造、寄托和安慰。参见杨昌儒。也谈民族文化创新[J].民族问题研究（人大复印资料），2011，（8）。

[2]这份指导书出自曾连任达赖集团所谓西藏流亡议会议员的拉毛杰之手，是指导藏人如何自焚的教科书，《自焚指导书》第一部分是思想动员，第二部分是关于自焚的准备，第三部分是自焚时呼喊的口号，第四部分是配合自焚应该采取的其他行动。《自焚指导书》将自焚者称为勇敢的英雄，指出自焚行为真的很伟大很光荣。《自焚指导书》还对自焚的过程也作了非常详细的设计。指导书明确提出：自焚者在时间上要选择重要节点，环境上选择重要的地点。要留下书面遗嘱和录音，要告诉可信的人，录制视频，拍摄照片。参见益名、孙显辉。“自焚指导书”—达赖集团的末路疯狂[J].统一论坛，2011，（2）。

[3]社会中间阶层，又称中间层、中产阶级，是若干个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的社会群体的总称。学界关于中间阶层的争议一直比较大，但还是形成了一些共识。一般认为，现代社会的中间阶层成员经济收入至少应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从事白领职业；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代表着主流社会崇尚的生活方式；这一阶层的成员具有共同的身份认同，自我认同为中间阶层成员。依据上述标准，结合藏区的实际情况，可以认定基层公务员、中小企业主、企业白领、事业单位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属于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得到了政治学家的广泛认可。参见陈金龙。现代化进程中藏区社会中间阶层对维护稳定的作用[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1）。

【参考文献】

{1}杨士宏.关于藏族聚居区社会发展与和谐稳定的几个问题[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2}郭明慧.煽动自焚是“政治秃鹰”一种绝望的炒作，载“中国西藏网”.

{3}[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38.

{4}何秀广等.治安预警系统基础理论阐释[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5，（3）.

{5}张景华.公安信息化建设可持续发展之探讨[J].公安研究，2009，（5）.

{6}马天山.民族性群体性事件有效处置法律问题研究[J].人民检察，2010，（18）.

{7}钟克勋.论加速民族地区新媒体发展的现实性[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12）.

{8}宋万年，等.外国警察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335.

{9}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探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7-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