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美国战略中心“转向”和世界地区主义榜样力量下降的情况下，“东亚合作”已退化到没有或者缺少地区主义的地步。对于经历了中华秩序、日本秩序、美国秩序的东亚来说，地区主义是仅有的相对公平、合理、正义、新型的地区秩序。“东亚合作”不能仅仅依靠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而应寻求地区合作不断增长的基本社会力量。对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让这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各种层次和形式的地区合作维持下去，而不是让他们自生自灭。
亚洲和太平洋目前存在着许多种类的地区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东亚合作”和“亚太合作”。更进一步和长期地看，“东亚合作”和“亚太合作”是两种有差别的地区秩序观点。这是理解亚太地区当前存在的中心矛盾的一个重要“两分”。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在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地区，一直存在着“东亚合作”应该得到加强的本地呼吁与行动，这方面也产生了许多实际进展，如东亚（东盟加中日韩以及中国香港）货币金融合作的《清迈协议》应该进一步扩大；中日韩三边合作得到探索与缓慢的深化，以弥补“东亚合作”中的“东北亚合作”不足的情况。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人一度简单地认为，由于这次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根本不同，爆发在美国，以美国为中心，导致美国经济衰退，可能会是“东亚合作”得以进步的机会。但是，一个基本事实是，“东亚合作”并未因为美国遭遇危机而获得长足进展，却仍然停留在“务实”合作的层次上。人们吃惊地发现，东亚地区距离“东亚合作”呼吁的“东亚共同体”目标不是近了，而是远了。
总的来说，有两大因素导致“东亚合作”的势头遭到弱化，它们分别是东盟和美国，尤其是美国。
东盟一度被认为是推动“东亚合作”的“发动机”，但东盟的“东亚”认同在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后持续下降，退回到强调自身的“东盟地区共同体”而非“东亚共同体”，强调东盟的“中心性”（centrality），而不是东亚各国之间组成类似欧盟那样的合作。①
美国在一开始（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并不在意“东亚合作”，甚至根本不看好“东亚合作”，但是，越往后，由于“东亚合作”在中国推动下取得了一些进展，美国越是在战略上担心“东亚合作”的发展势头，于是，自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宣称其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全面介入“东亚合作”。根据美国新的亚太战略（“再平衡”或者“转向”），美国介入“东亚合作”，不是为了促进“东亚合作”，而是为了变“东亚合作”为“亚太合作”。
美国之外，其他东亚之外的地区与全球力量也纷纷效法美国，通过介入“东亚合作”而肢解“东亚合作”，先是澳大利亚、印度介入“东亚合作”，使东亚合作“四不像”，后来是俄罗斯、欧盟都对东亚合作充满了“担心”，以各种形式介入“东亚合作”进程。目前，一度是“东亚合作”取得进展的标志的“东亚峰会”（EAS）包括了印度、澳大利亚、美国与俄罗斯等国家。
没有地区主义的东亚合作
地区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地区一体化是地区主义的实现，是地区范围的“政治工程”。不是所有的地区合作或者地区一体化都是地区主义的实现，即在地区主义指导下的地区合作。“东亚地区主义”（EastAsianregionalism）在前几年是一个热门学术与政策话题，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尤其是英语文献），许多研究者论述了“东亚地区主义”的含义，认为“东亚地区主义”可能是解决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中的一些根本性对抗、冲突的最好途径，如同欧洲联合塑造出新的欧洲秩序一样，东亚联合将塑造出新的东亚秩序。
冷战刚结束时的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东南亚政治家，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系统表达了其“东亚地区主义”思想；“亚洲金融危机”期间（1997～1999年），日本官方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的建议；当“10+3”机制建立以后，“东亚合作”甚至把“东亚共同体”设定为“东亚合作”的目标。
但是，东盟对“东亚共同体”的兴趣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远去而下降，东盟转而推动其自己的“东盟共同体”；2005年，在“10+3”之外，又成立了“东亚峰会”，但“东亚峰会”很快受到世界大国的强烈干涉，而演变为一个不仅是“东亚”的聚会，也失去了召开峰会的本来意义。
不过，尽管“东亚地区主义”遭受挫折，东亚地区合作却得以继续进行。尤其是，在一些领域的东亚合作，还取得了深入的进展。这主要是指前述东亚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目前，我们处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初期，在东亚地区的官方和非官方的话语体系中，人们很少谈论和提及“东亚地区主义”。缺少地区主义的“东亚合作”，不得不局限在“务实合作”的范围。
