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一带一路”是一项宏大实践，对于中国及利益攸关方的重大意义的诸多评估并不过分，但是“一带一路”所面临多种变数，不只是一般风险评估，而是超出一般风险评估，我们似乎还没有认真透析。正是基于对总体国家观的深入学习，作者方才觉察到这些变数的存在，而且越来越清晰。基于同样的逻辑，作者认为，经由总体国家观的科学指引，我们能够找寻到应对这些变数的可行办法。

“一带一路”倡议应是战略、战役和战术的集成，然而毕竟是“初出之物”，是快速发展的中国于新时期试图引领塑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处女秀，必然会招致内外诸多猜想与质疑，也必然招致内外诸多因素制约，因此面临着诸多变数。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统筹安全发展两件大事，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陆地海洋两大战略，是思考与应对“一带一路”变数的重要理论指南。“一带一路”当然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实践，理当检验丰富总体国家安全观。

一、道与路

古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兴盛，因为东西方生产力的落差，经过商品经济规律的投射，相关商品在东西方出现价值与价格的差异，东方的寻常物在西方被视为奇货，逐利商人借机渗透进来，不断拓展利润空间。价格利润牵引着商人不辞辛苦、不畏艰险从事长途贩运，利来利往，熙熙攘攘。“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鲁迅《故乡》)东西方与阿拉伯商人接力走出了丝绸之路，于是乎驼铃商队、黄沙落日、夜星晓月、绿茵雪山，一副副恢弘的历史画卷，在亚欧大陆的腹地被细致描绘，被次第展开。丝绸之路绵亘数万里，接续千余年，承载的不仅是商品与利益，更有文化与文明，路以载道，是道与路的融合。

市场与政府矛盾的变数。根据著名史学家卡尔·波兰尼的研究，市场尤其是大规模跨区域市场，多半是政府培育、政治干预的结果，没有政治的积极介入，或政府的不作为或消极作为，小市场很难生长成为大市场，跨区域的大规模市场则更难形成。古丝绸之路，因为缺乏政府的持续干预与有效协调，东西方贸易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时断时续。历史经验显示，在沿线各国，倘若有强国政府支持(如罗马帝国、波斯帝国等)，那么东西方贸易乃至文化交流便兴盛繁荣;倘若有强国政府抵制(如土耳其帝国、蒙古帝国等)，那么东西方贸易乃至文化交流便趋于萎缩。政府政策攸关市场盛衰，古丝绸之路做了很好的脚注。

今天，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出于自身发展安全的考虑，出于地区发展安全的计较，出于地区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适时推出“一带一路”，让古丝绸之路所凝聚的文化精神，在21世纪重新焕发生机与光辉。正是因为中国的积极有效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甫一推出，迅即得到沿线乃至诸多非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成为逆全球化之浊水溪中的一股清流。中国与相关国家的积极努力，包括一系列政策协调、规划对接、机制建设、项目实施等等，使得有关“一带一路”之市场(贸易、投资等经济交流合作)快速成长，蔚然大观、壮观，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史、国际关系史上的奇观。

然而，必须注意到，市场尤其是跨域规模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虽然与政府的干预介入密切相关，但是这类市场一旦形成，往往就会依照自己逻辑、自身规律，相对独自成长，这种市场属性、市场逻辑(核心指向商业利益)与政治属性、政治逻辑(核心指向国家利益)相区别，甚至截然不同。倘若没有意识到两者的不同，不仅会带来实际的困扰，在算经济账(小账)、政治账(大账)乃至战略账(总账)上来回纠结，而且很有可能产生方向性迷惑，尤其是国家战略利益被商业利益牵着鼻子走。

市场逻辑是在最有效率、最有利可图的地方或时间开展经济活动，政府逻辑是控制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的过程，以便增加国家的权力和福利，经济主体的经济效益最大化与政治主体的政治利益最大化，亦即市场逻辑和政府逻辑之间，极可能产生矛盾、发生冲突。虽然有着共同的利益与目标的政治经济混合体(即利益集团)的存在与发展，诸如通过政府补贴或相关优惠政策等形式，可能使钱权之间形成某种联合，达成一定平衡，缓和市场逻辑和政府逻辑的对立与冲突。但是，“一带一路”由政府策划谋划规划，最终都是要由企业去实施执行，企业的经济账与政府的政治账以及战略账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尤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企业利益，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府利益，本质上就是对立的、难以调和的，而且延伸到境外，在本国政府治权鞭长莫及的地方，则更是难以协调，将国家战略、政治利益托付给那些总是盘算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企业，自然有着更多的变数。

