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中期，应星攻读北大社会学硕士学位，师从社会学家孙立平。
如今校友聚会，大家都还记得：尽管那会生活俭朴，应星却几乎每天必吃一只鸡腿。人问他为什么，他正经答道，我将来是要干大事的，得有个好身体。
“小王少有大志，他看不惯眼前的一切：父母俗，老师昏，同学愚，社会乱。幸而高中三年，有两个同学跟他很谈得来。由朋友进而成为同志，对‘谁来改变中国’当仁不让……”学者余世存笑着回忆北大读书时期的“小王”应星，“他年轻时候，甚至娶妻都想过要娶‘十二月党人’之妻。”
直到现在，发生在应星身上的“大事”不外乎到重庆某县挂职副县长、出版3部著作、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更关心“沉默的大多数”
应星在北大曾和余世存共同编辑《战略与管理》。那会他从不掩饰其抱负：成为储安平式的人物，做富有“中国特色”的揭露时弊的报告文学作家。彼时的他认为传媒是宣传思想的最佳途径。
“后来他从一个激进派变成了体制内的主流学者，”余世存思忖着“起变的动因”，“在重庆挂职时，他在县档案馆里无意找到3年自然灾害时，当地大批农民饿死的实况。一腔热血的他撰文，想将这段史实披露于众。最后，他严重受挫。另外，眼见我们这些朋友也一步步地边缘化……”他没有再说下去。
北大的“理论读书小组”曾在内部讨论应星一部关于移民上访的著作。应星的好友、曾在北大社会学系任教的李猛开场即说，在他看来，书中写得最好的部分，是其中的两段插曲：“出现在电站大门口的疯子”与“山坳里的孤魂”。
村民姚锡田是一个疯子，没人知道他怎么疯了，疯后为什么专跑电站撒野——在大河电站门前，他“开始不断大骂：‘你在我们地盘上修电站，我不打烂你才怪！”，“第二天上午，姚锡田两次在电站桥头往下扔砖头，砸坏了一台机器的外壳，到傍晚，他又准备在桥头扔石头……”；而“山坳里的孤魂”，实则是列出了一份1976年至1982年，山阳公社4个大队的14个农民因触电身亡的“死亡清单”。
“还是李猛看得准。”如今，应星在炕上感喟。10年前，他就陷入思索——“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清这个故事在我讲述的政府与移民的鏖战中有什么意义。一方面，政府只能把姚锡田看成是‘危险的个人’，既没法将他作为群众来教育，也不能将他作为坏人来教训，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理智；而另一方面，移民精英也不会说姚锡田仇恨的是贪官，因为他是不明事理的。”
“无论上访精英，还是维稳的基层或高层领导，都共享了同一种政治文化，逻辑是相似的。不管疯子还是被电死的农民，他们从没被拉进抗争的队伍。他们进入不了维稳者的逻辑，也进入不了上访精英们的逻辑，他们就是福柯所讲的‘无名者的生活’，或是王小波说的‘沉默的大多数’。恰恰我关心的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从那时起，我不想做一个空洞的激进派。”
各阶层的“气”与“气场”
在那部著作的学理化注释部分，应星首次提及“气”——“在中国传统社会，农民投入诉讼之战虽然并不一定都只是为了金钱利益，为了标的物本身，但他们也并不是在为法治秩序下具有普遍性的权利而战斗，而是在为礼治和德治秩序下具有差序性的位置而战斗，为一张脸和一口气而奋斗，……1949年后，‘气’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上访、诉讼实践中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2011年3月，应星提炼出“气”这一概念，出版了《“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会将“气”作为当代中国乡村稳定问题的一个研究视角？以前学界是否有人提过？
应星：“气”在这本书的含义是：现实性社会冲突与非现实性社会冲突融合在一起的一种状态，是人对最初所遭受到的权利和利益侵害，而后这种侵害又上升为人格侵害时进行反击的驱动力，是人抗拒蔑视和羞辱，赢得承认和尊严的一种人格价值展现方式。
