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何惟有中国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且于新时代依然熠熠生辉？其中原因应当很多，一类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中国独特的地形地貌地理地缘，东南西北被大海大川大山大漠环绕，自成一体；戈壁沙漠、江河湖沼、平原高原、丘陵山地等应有尽有，错落有致，气象万千，多彩多姿；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回旋余地，有战略缓冲，有吃苦耐劳、英雄辈出的人民，有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民族气概。一言以蔽之，中国屹立于东方数千年不败不倒，有地利，更有人和；有地缘，更有人缘。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揭示：地缘重要，人缘更重要；地利不如人和，地缘不及人缘；地缘政治的核心不在地，也不在地里的物，而在地上的人，集中在于人与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一、“地才”的地缘政治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毛泽东，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生于斯，长于斯，奋斗于斯，长眠于斯，思想光照于斯。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特拉奥雷：我们马里共和国的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天才，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毛泽东：你把我吹得太高了……特拉奥雷：我说一个人是天才，就是指他的思想。毛泽东：我是地才，地就是土地吧。特拉奥雷：我看了你的军事和政治著作。毛泽东：都是人民群众的经验，我作的总结。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1】诚如毛泽东自己所言，他是个“地才”，他的“地学才干”则是人民群众经验的总结。这位杰出的地缘战略学家曾这样概括：“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分裂则二事皆不能办。”【2】中国河流诸多，水患严重，治水即治家治国；同时，河流也是人们经贸交流、跨域交往的重要渠道，治水可以改善地缘、增进人缘，而御敌可以凝聚民心，“为河”与“外族进攻”都和地缘政治紧密相关。毛泽东高屋建瓴，一语数字便道破玄机。
地缘重要，人缘更重要。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地之利与不利，有自然因素，更有人为因素，积极主动加以改造利用，可以变消极为积极，变静态为动态，变不利为有利，地缘重要人缘更重要，地缘不及人缘，这应是地缘政治的关键。游击战被证明为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有效战术，这一战术被毛泽东运用得出神入化，甚至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付强大日本侵略军的一种战略。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有极大战略上的作用，“我们从来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游击战对于战斗方式来说，始终是辅助的。但在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地域广大的国家，游击战无疑在战略上占着重大的地位。”【3】有效展开游击战的重要条件是，国家地域足够大，地形足够复杂，有回旋周转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如何组织运用，从而实现“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4】山地游击战，是红军八路军习惯的战略战术，平原一度被认为是游击战的禁区，但是聂荣臻活学活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一贯被认为没有地缘优势的平原成功地展开了游击战，根据地由点及面，逐渐扩大，创造了著名的晋察冀边区，直接在日军华北大本营（北平）的四周与日军周旋作战,在全国抗战中影响甚大。
在秋收起义后不久，毛泽东就明确了要有革命根据地，随后带领部队直插湘赣边境的罗霄山脉中段，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万事开头难，革命也是如此。在遭到“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时，毛泽东指出井冈山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然：“在我们井冈山，一有很好的群众，二有很好的党，三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四有便于作战的地势天险，还有足够的经济给养力，我们还愁红色政权不能存在发展不成？”【5】五大条件，前三者都是人和与人缘，第四个才是地利与地缘，第五个是人与地的结合。当然，根据地也不是一般的地势天险，不是随意选择的，它应是“战略的出发地”【6】，是战略要地。山西是华北的战略要地，拥有华北必须占领山西；而五台地区是山西的战略要地，拥有山西必须占领五台地区。1938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美国情报官埃立斯·福代斯·卡尔逊（卡尔逊是第一个访问延安的美国官员）。毛泽东说：“日本在五台山包围我们，围困我们。但我们有另一种围困，比如日本在太原驻守，太原的东北是聂荣臻的部队，西北是贺龙的部队，林彪的部队在西南，朱德的部队在东南。日军在山西一出动就会撞上我们的巡逻队。正像山西是华北的战略锁钥一样，五台地区也是山西的锁钥，我们占领五台，日本人就不能控制山西。”【7】同样的地缘，日本侵略军不能利用，国民党军队也不能利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则可以利用；再延伸一步，以赣南闽西为主体的中央根据地，同样的地缘，同样的共产党军队，毛泽东指挥打胜仗，“三人团”指挥便打败仗。这说明地缘重要，人缘更重要。根据地的开辟与巩固依托一定的地理地势，但是像下围棋一样，能否把眼做活，使外线变内线，关键在当事人的智慧勇气，在组织力执行力，在高超战略与灵活战术，在厚实群众基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中国是亚洲的重心。国际政治学中有著名的麦金德“世界岛”和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被诸多西方学者甚至更有中国相关学者奉为圭臬。1904年英国学者哈尔福德·麦金德提出“世界岛”和“大陆心脏地带”概念。“世界岛”是亚欧大陆（也有认为包括非洲）的合称，从东欧到中亚的大陆腹地被视为“心脏地带”。麦金德认为，“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世界岛；谁控制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8】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发展了麦金德的思想，提出“边缘地带”理论，认为“谁支配着边缘地带，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9】笔者认为，麦金德可能看图想象，斯皮克曼难免望文生义，二者的地缘政治多半是地图政治、地理政治。有见地的中国学者认为，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地缘政治即资源政治。【10】