全球化进退的变数。以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为其内核的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各地区参与国际分工、开展经济活动的大前提、大背景，同时也是大跃进、大结果。全球化已历经多个发展阶段(趋势说)，抑或多轮全球化(周期说)。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近乎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即以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等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为外在表现形式的全球化，以进行资本积累、实现剩余价值、获取超额利润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以跨国垄断资本控制中小民族资本、广大发展中国家依附少数发达国家为本质特征的全球化，当下正在盛行的全球化深深地打上了美国烙印(如美元霸权)，所以有很多学者又称时下的全球化为美国化。

但是，全球化造成中产阶层的坍塌与两极分化，给这个矗立在金字塔顶端的国家造成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分裂，社会撕裂，反映到政党政治中，共和党(保守派)与民主党(自由派)之间的对立空前，也就是“左的更左，右的更右”，即所谓政治僵化与极化，驱使美国政府奉行更加有别于市场逻辑，在经济全球化上大路上大踏步的退却。美国社会政治外交的一片混乱，美国的不确定性，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不稳定性。美国向何处去?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经济全球化向何处去?就是国际市场与世界经济的巨大也是最大风险，当然也是“一带一路”所面临的巨大变数。

文明大道的变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在西方国家主导、丛林法则盛行的当今世界，维护国家安全最终要靠实力说话。气力、武力、军力当然很重要，军事胜利是政治胜利以及战略主动的关键与保证。但是，军事胜利的成果，必须要政治加以巩固。以力服人不能持久，最终必须要以理服人，以治服人。军事行动奠定格局，政治博弈决定秩序，政治秩序决定经济运行规则。所以，蒙古人用盖世之力，建立了地域前所未有广阔的大帝国，但是只有一时的显赫，便分崩离析。因此，必须在实力奠定的格局基础上，进行积极的有效治理，拿出有足够吸引力的世界观、价值观，国家对外战略才能行稳致远。昔日帝国今日大国之治理需要武功，但是更需要文治，“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康熙大帝遗训历久弥新。其中，道德，也就是世界观、价值观至关重要。

今天的国际秩序，是二战期间的同盟国——军事胜利国，主导雅尔塔政治体系，而且用联合国及其宪章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在这个体系下，建构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即“三位一体”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制度与规则，确保了战胜国的政治与经济利益。雅尔塔政治体系以及“三位一体”经济体系的核心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而且还带有帝国主义的烙印。在资本主义的先进性——促进生产力发展——不断释放，产业资本让位于金融资本之后，该秩序活力不断降低衰减，熵值不断提高。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上的实际行动与其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政治主张越发乖离，导致矛盾日益积累并趋于难以调和。

一轮接一轮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正在完成它应尽的历史使命，走向衰败，走向尾声，走向终结。美国也由世界资本主义的灯塔一举沦落为展示资本主义弊端的橱窗。长期以来，美国作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旗手、倡导者、规则制定者、秩序维护者，而今率先在全球化上急速退却，竖起了贸易保护主义旗帜，甚至成了反全球化的急先锋。全球化有利于资源、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有利于全球生产效率、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由于缺乏强而有力的“全球政府”的领导与调控，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在全世界范围内、在各个国家之间、在不同的阶级阶层之间的分配有很大差异。其结果只能是将资本积累规律(即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是贫困的积累)无限放大，富裕的孤岛被贫穷的汪洋大海所包围，不仅是无产阶层被边缘化，中产阶级也因为上流化途径梗阻、下流化渠道通畅而导致生活状况与社会地位的与日俱下。中产阶层坍塌，导致美国纺锤状的社会结构蜕变为“M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愈发明显突出，“99%vs1%”态势由此形成。

中国的倡议“一带一路”不应当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延续，不应当也不可能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全球化继续进行到底。中国主张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在公正、平等基础上，实现各个国家共享发展、确保各个国家共同安全，最终建成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饥饿、没有贫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开启的将是人类文明大道，当然就目前而言对相关国家更多的是一种远景、一种期待，他们对中国是否能够履行承诺，以及“一带一路”所承载的人类文明大道能否持久，也是充满变数。

