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者首次提出了“亚洲协调”的概念，讨论了亚洲协调对未来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治理的必要性和长远性。尽管最早的主要国家之间协调(concert of powers)的理论与实践是19世纪的、欧洲的，但是，关于主要国家之间协调(不仅是大国协调)的一般理论却同样可以运用在解决21世纪的亚洲(以及太平洋)的严峻安全挑战和困境上。这些挑战和困境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演化为严重的大国之间的对抗甚至冲突。更重要的是，亚洲协调将注定会阻止战争、实现长期和平及维持本地区的经济活力。也就是说，如果亚洲协调明智地和有效地建立并运作起来，到2079年，亚洲以及太平洋将拥有一百年的和平，如同欧洲在1815-1914年拥有的百年和平。从1979年到现在，亚洲地区已经享受了接近四十年的和平。在过去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地区或者跨地区的论坛、会议、组织和制度等，反映了治理亚洲地区的权力转移的企图和努力；尽管这些安排相互重叠、尚未彼此兼容，甚至相互竞争，但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当做未来亚洲协调的基础。虽然目前的地区安全治理仍然由美国及其同盟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但美国也不得不重视复杂的安全地区主义。有不少人建议美国应该以亚洲协调作为未来解决与中国关系的方案。中国已经为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亚洲和平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已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回应美国的“转向亚洲”。中国在亚洲协调中的地位是中心的和关键的。
关 键 词：亚洲协调 亚洲安全治理 中美关系 上合组织 东盟
一、思考框架和研究方法
一般认为，欧洲协调(European Concerts)即会议体系(Congress System)持续一百年(1815-1914年)，从拿破仑的欧洲战争失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是截至目前，国际关系史上持续最久、也是最成功的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concert of powers)，其结果是欧洲的“百年和平”(The Hundred Years' Peace)。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巨变》(大转型)的第一章中分析了(欧洲)的主要国家之间的(强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在带来“百年和平”上发挥的作用。“百年和平”表明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是国际治理的有效途径。①
欧洲协调是今天的全球治理的古典实验，被视为全球治理的起源之一。②欧洲协调可以被认为是今日欧洲联盟的起源之一。欧洲协调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是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concert of powers)是建立维持和平(秩序)、防止战争的有效手段。欧洲联盟是现代化的、高级的、复杂的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
欧洲协调的历史经验和理论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要适用于非欧洲地区，如亚洲，则需要关于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的新理论。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院(PRIF/HSFK)主持提出了“21世纪的主要国家之间协调”的理论框架：有关的国家(尤其是大国)选择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作为21世纪国际关系中面对的尖锐而迫切的挑战——“权力转移”的解决方案，避免战争，形成长期而稳定的21世纪的全球和平。③笔者是法兰克福和平研究院关于“21世纪的主要国家之间协调”项目的主要作者之一。根据该项目的理论框架，本文的中心主张是：亚洲协调是解决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目前面对的严峻安全挑战和安全困境的明智而有效的解决方案。
欧洲一体化深深地启发了世界其他地区。亚洲一直有人主张建立类似的地区一体化。但是，“东亚共同体”等亚洲地区一体化的实践面临重重障碍，进展有限。安倍政府修改《日本国宪法》、推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地区秩序、重新谋求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而“东亚共同体”方案目前成为少数人，如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等人的主张。作为“新兴”国际权力的“中国崛起”仍然是局部意义上的，即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而且目前中国经济在长期粗放而高速增长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新常态”)，转型困难。美国试图维持在亚太地区的主导甚至霸权地位。尽管美国的多数盟国和朋友继续追随美国，但是，面对“权力转移”，它们中的大多数在“对冲”(hedging)。在更加复杂的环境中维持美国主导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这些美国的追随者也不是无条件的。广义的东北亚(加上中国、俄罗斯的全部)并非完全是由美国主导的。而目前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格局是，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和印度以及至少两个地区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形成了21世纪的一种多极均势。
冷战结束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逐步变成了一个高度复合的会议体系，召开了数不清的国际会议，从经济上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到安全上的朝核六方会谈，其中的一些国际会议形成了以东盟为主导的会议体系和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会议体系。美国深深卷入第一个会议体系却不在后一个会议体系中。中国则参加了几乎所有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论坛。从2009-2017年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奉行“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的政策。这一政策导致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太平洋体系的出现(以经济上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日益多边化的美国同盟体系为代表)。中国恰恰不在美国最新组织的跨太平洋体系中。TPP等正在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在双边关系方面，中国极力与美国协调，形成“新型大国关系”，但是，与中美协调相比，中国与日本的协调则陷入更大的僵局，中日可能走向战略性的长期化的对抗。中印之间的传统领土纠纷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得到一定的控制，全球合作增加(如在气候变化治理、金砖合作、亚投行等)，印度在与美国的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