毛泽东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11】人是世上最关键的因素。获取生活生产资料、趋利避害是人行为的基本动机，是构成人类发展史的基点。地缘离不开人缘。没有历史这一时间纵轴，没有人际这一社会横轴，地缘政治空间只能是虚幻的。正是基于广泛的地理、资源分析，深入的历史、社会洞察，毛泽东这位杰出的“地才”认为，中国是亚洲的重心。“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12】中国久远的历史文化，独特的地形地貌，使得与周边国家在地理上有高山大川的明显区隔，但是人文交流与经贸往来密切，很多民族跨境而居，清晰的地理与模糊的人文，使得地缘性更趋复杂多样。依照“地才”的思想，“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的”【13】，谁控制中国，谁便控制亚洲，谁便控制世界。但是，近代历史显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真正征服中国，所以也就没有一个国家真正称霸世界。毛泽东的地缘政治论刷新了世界地缘学与政治学。
二、从国内地缘到周边地缘
毛泽东思想极大丰富了人类世界思想宝库，武装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指导着中国人民伟大斗争事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毛泽东所开创的中国特色地缘政治理论，指导着中国革命和国家安全实践，至今党和人民都从中获得巨大收益。
根据地：打狗还要靠面墙。中国共产党自二大以后，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共产国际主要体现苏共思想、代表苏联利益。中国共产党跟国民党合作一同推动大革命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在合作中当配角，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得寸进尺一再退让，也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四·一二”与“七·一五”政变后，中国共产党被逼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但是搞城市暴动、夺取大城市还是共产国际的主张。由教条主义者把持的共产国际及其中国代表不了解中国国情，不懂得中国地缘政治（今天奉西方理论为圭臬的还是如此）。在遭遇几番严重挫折后，本土派、实事求是派吸取教训，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武装割据，壮大革命力量，建立红色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里就有重要的地缘政治考虑。历史上，中国农民起义造反基本上都是在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发起的。“打狗还要靠面墙”，共产党闹革命得有依托，尤其是搞武装割据，其地域选择除了反动统治力量薄弱外，还有革命条件较好的因素。革命条件首先就是政治条件，受严重剥削压迫的贫苦人民众多，有革命造反的阶级基础，如南方几个重要根据地一般都有大革命的播种、农民运动的基础。其次是地利条件，易进易退，可攻可守，井冈山、赣南、闽西、大别山等是政治真空的“三不管”地带，有复杂地形地势从而有“打圈子”与反动围剿军队周旋的空间。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那些红色政权，以及抗日战争时期陷侵略者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敌后根据地，都有明显的地缘政治因素。
定都北京：国家重心所在。陕西宝鸡博物馆有一个镇馆也是镇国之宝，青铜何尊，赫然刻有“中国”二字的铭文。据考，这是“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这里的“中国”，有说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区，更有说是周王朝的首都。首都是一个国家政治中心，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所以定都非常讲究。
1949年2月在西柏坡，就新中国定都何处，毛泽东与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交换意见。毛泽东思考了四个城市即西安、开封、南京和北平，王稼祥首先否定了南京。石头城南京是国民党首都，虽然自古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的色彩，我们是共产党人，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它的很大的缺陷，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西安也不合适。西安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近现代中国的经济重心是在沿海和江南；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观的，加之交通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北平是首都最佳地点。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联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重心所在。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14】，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致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五百年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15】博古通今的王稼祥呈现了一个可谓言简意赅的地缘政治的经典佳作，当然毛泽东的认可才是问题关键。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一致通过新中国首都定于北平，并于当天改名为北京。
损害主权的政治条件，连半个手指头都不行。今天的不少中国人都很想当然地认为，在不大的地球上中国就应该拥有这么大的国土，其实新疆、西藏、满蒙、东北等“边缘地带”，相当于中国近一半的面积，从晚清、北洋到民国曾经都做了放弃的打算，“东南互保”、“二十一条”以及“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电令张学良放弃东北等等就是实证，即便在快要伟大复兴的今日中国，尚有一批“贤达”认为“捆绑不成夫妻”，而主张“放飞”台湾。因为当时这些“边缘地带”都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无底洞”，识时务的“俊杰”都不愿背上这些包袱。更为重要的是，在国际上，中国是任人宰割的鱼肉。两次世界大战，中国都押对了宝，选对了边，成为战胜国，但是在谈判桌上依然没有话语权，中国的权益包括核心的领土主权，由一个帝国主义转手给另一个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成为“国际四强”，后来又是“联合国五常”。然而，中国积贫积弱，世界豪强逞能显力论英雄，最后美苏煮酒指点世界，让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同样的被肢解命运，在印度、土耳其、奥匈等国都上演了。但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敢于“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占领南京、广州之后，1950年初又一气拿下西藏，实现了大陆领土的统一。“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6】事业要取得胜利，国家统一是最基本保证。
