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亚太地区呈现变乱交织的安全态势，美国深化同盟体系以遏制中国是影响地区局势的主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地区其他力量不断调整对外战略，导致地区格局加速重构。东南亚总体保持合作大局，东北亚、南亚的阵营对抗加剧。大国博弈使地区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队压力，进一步增加整个亚太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已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领域，深度影响亚太地区格局演进。中国以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指引，深化与地区国家各领域合作，成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亚太安全 大国博弈 同盟体系 中美关系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中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和大国博弈的焦点，整体发展态势充分体现百年变局的时代特征。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地区主要力量分化组合，中小国家在战略自主和选边站队之间谨慎权衡。更具长远且根本性影响的是，产业链供应链在本地区经历深刻调整。面对地区变局，中国勇于担当，在实践中坚持维护公正、包容、均衡、合作的地区秩序，特别是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为进一步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提供行动纲领和实践路径。
地区力量持续分化重组加剧地区动荡
亚太主要力量的分化与重组持续进行，不断塑造地区安全格局。其中，美国同盟体系朝着“扩容”与“升级”方向发展，成为加剧地区阵营对抗与安全形势动荡的主要扰动因素。
近年来，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持续不断，但美国并未弱化对“印太”地区的“重视”，仍然视中国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以“一体化威慑”为战略指导，美国不断巩固自身在亚太地区的绝对军事优势。美国国防部在总结2023年所谓“成就”时指出，美国在“印太”区域的军力更加机动、广布、具有韧性和致命性，特别是将关键力量推进到日本，增加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以及强化对朝鲜半岛的威慑等。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实力建设，以优势遏阻对手采取军事行动”，这里的对手包括中国、朝鲜等。
2023年，美国将深化同盟体系内部的合作作为优先事项，即以日本、菲律宾为“双中心”，强化美日、美菲双边同盟，在此基础上推动美日韩、美日菲、美澳菲等小多边军事合作，包括推进信息分享、提升联演联训、强化互操作性以及推动日菲、日澳、澳菲等国磋商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访问部队协议》等，以期提升美国军事同盟的一体化建设与军事行动的实战性。
打破地域限制、实现亚太同盟体系与北约的战略对接成为美国军事安全战略的重点。2023年7月，北约峰会再次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国参加，并组织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与四国领导人集体会晤，意在强化彼此紧密协同的“决心”。对此，中方指出，北约自称是防御性联盟，却不停越界扩权，到亚太地区挑起对抗。北约东进亚太只会搅动地区紧张局势，引发阵营对抗甚至“新冷战”。
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牵引下，亚太地区主要国家调整对外战略，加快选边站队。其中，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进一步倒向美国，加强同盟体系内部的军事合作。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日本凸显进取型外交理念与进攻性安全政策的“二合一”，一方面利用在2023年担任七国集团（G7）轮值主席国的机会，积极助推美国实现“印太”盟伴与北约的对接，邀请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印尼、越南等国家参加G7峰会；另一方面继续以东南亚为优先方向，充当美国强化与东盟国家海上安全合作的帮手。2023年4月，日本建立“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OSA），在此机制框架下重点加强与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同年12月，日本向菲律宾交付海岸雷达系统，这是日本在2014年解除战后防务出口禁令后的首次重大军事装备转让。
2023年初，日韩在政治层面实现和解，在此基础上，美日韩积极构筑三边关系。同年，美日韩举行首次经济安全对话、三方戴维营峰会等多轮会晤，凸显新动向，即合作内容从过去以安全为主扩展到经济、技术等多领域，合作地域从东北亚扩展到包括台海、南海在内的广大区域。当然，由于日韩在历史、文化和领土争端等方面积怨难除，两国关系仍存在逆转的可能，美日韩尚难以形成三边军事同盟。