本文认为，在不自觉的、缺少主动设计的亚洲协调基础上，如果自觉、主动设计和建立适应亚洲和太平洋目前现实(格局)和能够引领未来的亚洲协调，为可能趋于混乱、失控的多极亚洲提供新型的地区治理。但是，亚洲协调能否出现，取决于本地区主要国家的选择。本地区的“中等大国”，选择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相对容易，且符合其根本利益；本地区重要的中小国家，已经越来越依赖地区安全治理，东南亚各国组成的东盟已经升级为东盟共同体；美国是否选择亚洲协调并不明朗；从现实与长远来看，中国具有选择亚洲协调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中国若选择亚洲协调，这将是中国新的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政策，具有重大的转折性意义，必将产生全球安全治理上的良性循环。
以下，本文将讨论与亚洲协调有关的几个具体问题。
二、“贸易和平”与“发展和平”
从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以来到现在，亚洲地区并没有大的战争，是国际关系史上接近四十年的相对长时期的和平。这个和平为什么出现？现在是到了研究这一和平形成的主要原因的时候了。
能够解释这一和平的已有国际关系理论当然是“贸易和平”论(Peace Through Trade,the trade paradig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确实，到2015年，中国已经是几乎所有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似乎，“贸易和平”论的有效性在亚洲得到了有力证明。
中国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总体上叫做“和平发展”。除了中国在高速经济增长，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都是以发展为中心。“和平与发展”甚至被总结为“世界的主题”。至少，“和平与发展”是亚洲在过去30年(1980-2010年)的主题。这个主题被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家总结为“发展至上”(econophoria)，④即邓小平说的“发展是硬道理”，或者，正如中共十七大和十八大政治报告指出的“发展是第一要务”。
在国际关系理论上，“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发展，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东南亚国家的“发展”都是和平的原因。在“贸易和平”理论之后，和平理论在亚洲得到重大发展，这就是本文指出的“发展和平”理论。
但是，无论是“贸易和平”还是“发展和平”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贸易或者发展本身存在着争夺，即贸易争端和发展冲突，如资源争夺。即使贸易和发展就是和平的根源和保障，一旦贸易和发展降低或者中断，是否和平就会终结？为了和平，如何实现可持续贸易与可持续发展？
有人一直质疑“贸易和平”论，而“和平发展”论也有其批评者。
总之，仅有“贸易”和“发展”对于“和平”是不够的，而且“贸易”与“发展”，尤其是失衡的、不公平的、掠夺性的、战略性的“贸易”与“发展”，非但不能导致和平，而且可能导致冲突，甚至战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的2014年前后，国际学术界(尤其是欧洲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历史类比(analogy)，这一类比主要是关于昨天的欧洲(20世纪初期)与今天的亚洲(21世纪初期)：昨日欧洲不幸走向冲突与战争，今日亚洲也有可能走向冲突与战争。⑤
今日亚洲和昨日欧洲不同，21世纪与19世纪和20世纪也不同。但是，这种类比具有可比性，即使这一类比仅仅揭示了昨天的欧洲与今天的亚洲的似曾相识，但它对借鉴昨日欧洲的经验教训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来应对今日亚洲面对的深重挑战是有意义的。
在持续的经济繁荣下，亚洲的地区安全问题总是没有经济增长受人关注。在过去40年(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亚洲的安全挑战持续积累。这如同“累卵”，其危险性不言而喻。最危险的不是一般的争端、暴力与冲突，而是大战。大战是大国卷入的或者大国之间进行的战争。大国之间的战争不是必然要发生的，却是不能排除的。⑥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一直存在。有关国家外交政策的大前提是防止战争。“韩国对朝政策的大前提应该是什么？毋庸置疑，那就是防止战争。”⑦
在这种争论中，一些突出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的后果之一是有关方面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修昔底德陷阱”的意义在于提醒“崛起国”和“霸权国”，无论霸权国还是崛起国都要避免冲突。当然，“崛起国”和“霸权国”的分析框架仍然是高度简化的。崛起的过程绝非可持续，崛起的速度也不是持续高速，崛起也可能放慢，甚至中断，而“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也并非水火不容，实际上，“崛起国”与“霸权国”贡献的世界秩序存在着密切关系，“崛起国”也逐渐成为世界秩序的主要贡献者，“崛起国”和“霸权国”在同一个秩序下共处并合作。
一方面，经济的持续繁荣与活力是和平的一个重要或者甚至是主要因素(西方传统的“贸易和平”与中国等提供的“发展和平”)，这种和平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即在一个地区范围内，各国的经济增长此起彼伏，经济增长成为地区事务的主题，如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主导的“雁阵模式”)，这种和平就可大体持续。
另一方面，过去的经济繁荣与活力也是因为存在“太平洋秩序”(Pax Pacifica)。⑧这一秩序首先是日本等美国的盟国经济增长和活力的保证。后来，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与活力也是在这一秩序下进行的。
