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称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图为美国纽约医护人员将一名患者送入医院。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截至美国东部时间4月21日，美国确诊病例已超80万例，死亡超4万例。
一、重要舆论影响时局发展
关于这次疫情的全球后果，尤其是对现存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影响，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已经做出了判断。在互联网上搜索，会发现有天文数字的文章聚焦于以下几个观点：
一是“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这一说法来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古特雷斯发出这一判断前，把新冠病毒危机与“第三次世界大战”等量齐观的声音已不绝于耳。倘若真是这样，二战结束后75年的世界总体长期和平将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是“大萧条”说。该说法认为这次疫情不只会带来经济衰退（recession），而是将更加严重，甚至带来类似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前者持续时间不长，恢复起来相对容易，但后者则是“重症”，挽救不回来就会造成包括大小经济体在内的“全球经济崩溃”。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停顿、失业、物价飞涨等初期的混乱。如果各国“重启”经济活动失败，暂时“中断”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得不到恢复，并有人为推动的“脱钩”，那么“大萧条”之说将得到更多经济学家的支持。
三是“现有世界秩序垮塌，不是新的世界秩序，而是新的世界失序（the New World Disorder）正在到来”。署名为近百岁的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美国定要在保护公民免于疾病威胁同时开始紧急工作为新的时代做准备》在《华尔街日报》发出。基辛格并没有说目前的世界秩序已经解体，但是文中这方面的意思是明确的。
四是这是“对人类存在的威胁”（existential threat），是人类“存在（与否）的时刻”（existential moment），是“存在（与否）的危机”(existential crisis)。
那么，如同“过去”那样的世界（不管如何理解“过去”），是不是“回不去”了？被称为“美国钟南山”的白宫医学顾问、著名病毒学家安东尼·福奇认为，我们可能“回不到”这次病毒危机之前我们已知的“正常”世界了。不过，福奇随后指出，疫情缓解后，“正常生活”将慢慢“回来”。英国女王也发表演讲，认为一定能战胜疫情，“我们大家都还能相见”。
未来，随着疫情的全球演变，应该还有更多的大人物站出来说话。这里我要说的是，由各界重要人物做出的重大判断，在人类的存亡时刻，不管未来是否经得起证实，都在影响或者塑造着世界每一个角落对当前危机的理解和应对。
二、恐怖主义让世界经历两大“断裂”
第一个是“大中断”（disruption），是结构性的、体系性的、突发性的。我们目前遭遇的就是这种大中断。麦肯锡研究院早在2019年1月就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布了题为《为一个中断的世界导航》（NAVIGATING A WORLD OF DISRUPTION）的报告。该报告详细研究了一些导致世界经济发生“中断”的“势力”（the disruptive forces）。人们要了解或者理解什么是这样的大中断，看看由于全球大疫情导致的世界变化就明白了。2019年9月16日，我发表了题为《中国应高度重视全球经济中的系统性“中断”》的文章，强烈建议中国要未雨绸缪，为世界经济系统中的“中断”情况做最坏准备，并为世界经济系统的“中断”提供解决方案和行动。
第二是“大阻断”，为了解决上述的“大中断”，而不得不中断一些重大的经济活动和普遍的社会联系。必要的“大阻断”（circuit breaker），包括强制性的“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需要建立，原来密切的人际关系突然不得不发生大改变。
第一个“大中断”告诉我们，世界体系，越是复杂的体系，“大中断”的后果越严重。我们生活在一个“大中断”可能发生的世界。今后还会有其他问题导致的“大中断”。
第二个“大阻断”告诉我们，世界需要适当保持距离，即使在平时也是需要的。因为适当的距离不仅是礼仪，而且是相处的正常规范。在这场危机前，全球化已经开始调整，即让高度全球化的世界适当地分开。“去除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势力甚至要求相互联系的世界激进地分开，即“脱钩”（decoupling）。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有的国家，如美国，激进分子在政治上做不到的“脱钩”，新冠病毒却意外做到了。
三、新冠病毒的全球蔓延暴露隐匿问题
“大流行”本身也是大隐喻。这次危机期间，爱读书的人们翻出了很多关于历史上的大瘟疫的历史学、文学等著作。这其中，包括美国作家桑塔格（Susan Sontag）作于1978年的、后来被称为经典名著的《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一书。
我们的世界病了。在这次疫情期间，有许多思想家都使用“疾病”之隐喻，为世界存在的问题而痛心疾首。其实世界病了不是新闻。20世纪60年代，诸如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之类的非政府机构就开始强调“全球问题”。时至今日，叫做“全球问题”的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复杂了：贫富不均；核武器的扩散、核能的运行安全；海洋的污染导致的生物多样性丧失；老龄化、少子化；气候变化；等等。新冠病毒无疑是新的全球问题，与其他“全球问题”一起作用，可能使全球问题到了爆炸的边缘。
新冠病毒的全球蔓延暴露了过去被严重忽视的、缺乏治理的问题。缺少足够健康保护的在全球寻求生计的劳工，在收入、居住等处境恶劣的情况下，极其容易被病毒击穿。在新加坡，著名学者许通美（Tommy Kone）仗义执言，指出号称“第一世界”优秀者的新加坡也存在极易感染病毒的“第三世界”一般的“客工宿舍”。
但是我们要知道，“疾病作为隐喻”的深刻性也透着其荒谬性。因为对疾病及其带来的社会危机深深恐惧，有人指出桑塔格过分夸大了疫情及其后果。此外，荒谬性还来自于我们出于“人定胜天”而对病毒的过分责难和过分围攻，却忽视了对病毒发生、传播以及我们到底如何对待病毒的“天人合一”审视。
四、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全球治理危机