据我所知，现在直接以“气”作为“抗争政治”的研究视角还没见过。但研究中国法律史的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在《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中曾提出：在法、理、情之间，一方面，法是实定的、人为的，而情、理则是非实定的、自然的，这一对比可以成立；另一方面，法和理所相对具有的普遍性、客观性，对比于情所具有的具体性和心情性形成另一种对立。……情具有修正缓和法与理的严格性作用。
他还分析，在中国，当农民在村里发生利益纠纷时，并不像西方人有很强的权利意识，认为你侵犯我，我便马上反弹，一切要按照法律条文来。在许多情况下，中国农民都会忍让，因为在乡里，维系关系是长期的问题，一旦面子撕破，彼此就很难相处了。直到有一天，积怨到忍无可忍时，他才会跳起来激烈反击。而一旦反击，就会跟对方算八辈子的总账。
国外也有两种说法，一是为权利而斗争，一是为承认而斗争——一旦人感到人格尊严受到侵犯，就不是简单的利益侵犯，这时人会出来为“承认”而斗争。
今天有不少学者表示，国内上访等抗争性行动是为了维权，为权利受到侵犯而抗争。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够严谨。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裴宜理也说过，传统中国人就不是为权利意识而奋斗，而是为规则意识而奋斗。在中国，抗争不是基于简单的“维权”，上访，特别是集体上访，还有群体性事件，其实是平时积怨已久的爆发。
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势头，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与此同时，一些深层的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和暴露，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社会稳定问题，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贫富差距明显拉大，社会出现断裂和失衡现象；贫富对立、干群对立的社会心态较为突出；集体上访与群体性事件在规模和烈度上不断升级。
孙立平曾提出，“警惕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现在，权力精英与市场精英构成利益集团，还有一些知识精英成为其附庸。而老百姓，特别是农民、下岗工人，他们的利益是全面受到侵害的，且少有合法表达的渠道。中国今天的贫富分化差距已到了世界公认的危险顶点，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在抗争问题上的“气场”已非同寻常。
前一段，清华大学出了一个关于“维稳”的报告，对现在的维稳模式进行全面的评价。简单来说，现在的“维稳”主要是两大方式，“拔钉子”与“开口子”。即一个是政府强烈打压上访者，另一个是眼看上访者闹得太凶，政府花钱来解决。
这两种维稳方式都是短视的，都促使了问题的复杂化，使社会更加不稳定。为什么呢？拿“拔钉子”举例，开始是你侵犯我500元钱的事，我找你评理，你不解决。我只好找上面，结果你把我抓起来了，把我房子拆了，让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开始就为这500元，到最后我不能不跟你耗下去，成了上访专业户。
另一方面，政府花钱买稳定仍是治标之法。比方说两个生产队，一边因为闹上访获得赔偿，另一边因为不闹上访而没获赔偿。结果“闹”与“解决”之间形成了正比。政府常常批评民众“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但关键是政府摆平的逻辑就是根据闹的程度来决定解决问题的程度。农民之间是会相互攀比的，花钱可能带来的是连锁反应，永难有真正摆平的时候。如果没有一整套维稳的新思路和新规则，这种打压和花钱并举的方式只会激发更多的抗争。
今天的“维稳”，已成为中国面临的最激烈的社会矛盾。社会矛盾与政治矛盾不完全一样，但两者之间也可以转化。2000年以后，中央也已意识到了中国现在的矛盾焦点已不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矛盾高度尖锐。
人物周刊：你说近年来发生的多桩群体性事件中，氤氲一股“气场”。这是“气”的延伸？