俄罗斯加速“转向东方”，寻求在亚太地区扩展国际空间。2023年3月，俄罗斯发布外交战略的纲领性文件——新版“对外政策构想”。根据该构想，俄罗斯将欧亚大陆、亚太地区置于优先方向，加速“转向东方”，目的是推动构建多极世界并力图使俄罗斯成为多极秩序中的重要一极。俄罗斯在着力保持对中亚地区传统影响力的同时，重点加强对华合作。2023年，中俄元首实现互访，两国政治互信更加牢固，务实合作更有韧性，双边贸易额达2401.12亿美元，同比增长26.3%，两国制定的2024年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的目标提前实现。同时，俄罗斯继续加强与印度、朝鲜、越南以及缅甸等亚太传统伙伴的关系。9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朝俄全面深化双边政治与安全合作。11月，朝鲜侦察卫星发射成功。韩国国情院研判认为，朝鲜射星成功的背后有俄罗斯的帮助。
印度在“单向深化”对美关系的路上越走越快。近年，印度虽仍然宣称坚持“多向结盟”的对外政策，但事实上亲美态势日益明显，与美国关系不断实现新突破。2022年印度先后加入美国“印太经济框架”（IPEF）、“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2023年1月，美印举行“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首次会议，重点加强两国在国防创新与技术合作、有韧性的半导体供应链、太空、科技工程和数学人才等领域的交流，展示两国通过高科技领域相互绑定、深化战略合作的态势。6月，印度总理莫迪访美，进一步明确印美“为世界上最亲密的伙伴之一”，重申将加强印美全方位合作。同时，受印度国内政治影响，印度的大国沙文主义逐步抬头，地区政策从“邻国优先”蜕变为“印度优先”。对此，美国“乐见其成”，支持印度在南亚的领导地位，而印度则默许美国在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扩展影响，两国事实上在南亚地区形成了“统一战线”。
面对大国博弈，东盟力图通过加强战略自主，避免“选边站”和地区分裂。为此，自2022年开始，特别是2023年印尼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后，东盟重新加强自身“统一性”，试图重构“中心地位”。一方面，东盟力图使地区议程聚焦经济合作，而非地缘政治博弈。以《东盟印太展望》作为复苏地区经济的愿景规划，东盟对内指导成员国的发展议程，对外成功推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新西兰等国以联合声明的方式确认在《东盟印太展望》框架下与东盟开展合作。同时，第43届东盟峰会以“东盟举足轻重：打造经济增长中心”为主题，强调深化东盟与各方合作，保持本地区经济快速、包容和持续增长，共同将本地区打造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
另一方面，东盟努力协调大国关系，巩固自身在亚太地区安全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例如，东亚峰会是汇集中美俄日印等地区大国的战略论坛，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该机制不仅如期举行，而且在印尼的斡旋下，于2023年9月发表峰会联合声明。声明确认了各方对维系东亚峰会的共识，表示注意到地区国家普遍希望缓和大国关系、避免地区冲突，并承诺将聚焦区域经济发展，加强供应链、产业链领域的合作。声明对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具有象征意义，也凸显了东盟在亚太地区安全架构中作为“中间桥梁”的特殊作用与不可替代性。
受地区主要力量战略调整与分化组合影响，亚太各次区域呈现不同的安全态势。在东北亚，朝俄与美日韩的阵营对抗形成，美日韩三方强调将共同应对“俄罗斯和朝鲜正在加强的军事合作”。以此为借口，美国积极推进对韩提供“延伸威慑”的磋商进程，启动美日韩三边演习，全面激活朝鲜导弹预警数据实时共享机制，加剧了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在南亚地区，美印双方将中国作为“共同威胁”，并以此塑造战略共识，迅速提升双边关系，给地区安全局势增加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大国间竞争对抗的一面凸显。在东南亚地区，由于东盟力争保持战略自主，较为成功地维护了本地区的合作态势。三个次区域安全格局的差异性使得整个亚太地区变乱与合作交织，挑战与机遇并存。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对亚太地区构成双重挑战
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与大国博弈加剧导致传统安全议题重回亚太安全的主要议程，突出表现为本地区主要国家军费预算增加，各类军事合作、军事演习等数量增多，并且具有明显的对抗性。美国提出要帮助盟友实现军事现代化后，美日韩重新将“延伸威慑”提上日程，菲律宾得到美日澳等国海上安全能力建设方面的援助，凡此种种进一步推高地区安全热点的对抗性与风险。此外，美国在东北亚、台海、南海等多地大搞各类联演联训，其活动规模、频率、实战性均有很大提升，致使军事化的阴影笼罩这些区域，也刺激地区更多国家进行对抗性军事准备。