中间地带的变数。尽管因为地缘政治变迁而时起时伏，但是古丝绸之路绵亘数万里，接续千余年，便捷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造福沿线各国家各民族。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掐断了欧亚大陆之间的陆路交通，传统的丝绸之路因为“奥斯曼之墙”的阻隔而被迫中断。尽管史学界对于“奥斯曼之墙”阻隔东西方贸易、中断丝绸之路，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正史一般都认同这一“史实”。这说明中间地带、过渡地带有着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即便东西方先后各具优势强力，但是中间地带一旦出现坍塌或阻隔，也难以形成正常的对流交流之形势。

目前开通的系列中欧班列，都要经过中亚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独立体的核心成员是俄罗斯，独联体的规则秩序基本上由俄罗斯说了算。作为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以及域内大国，俄罗斯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与策略，对“一带一路”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俄罗斯是一个转型国家，国家战略也处在转型、调整、变动之中，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使得中俄合作有了可靠保障，但是相关合作都有边线、底线乃至红线。发展中国家与转型国家，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即国家的发展与安全不断变迁，而国家利益随着发展与安全的变迁也在不断调整，尤其是随着竞争对手(如美国)施加的压力大小轻重缓急，彼此划定或默认的边线、底线和红线必然会出现舒张，各种各样的摩擦难以避免。

2014年3月克里米亚公投独立，俄罗斯同意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联邦的申请，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骤然紧张，美欧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俄罗斯迅即反制，对欧盟实施反制裁。被俄罗斯列入制裁清单的欧盟产品，不得进入俄罗斯，也不得过境俄罗斯。俄罗斯与欧盟的对抗很快殃及中国，过境独联体国家的中欧班列，不能运输欧盟的相关产品。中欧班列原本就因为欧盟一方货源不足或组织相关货物不力，去的多回的少，远不成比例。在俄罗斯与欧盟剑拔弩张的情势下，中欧班列返程的就更加稀少。这种中间地带的不确定性自然也是“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变数。

二、势与力

东西方科技水平发展的不同，导致东西方生产力水平的落差，理论与实践都显示，“一带一路”需要持续的落差，这就是至关重要的“势”。有了大势，政府因势利导，积极引导，发挥市场调节，这就是不可或缺的“力”。中国要持续保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一定的“势力”，即优势与张力，才会有“一带一路”的持续发展。然而，中国在高新科技尤其是通用科技上的集成式领先不足，中国所拥有更多的是一种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之优势，这种优势恐怕难以持久。中国势与力的不确定性，给“一带一路”的持续性带来变数。

科技生产力领先与否而带来的变数。东西方科技发展水平差异且不断积累(中国丝绸生产技术领先几千年，世所罕见)，导致双方生产力存在较大的持续的持久的落差，中国形成了明显高于西方、中亚西亚相关各方的势能，由此才会产生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的出现与兴盛是东方(中国)在科技、生产力等方面明显持续高于西方的结果。东方(中国)具有明显的主导性，这样也使中华的和而不同、推己及人的文化文明，对“丝路精神”(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使得丝绸之路成为和平之路、文明之路。

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交易内容、交易渠道与交易成本。当航海技术与手段(指南针、三角帆、大帆船、阿拉伯领航员等)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海上航行的成本显著降低，海上贸易逐渐取代陆上贸易，成为远距离跨境贸易的主渠道。随着中国科技(如种桑养蚕缫丝织锦、烧窑制瓷、种茶烘焙发酵等技术)传播到西方后，中西方的科技生产力差距不断缩小，东西方贸易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已经不再是奇货可居。欧洲生产的丝绸或从近东中东进口的丝绸[1]，虽然质量总体上比不上中国的几大名绣，但是已经构成相当的替代。魏晋南北朝时，中亚、波斯等国家生产的一些丝绸品种已经返销中国西北地区。英国的瓷器烧制能力与水平不断提升，与中国景德镇不相上下，不仅有自己的特色，而且还部分领先。英国在印度殖民地广泛种植茶叶，欧洲需求茶叶可以从南亚次大陆进口，较从中国进口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中国科技停滞，生产力缓慢，使得中国的竞争优势(势能)不断削减，直至几近消失。