出于保家卫国，刚诞生的新中国就进行抗美援朝，击退了当时世界最强大的美国领导下的联合国军。中国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和能力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跟美国周旋，最终迫使原本蛮横的美国与我们签订停战协定。中国利益得到维护，同时也没有透支国力，从而也就没有形成对苏共依赖，没有受制于苏联。否则，俄罗斯三百年才挣得的不冻港（旅顺）、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中长铁路的移交很可能成为问题，中国或将成为别人的棋子而不是棋手。1952年9月，中苏两国发布公告，中长铁路正式移交中国。1953年1月，苏联同意将中东铁路移交给中国。1955年旅顺军港移交中国。国民党屈从雅尔塔协议而丢掉的国家主权利益，硬生生被共产党扳了回来。后来，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无视中国主权，搞联合舰队，建长波电台（全部费用由苏方负担，所有权归苏联所有），被毛泽东断然拒绝，“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手指头都不行。”正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把国家民族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的地缘政治得到空前改观，新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由此踏上现代化强国征程。
人家的一寸不要，自己的寸土必争。不同于大一统的中国，印度历史上更多的是一个地域概念，受诸多外族入侵。大英帝国几百年殖民统治使其具有了近代国家架构。印度独立建国后，坚持英国殖民者在中印之间非法制造的“麦克马洪线”，甚至得寸进尺，试图在中国强大之前，造成诸如对克什米尔地区占据那样的事实，更多地占据中国领土。尼赫鲁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以为自己是亚洲的拿破仑，而战功卓著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评价说，拿破仑和毛泽东比，就像萤火虫和太阳一样，印度岂有不败的道理。
1959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计划未遂的叛乱分子逃亡印度。印度借机生事，一再入侵中国领土，印军越过麦克马洪线的实际控制线，向中国境内推进，在中印边境不断挑起事端。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时说：我们同印度利害相同，都是不发达的国家。说中国侵略印度，是不真实的。人家的一寸土地我们都不要，我们的土地相当多，有960万平方公里，大部分没有开发。自己国家的事情都搞不赢，哪里会要别人的土地？要别人的土地是犯罪的。【17】但是，印度认定中国礼让是软弱可欺，便得寸进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962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决定对印度实施自卫反击。“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威风，起码要保证三十年的和平。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18】
中国在战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后，非但没有越境持续作战，反而从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释放所有俘虏，归还了缴获的枪弹物资。很多国人对此很不理解。其实，中国除了树德立威的战略谋划外，还有便是地缘政治的考量，即中印边境地理地势对中国不利，中国用十万头毛驴运输而积攒的物资储备，也只够教训一下印度所需。对印自卫反击战，有理有利有节，实际只是一种警告惩罚，并不是通过战争谋取不正当利益，因而也就没有与印度结下深仇大恨。这种点到为止的震慑战，保证了中印边界的安宁、西南边境的和平，预计二三十年，实际超过半个世纪。这再次证明：和平是打来的，不是求来的。
三、大国安全的世界地缘
鸦片战争后，大小新老帝国主义纷至沓来，剥削压迫中国人民，并逐渐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面临真正的严峻挑战——亡国灭种，国家四分五裂，亦如欧洲大陆那样地缘政治破碎性格局。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领导亿万人民，实现绝地反击，并在1949年再次实现了国家统一，“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
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割占台湾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雅尔塔协议明确将台湾归还中国。然而，美国凭借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利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虚弱软弱，曾经武力侵占台湾，而后强力介入台海，阻止中国的最终统一，造成所谓的台湾问题。无疑，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是不能用来当作交易筹码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一直把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作为建立邦交关系的必要条件。新中国加入联合国成为该组织一员，条件必须是，将台湾所代表的中华民国驱逐出去。“联合国里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那个中国是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20】不给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合法合理地制造“两个中国”的机会和借口。这是在与日本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建交时特别立下的规矩。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在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说，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除台湾代表。周恩来马上正告基辛格：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公开批驳。毛泽东闻后强调：“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10月20日，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提出所谓“双重代表权”问题，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资格重要得多。中国不会按照‘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进入联合国。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解放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立场是不变的。”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来华访问。在《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发表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不满台湾问题的处理，要求修改。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问题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
