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共和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中共从从一开始就对人文知识分子存有成见，也许是早已意识到那些人文知识分子由于专业的关系，很难在思想上与新时代达成平衡，所以从中共执政以后的文化理念上观察，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得到过信任，虽然为了中国的工业化，中共不得不依赖一些旧时代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但对他们的使用，从来都是解剖有余地的，这一点，从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和一九五五年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变化中，可以看得非常明显。
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有八十一人，其中人文组二十八人，他们是：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一九五五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共有六十一人，他们是丁声树、千家驹、于光远、尹达、王力、王亚南、王学文、向达、艾思奇、何其芳、吴玉章、吴晗、吕淑湘、吕振羽、李亚农、李达、李俨、杜国庠、沈志远、狄超白、周扬、季羡林、金岳霖、侯外庐、胡乔木、胡绳、范文澜、茅盾、夏鼐、马寅初、马叙伦、张如心、张稼夫、许涤新、郭大力、郭沫若、陈伯达、陈垣、陈寅恪、陈望道、陈翰笙、陶孟和、汤用彤、冯友兰、冯至、冯定、黄松龄、杨树达、杨献珍、刘大年、潘梓年、翦伯赞、邓拓、郑振铎、黎锦熙、钱俊瑞、骆耕漠、包尔汉、薛暮桥、魏建功、罗常培。
中央研究院士选举，据吴大猷回忆是这样进行的：“三十五年由评议会筹办院士选举，先由各大学院校、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约四百余人，三十六年由评议会审定候选人一百五十人。三十七年再由评议会选出院士八十一人。”[1]对于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工作，今天可以做这样的评价，即这是一次非常慎重的选举，从人文组当选院士的名单可以看出是以学术为唯一原则的选举，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因为在这个当选的名单中没有国民党负责意识形态的主管人员（王世杰是以法学家身份当选的，虽然他曾做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但在当选院士时，他已离任改就外交部长一职），相反郭沫若却一直在这个名单上。胡适日记中曾留下了一份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文组部分拟提名单。[2]
哲学：吴敬恒、汤用彤、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
人文地理民族学：想不出人名
这个名单上没有胡适的名字，可见是有回避的，就是推荐人不能自荐，在胡适提名的这些人选中，沈兼士、傅增湘最终没有当选， 而郭沫若却当选了，一九四八年郭沫若的政治态度是人所共知的，但中央研究院没有因为他的政治倾向就把他排斥在院士以外，所以大体可以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没有政治干预。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竺可桢在上海见到陈毅，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3]
中央研究院是国家的最高科学（包括人文）研究机构，一个时代的学术自由和政治宽容，可以说最能在这样体制化的行为中表现出来。对于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的评价，要看它对于学者政治选择的容忍程度，也就是说，一个时代在政治文化上的相对宽容，要看它的体制化行为，不能只看见它在执行体制化行为时具体的不宽容行为，更要看到它的体制化本身是不是一个能有宽容生长的机制，就一九四八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情况而言，应该对这个体制给出合乎历史事实的评价。除了郭沫若之处，还有马寅初。
在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中，马寅初也是二十八位人文组院士中的一位，马寅初在四十年代的政治选择和郭沫若是一致的，国民党软禁过马寅初，三十年代末期，他通过经济学家沈志远、许涤新和中共发生了联系，以后的马寅初就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左倾知识分子了，在四十年代，他是在经济上批评国民党最激烈的一个经济学家，对国民党政权、对蒋介石、对四大家族和官僚资本，马寅初都写过很多文章，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才对他恨之入骨。他也是一九四八年秋由中共接到香港然后到了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之一，但他那些抨击官僚资本的文章并没有影响了他的当选。中央研究院在人文组候选人的评语中对他的介绍是：“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及财政金融等问题”。[4]当时人文组的院士候选人共有五十五人，最后当选的只有二十八人，是两个人当中才能选一个，那次选举原计划选出一百人，但最后当选的只有八十一人。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把人文组五十五名候选人的名单抄在下面（下划线为当选者）：