但是，已有或者既存的“太平洋秩序”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第一，这一秩序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所以，常常被称为“美国秩序”(American Order)。第二，这一秩序不是无条件准入的，尤其是在政治和安全等地区性制度安排上，美国的非盟友并不在其中，或者它们处在这一秩序的边缘位置。即在这一地区秩序下，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安排，但却没有一个包括所有国家和利益攸关方的“架构”。所以，这一秩序或者和平并不是当然的。一旦支持和平的长期高速经济增长下降到一个危险的水平，在地区层面的紧张、冲突甚至战争就可能产生。这正是目前亚太地区面对的具有历史转折点意义的局面。同时，上述秩序与美国的非盟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化：现有秩序接受、容纳(accommodation)和吸纳(integration)本来就不在美国同盟体系内的、现在又被视为“崛起国”(如中国)的意愿和能力下降，而美国的非盟国(如中国)加入现有秩序的意愿和能力也在下降，但它们却在创造一种与现存秩序平行的地区秩序上有所作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世界)秩序之争”出现并可能愈演愈烈。
欧洲范围之内，国际战争早已成为历史，即使欧洲联盟不存在，也很难想象欧洲国家之间重开1945年以前的长期的战争历史。亚洲完全不一样，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主导了亚洲地区的国际关系，但是，国家之间的冲突只是被掩盖起来，并不是如欧洲那样从本源上根除了。即使是现实的国际关系问题、领土纠纷、发展所带来的冲突和民族主义等仍然是亚洲可能的国际战争的根源。
三、亚洲协调已具基础
冷战结束后，亚洲协调或者类似(准)亚洲协调在亚洲得到一些发展。如目前亚洲地区出现的各种地区机制、安排和会议(论坛)等，均可以视为亚洲协调。它们可以区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指亚洲地区多边进程。该进程参与方既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亚太经合组织(APEC)从成立之初就包括了美国和中国。而该组织的“亚太”二字就是一个冷战结束以后的美国概念。东盟于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刚结束和东盟刚扩大)创建的东盟地区论坛(ARF)及其“东盟+”进程，这些进程一直发展到美国和俄罗斯、印度等都参加的“东亚峰会”(EAS)的成立。
第二类，是指临时的、特别是陷入僵局或者已经失败的进程。该进程参与方既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这里指的是2003年开始和2007年中止的朝核危机六方会谈。尽管中国等直到现在仍然呼吁“重开”六方会谈，但这一进程仍然停滞不前。
第三类，是指没有美国的地区多边进程(地区组织)。这里，最重要的是上海合作组织(SCO)，该组织不可能包括美国，因为美国不是亚洲也非亚欧国家。而另一个不包括美国的地区进程则是亚欧会议(ASEM)，这是亚洲(尤其是东亚)和欧盟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进程。
第四类，是指没有中国的地区多边进程。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之一是尽可能把中国纳入国际制度和地区组织(地区会议)，而中国也竭力加入(融入)各种国际组织和地区会议，但自从2011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式开展“转向亚洲”战略以来，美国主导的最为重要的跨地区进程却没有包括中国，这里主要是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一排斥(exclusion)中国的现象正好与2014年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危机被开除出八国集团(G8)等排斥现象在同一时段发生。一个更大的排斥现象是，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中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非但没有如期解决，反而成为中国与美国以及欧盟之间的一个突出问题。
没有美国的上海合作组织和没有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许是21世纪全球分裂的不安全事件。
在一些非官方、半官方或者“1.5、2.0轨道”的进程中，中美从合作走向冲突。例如，中美在英国国际战略研究院(IISS)于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上的冲突。⑨
对于美国而言，这些跨地区的多边进程，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并不占据中，心或者主导的地位。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存在”仍然依靠其单边自由行动、双边同盟(军事、政治、战略)，而不是上述多边机制。
对于中国而言，情况则不一样，中国对多边机制的借重有一个转变过程。从冷战后的1992年到2016年，一开始，中国是不相信、也不依靠多边机制的，但到后来，已经非常倚重多边进程。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和六方会谈中担当了“领导”。而中国借重在五花八门的国际安全会议中并不突出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CICA)，⑩提出了一些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建议，这种建议本身显示了中国希望地区多边机制成为地区安全治理的主导机制。
在2014年举办的亚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中方建议，推动亚信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11)但更加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是中国提出的亚洲安全的地区主义：“我们要坚持和发扬亚洲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加强地区各项安全机制协调，逐步探讨构建符合亚洲特点的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这一亚洲安全的地区主义被简单地指责为主张者的亚洲版本的门罗主义。(12)针对门罗主义的指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出席亚信外长会议时指出，“我们欢迎域外国家为亚洲和平发展贡献正能量，同亚洲国家一起促进亚洲安全稳定和发展繁荣”。(13)
在中国看来，到底如何建立这一架构？习近平指出，“建立符合地区特点的安全架构。亚洲存在多个安全合作机制，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都发挥着一定作用。我们要坚持和发扬亚洲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加强地区各项安全机制协调，围绕彼此一致或相近目标逐步开展合作，形成合力，求得实效。在此基础上，可以逐步探讨构建符合亚洲特点的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亚信非政府论坛等平台可以就此进行研讨，就地区安全合作的原则、重点方向等提出设想和建议。”(14)