当郑和率众驾驭“宝船”七下西洋(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即1405--1433年)时，中国领先于世界的科技水平也近乎达到巅峰。随着“宝船弊政”凸显，远洋航行结束，中国的科技创新进而生产力发展也就近乎停滞了。其实，此时的丝绸之路已经名不副实，东西方贸易的主要高附加值货物已经不再是丝绸，而是大黄这样的药物。据俄国档案资料，在1403年至1404年6月间，共有600头驮载中国商品的骆驼到达撒马尔罕城(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附近)，其中可能有100至300头驮载大黄。中国输送到西方的货物，除了大黄、茶叶之外，还有诸如小米、高粱、肉桂、姜黄、生姜、麝香、樟脑等农产品，不再有像样的高附加的工业制造品，很显然中国已经不再先进。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逐渐开启，西方科技得到思想解放运动的助力，开始加速发展。到17世纪，伴随牛顿定律、微积分、蒸汽机、光波动学说等系列杰出成果的出现，西方科技出现总喷发，而且一发便不可收。1626年，明将袁崇焕正是使用葡萄牙制造的“红衣大炮”暂时挡住了努尔哈赤的铁蹄。约略推算，时值中国“康乾盛世”，中西方科技进而生产力落差出现了大逆转。

工业革命开启，使得西方科技、生产力迅速领先东方(中国)。西方的纺织技术尤其是棉纺织技术的提升与棉纺业的形成，使得棉织品在欧洲消费者中迅速普及，填补了在毛织品(粗超难耐)与丝织品(奢侈华贵)之间空白，同时也形成了对丝织品的替代。丝绸在东西方贸易中的价值比重与突出地位迅速降低，以丝绸冠名的“丝绸之路”因此不断暗淡。而且，西方借着因科技生产力领先中国的优势，不只是强化对东方的市场竞争优势，而且不断强化在文化、政治乃至军事上的优势，坚船利炮、情报间谍(多以传教士身份)伴随市场开拓与商品贸易协同推进。昔日的和平与文明的丝绸之路，从此逐渐淡出了世人视线，血与火的原始积累、征服与奴役的殖民主义、剥削压迫与垄断操纵的帝国主义隆重登上历史舞台。在东西方之间，因为势力易位，同样的路，因为承载的道不同，其表现与结果便相去甚远，一类是和平与文明，另一类则是血与火。

很显然，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过去几千年东西方贸易形式、内容、结构与渠道，决定了古丝绸之路的兴衰。中国“老三样”(丝绸、茶叶与瓷器)的领先与衰落，决定古丝绸之路的盛衰;今天中国推出的“新三样”(高铁、核电与航天科技)，决定着中国在新丝绸之路的号召力、感召力与主导权;未来，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仍将最终决定“一带一路”的进展与盛衰。和平与文明之路的兴盛在于中国科技生产力领先，和平与文明之路的衰减，当然也会在中国科技生产力滞后。

应对NGO能力不足而带来的变数。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逐渐进入后工业社会，社会面貌因此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经过工业化的洗礼，经济富有效率，社会富有秩序(遵循规则，守时守规等)，不同的人们依照一定利益或一定目标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社会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NGO)、非盈利组织等，这些组织在国内扮演着自我管理如社区管理，监督企业(为自身效率最大化而导致外部不经济，如排污)合法经营与督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监督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支持引导政府积极作为，与此同时，也是企业和政府改进自身形象、增加信誉度和美誉度等无形资产的有力工具。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动力与压力，企业与政府的跨国活动频繁，导致越来越多的NGO产生跟随行动，监督和协助企业、政府在海外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活动，如此NGO的子系统或海外代理纷纷出现。如此，NGO的活动越来越具有国际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一些西方强权国家，利用NGO积极实施更加有利于母国企业或政府的行动，或者不利于竞争对手(企业或国家)的行动。这样，一些NGO自然成为一些西方强权国家实行维护企业垄断、国家强权、破坏损害竞争对手的工具。随着“走出去”步伐加快，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在海外形成并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利益，但是企业在海外经营经常遭遇东道国各类NGO以各种名义(如环保、民生等)的袭扰，这些NGO背景复杂，背后往往有强权国家、利益集团的影子。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各类非政府非盈利组织上发展滞后，中国企业与政府缺乏与NGO周旋的相关经验，更没有“以夷制夷”的能耐，因此在境外不时遭遇NGO的袭扰，往往会产生于我企业不利甚至灾难性后果。