“亚太合作”取代“东亚合作”的战略势头
这一点在美国“重返亚洲”的2009年就集中表现出来。而在美国主导“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推出新的“亚太战略”后，②即使“务实”的“东亚合作”也在快速萎缩，失去实质意义，而“亚太合作”却正在迅猛扩大之中。
在美国推出这个新的“亚太战略”前，就有诸如福山这样的美国学者对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存在的“多种的多边主义”（multi-multilateralism）表达了学理上的深刻担心，认为这不符合美国为中心的“自由霸权”（liberalhegemony）秩序。
在这段时期（2001~2009年），美国在战略上高度集中在中东和中亚，但是，许多美国战略人士却警觉：没有美国参加的“东亚合作”与美国主导的“亚太合作”当然是“零和”关系，没有美国的“东亚合作”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总的看来，当前，无论是贸易投资方面的TPP，还是战略安全上的Pivot，美国的目的都是为了构造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合作”。这样的动作将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亚太地区最大的战略行动。
在这种“亚太合作”的攻势下，东亚的大部分国家与地区，将对加入“亚太合作”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兴趣与意图（如越南、日本与台湾），甚至中国也对加入TPP兴趣很大。最终，东亚地区的全部将进一步被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太平洋地区体系内。
美国新的亚太战略的特点是先下手为强、以攻为守。美国有着这样的外交政策传统。先下手为强，在“反恐战争”中更被概括为“先发制人”；而以攻为守，就是美国一再公开宣称的以进攻态势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
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现状维护国家”（statusquopower），这一点在美国仍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超级大国”的情况（1989~2001年）下，毫无疑问，但当美国人感到自己权力在“下降”（衰落）的情况下（2001年至今），感到世界权力“多极化”，感到世界“无极化”，尤其是感到“中国在崛起”，金砖体制（BRICS）在挑战1945年形成的世界经济秩序（布雷顿森林秩序）时，就不会对“现状”满意，就会变成“改变现状”（revisionist）的力量。
中国的战略选择受到限制
本来“东亚合作”不应该被限于“务实”合作的层面，因为“东亚合作”是极其具有意义的：打破了1945年和1992年形成的国际与地区秩序架构与框架，使国际与地区秩序朝着更加美好的方向发展。例如，东亚都因为与美国发展贸易关系而积累了大量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在东亚爆发金融危机时不能集体用上，导致不得不求助于西方控制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以，东亚地区建立属于自己的地区货币基金组织，并非大逆不道，而是具有充分正当性的。再如，东亚的发展，长期依赖美国市场，地区范围内消费不足，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连美国奥巴马政府也承认，东亚经济需要转型，转到以“内需”为主的增长上来。
东亚搞经济合作，从根本上是不再依靠美国这个大市场，而以依靠自身的市场为主。然而，美国不愿意改变这样的“跨太平洋经济”结构，一方面，美国刺激东亚发展“内需”，也是为了自身扩大对东亚的出口；另一方面，坚决维持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经济结构，客观上进一步抑制了东亚的“内需”，美国是建立在举债基础上的消费王国，东亚的生产是为了美国，这一点短期之内难以改变。
但是，如上所述，在美国战略中心全面地“转到”东亚的情况下，中国指望深化“东亚合作”，几乎是缘木求鱼。在这个情况下，从长期（未来10年）来看，对于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盟来说，面对的关键问题是：“东亚合作”向何处去？
第一，中国需要成为具有巨大吸引力的“世界市场”，这样的世界市场也需要一个更加统一的、一体化的亚洲经济的支持。所以，无论多困难，中国不应该放弃“东亚合作”的远大目标。中国目前似乎已经认识到，只能推动务实的亚洲合作，包括东亚合作，而不可能实现以地区主义为指导方针的、类似于欧洲联盟那样的地区合作。③
对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让这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各种层次和形式的地区合作维持下去，而不是让他们自生自灭。中国不仅需要一个“内需”（国内的最终消费能力，目前只有美国的1/6），而且需要一个外部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来解决其经济发展遇到的巨大挑战：有世界级的生产能力却没有世界级的消费能力。目前，中国仍然是日本、韩国等的“世界工厂”，而非“世界市场”。中国的GDP规模可能很快相当于美国，但是，中国却还不是美国那样的“世界市场”。中国需要向成为在重要性上与美国一样的“世界市场”的目标努力。如果这样，东亚其他国家（经济）将不得不重建与中国的关系。
