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孔夫子再度走红。随着于丹讲《论语》，孔夫子的牌位越垒越高，有点摇摇欲坠了。以央视的影响力和其弘扬主旋律的一贯作风，孔夫子及其学说广播人心。不仅如此，“孔家店”也追随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潮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在不同地区和国家开设了若干“孔子学院”，开始“连锁经营”。就像被冷落多年的姨太太，一朝扶正，风光无限，儒家学说重新确立了自己在传统中国的领导地位。
不过，在下看来，孔夫子及其“事业”如此红火热闹，除了出版商大赚了一笔之外，只能再一次表明大多数中国人缺乏普遍的自省和对传统文化的科学判断。很多人依然相信“博大精深”，依然坚信“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甚至认为我们应该在世界人民中普及儒家文化，否则，地球就会变暖了。
果真如此吗？否也。
在“批判”孔夫子之前，先说另一个被中国人普遍忽视的问题：规则。中国功夫“天下无敌”，可是，中国人没有规则意识，都是“打乱拳”的，这一点，不如西方的拳击。其实，不仅武林中人没有游戏规则，文人相轻，也都是“散打”的套路，“拳脚相加”，手里有什么家伙就用什么家伙，完全没有规矩可循，这就造成了中国人辩论中经常出现的情形：吵得很厉害，说的却不是一回事儿，就像曾经流行的大专辩论会一样，各执一词，而不是针锋相对。
孔夫子是“万世师表”，既如此，我们就以一个好老师的标准来衡量衡量，看看孔夫子是否优秀，或者是否合格。什么样的老师算是好老师呢？在我看来，有这么几条：第一，科学态度——作为一个研究者，必须具有求实、创新的研究态度，这是教师的首要。第二，研究成果——是否取得了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或者开辟了一个前瞻性的研究方向；第三，教学手段和方法——是否采用了先进的教学手段，并将探求真理的有效方法传授给学生；第四，教学成果——是否培养出了杰出人才。
有了标准，评判就简单了。
1，孔夫子是不求实的。
孔子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而且，勇于实践。他周游列国，到处推销他自己的治国方略以及理想政治，可没有任何君王买他的帐，只落下一个“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名声。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我们虽然不能把所有的“罪责”都加到孔夫子一个人身上，但是，孔夫子不切实际、虚无缥缈的政治理想是他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以上这段文字，今译之为：
“伟大啊，尧这样的君主！崇高啊，天是最高大的，只有尧可以与天比。他的恩德多么广博啊，老百姓真不知道怎么称赞他。他的功绩多么崇高啊，他的礼仪制度多么光辉灿烂。”
有关尧舜，《论语》中还有多处。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孔子说：“多么伟大啊，舜禹贵为天子，拥有天下，却一点也不谋私利。”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说：“能够使自己没做什么却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些什么呢？他只是恭敬、端正地坐在君王的位子上扒了。”言之凿凿，就想亲眼所见一样。
在孔夫子的心目里，尧舜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极乐的时代，尧舜自然是最贤明的人主，那时的礼仪、典章、宫殿、车马、服饰、饮食以及音乐，都是无可挑剔、至善至美的。可是，我们只想问一句，尧舜究竟是传说？还是事实？有据可考的中国历史，是从夏朝开始的。之前，不足为信，不足为凭。孔子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尧舜之存在，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尧舜时期是一个其乐融融的时代。既如此，孔子言必称尧舜，怎么能让别人相信呢。
也许有人说，尧舜距今遥遥无期，我们没有机会瞻仰“伟大的古代文明”，而孔子当时，尚能看到尧舜之遗迹。其实，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以孔子所在时代的技术手段而言，他们对上古时期的了解并不比21世纪的我们更多、更详尽。
有一个历史悬案可为例证。
阿房宫是秦始皇修建的一座“形象工程”，据唐朝诗人杜牧《阿房宫赋》的描写，阿房宫：“覆压叁百馀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这些诗意的描绘特别能唤起中国人对秦始皇丰功伟业的无限遐想，可惜，阿房宫被项羽一把火烧了，连一片瓦也没有留下。
事实如此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先生率领的考古队，从2002年10月至2004年12月，对阿房宫遗址进行地毯式全面发掘之后，在阿房宫遗址的夯土台基之上，没有发现秦代遗物堆积层和秦代宫殿建筑遗迹，更没有发现被大火焚烧的建筑遗存。据此，刘庆柱先生断言：阿房宫没有建成，它只有一个夯土地基，或者说，阿房宫只是一个刚刚冒出地面的“半拉子”工程；“火烧”阿房宫也不属实。