非传统安全领域新问题频出，并与老问题相互交织。地区国家面临恐怖主义、公共卫生安全、自然灾害、网络犯罪、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各方面的现实威胁与挑战。其中，极端气候引发的自然灾害及其导致的粮食与能源危机是南亚、南太平洋等地区中小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网络电信诈骗威胁到中国及部分东南亚国家民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仅2023年缅甸方面就向中方移交了4.1万名缅北电诈嫌疑人。恐怖主义重新在亚太地区抬头，不仅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长期遭受恐袭困扰，一度平静的菲律宾南部地区也再次出现暴恐事件。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则不得不高度警惕巴以冲突的外溢影响并加强对本国敏感地区的安保，以应对极端暴力事件。全球治理赤字严重，亚太地区有些中小国家治理能力有限，多成为各类危机的受害者。南亚、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岛国纷纷呼吁大国为本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治理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安全热点往往具有矛盾突出、危险性大、外溢影响明显等特点，对于整个地区安全态势具有“破窗”效应。过去十多年间，南海问题就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安全热点之一。2023年，南海问题显著升温，主要原因是菲律宾方面屡屡挑衅。小马科斯政府上台后，加大对美倚靠，并针对仁爱礁采取了持续性的侵权行动。菲方企图通过大规模加固在仁爱礁“坐滩”的军舰、建立所谓的灯塔或海洋科学研究中心等永久性民用建筑，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侵占。对此，中方采取了坚决的维权行动。在此背景下，美国及其盟友纷纷介入。美国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争议海域为“诱饵”，助长菲律宾的冒险行动，日本、澳大利亚乃至一些欧洲国家则试图通过与菲律宾举行联合巡航等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司法化与舆情化，从而使南海问题热度陡增，现地斗争复杂性与危险性加大。
总体来看，南海形势仍处于斗而不破的局面。中国在积极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坚持“双轨思路”：一方面通过与菲律宾举行磋商对话，力图管控涉海矛盾分歧；另一方面积极与东盟国家持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以维护大局稳定。2023年，中国与东盟国家举行多轮联合工作组、高官会议，就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深化共识，并在10月宣布正式启动“南海行为准则”案文三读，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将南海建设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
美西方“去风险”政策加剧地区安全形势
在百年变局与地缘政治竞争叠加影响下，全球产供链加速重构。美欧产业政策和产供链战略调整对全球经济格局影响明显，全球地缘经济秩序构建中经济与安全的平衡发生历史性变化。这种战略调整源于部分国家受所谓“相互依存武器化”观念影响，将威胁认知泛安全化，随之出台泛安全化国家政策，美国对华科技竞争就是典型案例。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经过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特别是受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以及新技术革命等因素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泛安全化逐步深化，其政策实践包括泛化的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机构改革与产业政策调整等。聚焦亚太，美国打着所谓“经济安全”的旗号，裹挟盟友以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为重点推进产供链的地区重组，企图与中国“脱钩断链”。2022年10月，美国出台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先进计算芯片”等领域施加广泛限制。同时，在半导体领域组建所谓“芯片四方联盟”（Chip4），加快半导体产业本土化以及相关企业从中国大陆向东南亚、南亚国家转移。这一系列由美国及其盟友乃至更多“印太”伙伴国家参与的产供链重组，意在构建排除中国的“印太”经济秩序。
2023年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加快这一进程，美日韩等国持续针对半导体、新能源汽车、数字贸易等关键产业出台各类政策，并具体落实到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双多边经济合作议程中。在南亚地区，印度抓住美国重构产供链的机会，试图实现制造业的“弯道超车”，而美国对此也给予支持。相比之下，南亚其他国家则面临制造业基础薄弱、产业转型困难的境况。如果这种态势持续下去，南亚地区经济格局或将从现在的优势互补转变为以印度为中心，南亚各国也将成为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供链的一环。在东南亚地区，东盟作为整体，以《东盟印太展望》为抓手，形成与主要大国的战略对接；越南、马来西亚等地区国家，试图通过“多头下注”成为美国、日本等国投资与技术转移的“新宠”，但同时也不放弃与中国的合作，事实上形成同中国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态势。2023年9月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越南，美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国表示认可越南作为半导体行业主要参与者的巨大潜力，支持越南半导体生态系统的快速发展，并愿意加强合作，包括帮助越南培训科技人才和发展高科技，提高越南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地位等。
