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地区主义是二战后国际政治的发展潮流，欧盟的成功进一步刺激了 世界其他地区合作的兴起。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经历了四个阶段 的历史演进，分别是萌芽期、扩张期、快速发展期和相对停滞期。在这一进程中，中 国周边地区主义展现出了不同于欧洲传统地区主义的显著特点，包括开放性、自主性 强和弱机制化等。对于地区主义本身而言，其发展有着特定的理想状态，比如统一的 地区认同、“地区性”优先和成果共同受益等。然而，主导力量的缺位、国家中心主 义的兴盛、地区认同的弥散等因素长期桎梏着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 地区一体化难以取得实质性升级和突破，显示出地区主义发展的理想状态与具体现实 的较大落差 , 亟待新的理论加以指导。2012 年底，中国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以解决国际和地区性的治理难题。2013 年，中国进一步推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将 目标对准中国周边地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完善和升级提 供前进方向。研究表明，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周边地区合作的理论新范 式与行动新路径。

【关键词】中国周边；地区主义；周边命运共同体

二战结束以来，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新形式，地区主义理念及其实践在世界 各地不断涌现。地区主义最先兴起于西欧，区域内国家为了特定的经济、安全和社会 发展目标而选择合作，在共同观念的基础上实现了地区一体化。此后，该发展模式逐 渐扩散至世界各地，并在冷战结束后于中国周边地区，包括东亚、中亚与南亚地区， 形成了新的发展潮流。但是，发展至今，中国周边地区主义却难以突破自身瓶颈，始 终无法像欧洲地区主义在一体化层面更进一步，现实的局限急需理论的创新加以突破。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界从地区主义的概念、内涵、演进过程和成因等多个角度， 对冷战结束后中国周边地区的一体化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其中，针对东亚地 区主义的研究成果更为丰富，分析视角更显全面，分析内容更加深入。这些研究不仅 描述了当前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历史演进阶段，也指出了现存的问题。然而，现有研 究却少有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完善方向做出有益的论证，指明中 国周边地区主义的发展新路径。基于对世界局势和地区发展的思考，中国于 2013 年提 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突破了以往国际关系中强调的“权力”和“竞争”观念的束缚， 力图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与发展，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切实推动中国周边地 区主义的完善与升级。

一、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发展及其特征

地区主义是二战后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新兴发展模式。通过以地区为基础组建地区组织进行联合，区域内国家在经济、安全等领域达成日益紧密的合作，形成了利益相关、相互依赖的国家间关系和地区联系，满足了国家自身发展和地区整体兴盛的需要。 在 地区合作的浪潮下，中国周边地区主义发轫于 20 世纪 60 年代，但直到 20 世纪 90 年 代才逐渐取得实质性发展。区域组织的壮大、地区合作机制的增多、共同体组织的出 现都映射出地区主义在中国周边迎来了发展新阶段。

（一）中国周边地区主义发展的历史回顾

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发展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东亚地区， 南亚地区与 中亚地区起步相对较晚。 不过，东亚地区主义并未在先期取得重大进展，直到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才迎来全新的发展。总体来看，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以东 亚地区为典型的中国周边地区主义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分别是萌芽期、扩张期、 快速发展期和相对停滞期。

1.第一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初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萌芽期

二战结束后，以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华沙 条约组织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了在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各领域的斗争，形成 了影响力广泛的冷战格局。在此背景下，民族主义的盛行以及地区合作潮流的兴起， 推动了东亚地区国家开始寻求以合作的方式避免受到美苏冷战的波及，地区主义在这 一时期逐渐萌芽。其中，东南亚国家和日本都是倡导地区合作的先行者。

在东南亚地区，1967 年东南亚国家联盟（下简称东盟）的正式成立和 1976 年东 盟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东南亚内部率先出现地区合作意向，国家间合作日益深化。在东 北亚地区，从 1965 年提出建立“太平洋亚洲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到 20 世纪 70 年代 提出构建环太平洋的合作倡议，日本曾多次主张推动东亚地区合作，但始终未能落地。 尽管如此，日本多次提出构建地区合作组织的想法可以证明，该时期区域内国家推动 地区合作的想法已在东亚地区出现。