吴敬恒、金岳霖、陈康、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唐兰、张元济、杨树达、刘文典、李剑农、柳诒徵、徐中舒、徐炳昶、陈垣、陈寅恪、陈受颐、傅斯年、蒋廷黻、顾颉刚、王力、李方桂、赵元任、罗常培、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徐鸿宝、王世杰、王宠惠、吴经熊、李浩培、郭云观、燕树棠、周鲠生、张忠绂、张奚若、钱端升、萧公权、方显廷、何廉、巫宝三、马寅初、陈总、杨西孟、杨端六、刘大钧、吴景超、凌纯声、陈达、陶孟和、潘光旦。
从上面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这五十五人当中多数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在国民政府中做过官的人也不在少数，像蒋廷黻、吴景超、何廉等，都没有当选。在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中，胡适和傅斯年是关键人物，但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和胡适、傅斯年关系好的学者当中没有当选的也很多，如张忠绂，他是胡适做驻美大使时身边的两个助手之一（另一个是钱端升），还有潘光旦也没有当选。
对于这次院士的选举，夏鼐在当时就说过：“这次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次院士会议，可算是近年来国内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中央研究院创办已达二十年，今年才举行选举院士；原拟选出八十名至一百名，听说选举时第一次投票仅选出六十来名。一连投了五次票，才选足八十一名，可以说相当的郑重审慎。不管各方面对于这次院士名单的意见如何（尤其因为提名的办法不佳，有些可以当选的学者，根本没有被提名，以致无从选出，令人颇有遗珠之感），我们如果说‘这一个名单，相当的足以代表今日中国学术界的情况’。这话大致不会有多大的错误吧。”[5]
一九五五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产生则是另外一种方式，据当时负责学部筹备工作并担任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秘书的刘大年回忆：“第一届学部委员的产生属于协商性质，是协商产生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人选是科学家推荐，但推荐不是选举。”“社会科学方面是在提出名单之前，征求了各学科主要人物的意见。我当时参加了这些活动，主要在北京地区找有关人士谈。北京以外的就没有去找，是书面征求意见的。我记得当时找了这样几方面的人：哲学方面有杨献珍、艾思奇、张如心、汤用彤；语言学方面有王力、罗常培、丁声树、吕淑湘；历史学方面有季羡林；经济学方面有狄超白，等等。当然不止这几位，还有一些我现在记不清了。在征求意见时，我们首先把科学院的精神告诉他们。当时提出的人选标准主要有这么两条：一条是政治的标准。社会科学的的政治标准主要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另一条是学术标准，即在本学科中是否有成绩。所谓成绩就是看他的著作，以及群众对他学术著作的评价。根据这个要求，来征求他们认为适合做学部委员的人选来。然后，党组根据这些意见拟出名单。”[6]结合刘大年的回忆，可以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名单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从中看出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是如何介入学术的。
在自然科学的学部委员中，过去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凡是没有离开的，基本都成了后来的学部委员，但是也有一个例外，就是少了生物学家胡先骕 。在离开的二十四名院士（赴美、赴台）中，有十人是人文组的院士，也就是说，在二十八名人文组的院士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强的人离开了，或者说，当年离开的院士主要是人文组的院士。
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在组成的理念上是完全不同的，中央研究院是以美国模式组成的，而中国科学院学部是以苏联模式组成的，这一点在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总决议中说得很明白，就是要“进一步学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先进科学”。[7]出席学部成立大会的就有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巴尔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和波兰科学院副院长维尔茨皮斯基。这是一个政治笼罩一切的时代，科学也未能幸免，其实那时先进的科学并不在苏联和其它人民民主国家。中央研究人文组的院士是二十八人，过了五年时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学部委员就成了六十一人，是过去的近三倍，学术并没有发展，而学部委员的人数却在激增，但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学部委员名单中除了人数的增加以外，更重要的是强化了人文学科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的构成中，除了顾及各学科的专业水平以外，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法学家在人文组院士中有较大比例，有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四位院士。到了学部委员时，这四位法学家中，除了二王去了台湾外，留下来的周鲠生和钱端升都没有成为学部委员，而社会学家中也将陈达去掉了。