美西方国家主导的产供链转移以所谓“去风险”“去中国化”为目标，将使亚太地区的经济格局走向分裂，与让本地区长期受益的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模式背道而驰，同时迫使中小国家“选边站”，影响其安全观与外交政策选择。当然，美国将中国从其主导的产供链中剥离出去的企图难以实现。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数十年，已经与地区各国形成紧密的经贸关系，在亚太区域一体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当前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仍在稳步推进，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和数字互联互通表现尤为活跃，地区供应链体系与产业网络深度交织。同时，中国在地理位置、产业生态系统、市场规模以及人才储备等方面的优势，使中国与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在跨境电商、数字经济等新业态领域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总的来说，未来亚太地区的产供链重组将面临多方角逐的竞争与合作态势，这是一个较长的演进过程，并将受到国内国际和地区各种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且各种因素自身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应对亚太地区安全变局的路径思考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亚太地区主要力量的战略调整将持续进行，特别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与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深远影响相互叠加，过去以维护主权、保持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国际与地区格局，未来会更多受到经济与科技竞争的影响，这无疑将增加亚太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面对大变局下亚太地区安全态势的变乱交织，中国既要有战略信心，也要有战略紧迫感，在促进地区和平发展上体现大国担当，坚定做和平的维护者、发展的促进者。根据2023年12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将以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努力与地区国家共同推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亚太地区。
首先，妥处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仍是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主要因素。虽然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其应该清楚保持必要沟通避免误解误判的重要性。2023年底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再次确认了稳定中美关系的基本共识。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认为，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将成为全球面临的年度最大风险。为了降低这一风险对中美关系以及亚太地区的冲击，双方应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探讨降低风险的可行措施以及制定危机管控预案，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大局。
其次，加强与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协调，克服地区分裂对抗之危，把握既有团结合作之机。中国一贯重视东南亚、南亚等地区中小国家聚焦经济发展、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诉求，继续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等为抓手，以新兴产业为合作重点，挖掘疫后经济增长新动能，引领地区产供链的重构，与地区中小国家携手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共同致力维护地区安全，构建公正、包容、均衡、合作的地区秩序。
最后，在地区局势持续复杂严峻的大背景下，要坚持以斗争谋求合作与和平。面对美国推进的所谓“一体化威慑”，中国必须加强军事现代化建设，注重提升军队实战能力；对于南海问题，坚定维护我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同时针对可能发生的意外摩擦要做好危机管控，避免事态升级；对于各类非传统安全挑战，应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地区治理为路径，针对地区中小国家的安全关切发挥中方在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依托地区既有多边机制，加强与这些国家充分沟通，提升其安全治理能力，推进本地区的安全治理合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4年第3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