2.第二阶段：1990 年至 1997 年的逐步扩张期

该阶段内，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明显快于南亚和中亚地区，基本可以分为两条演 进主线。其一，东盟的持续扩张。从 1984 至 1999 年，东盟积极吸纳了文莱、越南、 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剩余东南亚国家，成员国范围基本涵盖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在 进一步壮大了东南亚次地区组织规模的同时，也凸显出东南亚国家对于地区合作的强 烈倾向。其二，东亚地区主义的再尝试。在第一阶段中，尽管日本曾积极推进东亚整 体合作进程，但由于域外国家的干涉和区域内国家合作意愿不强，东亚地区合作一直 未能真正落实。作为该时期新的推动者，东盟积极构建东亚内部多边合作机制，扎实 地促进了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

冷战末期，东亚地区整体环境相对和平，地区自主性开始增强，为区域合作的提 出和实现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区域环境。 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地区开始出现呼吁东亚整 体合作的建议。1990年，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 的设想，希望借助地区经济合作来缓解西方经济集团带来的发展压力，遏制美国在全 球范围建立的经济霸权。但是，这一设想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日本也消极应对未 表示支持，最终这一计划未能启动。不过，构想的失败并未阻挡地区合作的实现，以 东盟为平台和基点的东亚合作机制在该阶段开始成型。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的 解体，东亚地区国家普遍认为需要展开多边安全对话，消弭地区内部的安全困境。在 此动力下，1992 年东盟峰会、1993 年东盟外长会议和 1994 年东盟地区论坛（ARF） 接连顺利召开，参会成员基本囊括了整个东亚地区国家，东盟成功将区域合作的范围 从东南亚扩大至整个东亚地区。在这一时期，外部地区环境的平稳和内部国家合作意 愿的上升，共同助推了东亚地区合作的扩张，为 20 世纪 90 年代末后东亚地区主义取 得实质性进展提供了坚实动力。

3.第三阶段：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至 2012 年的快速发展期

尽管东亚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展现出了推动地区整体性合作的意图，但地区间 合作仍然没有形成机制化和常态化的趋向，进展缓慢。然而，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 爆发直接加速了地区合作进程，东亚地区主义在 21 世纪后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在此次 亚洲金融危机中，东亚地区大部分国家的经济遭受重创，印尼、韩国等多国货币大幅 贬值，经济发展陷入萧条。此次危机的爆发使受到波及的国家普遍意识到，仅仅依靠 单一国家的力量难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抵御国际金融风险。 如要解决这一问题，东亚 地区国家必须要加强彼此间的联合，通过有效的地区合作来降低风险，促进经济的可 持续正向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东亚地区国家积极探索地区合作和地区一体化的新方式，展现出 了显著的共同体建构倾向。首先，东亚地区逐步建立了以东盟为中心的“10+X”地区 合作框架，“10+1”“10+3”“10+8”三个层次的合作机制构成了如今东亚地区合 作的基本版图。 在“10+X”合作机制的基础上，东亚国家定期举办各国领导人会议， 包括区域内国家的特定领域的部长级会议、高级官员会议、工作层面的司局长级会议、 一系列第二轨道外交的政策研究与交流网络，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地区合作机制的层次。 其次，在“10+X”合作机制的基础上，东亚国家开始探索建立地区共同体的目标，表 现出了“共同体”建设偏好。不论是 2000 年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和韩国总统金大中不 约而同地提出推动地区合作的主张，抑或 2001 年由东亚各国专家学者组成的“东亚展 望小组”首次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EAC）的构想和东亚地区合作的蓝图规划， 还是 2009 年时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了仿照欧盟的形式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构建统一的东亚共同体一直是东亚地区内部的目标。与此同时，东盟内部也明确将建 立东盟共同体的战略目标写入《东盟宪章》，并发布《东盟共同体 2009—2015 年路 线图宣言》。从这些举措都能看出，东亚地区内部有着非常强烈的合作意愿，地区主 义方兴未艾。

4.第四阶段：2013 年至 2019 年的相对停滞期

相比于第二、三阶段地区主义在中国周边地区的逐步扩张和快速发展，2013 年后 中国周边地区主义开始陷入进展缓慢的困境。究其根本，美国强势介入中国周边地区， 与中国展开地区秩序的单方面竞争，成为阻碍区域内各国推进地区主义的主要原因。 奥巴马政府宣布加入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TPP）和高调推动“重返亚太”政策， 都显示出美国比过去更加重视亚太地区。随着美国介入中日钓鱼岛争端，拉拢日韩等 盟友，东亚地区内部在第三阶段展现出的一体化意愿遭到打击，中日韩三国无法就地 区发展方向达成共识，东亚共同体的建设陷入停滞。

