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那代人中，有一桩令人费解的轶事：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和他领导的集体共同创造了几乎是世界独有的新民主主义，但刚刚取得政权，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变了，提出新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1942年版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有一句话——什么叫做新民主主义？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我们特殊的国际条件下和国内条件下发展一百年的资本主义，在这时已经不要了，还有那个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反周期侓民主，非资产阶级非精英化民主也跟着不要了。

史称，在七届二中全会（1949 年 3月5～13日）上，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阐明在胜利后，中共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基本途径。报告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囯各种经济成分，指出在全国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就是说，七届二中全会，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这在理论界有几种不同的解释。

我在笫十九文中点到胡乔木与于光远大名时，曾经写道：

——30年前，胡乔木等人认为，我们建国以后所遇到的情况，与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的设想，基本上是相符的。我们的想法和做法，也同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特别是革命以后多次说过的道理很接近（ 《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笫8页）。而于光远（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报告起草人之一）代表了另一个说法。他认为，建国以后，我国的历史带有一种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过渡性质。“带过渡性质的历史时期” 和“过渡时期” 是两回事。“过渡时期” 不是泛指带有过渡性质的历史时期，它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是一个专门的名词，它的涵义已经在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有了明白的说明。他认为，我国并不存在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或者我们五十年代所说的那种“过渡时期”（《 东方之子-大家丛书-于光远卷》，华文出版社，1999年1月笫1版，笫232-233页）。

这里不说胡乔木，只说于光远在1988年11月25日在刘少奇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这个发言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的历史命运》为题，集结在《 东方之子-大家丛书-于光远卷》一书中。于光远在发言中讲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这种新民主主义社会已经从多方面给了基本的规定性。以后，他和刘少奇等人的著作又更进一步丰畗和展开“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的各个方面。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在毛泽东刘少奇等人以后的著作中有了更为具体的内容。于光远在发言中又讲到，“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的基本点，就是中国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的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同列宁说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是不相同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那个生长着的社会主义同死亡着资本主义彼此斗争的历史时期，而是一个为了与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要建立一个既要使社会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又要允许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一个相当发展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没有几十年，就不能经历这样一个社会发展阶段。

于光远的这个说法，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即“新民主主义论” 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论” 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这样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在于光远看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论” 的内容是关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和——说得宽泛一些——一切半殖民地国家进行的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阶段性、前途的学说；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则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将要经历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学说。于光远认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毛泽东的功绩是把这方面的理论观点阐述得系统、集中、生动，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新时代中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同中国实际结合得很好。然而就其基本內容来说，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内容并没有超出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加上列宁和斯大林所阐述过的原理的范围之外。但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却是过去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所从来没有涉及的。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是崭新的东西。

于光远在解释“变化” 时是这么说的，在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时，只注意去作它同“社会主义社会” 的区分，而没有去作它同“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 的社会的区分，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提出和发展中在理论方面的一大弱点。因为存在这个弱点，以后在出现一些新情况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就先是向列宁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理论靠拢，最后被这个过渡时期的理论所代替，即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如果理解了于光远对“变化” 的这个解释，也就理解了众所周知的胡乔木的对“变化” 的另一个解释。他们两人的共同点和分歧都很明显。共同点是他们两人都肯定20世纪50年代的“改造”是一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分歧点是于光远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改造” 是因理论失误而导致实践的失误，而胡乔木则认为理论没问题（我们建国以后所遇到的情况，与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的设想，基本上是相符的。我们的想法和做法，也同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特别是革命以后多次说过的道理很接近），毛病发生在实践，搞得快了些粗了些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他们两人对“变化” 的不同的解释，在好长一段时间为理论界津津乐道，虽然存有正方与反方争论。这可能是由于理论界很少有人达到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以及他们对“变化”的解释都相当生动地说明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道路的思想和方法的缘故。只要看看30年前《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中的徐道河《社会主义的一曲胜利凯歌——回顾资本工商业的社会主改造》、薛莘《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的胜利——兼评关于“农业社会主义” 的议论》以及吴象陆学艺《论农业生产责任制和统包关系》等等文章就明白了。

在我看来，上述对“变化”的解释，无论是于光远的重理论失误的解释，还是胡乔木的重实践失误的解释，都不十分可靠。

我在笫十九文中写道，若冷静地观察30年前的中国思想理论界，除去极少数外，还没有人敢于公开举旗反对社会主义。正方与反方的声音基本上左右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等的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时空差”， 并在这个“时空差” 中推演当代中国的历史时空。正方与反方都在作马列本本的“理论联系中国的实际”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今天，对“变化”的解释，又有了个同国际接轨的“现代化” 的“时空差”。 正方与反方都在企求同西方学者对接对话的“现代化”的历史时空中，所作的“理论联系中国的实际”而得出的不同的结论。但直到今天，都没有讲清楚，究竞是什么影响了毛泽东那代人对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信心，以及毛泽东那代人在成功地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同时遗留下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达到的认识“水平” ，按刘建平《意识形态陷阱：国家工业化战略与农业合作化高潮》一文（共识网时间:2010-03-28 11:56）的说法是：