由于英语思维的传播，中文的“瘟疫”只被理解为英文的病毒（virus）。实际上，“瘟疫”代表了一种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二分（dichotomy）。“瘟”和“疫”必须区分开来，他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前者近似于“天灾”，后者近似于“人祸”。“疾病的隐喻”之类的记录或者反思大疫情的作者写的更多的不是“瘟”而是“疫”，是“瘟”与“疫”之间的恶性循环，更多不是自然意义上的而是社会意义上的。
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即5亿人感染，1,700万至5,000万、甚至可能高达1亿人死亡，使其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大流行病之一，仅次于欧洲的黑死病。历史学家一般认为1918年流感大流行导致的死亡人数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死的人数还要多。
当时并没有今天这样的普及于工业发达国家或者地区的卫生保健制度和在全球层面的卫生治理。当今抗击疫情，各自为阵，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似乎占据上风。在全球各地已经产生了不同的国家为中心的“抗疫模式”。这些模式，有的暂时有某种效果，但是缺乏对疫情的全球治理——全球解决方案，缺乏国际协同，甚至不能全面放下其他分歧、差异、争端合力抗疫，终于也将使任何“成功”的国内模式难以持续。
这是一个最需要全球治理却没有有效及时的全球治理的悲惨时刻。有人认为目前的全球治理、或者全球治理体系瓦解了，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诸如新冠病毒这样的前所未有的全球挑战。不能充分利用已有的联合国世卫组织的全球治理，“疫”将加剧。
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卫生治理，可能成为这次全球大危机的一个牺牲品。在这场危机之前，一系列全球机构，包括几个“世界”开头的国际组织，已经受到削弱，甚至陷入危机。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全球治理的危机正在全球大疫情中加剧。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3月11日宣布本次疫情为全球大流行。这一宣布一个多月后的今天，新冠病毒已经重创全球212个国家与地区，许多人都在关心各自国家的“峰值”何时到来，何时其国家曲线被“压平”，却不关心“全球峰值”何时到来、如何“压平”全球曲线。亚洲、非洲、拉美等地的疫情局势正在严峻。
令人忧心的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全球集体行动从来都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这次在克服新冠病毒大流行中也没有例外。
1918年如果有世卫组织的话，也不会那么悲惨。世卫组织在二战后的诞生，本来是世界和平与进步的标志之一。而当前世卫组织陷入全球风暴的中心。近80亿的全球人口如果彻底陷入疫情，全球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918年大流感。
五、新冠疫情或带来世界新秩序
这场全球危机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全球的决策者、攸关者、行动者、执行者都要考虑世界新的生路。
瘟疫在无情地终结历史，同时，瘟疫又在令人兴奋地开启历史。这是复合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的。罗森所著的《查士丁尼的跳蚤：瘟疫、帝国与欧洲的诞生》一书告诉我们，正是黑死病催生了欧洲文明。从相对谨慎而积极的角度，我认为也许这次空前巨大的危机将会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尽管目前对疫情的反应或者回应是以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方式为主，但是，我们知道，真正能最终克服这场全球危机的只有全球合作、全球行动。我们最终将迎来全球合作的新时代。
这里不得不评论几句中美关系的未来。截止目前，这次遭受最大创伤的国家或者地区是中国、欧洲和北美。这三大地区是全球经济的重心之中心，对世界经济具有绝对的系统重要性。中美关系向何处去决定着疫情之后的世界向何处去。不过，与对中美关系的悲观论不同，我认为，这次疫情其实提供了一个解决目前中美贸易战的折中范式。未来，这个范式意味着中美可避免伤筋断骨、甚至“修昔底德陷阱”之悲剧的“脱钩”，也不会回到以前的那种缺少必要的“防护”的深刻相互依存。从现在起，在中美贯彻2020年1月15日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基础上，建立和维持一段时间的中美的“社交距离”，如同各国政府目前的国内“封城”，然后，等疫情大体结束，重建中美关系。保持“社交距离”，如同联合国维和行动采取措施让暴力冲突的双方“脱离接触”，虽然是痛苦的，却可能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未来之健康。
有关全球治理，不管有人如何批评世卫组织，我们都知道，世卫组织作为不是世界卫生当局的全球层次上的协同机构，在各国、各社会、各种族之间高度联系的情况下，是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气候变化只能全球治理，传染病毒也只能全球治理，因为气候变化和病毒并不知晓或者尊重国家或者国家集团的“边界”。疫情中，对世卫组织的批评，不管对错，世卫组织都要反思，在新的改革中再造自身，变成真正的全球卫生组织。当前的危机，是世卫组织浴火重生的起点。但是，任何狭隘地弱化、打击、取消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政策都是对本国人和全人类不负责的，是大错特错的。中美应该在世卫组织重建谅解、信任与合作。
有关世界秩序，如同基辛格所说，这次世界秩序受到的改变是永久性的。其实，任何重大危机对世界秩序的改变都是永久的。问题是，这种改变如果是1945年以后建立的联合国及其体系、国际经济组织，尤其是那些带着“世界”二字的国际组织的彻底崩溃，世界的代价将太大，无法承受。我们应该坚决反对解体联合国、积极预防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解体。这次危机前，美国等一些国家退出一些重要国际组织或者国际协定。危机后，美国可能继续“退群”。不过，我们要清楚，“退群”是美国政府所为，并不代表着整个美国离开了现有施行全球治理的国际组织。以气候变化为例，美国的一些州政府、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公民社会组织、个人等，都继续在困难的情况下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我们也预期，疫情之后的美国，终归不会全民孤立于全球治理之外，美国人民终归要与其他国民一道重建世界秩序。
来源：《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2期 发表时间：2020年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