不过，2020 年，东亚地区主义相对停滞的状态迎来新的转机。同年，东盟 10 国 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 15 个亚太国家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 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升级表明，东亚 一体化进程逐渐从相对停滞转为复苏，更显示出该地区国家始终具有较强的地区合作 意愿。

（二）中国周边地区主义发展的特点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21 世纪 20 年代，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尽管南亚和中亚地区发展缓慢，但其发展过程中展露的特征依然契合了东亚地区主义 的演进特色，一并展现出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整体发展特点，使得中国周边地区主义 成为冷战后最为典型的地区主义发展模式。整体而言，中国周边地区主义有以下三个 主要特点。

第一，广泛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与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周边地区主义一直秉持着 开放和包容的特征，积极吸纳区域内外的国家参与到地区合作的进程中。因此，中国周边地区主义常被称作“开放地区主义”，强调协调、多元、开放。 这一特点在地区 主义的实践中不断凸显，对内体现出了包容性，对外展现出了开放性。

在地区内部，中国周边地区主义包容了区域内部国家发展的差异性，强调共同发展。 中国周边地区内部国家数量众多，国家综合实力差异明显。虽然如此，中国周边地区 主义在推进过程中并未忽视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将所有 国家置于同等的地区发展机制中实现共同发展。不同于欧盟内部因为国家规模的大小 而进行话语权区分，中国周边地区合作机制不论大国小国都享有同等的话语权，区域 内大国允许了小国“搭便车”的行为，加强了地区组织在推动地区主义方面的领导地位。

对地区外部，中国周边地区主义以地区内国家为主体，超越南北政治和自然地理 的分野，与域外国家结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在地区主义的实践中，中国周边地区大 部分国家坚持多边主义合作，与区域内外国家的交往政策更加务实。在多边主义政策 的指导下，中国周边地区涌现出了一系列和区域外国家、组织的对话合作机制，包括 东亚峰会、亚欧会议、亚非峰会、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等。由此可见， 包容、开放、多元的政策取向成为中国周边地区合作的大势。

同时，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合作领域并未局限在政治安全或经济发展方面，合作 议题覆盖范围广泛，合作层级多样多元。例如在南亚地区，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 术合作倡议提及的合作包括贸易投资、通信交通、旅游等十四大领域，跳脱出了传统 地区主义的限制，合作领域更加开放。

第二，以地区组织为中心，自主性较强。从地区整体来看，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 核心推动力量来自地区合作组织。以东亚地区为例，东盟在现阶段东亚地区主义中起 到了核心主导作用。目前，在地区合作方面，东盟主导的“10+X”合作机制、东亚峰 会等都是地区合作的核心机制，为地区合作的实现提供了有效平台。 这种以东盟为核 心的合作方式表明，东盟中心地位在地区主义发展中得到了域内国家的普遍认可，同 时也有效防止了域外大国干涉。东盟中心地位的获得成为东亚地区主义自主性较强的最佳例证。

第三，“弱机制化”成为地区合作常态。与欧美地区合作体现出的强机制性特点 不同，中国周边地区合作以非正式、建设性和协调一致为主要决策风格，没有将国家 主权让渡给一个超国家权威的地区组织，合作机制建设呈现出非正式性和弱机制化的 主要特色。 中国周边地区的合作机制普遍遵循“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所有的 合作方案和决议需要寻找成员国之间最低限度的共同点，经过一致同意后才能完成决 策过程。同时，通过的决策也不具备强制性，各国承诺不具有约束性，与欧盟严格的 官僚机构和法律程序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周边地区合作的这种原则，与国际上通行的“少 数服从多数”原则有较大的差异。

包容性和开放性、自主性与弱机制性的特点使得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发展明显有 别于其他地区。这三个特点的形成不仅建立在中国周边地区国情和区情的基础之上， 更适应了冷战后的地区发展态势。因此，有学者将中国周边地区主义也称为“新地区 主义”，以与欧洲传统地区主义模式做出区分。