“域外国家”这一提法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亚洲地区主义的一个核心内容，它说明了亚洲合作的性质和中心是亚洲的，亚洲的问题是亚洲解决的。强调美国是亚洲的“域外国家”的事实并不是排斥美国，更不是中国版的门罗主义，却有助于把亚洲与美国的关系定义清楚，给美国在亚洲的介入划界。欧洲地区主义也一样不会承认美国是欧洲国家。美国是通过大西洋联系欧洲的。美国不会被邀请做欧盟的成员。所以，美国也是欧洲的“域外国家”。在亚洲，不管是现在的东盟共同体还是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将来的“东亚共同体”和“亚洲联盟”，都不会有美国的成员地位。美国也不可能自封为亚洲国家，而是通过太平洋联系亚洲的。
对美国来说，在不可能以亚洲国家的身份参与亚洲多边的安全架构的情况下，“跨太平洋”就显得更加重要。但是，“跨太平洋”的“跨”是确认了美国的“域外国家”身份，也不可能包括所有的亚洲的国家。一个危险是，美国通过“跨太平洋”机制分裂了亚洲，形成参加美国组织的“跨太平洋”的亚洲国家和不属于美国组织的“跨太平洋”的亚洲国家。亚洲协调要做的事情是维持亚洲的统一，协调现有各种亚洲地区安全架构和跨太平洋地区安全架构之间的关系，协调亚洲与美国的关系。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ASEAN)是比较成熟的亚洲地区组织之一。东盟本身就是在亚洲的一个次地区东南亚的亚洲协调。由于东盟奉行的与非东盟国家的对话机制，这个次地区的亚洲协调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的亚洲协调。东盟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确立、维持其中心性(ASEAN's centrality)。东盟共同体(ASEAN community)和东盟的内政(ASEAN's domestic affairs)建立了东盟与外部世界(包括中国等)的清楚边界，即东盟是中心，其他不是东盟成员的都是东盟对外关系的对象。东盟不承认中国也是东南亚国家，即不承认中国是东南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是东盟要处理的对外关系之一。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东盟发挥类似欧盟那样的规范性作用(normative power)。东盟自我宣称的中心性一方面有助于这一小的亚洲协调转变为大的亚洲协调；另一方面，这种大的亚洲协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亚洲协调。东盟通过这样的方式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认同，保持与各大国之间的关系，而参加东盟发起的各种论坛的各大国，都是在利用东盟发挥地区作用。
中国到底如何对待东盟的中心性？
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外交政策以“和平发展”为主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和平共处”基础上重建双边关系。在外交上，中国一直支持东盟的团结，多次对东盟做出和平承诺，且充当了东盟越来越大的外部市场，通过与东盟的自贸区安排，单方面向东盟“让利”。但这种经济支持并没有换来东盟在政治和安全上对中国的让步，反而，一些东盟国家加强了与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作为“安全共同体”的东盟试图以集体力量向中国施压。在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因为南海问题而发生冲突的同时，中国争取一些东盟国家(老挝、柬埔寨等)支持或者理解中国的南海立场，又被指责为中国干涉“东盟的内政”分化瓦解东盟的团结。(15)
在冷战期间最为惨烈的是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和中国的援越抗美，东盟的成立(1967年)就是为了应对中国。东盟大多数国家在冷战后，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走向“民主化”，即使越南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变革。东盟各国与中国在国内政治的差异在本质上扩大，所以，中国与东盟各国更需要“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原则来维系双边关系。
东盟进一步一体化的主要外部动力源正是为了应付中国的崛起。从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交、与新加坡建交以来，东盟成功地“社会化”(socialization)了中国。中国没有犹豫甚至主动地接受东盟设立的东盟+机制(ASEAN+)、互信措施(CBMs)，中国作为非东盟国家第一个(2003年)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并愿意和平和谈判解决关于南海问题，与东盟订立有关《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参加了东盟国防部长会议(ADMM+)等，参加由英国一家全球智库(英国国际战略研究院)组织的“亚洲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等非官方形式的各种对话，中国也同意进入关于“南海行为准则”(COC)的谈判。这种“社会化”使得中国从和平与谈判解决与东盟的分歧、差异、冲突的立场后退的代价很大。
中国尚未构成与东盟的相互“社会化”，因为东盟具有远比中国强大的规范性力量，中国主要是受到东盟的规范化影响，而中国提出的有关国际规范(如“搁置争议”)，因为中国事实上不占据大多数南海的岛礁而遭到东盟的漠视甚至鄙视。
菲律宾以东盟为依托诉诸“国际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解决其与中国在南海的争端，这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这一事件的后果是中国与东盟关系的相互“社会化”的结束，即东盟很难再进一步“社会化”中国，中国与东盟设定的各种进程将停滞不前，最好的情况可能就是如下这些进程，如维持“10+1”，中国也继续参加诸如东盟国防部长会议等，但双方关系缺少实质性的进展。因为中国经济长期趋向放缓、东盟部分国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担心中国的“一带一路”对作为“经济共同体”的东盟经济一体化产生分化作用以及东盟与日本、印度等的经济关系扩大，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关系难以深入，未来的不确定性上升。
不过，东盟的未来(近期指2020年；中期指2030年)发展是不确定的。东盟的中心性如果增强，则不仅有助于东盟共同体在亚洲的作用，而且将有助于亚洲协调的进一步出现；如果东盟的中心性逐步丧失，则不利于亚洲协调的形成。目前，一些东盟成员国不是去努力推动东盟经济共同体，而是努力参加美国组织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地区安全上，一些东盟成员国过度促进美国、日本和印度对中国的平衡，这使得事情走到了东盟的中心性的反面：在东盟，国际关系的中心不是东盟本身，而是大国关系，东盟甚至丧失了中心性。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地区合作遭遇了重大挑战。英国离开欧盟更凸显了作为地区一体化榜样的欧盟困境。欧盟的困境对东盟的一体化是前车之鉴。
四、“中等大国”与亚洲协调
英语语境下国际关系中“middle power”的概念在中文语境中没有得到很到位的解读。笔者一直把这个概念翻译为“中等大国”，而不是流行的“中等强国”，因为这些“中等”(the middle)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大国，而不仅是强国(在某些方面“小”的国家，如新加坡、新西兰、瑞士、瑞典和以色列，却是强国，甚至是超级强国，但不能说他们是大国，大国是比强国更强的国家)。