中国不会这样蠢，进行两面作战。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外交关系上做了很多尝试与努力，包括与美西方沟通，但是美国不愿放弃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获得的诸多在华特权。有鉴于此，中国一方面“选边站”，即在整个沿海为美西方所威胁的时候，“一边倒”，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此在北方赢得了稳定、安宁、可靠的战略大后方；另一方面，奉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不急于恢复与美西方的外交关系。如此，一笔勾销了所有不平等条约，废除了旧中国欠下的所有外债，卸下了所有的历史包袱。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由此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经济基础。1959年5月13日，即在中印大规模冲突之前，毛泽东让人转告尼赫鲁：“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21】
20世纪60年代，美帝、苏修、印度尼赫鲁、台湾蒋介石齐刷刷都与中国大陆为敌，新中国实际上陷入四面环敌的危险境地。今天，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波诡云谲，险和难不断向我集聚，但是无论如何也比不上那个年代。然而，中国照样硬着头皮顶过来了，在国内取得一系列巨大成就（如“两弹一星”）的同时，也攻下了国际关系豁口，叩开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门。美国为急于摆脱美苏竞争的被动、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民权运动高涨的困局等一系列不利境地，越来越希望能够借重中国的力量。“风雨欲来燕子忙。现在世界不太平，风雨要来，所以燕子就忙了。”【22】美国政要最终不顾超级大国的尊严，急急忙忙来到还没有任何外交关系的中国，并主要依照中国的意愿签署《中美联合公报》。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23】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再次叮嘱周恩来、姬鹏飞等人，“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24】中国利用美苏矛盾，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成功地营造出“大三角”的国际格局，一方面让中国成功摆脱多面作战的困境，另一方面令咄咄逼人的苏联不久便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四、地缘随人缘而化
法国箴言：当家里有难的时候，就把它转送给你的邻居。【25】简洁明了地道出了资本主义摆脱危机的秘密，即以邻为壑。中国古语：远亲不如近邻。新中国从来不会乘人之危，嫁祸于人，而是努力平等待邻，友邻睦邻，而今更以“一带一路”安邻富邻。
在地缘上增进人缘。美国为首的西方依照丛林法则，建立国际秩序，整个西方处在食物链高端，美国则处在食物链顶端。苏联也搞大国沙文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以核心老大自居，欺压其他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对于国际秩序有两项基本主张：第一，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第二，新中国不会做“超级大国”，即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也不会加入强权大国之列。实际外交中，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倡议并签署五项基本原则，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交往的典范。1956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时说，真正独立的国家可不要让别的国家所控制，“中国赞成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并且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嘛。”【26】
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缅甸联邦首任总理吴努，针对一些邻国因受西方国家的挑拨而对中国产生恐惧心理，毛泽东做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中国、缅甸大体都在同样的一个经济水平上。都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国家。需要国际合作和帮助，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中国决不借口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而破坏中缅两国间的和平关系。两国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人互相往来，相互跑，是非常可能的，但是中国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同时也是互利，因为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中国经常教育华侨遵守居留国的法律，不参加居留国国内的非法活动，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不应该有双重国籍。毛泽东对缅甸关注的问题都做了明确的回答和表态，消除了吴努的担心，极大地增进了中缅关系。
地缘随着条件变化而变化。在生产力（航海等交通能力）低下的时代，万里无垠、深不可测、波澜不惊与波涛汹涌无常的大海是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王朝可以将首都放在近海，如北京、南京、杭州。但是，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后，海洋不再是天堑、交往的阻隔，而是重要枢纽和便捷通道，也是国家安全威胁的重要乃至主要来源。西方殖民者正是凭借有绝对优势的海权（海上力量），而取得对中国、对亚洲、对世界的统治。鸦片战争的英国军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侵华日军似乎很容易地就占领了南京或北京。显然，涉及地缘政治、地缘安全等地缘问题是动态的，随着时代、科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