二、地区主义发展的理想状态与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局限

作为二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模式，地区主义的兴起与传播加强了地区内国家间 的合作，促进了地区整体的繁荣与稳定，成为欧洲、亚洲等地区战后的首选发展战略。 选择地区主义发展模式，意味着区域内国家需要构建统一的地区认同，决定了单一国 家利益需让步于地区整体利益，地区合作成果要令所有国家共同受益。这些特征正是 地区主义发展的理想状态。不过，由于现实中的利益纠纷，地区主义的“理想”往往 与“现实”趋离，而这也形成了目前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发展困局。

（一）地区主义发展的理想状态

国际关系领域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建造和平的世界。二战结束后，各 国开始探索国家与地区发展的新模式，地区主义逐渐成为各地区的发展共识。20 世 纪 60 年代后，随着多极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各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趋于缓和，国际关系中空间认同的重要性被重新强调，地区主义发展模式日益获得各国的重视。

与欧洲地区主义的模式不同，中国周边地区主义从产生伊始便被美国学者诺曼·帕 尔莫冠以“新地区主义”（new regionalism）的概念，用以与欧洲代表的“旧地区主义” 进行区分。 虽然新地区主义不再强调相对狭隘的成员国范围和发展目标，但是新旧两 种地区主义的本质内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诸多国家选择地区主义的发展模式背 后折射出的是，理想状态下的地区主义对于各国具有的强大吸引力。从地区主义的理 论探讨和实践来看，理想状态下的地区主义理论上应体现三点核心特征。

第一，地区内部需有强烈的“地区共识”，构建统一的地区认同。地区主义的建 设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日益紧密的合作，更需要在地区层面形成 地区认同，强调共同的利益与责任。 这表明，统一的地区认同是地区主义以及地区共 同体建设的必要内生动力。 纵观二战后地区主义发展更为成熟的欧洲，地区一体化之 所以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就，离不开地区内部“欧洲共识”的构建。“他者”的存在、 共同的宗教与哲学，以及相似的历史记忆与成长经验，塑造了欧洲国家的“共同身份”。 正是在形成、巩固、传播“欧洲共识”的前提下，欧洲地区才逐渐建立起具有巨大政 治经济影响力的欧盟组织，成为世界范围内地区主义的发展典范。

第二，地区发展需超越国家中心主义，强化地区整体利益。地区主义的发展和地 区一体化的推进对主权国家有两个基本要求。其一，国家让渡部分主权，甚至牺牲部 分国家利益让位于地区利益；其二，地区主义的主导力量应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不 仅要有主权国家的参与，更要有地区内部各国社会力量的参与。 只有当“个体”让位 “整体”，社会力量崛起后，地区内部才能消除以国家为核心的竞争态势，重塑地区 人民的群体身份，形成相对一致的地区认同，令“某地区性”/“某地区人”成为地区公民社会共有的符号。 倘若国家过分强调自身利益，社会活力便难以释放，地区主义 发展将进入瓶颈，难以取得突破。

第三，地区合作成果需跨越国家规模和发展水平的壁垒，令所有国家共同受益。 真正良性发展的地区主义一定是兼顾所有成员国利益，不厚此薄彼的。对加入地区共 同体的国家，不应该因为国家规模的大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宗教文化的不同而 在共同体内部有高低之分，导致地区发展的福利分配出现不公平的情况。相反，所有 的国家都应在地位平等的前提下开展合作，地区发展成果应由所有国家共享，实现共赢。 一旦地区主义无法让所有国家都获益，必将在地区内部产生离心力，分化地区合作的 凝聚力，导致地区主义失去应有的作用。

推动国家发展、营造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是冷战后大部分国家的共同追求，也是 引发地区主义兴起并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作为实现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方式，建设具 有理想特征的地区主义是参与地区合作国家的目标。然而，现实中客观不利因素的存 在却导致地区主义的实际发展往往脱离了理想状态，面临现实的局限。

（二）中国周边地区主义发展的现实局限

回顾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发展历程，尽管地区内部已存在多层次的开放性合作机 制和较强烈的共同体建设意愿，但是主导力量的缺位、国家中心主义的兴盛和地区认 同的弥散依然桎梏着地区主义的进一步升级。

第一，主导力量长期缺位。中国周边地区主义演进过程中长期缺乏绝对的核心主 导力量——大国推动力。 因此，中国周边地区合作常常陷入发展议题无人响应、倡议 无人跟随、政策无人落实等困境，地区合作囿于谈判协商层面，无法落于实处。

