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施旨在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被广泛而严厉推行。
值得反思的是；有时奋力爬出泥潭，却匆忙奔向沼泽；有时急于躲避一个陷阱，却落入另一个陷阱。中国刚从“马尔萨斯陷阱”中艰难爬出，但未曾想很快即落入“老龄化陷阱”。
据统计，1980年以来，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以年均3%的速度增长。2008年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到1.65亿，占总人口的12%以上。
少儿人口绝对数呈大幅下降趋势，1995年前后中国0-14岁少儿人口绝对数达3.34亿人，2008年减少到2.52亿人。
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将会达到3.2亿以上，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4。很显然，“少年中国”正在逝去。
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缓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因此当人口老龄化问题出现时，一个国家应该已经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能够承受来自老龄化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在人均GDP达到5000－10000美元才进入老年社会，富老同步。
但是，中国是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社会经济尚不发达、人均GDP不到3000美元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年社会，未富先老。上海早在1979年就进入了老年型社会，广东于2003年出现人口老龄化。
联合国的报告强调，从没有一个国家尚处在中国这样的发展阶段便开始出现老龄化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绝大多数国人刚刚摆脱贫困，却面临衰老。
2010年1月，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布报告称；“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但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成本越来越高，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尤为重要的是，独生子女政策损害了社会生态，直接导致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严重失调等问题。
社会生态失衡不仅对于中国经济，而且对社会、文化、教育乃至国防都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相关教育专家宣称，随着出生人口基数的下降，18－22岁适龄学生数量的减少，中国很多大学将面临破产危险。
经济增长势必放缓。长期以来，出口、投资与消费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人口老龄化将重创三匹骏马，使中国经济快速运转的车轮放缓。
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中国的“人口红利”大致是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前后持续约40年。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是800－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得到了充分保证。
研究表明，在2000年之前的GDP增长率中，增加的劳动力的贡献率达到24%。从人口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发展经济的最好时期最多只有20年左右。
当前，非就业人口与就业人口的比例最低，即处于所谓“刘易斯拐点”（Lewisturningpoint），未来20年“人口红利”逐渐耗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将随之消失，如此使得中国所依赖的出口这一“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失去动力。
中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与私营企业的成长与壮大紧密相关。但是，人口老龄化及其负面效应使私营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受到挑战。中国众多私营企业就是在传统的亲属中孕育、成长与壮大的，家族色彩浓厚。
如今，家庭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大量独生子女在没有兄弟姐妹的环境下成长，成人后他们自己及其子女也不再生活在传统的纵横交错的家庭网络之中，很多低成本、高效率的组织纽带将会丧失。
如此，成年后的独生子女难以或不愿承担起企业持续发展的重任，“富二代”的消极影响明显。民营尤其是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受到挑战，这为所谓“国进民退”从侧面作了一个新注脚。
未来中国的“银发经济”不足以填补“人口红利”的损失。日本进入老龄化后，出人意料出现了一个“银发经济”，即为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各种产业，从而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途径。
中国一些经济学者为此感到兴奋，声称“夕阳人群，朝阳市场”，商机将超过1万亿元，能创造上千万个就业岗位。然而，这些专家忽视了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日本富老同步，中国却未富先老，中国老年人的消费能力远远无法与日本相比。
即便如此，日本的“银发经济”远不足以抵抗人口老龄化引发的经济衰退趋势，因此“人口红利”的消失，势必放缓中国持续亢奋的经济增长。
诱发财政金融动荡。人口老龄化使财政负担愈发沉重。随着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劳动力的不断萎缩，经济增长势必放缓，税收随之减少，但是养老和医疗保健的支出不断增加，从而对财政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004年公布的《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必须在10年内打下坚实基础，否则几年后就有爆发“严重危机”的危险。
据中国老龄办测算，中国退休人员每年以6%的速度递增，而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不断扩大。2004年底，社保基金缺口还只有7400亿元，但是截至2008年底，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已达1.4万亿元，四年间增加了一倍。
开始于2001年的个人账户“做实”试点，目前已在13个省份累积资金1100多亿，然而对于庞大的个人账户空账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
人口老龄化会引致相关资产市场的萧条。佛朗哥•莫迪利亚尼和理查德•布伦伯格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储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们在一生中试图平衡他们的消费，年轻和老年时花销较多，而中年时储蓄较多。
因此，人口老龄化会使储蓄耗尽，老年人会将他们能支配的资产廉价出售。由于中国婴儿潮的出现（如上世纪60年代），老龄化必将来势汹汹。
为筹集养老资金，未来中国的老人们都会集中抛售房屋、证券等资产，与之相呼应的少子化导致资产需求萎缩，如此势必引致相关市场萧条甚至是资产崩溃。
因此，“银发浪潮”将直接冲击中国的房地产业，如今奇货可居的房地产，随着老龄化高潮的到来很可能一文不值，老龄化成为贪婪的房地产商与投机商的梦魇。
经济活力持续降低，社会矛盾更加突出。中国适龄劳动人群与老龄人群的比例会从现在的12：1，剧减到2050年的2：1，亦即目前中国是以平均12个劳动力供养1个老龄者，40年后将变为2个劳动者供养1个老龄者，社会经济负重前行，自然降低效率。
人口老龄化发展还会导致；在劳动人口中，年轻劳动力比重下降，老年劳动力比重上升，如此使得劳动人口老化。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不高，劳动密集型行业居多，劳动人口老化会明显影响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率的提高；劳动人口老化特别是一些专业技术人员的老化，不利于技术与管理创新，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
随着劳动人口比例的下降，储蓄率也将逐步下降，如此必然影响资本的形成，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活力会持续降低。
老龄化导致系列不平等。代际责任不平等。独生子女政策动摇了大家庭养老的传统。60岁的中国妇女在20世纪90年代初平均有5个子女，到2005年只有不到2个子女。未来一个孩子要赡养父母2人和祖父母4人，形成“421问题”。
政府与家庭责任不平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一类基本经济单位，在社会生活、国民经济中扮演重要作用。政府坚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不能、不愿承担全部养老负担，从而使得家庭赡养负担日益增大，组建与维持家庭的成本越来越高，风险过大。城乡责任不平等。
按照中国的传统尤其是在农村，赡养老人首先是儿子（而不是女儿）的义务。但是，到了2025年，中国家庭至少有1／3可能没有儿子，出现大批生活拮据无依无靠的老人。
据介绍，到2009年中国城市与农村空巢和类空巢家庭都接近50%，但是农村养老无保障情况比城市更加突出，贫困老龄化势必会进一步加剧中国业已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社会矛盾愈发向落后地区转移。中国幅原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老龄化差别也很大。东部沿海地区明显快于西部内陆省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上海比最晚进入老龄化的宁厦相差33年。
但是，内地农村的老龄化速度要远超过城市。农村老龄化不仅导致农业劳动力的缺乏，使社会主义新农村缺乏活力，而且农村的社会保障严重滞后。报道显示，饿死、病死家中的孤独老人越来越多，人道主义悲剧不时出现。
此外，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产生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选择婴儿性别的现象激增。2005年中国新生儿男女比例约为118：100，一些地区甚至高达130：100。
而在工业化国家，这一比例平均约为107：100。如此，到2020年，中国将会缺少3000万新娘，在20-45岁的男子中，每10个人就会有1人找不到老婆。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会导致暴力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增多。
在中国西部、落后的农村地区，未来老龄化、性别失衡、空巢和类空巢等问题会更加严重，或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