一九五五年学部成立距批判胡适运动不到半年时间，过去和胡适关系较近的学者就没有再能成为学部委员，最典型的是顾颉刚，作为一个研究古史的学者，他的专业与政治并不紧密，但因为他过去和胡适的关系，再加上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尹达个人的关系不好，自然他就被排斥在外了，他在日记中说：“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会上说个明白。”[8]因为顾颉刚在批判胡适的考据学时，曾说了几句公道话，他说考据学是反封建的，“闻者大哗，对予抨击”。
学部委员中没有法学家，可能隐含着中共对法学和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评价，因为在此前一九五二年进行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法学和社会学就已经被取消了，而取消这两个学科的深层意义，就如布尔迪厄所说：“社会科学即便仅仅描述事实与效果，即使仅仅揭示某些机制（例如制造Symbolique暴力的机制），它产生的效果也具有批判性。因此社会学的存在本身便是无法容忍的。任何专制政体从一开始便取缔社会学。他们要求的是实用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有助于调解矛盾和冲突，有助于使统治合理化。”[9]中央研究院人文组二十八名院士的构成，从教育背景上看，留学欧美的十九人，有博士学位的十三人，硕士学位的三人，其余三人不详。有六人没有出国受西式教育，其中四人是前清科举中出来的（进士、举人、廪生各一人，一人不详），另外二人是国立大学本科或研究所毕业的。
在留下来的中央研究院士中，没有成为学部委员的，主要是人文组的院士，如张元济、柳诒徵、余嘉锡（一九五五年逝世）、陈达、周鲠生、钱端升、顾颉刚、梁思永（一九五四年逝世），也就是说，在留下来的十八名人文组的院士中，差不多有近一半的人没有成为学部委员，从这些变化中，可以感受一个时代对于过去文化遗产的基本态度。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主体是延安知识分子，进一步说是原延安中央研究的那些知识分子，以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艾思奇、胡绳、范文澜、尹达、张如心为代表，学部委员比过去院士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意识形态化，因为当时负责中共意识形态和文化部门的主要官员可以说都是学部委员，这些学部委员在学术上，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和过去中央研究的院士相比，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同时代人，一九四八年没有当选院士，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态度，而是因为学术水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学部并不是学术的最高权力机关，学者的地位低于行政人员，竺可桢对此就很不理解，他在日记中说：“学部即有二三三专家，应为最高权力机关，为何组织章程草案第十条院务委员会最高权力机关许多统是行政人员而院务常委会中行政人员的成份更大。”[10]学部的建立，据郭沫若在学部成立大会上开幕词中说是“为中国科学院进一步建立院士制度准备了条件”，这话不知是从何说起，因为中央研究院从蔡元培手里建立，到一九四八选出第一届院士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从研究院的评议会到选出院士，本来已经完成了在中国建立院士制度的准备，而且第一届中央研究院士的选举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中已经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的院士制度，为什么还要一切都从头做起呢？连这样的文化遗产都不珍视，其它就更可想而知了。
二
一九五五年学部委员选举中，陈寅恪的当选有一定的特殊性。陈寅恪当学部委员，是毛泽东点得头。据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稼夫回忆，对于学部委员的选举“自然科学部门并不感到困难，比较难的是社会科学部门。社会科学这个部门定学位没有个明确的标准，特别是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的著作。但他搞得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著书立说，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实事求是的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11]