以东亚地区为例，长期以来，虽然东盟在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引导 作用，逐渐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共同体建设格局，但是东盟的中心地位并不意味着 东盟是真正的权力核心，其中心地位更多体现了功能性特征，即东盟在地区合作中为 区域内国家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 东盟之所以可以获得中心地位，更多出于中日韩三 国需要东盟的现有机制，转而接受东盟对东亚的“利用”，使得东盟更像是地区合作中的“司机”，而不是真正的幕后“老板”。同时，东盟决策过程中采取的“东盟方式” 本身强调弱领导权，决策和执行机制缺乏强制性，造成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由于各国 诉求不一致而一再拖延甚至搁置，地区事务处理效率低下。 因此，东盟无力推动东亚 地区内部形成整体性的网络结构，不论是在合作议题和议程的设置方面，还是在提供 地区公共产品方面都力不从心，只能依赖维持自身的平台作用来延续功能性“中心” 地位。

第二，“国家中心主义”兴盛。“非正式性和协商一致”是典型的中国周边地区 主义合作原则。但是，这种弱机制性、弱约束性和非强制性的决策方式常常导致地区 组织无法有效整合地区利益，造成中国周边地区整体性缺失，国家中心主义盛行，地 区主义依然以国家行为体为关键驱动力量，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主要表现形式。

首先，推动地区主义发展的社会力量未在中国周边地区合作结构中得到有效动员。 中国周边地区有着区别于西方社会的独特的人文特点，在人与人、国与国的交往中存 在着不同于西方国家过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感性原则，因此中国周边地区主义不仅需 要国家的参与，更需要社会面发挥感性作用。 但是，具体实践中社会性的缺位导致当 下的地区主义缺乏“人味”。在社会层面无法大范围交往和交融的情况下，地区内部 难以形成差异性文化之间的亲和力，异质文化的疏离与彼此间的隔阂，一定程度上都 削弱了地区认同建构的价值基础。在缺乏亲和力的前提下，国家自然无法投入更多的 资源和情感去推动地区认同的构建。 因此，整体来看，中国周边地区主义面临着国家 性强于地区性和地区的社会性，地区性和地区的社会性从属于政治性的局面，地区主 义由政府推动的固有动力模式没有得到改善。

其次，以国家自身利益为核心，地区利益和地区整合处于次要地位。在中国周边 地区内部，大部分国家将自身利益置于首要考量地位，地区合作仅仅是最大化国家利 益的工具。这种过于突出地区主义工具理性的做法，忽视了地区主义中社会形态以及认知建构的重要性，使得中国周边地区主义长期停留在单纯由国家互动构成的“地区 复合体”阶段，地区性、地区的社会性被国家性所遮蔽。 强调国家利益的做法也导致 中国周边地区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平台，国家民族主义不断延伸至地区层面，国家间矛 盾不断。 例如在中亚地区，各国统治精英过分强调本国民族建构和主权，与支持地区 合作的地缘必要性和实际考虑背道而驰，造成中亚地区组织无法发挥作用，地区合作 进程严重滞缓。

第三，缺乏统一的地区认同。地区一体化要求存在内生的价值认同，促使各国愿 意为地区利益而放弃部分国家利益，避免将共同体变为临时的利益结盟。 客观来说， 中国周边地区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成长经验，例如历史上各国曾在经贸、文化上有 着密切的交流等。这些共同的记忆与经验为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形成和演进提供了良 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内部政治体制多样、民族宗教众多，地区难以在观念层面形成 同质性的“他者”认知，无法从文化、宗教的角度找到“地区共识”的公约数。 总的 来看，区域内的国家间关系以及国家对地区主义的不同设想都成为掣肘形成地区认同 的因素。

首先，从中国周边地区国家间关系来看，显著的发展差异性以及地缘竞争造成国 家间的猜疑大于信任，各国难以在现有条件下形成思想共识。一方面，中国周边地区 内部国家发展差距明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有极强的多样性，难以找到 共有文化和思想价值观。另一方面，受中美竞争的影响，中国周边地区秩序的变化导 致区域内国家多采取“对冲”战略，地缘战略思维浓重。在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和 “印太战略”后，美国在东亚与南亚地区的存在感和影响力日益增强。随着美国与中 国竞争态势的升级，东亚与南亚地区国家在安全合作方面更多地认同美国，在经济合作方面认同中国，形成“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地缘态势。 安全与经济认同的 不一致导致当前区域共识出现明显的分野，弱化了各方就区域认同达成共识的期望和 努力。