——关于新中国过渡时期的研究，大致有三类学者的著述较多涉及。一是党史学者，他们主要探讨农业合作化，其作文的结论大都与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表述一致：既称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成功，甚至这边称赞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创造了逐步过渡的形式”，那边又遗憾出现了《决议》中已经指出的所谓“四过”──“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但同时一定还要作“我们不苛求”历史之类的表白。二是经济学者，他们多探讨工业化。尽管《决议》对当时的工业化战略无溢美之辞，但学者们仍然表现出历史合理主义的态度，努力地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寻找某种历史合理性论证；岂不知那些论证诸如“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中共领导人认为优先发展轻工业“会遇到市场狭小、需求不足，从而无从取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积累的问题”之类，从当时的决策过程来看根本没有实证根据。三是农村问题学者，其研究注意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统购统销与农业合作化高潮的事实与逻辑关系，但坚称50年代放弃新民主主义“并不主要是中国人出于意识形态的主观选择”，当时在战后两个阵营之间和周边地缘政治长期恶化的压力下，“我们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只能谋取以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发展”来自立于世界，“中国的国家工业化积累除了让农村和农民做出牺牲没有其他选择”。此种傲慢的国家主义姿态使得没有历史书写资质的中国农民显得分外可怜，很让人们见识了为了国家建设只能牺牲人民利益（一般表达为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这种荒唐、冷酷的强权逻辑──其实，1953年春天纠正农业合作化急躁冒进倾向，受中共中央委托而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就指出了：“没有一个农民会相信当前强迫他们和侵犯他们利益的互助组合作社，可以在未来满足他们利益的。”

按刘建平的说法是，上述无论那一类著述，其共同的重大缺陷是没有进行细致的、实证的过程研究，迷信或轻言历史的唯一绝对性，因此不能认识到是意识形态偏执导致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从而引发粮食收购危机，最终酿成了通过政治斗争强行推进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后果。

在我看来，上述无论那一类包括刘建平的说法都将简单问题复杂化。这其中的原因是，随着岁月的推移，当初毛泽东那代人，不是想些什么而是准备干些什么的问题渐渐地被淡忘了。人们已经不再在《南京条約》之后陷于自战国以来中华民族最为混乱与苦难的“全方位开放” 的百年的特定的时空的历史条件下来谈论了，人们已经离开传统中国数千年总背景来谈论了，直接用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来来“剪切”了。

撇开主义不说，想的问题已解决。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清王朝（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三个时期的国家与中央政府，都在围绕着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一时代的宏观走向，企图在农业文明 对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锻造一个伟大的国家以承载社会的历史大变迁，也企图驾驭社会锻造一个对接传統与近现代的有机有效的社会载体。这些都是想的问颗。而干什么怎么干三个时期的国家与中央政府肯定不同的。说到底新民主主义论是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一时代的宏观走向的第三条发展战略道路。

从人类史看，近现代是指对解放的自觉。这里所说的解放，不仅仅是指挣脫政治的压迫和异化，还包括摆脱饥饿、病痛和苛酷的体力劳动，从而废除社会的束缚与歧视，获得精神的自由。人类近现代的历史正是不懈地寻求这一解放过程。也就是说近现代与传统的区别在于，人们笫一次具有人必须获得解放的自觉，并且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自觉地寻求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等一切领域的变革。当然，变革的具体形态以各民族所承载的不同传统而各不相同。但无论怎么说，这其中的理想首先是自由主义的理想。我在笫七文中简述了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思潮的起源。到了马克思那里，政治解放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工人阶级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从社会思想史考察，自由主义思潮、民主主义思潮、资本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它的故乡源头应该在西方而不在中国。没有自由主义思潮、民主主义思潮、资本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我在笫二十二文中写道，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家思想所发生的真正影响直到笫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开始。1913年出版的论19世纪的史学的经典性概述甚至连马克思的名字都没有提到。1917年的俄国革命迫使俄国以外的历史学家开始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历史所作的解释。即便如此，他们的反应本质上是敌意的。促使这种状态开始真正转变的事件是1929-1930年的世界性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证实。1929-1930年的世界性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时期。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思考自己的观点。这一大长段，目的是想说近现代在中国，不是从人类史看，近现代是指对解放的自觉的开端，而是在《南京条約》之后陷于自战国以来中华民族最为混乱与苦难的“全方位开放” 的百年的特定的时空的历史条件下引出的从改良到革命的现实，而从改良到革命都不是为着人必须获得解放，而是为着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一时代的宏观走向，而作为第三条发展战略道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的。