第二，为了争取让“东亚合作”走出“务实”合作层次，得到更大的提升，中国需要进一步“稳定”与美国的关系，即与美国谈判“东亚合作”。美国目前在分解中国推动的“东亚合作”，这是中美之间愈来愈明显的大矛盾之一。中国想稳定与美国关系的愿望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在1989年之后就开始了，进入21世纪，中国更加把稳定与美国的关系当作了“大战略”，但中国越是想与美国稳定关系，美国越是觉得有机可乘，即有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机会，中国为此付出的此种稳定代价愈来愈高。这是中国的稳定悖论或者稳定困境。④
第三，中国要支持地区合作的成功典范——欧洲联盟，“围魏救赵”，通过支持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货币与民事力量（civilianpower）霸权的欧洲，而继续树立地区主义的“样板”（模式）作用，⑤让东亚国家不放弃地区主义的追求。
结论
在美国战略中心“转向”和世界地区主义榜样力量下降的情况下，“东亚合作”遭到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外部冲击，可能将注定进入一个低潮时期。但是，毕竟美国的战略与政策变化属于来自外部的冲击，“东亚合作”的前途并不一定就是暗淡的。
美国反对“东亚合作”，是为了抵制其权势的下降，甚至寻求美国权力恢复到鼎盛时期的水平。从长远的角度，美国恢复“领导地位”的这些做法未必能取得成功。TPP若不能是大体对称的、真正“互利”的（相互开放市场），这一多边协定即使达成，最终也难以实行；确实，美国的东亚盟国需要借助美国力量，但是，美国在东亚“重新布局”（包括“导弹防御体系”），势必加重东亚国家为美国而支出的军费负担，即增加缴纳给美国的“帝国税”。
世界地区主义的前途仍然是远大而光明的，因为地区整合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趋势，具有强大的合理性；地区整合尤其符合中小国家的存在及其利益。
欧洲一体化是否有前途？笔者认为还是有的。一体化不仅是为了欧洲和平，而且也是为了大国竞争，是欧洲从老化中再生的途径。一体化中的问题通过一体化加以解决。目前，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联盟，正是这样认识和决策的。与欧洲合作不同，“东亚合作”不能仅仅依靠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而应该是寻求地区合作不断增长的基本社会力量。我们看到，在东亚，许多国家存在着支持地区合作的力量，比如韩国民主党仍然是支持自主的东亚地区合作的力量。
地区主义是克服民族主义的过程。地区主义不是帝国主义（欧盟不是新的欧洲帝国）。继续美国秩序或者回到中华秩序，这是目前的一种普遍的误解和焦虑，由于不愿意也不可能回到中华秩序，所以，宁愿继续在美国秩序下生活。对于经历了中华秩序、日本秩序、美国秩序的东亚来说，地区主义是仅有的相对来说公平、合理、正义、新型的地区秩序。
注释
东盟2008年通过了其地区宪章（ASEAN Charter），强调东盟要在2015年前建设成为“东盟共同体”。
见美国国务卿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America's Pacific Century），《外交政策》，2011年11月号，以及号称美国战略中心“转向亚洲”（Pivot）文件《支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January 2012, See: 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pdf/us/20120106-PENTAGON.PDF.）。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2012年4月2日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愿与各有关国家一道，继续推进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上合组织、中日韩、东盟和中日韩、亚太经合组织等 区域合作机制建设，推进双边与多边自贸区建设。而中国外长杨洁篪则于2012年4月8日在宁波举行的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承认，东亚合作目前是在“经贸、财经、互联互通、社会民生等领域 ”的“务实合作”；杨洁篪强调，中日韩三国“投资协定”和即将于2012年5月启动的三国“自由贸易区”（FTAs）谈判，都是这种“务实合作”。
Pang Zhongying, "Rebalancing Relations between East Asian and trans-Pacific Institutions: Evolving Regional Architectural Features", in Lok Sang Ho and John Wong （eds.） APEC and the Rise of China,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er, 2011.
有人认为，由于欧洲债务危机，对亚洲来说，欧盟作为地区合作的样板作用下降了，见：Phar Kim Beng, "Broken model",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 16,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