其次，中国周边地区内部对地区主义的不同设想也阻碍了地区认同的形成。 尽管 中国周边国家都支持地区共同体的建设，但在建设路径以及发展目标上，地区内部尚 未形成一致意见。比如在东亚地区，由于东亚和亚太地域的重合，两种地区认同彼此 交织，模糊了东亚地区认同的核心。东盟和中国一直坚持在现有“10+3”机制的基础 上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但日本却尝试将印度、澳大利亚等更多域外国家囊括进来。 这两种在地域范围上的不同理解和主张直接影响到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实现程度。

综上所述，主导力量的缺位、国家中心主义的盛行和地区认同的弥散导致当下中 国周边地区主义推进存在较大的困难，共同体建设进度滞后。三者中间，主导力量的 缺位是表，国家中心主义的盛行是源，地区认同的弥散是本。这些问题的发生和存在 表明，中国周边地区主义若要完成实质性升级，需要有新的理论思想来指导解决当下 的问题。

三、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地区主义发展的理论新范式

21 世纪以来，大国竞争引发地缘政治的摩擦，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严重不足，国家 和地区热点问题频发，全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世界乱象和地区乱局，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一思想一改传统以 权力为重点的国家关系理论和以单一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国际交往核心，对国家的发 展、地区的演进和人类未来的去向提出了中国式思考与解决方案。作为人类命运共同 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 年中国进一步提出了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期营造和 平稳定的亚洲环境。从理论内涵来看，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效突破了既往中国周边 地区主义的发展局限，为地区主义的改善升级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

（一）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

二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不仅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更加深了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然而，21 世纪后逆全球化趋势的蔓延 不仅打击了多边主义的合作范式，更推动经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文明冲突等论调 甚嚣尘上。面对反全球化的思潮，当前国际治理机制难以从世界整体性的层面去合理 解决这些问题，全球治理改革迫在眉睫。

在此背景下，中国从传统文化思想中提取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特征的文化观， 包 括“协和万邦”的和平观念、“天下大同”的家国情怀和“推己及人”的交往原则， 从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借鉴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了认识世界、思考世界和 改造世界的新理论，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它强调世界各国应该认识到当前彼此相 互依赖的基本事实，跳脱单一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认识局限，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去解读 和处理复杂的国家及国际事务。相较于国际社会以“权力”为中心的结构体系以及国 家以自我利益为核心的合作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突出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原则， 以多边主义为准则，以“人类”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思考了人类应该如何应对全球 性重大挑战的重要命题，是人类在认识世界观念上的一次创新和突破。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沿袭了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要义，更以中国的周边地区为绝对地理核心，进一步明确了理 论的适用范围。从理论内涵上来看，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第一，强调整体而非个体。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现实是各国相互依赖性极强， 彼此在安全、经济等不同领域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这一客观局面导致所有国家基本都 面临着相似的发展问题或困境，也决定了目前存在的发展问题无法由单一国家来处理， 只能从整体层面上加以解决。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从整体观入手，强调维护地区 整体、人类整体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专注于个别单一国家利益。相较于目前部分国家 推行的单边主义行为以及过分注重国家个体利益的做法，周边命运共同体基于共同利 益，通过共同行动，兼顾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合理需求，希冀于打造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多边主义平台，推崇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

第二，突出平等而非强弱。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将国家间关系描绘为“丛林法则”， 国家地位常常以物质性的强弱作为标准，忽略了国家本身在主权上的平等性。周边命 运共同体理念萃取了中国外交中的重要目标，即改造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和规则， 反对一部分国家富裕、一部分国家贫穷的旧秩序，致力于推动整体国际环境的平等化 发展。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要建立具有平等性、包容性和非 意识形态性等特征的伙伴关系，以主权平等和国际法律地位上的对等关系，维护各国 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 实践。

第三，寻求“普适”而非“普世”。 几百年来，西方国家一直试图在世界各地 推广西方的“普世价值”，忽略了不同文明和文化的自身特点，导致不同文明间的 摩擦与对抗，形成了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影响国际秩序的稳 定和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作为对比，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寻求各国都可接受的价 值原则，具有理念上的普适性。它承认各种文明的多样性，允许差异的存在，尊重 不同国家在现代化道路选择和社会制度构建上的自主性，坚持在“和而不同”的前 提下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国家和谐相处、合作共赢，营造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和平 友好的地区环境。