应星：一般来说，“群体性事件”是一个失控的行为。它与集体上访有所不同。集体上访是有明确的组织领导者，有意识地控制其他上访者的行为节奏。而群体事件往往没有明确的领导人，没有组织，是所谓的“乌合之众”。
我在书中讲过，有一类群体事件是以“利益相关者”为主体，比如政府建水库把农民的地淹了，农民没地了，起来闹事，他们是一群利益相关者。而像贵州“瓮安事件”——一个女中学生被发现死在河里，当地官方作出“自己跳河溺水身亡”的通告，这女孩的家人不服而抗议。这本是一家人的事，为什么跟她家无关的老百姓也要跟着闹事？这标志群体性事件进入了以“利益无关者”为主体的时代。这其中的“气场”是不能不引起我们重视的——你找不到具体的由头，但参与闹事的每个人多是一肚子气，恨当官的，恨警察，恨富人，认为他们是一体的。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死者的命运就是我明天的命运，或是我昨天、现在的命运。
中国社会最麻烦的是，底层平时忍让——比如政府征地、拆房，引起那么多矛盾，牵涉其中的底层深感受到欺压，却无处表达。但不表达不代表说没有他的反应，他是把气积压在胸中，一旦爆发就会很麻烦。
人物周刊：“气”既是个人上访的持续动力，也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肇因？
应星：大部分上访者开始走上这条道路时，并没有想我要跟你干到底。但一旦上访，他可能会被关进黑监狱，被打、被整，这是关键的地方——他被整得抬不起头来。在乡土社会中，他可能从此在村里失去了生存的面子，这就接近他承受的底线了。而且上访次数越多，受到的打压越厉害，他渐渐没有了退路，“气”就贯穿其中，是他持久上访的一个动力。
群体性事件比较复杂，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法不责众。比如有武警在冲突中被打死了，但因有上万人参与，政府不可能把这一万人都抓起来。所以擒贼先擒王，要追究祸首，打击“一小撮”。因此，对于维稳者来说，群体性抗争里最大的麻烦即是草根领袖所面临的风险。
人物周刊：草根领袖一般都有什么特点和风险？
应星：草根领袖有一个更强更清醒的判断与认识。他们比较清楚官方逻辑，官场层级的差别，权力的运作机制，气在什么时候忍住不发，什么时候出击。草根领袖一般是在农村生活的非农民，或是退伍军人出身，或是乡村教师，胆子大，见识广。一类是真正的领袖，一类是积极分子。真正的领袖都是底层社会的人精。
我采访这些草根领袖发现，他们极其熟悉政策。他们将找到的政策文件，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字字研究，划满了道道，做满批注。因为他们要做的不是革命，而是“依法抗争”，他们要寻求合法的保护伞。他们的原则是只说地方搞坏了政策，不能说国家有问题。且不管他是策略也好，信念也好，他要保住行动的合法性。
在那本著作中我写过，有两个村，一个村的土地被水电站淹了，农民没饭吃。于是开饭时，草根领袖带着一帮人在电站食堂静坐要饭吃，这当然也属捣乱秩序，但是他们“踩线不越线”，毕竟没破坏生产，后来这村人确实获得了补偿。而另一个村的土地也被淹了，这村的农民冲去把电站机器给砸了，结果什么都没得到，有人还被判刑。
此外，抗争目标还会发生很有意思的转变。刚开始，抗争是为经济利益，但在草根领袖介入后，目标会转为“要把贪官整下去”。所谓“贪官”是指和他们相对的乡干部、县干部。他们认为，中央是好的，早把补偿款项发下来了，都是被地方贪官贪污了。
人物周刊：你在那本著作里谈到草根领袖对于内部叛徒的处理。
应星：在草根领袖看来，他组织的是一个力量非常弱、风险很高的团队，它的主要力量就来自团结。一旦发现危及团队命运的“叛徒”，对领袖来说是一件特别不能容忍的事情，会用较为严历的手段处置，比如将对方驱逐出村里的关系网。这是很厉害的，对方会在村里被人瞧不起，这是乡土社会的一种放逐。
其实在维稳者与上访农民之间，“叛徒”两面渗透。农民与乡政府之间存有相互缠绕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论是基层政府的行动，还是上访者的行动，都很难在事先不被对方听到点风声。
人物周刊：在书中，你对维稳者的“气”没有深挖？
应星：有涉及到，但不是作为重点。这里的维稳者主要是针对基层政府。基层政府是受夹板气。
在一般农民概念里，中央与基层，就像《新闻联播》与《焦点访谈》——《新闻联播》告诉他们中央是好的，《焦点访谈》告诉他们，基层多是贪官污吏，是他们把中央的事搞歪了。不然，为什么中央的决策到下面就起变化？