美国本土拥有两大洋的护卫，避免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而且还作壁上观，向交战双方供货，赚得盆满钵溢，大发战争财。但是，“九一一事件”表明美国本土安全神话破灭；非法移民偷渡不仅屡禁不止，而且还逐年上升，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美国一方面生产世界上最多的黑客，另一方面也是遭受黑客攻击最多的国家……凡此种种，表明两洋的安全屏障（即昔日的地缘优势）已经时移位移。北冰洋的坚冰与严寒，曾经是俄罗斯国土的天然屏障，但是随着地球变暖，坚冰融化，北极通航，俄罗斯需要不断投入力量去守护，这对于早已捉襟见肘的俄罗斯财政来说，无疑是雪上添霜。
地利不如人和，地缘不及人缘。墨西哥有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那么远，离美国如此近。其实，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美国，其影响力犹如幽灵，无处不在，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邻国。美国寻求绝对安全观，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相比，对地缘政治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中国人以平常思维说出，太平洋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个国家。但是，美国人不这么认为，美国是“世界警察”，太平洋是美国独家领海，美国的安全边界向西扩展到第一岛链。在美国人眼里，位于这个岛链上的中国领土台湾，就成了美国用以对付中国、维护美国绝对安全的所谓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以，在地缘安全问题上，崇尚实力的美国，短期内很难赋予中美平等对话的空间。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世界大国，经济实力坐二望一，故而对付中国，美国选择了不同于对付一般中小国家的战略，这个战略在对付前苏联的时候，被证明为有效的，而且是十分经济划算的，即以攻心为上的“和平演变”，以及冷战结束后，用以对付那些不听美国使唤的国家的“颜色革命”。这应是地利不如人和、地缘不及人缘的一种倒影。
1959年，一贯敌视社会主义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了一系列反共言论。是年11月8日，在杭州的毛泽东让秘书林克找来了杜勒斯的三篇讲话，认真阅读、批注：“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从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日益强大，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力量越来越陷入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野心。美国在标榜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侵略野心的目的。”【27】对于毛泽东这个历史级战略家而言，美国杜勒斯之流所谓的“和平演变”战略，只是一类小把戏而已，一眼就能看破，一语即可道破。建议今天那些被美国“和平演变”、“颜色革命”搞得寝食难安的国家与当局，认真学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定能找到有效化解之策。
晋代葛洪《抱朴子·博喻》有言：“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迩而不接。”志同道合的人，即使隔着千山万水，也不觉得遥远，天涯若比邻；志道相悖的人，即使近在身边眼前，也不觉得亲近，咫尺乃天涯。此哲理清晰揭示，地缘不及人缘。新冠疫情，乌云压城，各国高挂免战牌，全球化按下暂停键。但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等温馨话语，道出的却是有地缘更有人缘、地缘不及人缘的道理。林林总总，一句话，国家安全有着重要的地缘性，但是地缘性应当从人缘人心中把握。
注释：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3页。
【2】《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5】参见古越著《毛泽东与朱德》，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6页。
【6】《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第333页。
【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4、75页。
【8】[英]哈尔福德·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0页。
【9】[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8页。
【10】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0页。
【11】《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2页。
【12】《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页。
【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14】渤海成为中国内海，应当在1958年中国使用了12海里作为领海宽度之后，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这里的“内海”一说来自引文。
【15】王纯《新中国定都北京始末》，《故事报湖北档案》2000第4期。
【16】《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1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8页。
【18】参见王学军、赵力兵《试析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作战目的》，《党史文苑》2012年第2期。
【19】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
【20】《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142页。
【21】《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2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6页。
【2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2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25】[英]埃里克·杜尔施米德《天气改变历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26】张嘉升《毛泽东与西哈努克交往纪事》，《党史博采（纪实版）》2020年第10期。
【27】子舒《毛泽东与“和平演变”》，《党史纵横》2004年第11期。
作者系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