在这个疑案中，杜牧比我们早，司马迁更比我们靠前，可是，限于当时粗糙的技术手段，司马迁和杜牧被“美丽的传说”彻底蒙蔽了。而我们虽然站得更远，却能够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穿越历史的云烟，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孔子所说的尧舜不过是他的空想，除去他内心对远古时代的向往之外，关于尧舜，他一无所有、一无所知。对此，《论语》中也有记述：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作证明；殷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一座证明。这是杞国、宋国的典籍资料和熟悉历史的贤人不够的原因。如果他们资料充足，那么，我就可以用来做证明了。”
可见，孔夫子所掌握的信史，和现代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一致的——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夏朝开始的——夏之前，是传说流行的岁月。尧舜等孔夫子所推崇的古代圣人，都生活在神话传说当中。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神话，可是，如果一个民族拿神话当真，非要现实世界模拟和仿照神话中的人物和事迹，是不是非常幼稚啊。“万世师表”的孔子，开口闭口谈什么“尧舜盛世”，是不是既有自欺的滑稽，也有欺人的可耻啊。退一步说，以“不足征”的史料示人，即使撇开欺骗这种恶意的揣测，其不求真、不求实的治学态度却是洗刷不掉的。
2，孔夫子是复古的，而复古与创新是天然对抗的。
一个人的思想及其行为特征，总是特殊环境影响的结果。生在乱世的孔子，也不例外。不过，孔子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即：向后看，从历史遗脉中寻找拯救乱世的良方。这种和世界潮流完全背反的历史观，经由孟子的发扬光大，成为主导中国人精神的“历史退化观”，使中国人始终无法从“传统主导型”社会迈进现代社会的门槛——迄今，中国也不是现代社会，而是游离在现代社会之外的“世外田园”，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最大的幸事和骄傲，那么，孔子自然应该彪炳千秋；反之，如果这是中国人需要尽快修正的痼疾，那么，担负最大责任的孔子及其学说自然难辞其咎。
孔子想做的，主要是重整周朝的礼制，把“礼崩乐坏”的社会复归到“君臣父子”的序列中。他的这些思想和作为，也在《论语》中多次出现。
子曰：“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废除和增加了哪些，现在可以通过考察而知道；周朝继承殷朝的礼仪制度，废除和增加了什么，也是可以知道的，以后继承周朝的，即使一百代以后，它的礼仪制度也是可以推知的。
孔子的话，没有错。今天，我们这个国家的礼仪制度，整体上依然是“殷商遗风”，等级制的根基和核心未变。前一阵，北京市公布了领导干部出差报销标准，局级干部一天300元，处级干部150元；这种思路，沿袭的正是礼制的衣钵。还有住房、坐车、看病等等，都有非常明显的等下之别。此外，城市和乡村，干部和工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明显的对抗和分裂，不都是孔夫子埋下的“祸根”吗？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在孔子看来，大势已去的周王朝才是他的理想国，才是他要努力实现的人生目标。这一坚韧的信念，并没有因为孔子一生的颠沛流离、四处奔波而有所减退，这是孔子令人感动的一面，可是，如果我们因此就将孔子树立为中国文化的象征，那么，这种象征的真正含义就是复古，就是“我们祖上阔多了”的无奈叹息，所以，鲁迅笔下的阿Q不过是孔夫子的漫画，阿Q所感所叹和2000年前的孔子别无二致。
为了给周朝礼制增加可信度和神秘感，孔子费尽了心机，不惜杜撰了唐尧虞舜和夏禹三个圣人，以证明：礼制不仅曾维系了周代的统一和治平，且是有史以来帝王治平的依据。这么做让人想起五粮液的广告词：“国窖1573”——借古作势，以势压人，孔夫子之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啊。酒是陈的香，可制度和文化如果不能与时俱新的话，岂不是固步自封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该感谢孔子还是该清理孔子的思想杂碎呢？读者三思。
3，孔夫子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礼”，而“礼”的内在精神是维持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这是儒学体系的致命伤。
“礼”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概念，不过，正像儒家体系的庞杂无序一样，“礼”的内涵也从来没有确切的定义。一般来说，“礼”有两种含义。第一，“礼制”，是指社会关系中每一个人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君臣父子，衣食住行，各有体例；第二，“礼治”，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也可以认为是“礼制”的成效。即“制”为手段，“治”为结果。