但是基层政府在中国存在着严重的责、权、利不对称。农村基层政府没多少资源，也没什么权力，却是“无限责任公司”——要承担无限责任。上面各部门下发的指令最后都要他们去贯彻落实，他们总得没日没夜地干活。一旦出事，安全事故也好，维稳事故也好，他们所有的工作都会被一票否决，就地免职。
上面严令基层控制维稳事件的发生，而基层又无力解决真正的问题，因此，他们常用的办法只能是控制上访者的人身，打压组织上访的领袖。
人物周刊：“高压者”也有“气”吧？
应星：高层政府一般来说，相对比较超越，不会直接跟底层打交道。高层要掌握一个平衡——在实现和维护安定团结局面的前提下，什么时候容忍基层的打压行为，什么时候扮演和事佬给上访者经济补偿，什么时候又需要把基层抛出来进行整肃，以消民怨。
对一个市长或省长来说，他们关心的是GDP。但他们所辖地方闹事多了，让中央不高兴也不行，因为维稳也是考验官员政绩的硬指标。如果下面在高压下出了大事，高层会想到“开口子”——花钱把事摆平。如果还不行，就“揭盖子”——把地方官员一锅端了。而无论是“开口子”还是“揭盖子”，都是权宜之计，怎么平衡都非常脆弱。
一介书生的期望
人物周刊：你不赞同于建嵘“以法抗争”的说法，认为他是在拔高草根精英，为什么？
应星：他有一个观点，讲农民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农民在为权利而奋斗。我认为他忽略了这样一些问题：一是政治合法性的困境注定了草根动员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所明允、默许或至少未强力禁止的前提下去展开的；二是日常生活的压力注定草根动员在目标追求上的高度有限；三是跨乡的草根动员成本很高；四是草根动员具有临时性和随机性的特点。综合以上，草根动员尽管在实际动员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组织化，但是这种组织性是名实分离的，它与其说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去政治性的——它在进行有限动员的同时也在努力控制着群体行动的限度，特别是政治敏感性和法律的界限。如果没有外界势力或知识分子的影响，就农民自发的抗争行动而言，大体还是非政治性的，是反应性的而非进取性的。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北大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几年前提出的观点：“老上访专业户，至少有99%以上精神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
应星：上访者有没有偏执狂？有。但是他们患上“偏执狂”到底是天生的，还是被一步步逼到这步田地的？追溯到20年前，这些上访者可能是一个非常温顺胆怯的人，为什么他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一个有良知的人总会本能地同情弱者。而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同情的基础上更会去体察困境演化的历史轨迹，深究困境背后的结构性因素。那种认定上访者都很偏执的人，只能说明他本身的偏执。
对待上访者，知识分子表现出了两种极端，一类是夸张的热情、政治浪漫主义；另一类是缺乏责任感，没有一点同情心，后者是最糟糕的。
人物周刊：在《“气”与抗争政治》文后，你有对政府的几条建言献策。
应星：那是出版社让我加的，我一般不说建议。我觉得如果没有对问题复杂性的深入研究，那些建言都是苍白的。何况，许多具体事宜是当政者按照惯有的行动逻辑去处理的，本不是书生可以置喙的。
不过，我还是想借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表达一介书生的期望。一百多年前，韦伯曾呼吁一个真正有政治担当、政治成熟的阶级来领导德国的社会转型。他明确提出社会政治的最关键问题并不是被统治者的经济处境，而是统治阶级的政治素质。他在那篇演讲中最后提出：“如果德意志民族的领导阶层有能力使自己成熟到坚韧而又清醒，德国政治就能稳步达到其目标，德国民族情操就会永远不失肃穆而庄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