这个回忆，证之后来的一些材料，应该说是准确的。在这一点上，应当说毛泽东是有气度的，刘少奇对此也有很开明的认识。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曾提到过，“对于科学院的领导工作，政治局表示不满。对学部委员名单，少奇同志指出必须十分慎重，要真是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共产党员的安排亦必须是有学术贡献的，不能凭资格和地位，党派去在科学机关服务的人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要老老实实为科学服务。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作院士。”[12]从中共的知识分子历史中，可以看出一个规律，就是在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因为在操作层面的是延安知识分子，这些人负责具体的工作，他们往往比中共高层的领导更要左倾，他们自己基本处理不好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如果按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思，那些当时在政治上有问题的学者，本来是可以顺利成为学部委员的，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的过程中，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独立性，常常以宁左勿右的态度行事，最后他们自己也逃脱不了悲剧命运。
从张稼夫的回忆中，仍可以感觉到那个时代对学者的基本评价标准，陈寅恪的当选，也算是特例。从当时的制度和文化精神上看，陈寅恪是没有资格当选的，因为他不相信马列，是毛泽东说了话，才有了后来的结果。中央研究院院士是选出来的，而学部委员是定出来的。当时中共负责意识形态的主要人物都是学部委员，如陈迫达、胡乔木、邓拓、茅盾、周扬、冯定等，据说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本来也在名单上，是他主动放弃了。
郭沫若和马寅初成为院士，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投票选出来的，《胡适的日记》中有记载，郭沫若在他的提名当中。董作宾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也明确说过在考古学院士人选中，他愿放弃，而愿提郭沫若，因为“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中央研究院士的选举工作主要是胡适、傅斯年和陶孟和负责的。当时傅斯年给胡适写过一封信，从他的信中，更可以看到当年中央研究院士的选举工作是怎样进行的。[13]
适之先生：
话说天下大乱，还要院举院士，去年我就说，这事问题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弄垮台，大家不听，今天只有竭力办得他公正、像样，不太集中，以免为祸算了。
日前开会商量应该在提名中不忘了外名单（不必即日举出，此会尽力，不能包办也），想南方人士，而不可多得，兹将当日所写之名单送上一看，但请千万秘密。有涉人文组者：
（一）人文组与社会科学平等数目，殊不公。因前者在中国比后者发达也。孟和原单标准低减后人士。我看人文方面非有二十人不可，分配如下：
中国文学 四 史学 六 考古及美术史 四 语 三 哲 三。
我个人觉得以上单子，可如下分配
中国文学①吴 ②胡 以上关系文学风气者
③杨树达 经籍考定
④张元济 古本流传 □□ 不能专就百衲本定，因此者校勘记并未刊行也
史学 ①陈 ②陈 ③傅 ④顾颉刚
⑤蒋廷黻 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⑥余嘉锡或柳诒徽 柳不如余□□□以不如余大
考古及美术史①李济②董作宾③郭沫若④梁思成
哲学 汤 金 冯
语言 赵 李 罗
此似乎为最少之人数，乞先生考虑，下次开会时此一总得名额不可少于二十（如此则社会科目只有十四）
以上陈寅恪、李济、赵元任、董作宾、傅斯年五人为本所职员，似在此不便提名，拟请北大提出如何？
（二）其它部门我们学校人数不多（清华多得多）亦得有其理由，然我们为求公道起见，不可不注意，理学院饶、江、吴、杨、孙似不可落选，亦请先生届时留意。
（三）北大要提出一个名单，不能专写名字，须照格式填，写作原件附寄。
（四）提名不可太少，亦不必太多。北大可先由各学院自报，最后先生审定寄此也。
馀后陈 专颂
道安
六月廿日
这是一九四八年傅斯年写给胡适的信，从中可以看出一些问题。作为人文学者，傅斯年对于自己的学科有所偏爱，对于史语所的人员也较看重，还有因为他是北大出身，他很在意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比较，他是希望北大至少要和清华差不多的，这些都是傅斯年的私心，这在任何选举当中都是难免的。但傅斯年他们办事还是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气质的，如他在信中就说，他史语所的职员是不能由他们史语所提名的，他只好请胡适以北大名义提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并非完美无缺，那时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清高到了不在意这样的选举，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就说过唐兰如何想让他提名的事。但现在看来，那次的院士选举大体上是公正的，是说得过去的，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可惜这样的传统我们没有能够继承下来。
三
胡先骕是中国生物学的创始人，享有世界声誉的植物学家。一九四九年以后，胡先骕没有走，而是留下来继续他的生物学研究，那年他五十五岁，还是一个科学家最好的年龄。