之所以翻译为“中等大国”还是因为必须有这样的理解原则：“中等大国”这个概念是一个高度矛盾的组合：中等的，但是大国；是大国，却是中等的。只有揭示了这种内在的矛盾性，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中等大国”。
国际体系中的“中等大国”很重要。之所以“中等大国”很重要是因为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的中间性(middle-ness)。中间性是笔者造的一个术语。中间性也是一种中心性(centrality)，即“中等大国”以自己为中心，而不是以“中等大国”结盟和依靠的超级大国为中心制定和执行其外交政策。
本地区的一些国家是“中等大国”。或者进一步地说，亚洲地区的“中等大国”数量也不少。中国“周边”围绕着的不仅有世界大国，而且有“中等大国”：如韩国(甚至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也算一个)、日本、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这些国家不仅在“硬实力”，如经济、科技、军事，而且在“软实力”，如在国际规则、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些亚洲(及太平洋)的“中等大国”一度认定它们的中间性为在美中之间的桥梁或者平衡者。澳大利亚多次表示做美中之间的桥梁，而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把自己定位为在东北亚地区的平衡者。
不过，国际形势的动荡性使“中等大国”的中间性从来就不稳定：中等大国自身的大国抱负使其不满足于诸如桥梁或者平衡者的角色；美国会强烈防止这些中等大国与中国形成超过经济关系之外的安全、战略关系，即防止这些国家增强其在中美的“中间性”。如果想象中国和美国是新的全球“两极”(即使这种“两极”成立也是与美苏两极大为不同的)，但亚洲的“中等大国”实际上并不在中国和美国等的“中间”，其大多数在政治和战略立场上是属于美国组织的地区同盟体系的。中国假如说要组织一个不同于美国的地区体系或者国际体系，这些中等大国的多数不会参加这样的体系(例如，美国的盟国没有参加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项目)，反而，它们中有的会是美国体系的一员来反对中国体系，如日本甚至比美国更反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一带一路”。
“中间”就是调和。现在，因为“中等大国”不能处在本该的“中间”，这使得建立亚洲协调的难度很大。如何使“中等大国”处在“中间”，即使“中等大国”依据其中等的大国抱负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仍然服从美国的霸权，在美国的霸权秩序中担当“盟国”的角色，这应该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努力方向。
一些走向“中间”的“中等大国”将决定亚洲协调能否成功形成。其中，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动向值得关注。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国，但中国又是它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它们可能既要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又要维持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中等大国”的左右逢源往往得到充分注意，却忽略了“中等大国”的抱负与野心。例如，“中等大国”利用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而推进其“大国”目标，解决它们的“中国挑战”。但这些“中等大国”这样做的战略代价是丧失其“中间性”或者“中央性”。
五、中国的选择
从亚太地区“中等大国”的角度看，在中国崛起的情况下，美国选择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concert of powers)——与中国的协调——与中国“分权”，是极其重要的。(16)从世界(全球)大国的角度看，无论是现存的霸权国家(美国)还是崛起的大国(如中国、印度等)是否选择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则同样极其重要。(17)中国未来可选择的针对亚洲(中国的周边)的地区战略正是亚洲协调。遗憾的是，这一选择在国内仍然缺少基本的研究。
本文在下面讨论中国选择亚洲协调的一些重要理由。一旦选择亚洲协调，中国就要发挥亚洲协调组织者的作用，与参与亚洲协调的各国共同努力。
(一)中国新的国际作用：“世界海洋国家”“21世纪海上丝路”
亚洲一直分为大陆亚洲和海洋亚洲。海洋亚洲涉及三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冰洋。亚洲的地区大国以及“中等大国”，不管是老牌的还是新兴的，都属于海洋亚洲。大陆和海洋的区分是亚洲地缘政治、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中最重要的区分之一。
近代以来，地理上属于海洋亚洲、在西太平洋拥有漫长海岸线的中国长期以来却被认为仅是一个亚洲大陆国家，而不是亚洲海洋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因为各种因素长期的发展中心不在海洋而在大陆。中国海洋力量(尤其是海洋经济和海洋军事)是薄弱的，中国甚至也没有清楚的成为世界“海洋国家”的抱负、目标和战略。
但是，中国一直试图在海洋方向变革图强。自19世纪末期日本崛起以来，中国首先遭到了日本作为亚洲海洋强国的巨大挑战和致命加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实际上也主要是对世界海洋国家的开放，尤其是对美国的开放。对外开放是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也使中国逐步走向了世界海洋国家。
中国正式提出建设世界“海洋国家”的系统战略与政策是21世纪的事情。《中共十八大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详细说明了中国走向世界海洋大国以及为此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世界“海洋国家”是中国在世界，尤其是在亚洲的存在、地位和作用的一个重大而根本的转型。
不过，中国距离成为“海洋国家”和建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还有相当的距离，却触动了现存的世界海洋秩序的最为敏感的神经，带来了“四海翻腾”的“权力转移”效果，这是目前中国的东海、南海、台海等海洋地缘政治、地缘战略问题之所以不断变得紧张的主要根源。
即使中国不断地告诉有关各方(尤其是美国和东盟)，南海问题仅仅是“我们与你们关系的一部分”，不要用这一部分“定义”整体的双边关系，(18)不要因为南海问题影响“大局”，但美、日和东盟显然忽视了这样的说辞，而是坚定地认为南海问题的恶化(紧张升级，甚至要考虑战争)是中国追求世界海洋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和“一带一路”的外交政策工具与主要的世界大国和强国之间不幸互动(消极、恶性互动)的结果。
主要地区国家之间的协调，即亚洲协调是解决中国的世界海洋国家目标与战略(中国崛起的目标和指标之一就是成为海洋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的一个方法。这是必须进行的，没有这样的地区安全治理，中国将继续遭遇老牌海洋国家(尤其是海洋霸权、强权)的遏制、抵制和冲突。