情报军事能力不足而带来的变数。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及产业革命兴起，西方国家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一路领先，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用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近乎格式化了整个世界。由此，他们在海外利益拓展与维护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英美等国的基本做法是，企业投资到哪里，国家利益延伸到哪里，安全保障就跟进到哪里。亦即，英镑(美元)流到哪里，英军(美军)与英谍(美谍)就跟进到哪里。企业、军事力量与情报机构三者协同推进，互为犄角，缺一不可。情报机构发现风险，军事力量消除风险。持剑经商，带谍前行，无往不胜。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学界、商界、政界相信“世界是平的”，任何怀揣发财梦想的企业或个人，都可以到广阔的世界舞台，大显身手，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来发展自己。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中国的企业发展到哪里，中国的国家利益集中到哪里，哪里往往会生事生乱，不仅给中国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麻烦，而且很多最终给中国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失，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等国等地的投资很多血本无归，很多法定合约无法生效，很多项目无疾而终。一个个折戟沉沙于海外的案例显示，中国的海外情报搜集能力、军事行动能力不是一般不足，而是远远不够，远远不适应中国国家利益拓展的需要。

三、谋与术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清朝陈澹然《寤言二·迁都建藩议》)“一带一路”倡议是战略、战役和战术的集成，每一个步骤与环节都必须细致谋划，既要谋全局，也要谋一域，既要谋万世，也要谋一时。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光谋不行，还要行动，行动要有方，要得法。即科学的细致的谋划还得落实在具体地精准地实施上。

不良习惯的变数。中国人有很多优良品质，如勤勉好学、吃苦耐劳。但是，也有不少不良习惯，如好面子往往胜过里子。不只是一些政治人物、国有企业家如此，私营企业家、普通百姓也是这样。好面子，就会讲排场，讲潜规则，讲人情大于法理，讲灵活性大于原则性。一些企业家到沿线国家经贸洽谈，动辄要求东道国总统总理接见，与其他企业家甚至政治人物攀比，若是只有相关部长副部长出面，便觉得矮了三分，拍集体照若是没有安排站在前排最中间，便觉得脸上无光。一旦对方给足了面子，尤其是所谓超规格接待，往往就会头脑发热，穿越边线底线，给对方想像不到的优惠与让步。好面子，让我们屡屡处于被动、丢里子的境地。

重陆轻海的变数。中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有1.8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1.4万多公里岛屿岸线，合计远远超过2.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线，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但是，多少世纪年来，中国人(主体民族、多数群体、统治阶层)一贯重陆轻海，亲陆恐海。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陆权重于海权，陆军重于海军，陆上通道重于海上通道，陆上资源重于海中资源。达者精英，高天厚土;寻常百姓，安土重迁。陆与海的畸重畸轻，导致中国的发展日趋失衡与安全日趋失衡，发展越来越受制于海上，威胁越来越集中海上。直至今天，一说陆上丝绸之路之发展，常常津津乐道;言及海上丝绸之路之建设，往往应者寥寥。

自我谋划的变数。商场如战场，在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下，谋取海外利益的商场实质就是战场。因为西方信奉的是丛林法则，奉行的是零和博弈的安全观与发展观。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上奉行的是共享发展与共同安全。然而，这种共享共同的理念，在主导现行世界秩序规则的西方那里，在追求世界霸权的美国那里，管不管用，我们不甚清楚，因为这类新命题在西方人书写的历史中未曾看到过，尤其是对那些后进大国而言更是没有成功案例可寻。

非但没有共享发展与共同安全(美国盟国之间的共同安全当然不是我们所主张所理解的共同安全)，而且努力使对方要么停滞发展、要么畸形发展，努力使对方更加不安全，如此就能逼迫对方依赖自己、依附自己，将目标国绑架在自己的战车上，这样在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的世界上，逐渐形成金字塔式的而不是平行的安全架构。

在批判西方奉行实用主义或霸权主义发展观与安全观的同时，我们忘记了自我审视，审视我们的发展观与安全观是否过于理想主义，而且是否有一厢情愿的成分。推出“一带一路”，似乎设想，来者皆是愿者、善者，是否细致地思考过来者也有不善，或假装自愿。是否思考过，那些域内大国、域外强国就如此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国正在引导塑造一种新规则新秩序，替代由西方一直主导的现行规则秩序。设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就这样“束手就范”，就没有一贯的捣乱破坏、再捣乱再破坏。还有，我们将丝绸之路描绘得如诗情画意一般美好，像窖藏多年的美酒一样甘醇，或总是流淌着牛奶和蜂蜜，但是是否认真地设身处地思考过，中国沿边的、丝路沿线的那些中小国家，是否乐意分享我们的记忆，因为历史上，其中的很多国家近乎都是中国的藩属国。他们是否就是很真切、热切地响应中国搞“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