一九五五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时，在自然科学家中，胡先骕是极少几个老中央研究院士而没有成为学部委员的。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在此前几届评议委员会委员的基础上选出的，就是说，评议会委员到了一九四八年选举院士时，都当选为院士。一九三五年，胡先骕四十二岁的时候就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委员，他在中国生物学界有很高的威望，可以说是泰斗级的人物。但为什么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重选学部委员，就没有胡先骕了呢？这可以说是最能见出一个时代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制约了。在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里，学术有它自己的尊严，有他自己独立的品质。
胡先骕是留学美国的生物学家，对科学有他自己独立的判断，但就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独立的科学思想，在一个新时代里，他最终很难和他所处的时代达成平衡，他是中国生物学界少有的享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但在一个一切以政治为首要标准的时代里，科学完全成了政治的婢女，胡先骕就因为反对李森科的非科学理论，而最终没有成为学部委员，对胡先骕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一个科学家的声誉并不是靠外在的名声，而在他自己对科学的真正贡献，胡先骕根本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但他自己在乎不在乎是一方面，而这种科学体制为什么会把一个第一流的科学家排斥在外，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对一九五五年学部委员的选举来说，胡先骕的落选，不是他个人的耻辱，而是这种体制的耻辱。
一九五四年，胡先骕在写作《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针对李森科的（苏联农科院院长）“小麦变黑麦”的论点做了严厉的学术批判，指出其不符合现代遗传学的实际，是反达尔文演化学说的非科学理论，并批评李森科是靠政治力量来支持其反科学的理论的。他在书中告诫中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至于被引入迷途。”虽然那时苏联也有科学家对李森科的非科学理论进行了批判（如苏卡高夫等），但在中国科学界，公开对李森科理论进行批判，胡先骕还是第一次。过去认为这是胡先骕没有成为学部委员的主要原因。但我的朋友胡宗刚先生（现在庐山植物园工作，是研究胡先骕生平的专家，曾编过胡先骕年谱）在一篇未刊的文章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胡先骕批判李森科伪科学的言论，是写于其专著《植物分类学简编》之后，该书于一九五五年三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科学院向中央报呈学部委员名单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中央审批在五月十五日，《简编》一书出版仅两个多月，还没有引起反响，两事没有关联。指出《简编》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始作俑者，是北京农业大学六位讲师助教于是年夏给出版社的信函，要求停止《简编》的发行，随后在高教部的苏联专家提出‘严重抗议’，说‘这是对苏联在政治上的诬蔑’。继而中科院在纪念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对胡先骕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这些都在中科院学部成立之后。”胡宗刚认为胡先骕没有成为学部委员主要是因为他过去的政治观点。陆定一当时是中共的宣传部长，当时学部委员的选举工作主要是由中宣部负责的。
从《陆定一传》中所披露的资料看，应该说胡先骕没有成为学部委员的主要原因，确是因为他反对李森科的非科学理论。科学院在最初上报的一个二三八名学部委员名单中本来是有胡先骕的，但在最后确定的二三三人名单中拿掉了胡先骕等几个人。[14]李真真认为：“他们最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落榜”。所谓政治上的原因，具体到胡先骕，就是上面说到的那些原因。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陆定一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时做的一次发言，他在讲话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康生都插过话。陆定一讲到了胡先骕：[15]
从前胡先骕那个文件我也看了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能够辨护一下，那是很难辨护的。那个时候我们给他加了几句，就是着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是在一个什么米丘林的纪念会上有几个人讲话讲到他，我们掌握了这一点，就是报纸上的一个名字都不讲，因此没有和他撕破脸（毛泽东插话：胡先骕的那个文章对不对？）他批评李森科的观点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骕是有道理的。胡先骕是反对李森科的，什么问题呢？李森科说，从松树上长出一棵榆树来，这是辨证法的突变，松树可以变榆树（笑声），这是一种突变论。毛泽东问：能不能变？康生答：怎么能变呢？那棵松树上常常长榆树，那是榆树掉下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这件事情胡先骕反对是对的。但胡先骕说李森科可以吃得开是有政治支持着的，其实，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评了李森科，没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骕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整个的来讲，胡先骕讲得还是对的，他只讲错了一个例子，我们不应该去抓人家的小辫子，就说他是错误的）。那到不一定去向他承认错误（毛泽东插话：那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是学部委员吗？）不是，没有给（毛泽东插话：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把过去一些说不清楚的问题说清楚。