从这个角度看，亚洲协调的一个主要任务和艰巨任务是亚洲海洋国家之间对中国海洋崛起的协调。中国需要这一协调避免因为在海上崛起与老牌海洋强国的冲突，美国等需要这一协调避免与海洋崛起的中国在海上的冲突。
目前的现状是：新兴海洋国家如中国和老牌海洋国家如美日之间尚未通过协调形成新的全球海洋治理和世界海洋秩序。而中国的充分参加和作用将使新的全球海洋治理和世界海洋秩序更加公平、合理、有效。习近平多次呼吁：“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19)但实际上，这一呼吁并未得到落实，美国和其他老牌海洋大国不仅尚未准备“容纳”中国在太平洋和其他世界海洋的存在，而且已经与中国开始了激烈的海洋冲突。在双边和多边上进行协调，实现在宽阔的世界海洋容纳作为世界海洋国家的中国，仍然是世界的任务。
(二)在主要国家之间进行协调
中国尚未清楚、肯定地把自己定位为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者。这个角色一旦充当，就不是一个短期角色，而是一个长期角色。中国不能退出已经参加的世界秩序，若退出已经参加的世界秩序，对中国而言将代价太大而无法承受；中国也不具有创建新的世界秩序的能力；即使具有创建新的世界秩序的能力，带头构筑一个适应21世纪的世界秩序，这绝非一日之功，而且中国也未必能可持续地主导这样的新秩序，到底有多少国家加入和支持这样的新秩序都是未知数，而且一旦决定创建一种新秩序，将注定引起与美国及其盟国的新“冷战”。
在这种情况下，在地区安全秩序上，中国需要继续探索与美国主导的泛太平洋安全秩序之间的积极关系。如果很难正式加入这一秩序，但至少也要与该秩序进行良性互动并开展安全合作。目前的中美战略关系的紧张和竞争甚至对抗态势，不利于继续建立这一关系。协调者的角色，从根本上是为了协调出来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统一的、包容的亚洲(包括太平洋)地区秩序，包括其中的安全机制。
(三)推动“权力转移”的和平完成
权力转移的过程不导致冲突甚至战争就要伴随着管理权力转移的主要国家之间协调的建立。根据欧洲和西方的历史经验，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一般建立在“权力转移”论述基础上。
当然，“权力转移”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中国崛起”这一论述或者话语已经流行了二十多年，不仅是国际论述，而且是中国国内论述。但是，在如下情况下，“权力转移”只是一种前景(情景)，而非现实。“许多中国人沉迷在‘崛起’幻觉”中。(20)这一情况是：截至目前，中国的经济力量尚未转化为政治实力，中国的硬实力尚未转化为软实力。没有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实力，没有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权力转移是不可能的。但是，恰恰是这种转化是最为困难的，因为这是结构性的，涉及国内变革。
关于软实力和中国的软实力，在过去十多年，全球范围内(包括中国在内)，已经有各种讨论，但是，这些讨论大多数是没有离开美国原初的、本位的软实力含义(软实力是一种美国概念和理论)。如果进行软实力比较研究的话，很快就会发现，即使在美国，也有人不愿意使用软实力的概念，而是使用与软实力概念的对等的、差不多的概念，例如规范性权力、观念性权力和道义性权力，后三个概念不仅比软实力更容易被理解和把握，而且从不同角度对软实力进行了定义。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贡献是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但他的软实力定义只能是一种关于软实力的定义，而不是垄断了软实力的概念。那些主张规范性权力、观念性权力和道义性权力的学者，为了与约瑟夫·奈有所区别，而不用软实力概念。本文主张使用软实力，但却用规范性、观念性和道义性力量来定义软实力。
在“软实力”基础上塑造中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和国际领导能力。如果在21世纪中后期，“权力转移”大体完成了，即中国在综合国力上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同时因为存在逐步完善的有效的亚洲及其太平洋协调，这一“权力转移”将是历史上最为顺利的，即成功克服了“修昔底德陷阱”。
(四)重启亚洲地区主义
在亚洲，最近几年，地区主义随着美国奥巴马政府的“转向亚洲”政策而销声匿迹了。(21)这是遗憾的消极发展。如果选择亚洲协调，地区主义则是题中应有之义。(22)在欧洲，地区主义并非仅仅限于经济上的自由贸易区，而是关于和平、治理、秩序和繁荣的“政治工程”，所以，是毫不动摇的、别无选择的。大国(如法德)领导欧洲地区主义，但欧洲地区主义的包容性已经使得“欧盟”几乎等同于“欧洲”。
中国应该尽快重启新的亚洲地区主义。这是因为亚洲协调成立的观念基础是亚洲地区主义。地区主义将驱动亚洲协调。不参加或者远离亚洲协调，就等于“脱亚”，有关国家将不得不思考其“脱亚”的巨大代价。朝核六方会谈《九一九声明》(2005年)的一大贡献是中、美、俄、日、韩与朝“共同致力于东北亚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直接有关方将另行谈判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探讨加强东北亚安全合作的途径”。朝核六方会谈可以看作是一种特定的地区主义为原则的东北亚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美国最近提出的“有原则的亚太安全网络”(principled security network in the Asia-Pacific)等，(23)尽管仍然以美国霸权为前提或者条件，但地区安全网络本身也是亚太协调。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提出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是基于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贸易制度对已经出现的各种地区贸易安排，尤其是缺少透明度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的协调。不过，亚太自由贸易区若要具有协调能力，则要借鉴TPP，提出具有足够普遍吸引力的地区贸易治理的规则和规范(最佳实践)。2014年，APEC北京峰会通过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是中国协调的结果。(24)不管是美国主导的TPP还是中国寻求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都应该只是走向开放和包容的地区经济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的工具和途径。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是亚洲协调的基础，汲取欧盟的经验教训，需要在扩大的同时得到巩固，同时，亚信等可以成为亚洲安全与和平理事会。
(五)以中美协调为关键