以上三点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别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显著特征。践行周边 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能够进一步深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也有助于打开中 国与周边地区合作的新局面。对发展缓慢且陷入瓶颈的中国周边地区主义而言，周边 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解决当下发展问题的重要理论方案。

（二）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推动中国周边地区主义发展的指导意义

作为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历来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工作，始终将 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聚焦中国周边地区，关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整体发展前景和国家间关系。该理念中传达的命运共同体思想契合了中国 周边地区国家对“共同体”建设的偏好，强调整体性发展和平等地位的内涵为解决当 前中国周边地区主义发展问题提供理论依据，与地区主义发展的理想状态不谋而合。 因此，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推动中国周边地区主义完善升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以命运共同体思想推动构建中国周边地区认同。基于中国周边国家的国情 和地区发展现实，构建地区认同始终是一个棘手的挑战。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为 找到国家间的共同点提供思路。这一理念不以权力为核心，而以命运为出发点，将命 运的概念用于国际社会、政治共同体和公民个体三个层次，在充满多样性和差异性的 中国周边地区找到了“最大公约数”。 结合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建设偏好，即弱机制 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较好地契合了这一特点，强调共生共利理念，更容易被中 国周边国家所接受。

在提出命运共同体思想后，中国以“双边促多边”作为主要策略，逐步推广培养 地区认同感。截至 2024 年 2 月，在双边层面，中国同老挝、缅甸、印尼、泰国、柬埔寨、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 就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发表了联合声明或行动计划。此外，蒙古、马来西亚和俄罗斯 等国家也曾公开表示对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支持。从这些反应可以看出，命运共同 体思想已经逐渐取得中国周边国家的认同，这一理念显示出了培育地区认同、促进地 区合作的强大潜力，可成为推进地区主义的重要引领。

第二，抛弃国家中心思想，强调相互依赖而非冲突竞争。中国周边地区合作中盛 行的国家中心主义思想不仅桎梏着地区主义的深入发展，更放大了国家间的竞争关系， 增加了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发展较快的国家将自身发展经验 和机遇与其他国家共享，实现共同发展。 这凸显了国家间相互依赖而非对抗竞争的关 系，在分析问题、解决冲突时以相互依赖作为核心出发点，降低了国家间因竞争造成 矛盾冲突的可能性，淡化了地区合作时国家中心主义的倾向。同时，周边命运共同体 理念强调东方文化中的“关系”意识，倡议“睦邻友好，守望相助”的“友情外交”， 丰富了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合作内涵，也更好地彰显了东方文化中的感性原则。

第三，发展结果共享，周边国家共赢。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平等共赢作为理念 核心，致力于打造更加公正的地区秩序。这不仅与中国一贯主张的平等发展理念不谋 而同，更契合了理想的地区主义发展状态。 对于中美大国博弈导致地区主义停滞发展 的困境，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在安全上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和弱肉强食的丛 林法则，在经济上兼顾发展效率和公平。这种淡化竞争、突出合作，反对将经济问题 政治化的新观点，将为地区发展打开新的局面，推动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发展向着公 道正义、包容可持续的方向推进，构造真正符合地区现实的发展理念。

第四，强调开放、包容，落实全球倡议。有别于近年来部分西方国家盛行的单边 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始终以开放、包容的理念，确保多极化进 程稳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一方面，这一理念弱化“不同”，强调共同利益，对 参与国家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另一方面，这一理念不仅聚焦于经济发展，更 将视野拓展到文明和安全领域，形成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 为一体的、综合型发展主张，指明了地区主义发展的未来新方向。 从理论层面来看，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与特征，是当前中国周边地区主义 发展理论的良性补充，更符合地区主义发展的理想特征。在顶层设计上，它突破了狭 隘的利益观，更符合当下时代的发展需求，为解决当前中国周边地区主义面临的问题 以及未来的深入发展提供指引。

四、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针对现实发展局限的行动新路径

和其他探讨地区主义发展的理论不同，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在理论层面进行 了有益的探索，更在实践层面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经由物质层面合作机制的建设， 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简称“亚投行”）等， 以及安全层面多边机制的构建，包括建设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框架”等，周边命运共 同体理念展现出了理论兼具实践的独特优势。