所以呢，我多次讲到，毛泽东那代人始终坚信 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一个从“新”民主主义到“半”社会主义再到“全”社会主义的完整的链条，而作为第一步必须走新民主主义道路，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而这条新民主主义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为载体，是一条既与一切马列本本上的或实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一切近现代化过程中的资本主义激进或保守道路相反的道路。

《南京条約》之后陷于自战国以来中华民族最为混乱与苦难的“全方位开放” 的百年的特定的时空的历史条件，这句话我己不知重复说了多少次，但到今天为止都没有说出其内涵究竟是什么！？这里借用气象学术语也是人们曰常用语即气候与天气关系来说明。如果着眼于时间尺度，气候可以看作是长时间尺度的低频率的大气物理过程，天气则是在气候背景上的短时间尺度的高频率的大气物理过程。这个说法旨在说明，人类历史长河不仅仅是由一段段短暂而强大的激流衔接起来的，还应包括长期的连续性与短期的急剧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我在笫二十二文中，专门讲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错！？但没讲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新的历史发展趋势，却是19世纪末叶显示出来的事情。列宁着眼于这个新的历史发展趋势，仅仅从人类历史长河是由一段段短暂而强大的激流衔接起来的视角，企图从以往的“普遍规律” 中解脱出来，但忽视了长期的连续性与短期的急剧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历史本质的辩证关系。19世纪末叶显示出来的新的历史发展趋势还包括资本越出私人化走向社会化、国际化、全球化。19世纪末叶显示出来的两种新的历史发展趋势如同一枚硬币的正面而反面，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把恩格斯的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论述大大推进了一步，但只说出硬币的一面，因而解释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束后的人类社会历史走向问题。现在回头说，《南京条約》之后陷于自战国以来中华民族最为混乱与苦难的“全方位开放” 的百年的特定的时空的历史条件的内涵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简要地说就是，“气候背景”是数千年来，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运行体制，又到了攺朝换代的关节点——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新民主主义的农村包围城市都以农民为载体争夺中央政府权力；“天气” 则是“全方位开放” 后介入资本越出私人化走向社会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力量在“气候背景”上引起“全方位” 的社会急剧动荡。

从《南京条約》之后陷于自战国以来中华民族最为混乱与苦难的“全方位开放” 的百年的特定的时空的历史条件的内涵中，我们可以看到，1942年版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有一句话——什么叫做新民主主义？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我们特殊的国际条件下和国内条件下发展一百年的资本主义！是把握住长期的连续性与短期的急剧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历史本质的辩证关系的。当然也有将战国时代合纵连横运筹于中苏美关系的因素在里头。

但，刚刚取得政权就放弃了！？究竞是什么影响了毛泽东那代人对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信心呢？

在革命时代，左右毛泽东的一个基本信念是，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谁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因农民问题而引起。

1951年4月17曰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写了一个在互助组织中釆取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的专题报告。刘少奇认为这个报告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与刘少奇不同，毛泽东支持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关于这一点，我在文（四）中已讲到，但没讲清毛泽东支持的理由。史载，毛泽东在了解华北局与山西省委的不同意见后，即要杨尚昆通知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到他住处谈话。毛泽东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以及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毛泽东认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釆用蒸气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那么，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的道理说服了他们。毛泽东的这个“道理” 并不足以说明他的左倾。在毛泽东看来，在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也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釆用蒸气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这个说法也符合事实。

但这个“道理” 使我想起了1949年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针对农民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的真实追梦，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言下之意，农民是资产阶级的尾巴。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是如此，在苏联，农庄集体化是一条血腥镇压的过程。夺取政权之后的毛泽东开始担心农民能否跟上步子了。这个“道理” 也传递出毛泽东那代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的信息就是公有制等于社会主义。这个“道理” 也传递出毛泽东那代人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有一个“天条” 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由这个天条还推出另外的一个“天条”：社会主义在中国，不需要私有制。这个“天条” 形成的根源并不在马列本本，而在前面己说到的实际历史进程——近现代在中国，不是从人类史看，近现代是对解放的自觉的开端，而是在《南京条約》之后陷于自战国以来中华民族最为混乱与苦难的“全方位开放” 的百年的特定的时空的历史条件下引出的从改良到革命的现实，而从改良到革命都不是为着人必须获得解放，而是为着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一时代的宏观走向。

正因为如此，几千年农业社会的传统中国的自组织与选择的结果的个体经济（农户经济）成了毛泽东那代人的一块心病，从而影响了毛泽东那代人对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信心。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那代人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攺造农民与组织农民终结了新民主主义的历史。

本文的中心问题，即毛泽东那代人在成功地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同时遗留下什么问题，到此还没说完，下文继续回答。

2012-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