“新型大国关系”到底“新”在何处？笔者认为，其“新”在中美协调和把中美协调放到亚洲协调中，并通过亚洲协调解决中美冲突。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是应对美国的“转向亚洲”或者“再平衡”的。在两届为期八年的奥巴马政府即将卸任之际(2017年1月)，美国并没有完全接受“新型大国关系”。如果把“新型大国关系”的“新”理解为中美协调，那么今后中国则要继续推进这一进程。中美能否做到下述的相互承认和相互不接受？中国继续承认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尤其是美国对亚洲地区秩序在内的世界秩序的重大贡献，但肯定不接受美国在亚洲的霸权，而美国也承认、接受中国在亚洲地区繁荣和安全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但肯定不会接受中国在亚洲的主导权。本文认为这是可能的且是必要的，这才是亚洲协调的关键。事实上，尽管美国一直自认为是亚洲的霸权，实际上，由于中国的存在及其中国对待美国在亚洲存在的态度，在东亚地区，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美国霸权。根据牛军的研究，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逐渐达成一个不是共识的共识：中美“都不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25)所以，中美一直在进行着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其结果就是：一方面，因为中国，美国实际上在东亚并未拥有大多数人所理解的无所不包的霸权地位(hegemony)；另一方面，因为美国，就是真的有意，中国在东亚也不可能重新建立地区霸权。现在的危险发展是：“中美战略互疑可能带来的长远后果就是互相误读对方的意图，使原有的基础共识消失了”。(26)目前，美国似乎正在调整其“转向亚洲”的对华政策，上述美国在“有原则的亚太安全网络”下邀请中国海军参加环太平洋2016年军演(RIMPAC)。(27)其实，中国可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等借鉴“东盟方式”，搞一个“上海+”以包括美国。
(六)不可或缺全球协调
亚洲协调是全球协调的一部分，向全球其他重要行为体开放。亚洲协调为21世纪的全球协调提供基础与范例，导向全球安全治理。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包括联合国、欧洲联盟和非洲联盟等)都可以参加亚洲协调。
六、结论
目前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形成了深层的重大的紧张与冲突。亚洲协调是解决紧张与冲突的根本方法之一。
1990年以来，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发展，已经为亚洲协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即，本地区的一个趋势是走向亚洲协调。但是，这些发展并不是主动的、设计的亚洲协调。亚洲也即太平洋地区需要一个符合本地区现状和趋势的地区协调。
亚洲协调是主要国家之间的各种协调中的最主要协调，即是高于目前存在的各种双边安排(从美国组织的同盟体系到中俄的战略协作关系)和各种“次区域”安排(从上海合作组织到东盟)，对事关和平(战争)、安全(战略)、秩序等重大问题进行的地区治理。如果没有亚洲协调，在对抗和冲突加剧的情况下，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目前的各种分裂趋势将加剧。
历史上的欧洲协调并不等于当时的欧洲的大国协调。这一点常常被人们所误解。英文的concert of powers不幸被误解为中文的大国协调，这是对欧洲历史的曲解。19世纪的欧洲协调固然是当时的大国主导，但并不是说当时的欧洲中小国家就在其中完全被动或者根本不在其中。与欧洲协调的经验等不同，甚至与目前存在的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协调(如二十国集团在金融和财政上的大国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不同，亚洲协调不是几个大国(如中、美、俄、日、印度等)之间的协调，而是一个包容性的(包括绝大多数本地区国家和有关的全球国家的)协调。亚洲协调不仅包括大国协调，也包括亚洲地区(含太平洋)其他重要国家，例如巴基斯坦、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以及作为一个地区安全共同体的东盟，还包括愿意参加进来的其他重要国家和国际行为体，如欧盟。
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美国不可能接受亚洲协调，更不可能推动亚洲协调，而是继续依靠加强其在亚洲的同盟来“管理”中国，但是，美国也许最终会意识到，老的办法并不能解决新的问题，只有亚洲协调才是保持、维持和增进美国在亚洲存在的几乎最有效方法。亚洲是21世纪的世界中心(经济和安全)，日本在21世纪如果“脱亚”则是远离世界中心。而日本借助美国来对抗中国，甚至联合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和东盟等对抗中国，并不能达到日本重新至少在经济上主导亚洲的目标，因为这些国家与日本在其“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和利益存在很大差异。一些东盟国家选择与中国对抗并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其代价是削弱东盟的中心性甚至使东盟共同体名不副实，而不能进一步一体化的东盟，其地区的地缘战略价值就下降了。
对中国来说，历史的机会是主动提出和设计亚洲协调，作为中国长期的(对)亚洲战略与(对)亚洲政策。中国奉行“和平发展”，大为修正了源于欧洲等地区的“贸易和平”，实现了亚洲的“发展和平”。如果中国和本地区其他大国或者强国选择亚洲协调，则亚洲的“贸易和平”或者“发展和平”将主导21世纪，加上1979-1980年开始到今天的近四十年和平，到2079-2080年，亚洲的百年和平是完全可能的。
*笔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期刊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给予的中肯意见，并承担文中全部疏漏、错误的责任。
[收稿日期：20116-07-04]
[修回日期：2016-07-27]
注释：
①[匈牙利]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56页。
②Jennifer Mitzen,Power in Concert:The Nine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Global Governa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
③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院：《21世纪的全球强国协调》(政策报告)，2014，http://www.hsfk.de/fileadmin/HSFK/hsfk_downloads/PolicyPaper_ATwentyFirstCenturyConcertofPowers.pdf。本文作者是该项目的主要参加者之一。而该项目的理论卷的第一章见：[德]哈拉尔德·米勒、卡斯滕·劳赫：《管控权力转移：面向21世纪的大国协调机制》，李亚丽译，载《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4期，第36-67页。米勒教授曾是德国政府军控谈判前首席代表，原法兰克福和平研究院院长，法兰克福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是该项目的主持人。
④Barry Buzan and Gerald Segal,Anticipating the Future:Twenty Millennia of Human Progress,London:Simon and Schuster,1997.