第一，在物质保障层面，中国大力推广“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亚投行的举措， 有效践行了平等共赢、命运一体的理念。自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以来， 中国以互联互通为主线， 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往来，初步形成了战略对接引领、互联互通驱动、产能合作 支撑的基本布局。 经由这些合作项目，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密，利益共同体 建设的效应日趋显著。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重要的合作地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 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着力点，推动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交通运输硬件的升级，以铁 路带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建设，促进经贸和产业的发展。在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得到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国深化了与东 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确立了打造命运共同体的一致目标，先后同湄公河五国、印尼 等国家明确了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合作方向，引导中国同周边邻国在差异性中寻找共性， 促进地区认同的形成。

同时，亚投行的设立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是确保“一 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的重要财力支撑。2014 年，为了促进亚洲区域的互联互通和经 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国首次设立了由中国牵头组建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截至 2024 年 3 月，亚投行已拥有 109 个成员，覆盖全球 81% 的人口和 65% 的 GDP，成为成 员数量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国际多边开发机构。 根据统计，2016 至 2024 年 3 月，在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亚投行 已累计批准 257 个项目，融资总额超过 509 亿美元，项目遍布全球 37 个国家和地区。 在亚投行的资金保障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完善了国内的能源、交通、水务、通信、教育、 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真正实现了周边国家共同发展。

第二，在安全保障方面，中国致力于打造多边安全机制，通过集体安全力量抑制 单一国家的霸权行径，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一方面，中国长期保持与周边国家的 高层沟通和往来，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政治引领。中国是多边外交的倡议者， 在周边地区推动了澜湄合作等次区域和非正式合作机制。利用周边地区现存的多边外 交平台，中国国家领导人在 2020 至 2022 年新冠疫情肆虐期间，仍然保持与周边国家领导人的会面，包括出席二十国集团（G20）第 17 次峰会和第 29 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另一方面，中国一直是地区主义建设进程中东盟中心 地位的坚定支持者，不仅支持东盟共同体的建设，也支持以东盟为中心建设区域政治、 经济合作框架。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将坚定支持东盟区域合作“驾驶员” 的角色，赞同东盟强调的开放包容、强调对话合作、聚焦经济发展的立场。 此外，中 国持续推动以亚洲方式解决分歧矛盾，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地区各国携手落实全球 安全倡议，走出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如在 南海问题上，中国已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以和平、有效的方 式管控南海分歧。在类似涉及主权和领土等敏感的安全问题上，中国有力传达了周边 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打造忠于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注重协商、共识的决策程 序和非契约性的高端对话机制。

从上述实践可以看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通过切实 的合作倡议、机制，将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内涵化为现实，尝试解决现有地区主义中 存在的强调单一国家利益、缺乏地区认同等问题。发展至今，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具象化实践已然为中国周边地区提供了开放包容、互利互惠、合作共赢、深受欢迎的 国际公共产品和合作平台。无论是物质保障层面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建设， 还是安全保证层面的多边协商对话机制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突出多边主义， 坚持发展优先，致力互惠合作，成为践行现有地区主义发展以及推动地区主义升级的 最新行动指南。

结语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地区在地区主义的探索上经历了萌芽期、扩张 期、快速发展期、相对停滞期等四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当前地区合作的基本格局，呈 现出了开放性、包容性、弱机制性等显著特征。但是，当前的中国周边地区主义仍然 是发展不全面、缺乏后劲动力的地区主义。主导力量缺位、国家中心主义兴盛、缺乏地区认同等不足都桎梏着地区主义的进一步升级。这些缺点与地区主义发展的理想特 征，包括有强烈的“地区共识”、超越国家中心主义和实现发展结果共赢等有着明显 的差距，因此急需新的理论范式进行指导改善。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衍生的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解决当前世界与国家 发展难题的新方案，也是实现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突破发展的可行理论。一方面，周边 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包含的“命运共同体”思想有助于建构统一的地区共识，也超越了 国家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更强调发展结果的平等与共享，在理论上符合地区主义的 理想特征；另一方面，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从物质和安全两个层面建立了坚固的保障 机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以及倡导东盟中心地位等举措，众多中国周边 国家通过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倡议实现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有效推动了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传播，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过程，体现出开放、包容的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 特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仅有十年，它实现了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突破， 为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升级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上的指导。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成 为大部分国家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发展将迎来真正的 升级。

孔金磊，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地区研究教研室讲师、中国马来 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转载自《国际论坛》，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