第一，最早反对胡先骕的正是他的同行，也就是当时以乐天宇为主要代表的北京农业大学那些赞成李森科理论的人，以后就是苏联专家，是他们给中宣部写信告状。中宣部认为胡先骕在政治上是有问题的，“很生气”，毛泽东所说的“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这个“什么人”，可能就是乐天宇。中宣部从策略考虑，没有点胡先骕的名，但对他已有了很坏的印象，用陆定一的话说就是“没有和他撕破脸”。
第二、毛泽东对胡先骕是有印象的，但并不了解具体情况，知道他在五四时期反对过白话文，那时胡先骕是《学衡》的主要撰稿人，也是主将之一。毛泽东说胡先骕“年纪七八十了”，其实那时胡先骕只有六十三岁，只比毛泽东大两岁。
第三、中宣部对胡先骕产生坏印象时，正是学部委员由中宣部认定的时候，因为有那样的印象，所以就有陆定一口气很硬的回答：“不是，没有给。”这一点也符合一九五七年陆定一对胡先骕的一个评价：“胡先骕是不用戴帽的右派”[16]第四、毛泽东没有反对胡先骕成为学部委员，是那些具体管事的人对胡有很大的成见。
第五、胡先骕批评李森科，说他靠政治来支持自己的理论，这一点虽然在时间上有一点出入，但胡先骕对李森科的批评从根本上说没有错，李森科就是一个靠政治吃饭的科学骗子。
第六、在对胡先骕的问题上，虽然中共承认了他是对的，但中共最后的态度却是：“那倒不一定向他承认错误。”这可以说是中共对许多问题的一个基本思路，他们什么时候都有理。
第七、陆定一在对胡先骕的态度上，没有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宽容。
胡先骕于1968年去世，终年七十五岁。他在文革中身心受到极大的折磨，他由原来所住的一所约三百平米的住宅，被迫迁到了一所仅有十平方米的斗室中，平生所藏的图书、资料和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均散失殆尽。一代科学宗师，就在这样的处境中离开了人世。
从学部的建立到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学院院士的选出，过了近四十年，而且至今还没有人文科学方面的院士，而这个制度本来是现成的，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成见，这笔文化遗产本可以自然延续下来，是新时代有意识地抛弃了。院士制度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科学和文化的最高象征，它的变化最集中地映现着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精神，从院士到学部委员的变迁，不是一个形式上的转换，而是两种不同文化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较量，院士制最终为学部制所取代，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命运。
注释：
[1]《中央研究院的回顾、现况及前瞻》，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十八卷第五期，五十六页
[2]《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五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3]《竺可桢日记》第二册第一二五七页，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4]李扬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史》第一四三页，中国科学出版社
[5]《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观察》周刊，第五卷第十四期第三页
[6]刘潞《刘大年忆郭沫若》，《百年潮》一九九八年第四期第六十一页
[7]《一九五六年人民手册》第五七二页，大公报社
[8]顾潮《顾颉刚年谱》第三五五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三月
[9]桂裕芳译《自由交流》五十三页，三联书店
[10]《竺可桢日记》第三册第五六八页，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11]《庚申忆逝》一三一页，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
[12]《杨尚昆日记》上册，第一九九页，中央文献出版二零零一年九月
[13]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三七册，五二四页，黄山书社一九九二年
[14]参阅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辨证法通讯》一九九二年四期四六页）
[15]陈清泉、宋广渭合作的《陆定一传》四一五页，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16]江西庐山植物园编印《胡先骕 秦人昌 陈封怀生平简介汇编》第十二页，一九九四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