⑤对这一类比的概括可以见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反复强调的观点：“亚洲更像是19世纪的欧洲，存在着爆发更大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参见Henry Kissinger,Remarks at the 50th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MSC),February 1,2014,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4/02/221134.htm。
⑥Christopher Coker,The Improbable War:China,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ogic of Great Power Conflict,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⑦[韩]金永熙：《韩国应放弃部署萨德计划》，韩国《中央日报》(网络版)，2016年7月1日，http://chinese.joins.com/gb/article.do? method=detail&art_id=153842。
⑧Graham Allison,"Avoiding Thucydides's Trap," Financial Times(London),August 22,2012.
⑨见维基百科对香格里拉对话的介绍，https://en.wikipedia.org/wiki/Shangri_La_Dialogue.
⑩见维基百科对亚信会议的介绍，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ference_on_Interaction_and_Confidence_Building_Measures_in_Asia.
(11)习近平：《建议推动亚信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21/c_1110792672.htm。
(12)杨成：《看亚信：中国版“门罗主义”错觉》，澎湃网，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46742。
(13)习近平：《在亚信外长会议上的讲话》，观察者网，2016年4月28日，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6_04_28_358517.s.shtml。
(14)习近平：《在亚信外长会议上的讲话》，观察者网，2016年4月28日，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6_04_28_358517.s.shtml。
(15)Saifulbahri Ismail,"China's pact with Cambodia,Laos an interference in ASEAN's domestic affairs:Former Sec-Gen," April 25,2016,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asiapacific/chinas-pact-with/2729132.html.
(16)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之一是曾担任过澳大利亚国防部高官的国际关系学者休·怀特(Hugh White)，见Hugh White,The China Choice:Why America Should Share Power,Black Inc.,2012。这是一本影响力很大的小册子。澳大利亚著名国际关系专家科拉尔·贝尔(Coral Bell)去世前指出，世界走向六大强权(美国、中国、欧盟、印度、俄罗斯和日本)的多极局面，为了防止大国冲突，大国协调几乎是唯一有效的现实主义的安排。参见Coral Bell,The End of the Vasco Da Gama Era:The Next Landscape of World Politics,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2007。怀特继承和发扬了贝尔的这一战略思想。
(17)Pang Zhongying,"China's Choice:Contributing to the Emergence of a Concert of Powers in the Asia-Pacific," in AndreasHerberg-Rothe,ed.,Implications of World War I for the Current Conflicts in Asia,Fulda,Germany,2014.https://www2005.hs-fulda.de/fileadmin/Fachbereich_SK/Professoren/Herberg-Rothe/Implications_of_World_War_I_for_the_Current_Conflicts_in_Asia_überarb._.pdf.
(18)Chen Dingding,"The South China Sea Does Not Define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http://thediplomat.com/2016/06/reality-check-the-south-china-sea-does-not-define-the-us-china-relationship/.
(19)习近平首次提出这一“容纳”论是2013年6月7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非正式会晤时。
(20)程亚文：《许多中国人沉迷于“崛起”幻觉》，载程亚文：《大国战略力：帝国盛衰的六种力量》，上海：文汇出版社2016年版。
(21)庞中英：《地区主义浪潮陷入低谷》，载《人民论坛》，2012年第4期。
(22)He Baogang,"Symposium:Power Shift:A Concert of Powers and Hybrid Regionalism in Asia,"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7,No.4(December 2012),pp.677-690.
(23)"Remarks on 'Asia-Pacific's Principled Security Network' at 2016 IISS Shangri-La Dialogue," by the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Ash Carter,Singapore,June 4,2016,http://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View/Article/791213/remarks-on-asia-pacifics-principled-security-network-at-2016-iiss-shangri-la-di.
(24)该声明原件见亚太经合组织官方网站：http://www.apec.org/Meeting-Papers/Leaders-Declarations/2014/2014_aelm/2014_aelm_annexa.aspx。
(25)牛军：《中美为什么达成在亚太地区反对霸权的共识？》，共识网，2016，http://www.21ccom.net/html/2016/zlwj_0531/4633_all.html。
(26)牛军：《中美为什么达成在亚太地区反对霸权的共识？》，共识网，2016，http://www.21ccom.net/html/2016/zlwj_0531/4633_all.html。
(27)"Olive Branch:Washington Not Excluding China From US-led World Order," http://sputniknews.com/politics/20160623/1041833422/us-china-carter-world-order-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