“美元陷阱”的变数。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着所谓“四大陷阱”，即俢昔底德陷阱、周边安全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以及颜色革命陷阱。“四大陷阱”可谓耳熟能详，但是往往又似是而非。因为国际话语权包括学术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西方的手里，国际议题话题主要由他们设置，言不及义、言不由衷、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等等事情一直在持续着。“四大陷阱”之外，还有一个易于被忽视而且很可能是一个真实的陷阱，那就是“美元陷阱”，该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而且特别强调，中国深深地跌入“美元陷阱”。[2]

为了摆脱美元陷阱，维护国家金融(货币)主权与经济安全，多年来，中国做了很多努力，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其核心或关键举措就是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可以说是该项努力的一个战略性举措，通过“中国制造”、“中国建设”、“中国服务”、“中国方案”的推出，越来越多地以人民币记账、结算、支付甚至储备，将人民币输送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减少对美元的使用从而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摆脱“美元陷阱”。

但是，这只是我们的设计，我们的一厢情愿。美元是国际主导储备货币，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利用美元即可购买世界，一段时期以来美国近乎只能生产美元)。我们都很清楚，国家核心利益是不可用来交易的。谁损害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当然就跟谁急，会动员一切国家力量，包括军事力量，进行干预。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等等都受到过美国的严厉惩罚，伊朗、朝鲜、古巴等国家因为表示要“损害”美元国际地位(实际上也只是扬言不用美元)而遭到美国的严重警告和严厉制裁。

正是在美国的干预下，干预有多强烈不得而知，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施行中，依然使用美元，亚投行在启动时就做了明确表态。这让美国大为宽心，在较长一段时间的抵制、冷漠之后，竟然也派出代表团，出席由中国召集且主导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与研讨会。中国的中欧班列不仅运行在中欧的标轨以及独联体的宽轨上，更重要的是行驶在美元的轨道上。有朝一日，美国突然撤出美元，中国“一带一路”是否落空、出轨?

这不应是耸人听闻，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仰仗美元，主要是以中国的庞大外汇储备为基础，“一带一路”贸易投资等经济合作使用的近乎都是美元，相关沿线国家国家看重的近乎也是中国拥有庞大美元储备。然而，主要以美元构成的外汇储备，其庞大数量不是恒定的，也不是中国单边或一厢情愿就可以决定的。它是由中国经济状况(集中为国际收支)以及国际投资者(投机者)的行为决定的。多年来，境外在华投资存量，加上利滚利形成的增量，由此而累积的资产，谁也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专家们约略估计，应当是中国外汇储备的2-3倍，一旦出现外资的大规模急速抽逃，这种抽逃往往还会引发“羊群效应”(即国内投资者纷纷跟进)，那么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会急速减少。未等外汇储备耗尽，只要是外汇储备大幅度缩水，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成了无源之水，很快断炊。

外汇储备的急速减少也不是杞人忧天。2015年一年，中国外汇储备不经意间，就减少了9000多亿美元，着实让相关监管部门和决策者吓了一大跳。自那时起，中国外汇储备保卫战亦即人民币汇率保卫战，一直在持续。然而，中国经济金融积累的系统问题，尤其是在“灰犀牛效应”之下，积累的房地产泡沫风险，以及虚拟经济膨胀与实体经济萎缩之风险，已经到了近乎临界程度。国际金融大鳄在国际乃至中国金融市场布局既广且深，以穆迪等信用评级机构为号手的华尔街金融猎杀队正在蠢蠢欲动，中国的金融保卫战正在不断升级。

“一带一路”是一项宏大实践，对于中国及利益攸关方的重大意义的诸多评估并不过分，但是“一带一路”所面临多种变数，不只是一般风险评估，而是超出一般风险评估，我们似乎还没有认真透析。正是基于对总体国家观的深入学习，作者方才觉察到这些变数的存在，而且越来越清晰。基于同样的逻辑，作者认为，经由总体国家观的科学指引，我们能够找寻到应对这些变数的可行办法。

注释：

[1]东汉以后，丝绸的生产技术就已经传播到了中亚、西亚地区，粟特地区——在现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汉时属康居国也称康国——生产的粟特锦就是典范。

[2]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普伦德《中国与美元陷阱》，FT中文网2009年5月5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6213。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发表在《国有资产管理》2017年第7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