在孔夫子及其信徒看来，要想构建一个彬彬有礼的“和谐”社会，必须预先给不同阶级的人进行“行为设定”，“礼制”的用意就在于此。在所有儒家经典中，有关“礼制”的论述是最详尽的。礼制体系是一个周密的社会组织计划，其中有宗教祭祀的典礼规则，宴饮骑射的规则，男女老少的行为，对老年人的尊敬和照顾，宫殿车马的配置等等，应有尽有，无所不包。“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言一行，一笑一颦，都是有规矩的。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庞大的棋盘，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就是棋子，前行后退，循规蹈矩，任何一个人不能有所逾越。
积极地看，这是圣人为众生描绘的理想蓝图；理性地看，这种事先安排的制度无异于一个巨大的枷锁。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有效运行，都需要外在的维持力量并因此而产生巨大的维持成本，“礼制”也不例外。孔夫子及其信徒忽视了这一点，仅仅设计了周详的“礼制”，却没有设计维持“礼制”运转的保障力量，致使礼制“看上去很美”，却难以实施。
有一次，鲁哀公宴请大臣，孔夫子也在被邀之列。宴会开始，鲁哀公给大臣每人发了一个鲜桃，众大臣谢赏之后，就吃了。只有孔子一个人没吃。宴会过后，孔子自己却吃开了桃，大家哄然大笑。孔子站起来说：“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谷之长，郊礼宗庙以为上盛。果属六下，而桃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庙”。意思是说，粮食、蔬菜、水果也是有等差的，宴会要先吃饭，后吃水果，才符合礼仪，否则，就不合规矩。
这个故事，既显示了孔子的“天真可爱”，也说明“礼制”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什么都管，真累。而且，费力不讨好。如果，孔夫子亲自监督都不能保证“礼制”有效运行的话，圣人之后，怎么能保证一个无所不包、繁杂无序的“礼制”能囊括全体人民的行为呢？善意的说，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天真”，而认真地说，只能是一种以“计划思维”主导人民自由意志的不自量力的狂妄和无知。
再则，“礼”的内在精神是维持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这是儒学的致命伤。比较基督教和佛教的平等理念，孔子的思想的确是“中国特色”。显然，佛教和基督教的思想，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因为，追求自由、平等乃人类共同的志向和与生俱来的愿望。而孔子的“礼”却仅仅属于一个“礼崩乐坏”的特殊时期，因为，“礼”所蕴含的内在精神是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
此外，孔夫子的“问题”还表现在：
4，孔夫子开辟的儒学研究方向，逐步走入了死胡同——当下，如果一个老师给学生选择了一个没有前途的研究方向，学生表面上不说，背后不定怎么骂老师“有眼无珠”呢？可是，看看孔夫子开辟的儒学迄今取得了什么卓越成效呢？一则以空，越来越多的研究流于空泛，除去增加纸张消耗和变成新的“典籍”之外，别无他用。一则以繁琐，《四书五经》的集注和今译层出不穷，却缺乏自始至终的逻辑。儒学开始是一团乱麻，今天，更乱了，而且因为其混乱反倒使缺乏思考的中国人认为其“博大精深”并心生敬意——因为，对于自己搞不明白的东西，人们总是敬畏的。
5，孔夫子的教学方法是陈旧的，就是“一言堂”，而不是苏格拉底式的辩论——《论语》是孔夫子的言行汇编，翻开一看，是一个对话集。学生们有了问题，孔夫子给出答案。这种关系，和现在的新闻发言制度非常相像。孔夫子就是“新闻发言人”，有问必答，无所不知。真理越辨越明，显然，孔子的教学方法既不先进也不科学，这并不是以现代的眼光苛责孔子，而是和孔子同时的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就是这么做的。孔子的“一言堂”，苏格拉底的辩论，哪一个更好呢？自有分晓。
6，孔夫子的学生一代不如一代，越往后，水平越差——孔夫子三千弟子，却没有一个超过他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时代在进步，人的认知能力也在进步，学生超过老师是一个历史的铁律。当然，我们不是说孔子的下一代弟子一定要超过它，而是说，在儒学诞生2500年的历史之中，始终没有一个学生能够达到或者超过孔子，孟子、荀子、程朱理学，一代不如一代，越往后，水平越差。这种现象，或许说明孔子不是一个好老师，也可以证明儒学没什么可研究的，否则，不会这么多代人，都出不了像样的成果，都不能超越他们的祖师爷。
最后，以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比较结束本文——这样做，是要说明，本人并不是用现代的尺子去度量孔子，而是用同一个尺度去看待和孔子同时代的西方贤哲。两者比较，即可展现孔夫子的“中国本色”和“伟大之处”。
孔子对旧有文化是站在美化、保守的立场，苏格拉底则采取怀疑批评的态度；
孔子是一位救世型的人物，企图以“礼”拯救世界和大众；苏格拉底则是一位智者，它教给人们如何以个人的理性思考分辨是非并找到各自追求幸福的道路；
孔子重内省，以求生活的合理性，其儒学体系着重实际而与科学的思辨无关；苏格拉底重定义，以求思想或知识的确定性；
孔子是“在朝”的，苏格拉底是“在野”的；
孔子迷恋官位和权势，苏格拉底则保持学者的独立性；
孔子寿终正寝，苏格拉底则殉道而死。
2007年6月20日星期三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