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大危机，大危机引致大冲击，导致大衰退，引发经济、社会、政治等系列危机，对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在大危机的压力下，相关国家加强金融监管，国际社会致力全球治理，然而应对举措更多地集中于扬汤止沸，停留在表面文章。作为危机元凶的金融垄断资本，其实力与势力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增强；贪婪与投机非但没有被遏制，反而不断强化。如此，解决旧危机的果，极有可能成为引发新危机的因。

关键词：金融危机/十周年纪念/经验教训

作者简介：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安全及国家安全理论研究。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美国次贷风险星火终成燎原之势，引爆国际金融大危机，大危机引致大冲击，导致大衰退，其影响堪比1929-1933年大萧条。十年之后，国际金融仍阴霾重重，世界经济艰难复苏，全球治理漫漫修远，抚今追昔，反思2008年金融大危机，鉴往知来，意义深远。

一、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

与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等诸多危机不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滥觞于美国这一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巨大冲击波将大西洋彼岸卷入危机漩涡，即欧洲债务危机，并弥漫世界，导致新兴市场系列危机，对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全球秩序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世界经济步入“新平庸时代”，经济低迷长期化。金融危机直接表现为金融机构流动性危机，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中小型企业首当其冲。“小的是美好的”，小企业数量众多，构成就业、增长的基干，诸多新理念和新创意来自小企业，而不是大公司，然而危机中止甚或断送诸多中小企业的美好前程；金融危机抑制了人们的创意，以及对未来的预期，导致持续的信用紧缩，甚至出现长短期利率倒挂，信用紧缩与利率倒挂必将拖累长期投资踟蹰不前，不利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持续失业或不充分就业令工人技能不断退化，工程师成长受阻，被视为最活跃的生产力受到抑制；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大学毕业生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形下不太容易找到最能提高自身技能的工作，抑制了他们的成长空间；财政捉襟见肘的政府，被迫中断或推迟公共基础设施工程，也会影响经济的中期增长。凡此种种构成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在大危机之后，都这样那样或多或少地被抑制了。

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世界经济动能强劲，科技进步为生产力发展，自由贸易为世界经济增长，分别提供了不竭动力。苏联东欧经济计划顺利推进，美国经济由战时向平时转型，欧洲日本经济在废墟上重建，而后于东亚出现一支经济生力军，在日本领头的雁型模式下，“四小龙”一飞冲天，“五小虎”生机勃勃，中国改革开放，“金砖国家”熠熠生辉，新兴经济体你追我赶，接力描绘世界经济的绚丽图景。尤其是作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国美国，与世界最大的生产国中国，两者实现经济互补，长期扮演着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然而次贷危机过后，美国引擎近乎失速，中国引擎明显放缓，西方七国难提当年勇，金砖国家光芒也不再四射，世界经济阴霾挥之不去。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美国经济在历经2008-2009年的负增长之后，2010-2016年实际GDP增速在2%左右，直至2017年新政府使出浑身解数，经济有了一些起色，但是并未出现经济周期中应有的高涨；其他西方国家的增长率较美国逊色，只在1.5%左右徘徊。从世界范围来看，2009-2016年，全球GDP年平均增速3.5%，低于危机前五年1.6个百分点，而且增速基本上未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①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估，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英国倒退了8年，美国倒退了10年，希腊倒退了12年，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倒退了7年或更多。②过往十年，即便西方大国实施大剂量“量化宽松”的政策刺激，让世界经济在短期内避免了更大的衰退灾难，但是复苏长期疲软无力，其艰难景况远超“大萧条”时代，IMF总裁拉加德称之为“新平庸时代”，低增长、高风险成了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新常态。

第二，美式资本主义神话破灭。契约精神是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其所包含的自由、平等、守信原则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然而，大危机向世人展示的是一个投机成性、造假成风的资本主义。放贷机构听任甚至帮助资质不足的借款人造假，投资银行将优次债券混合包装，只管收钱的评级机构为之打上最优标签，业界翘楚高盛集团帮助希腊政府直接伪造账目，美国国际集团向市场与监管者提供不实数据；美联储以及证交会等监管机构，偏听偏信金融行业报告，对该行业堆积如山的问题睁一眼闭一眼。整个金融系统造假持续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大，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造假成风、失信泛滥严重损毁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契约精神。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体现金融资本的意志，为新殖民主义服务的理论体系。多年来，美国竭力向世界鼓吹和兜售新自由主义，该理论的立论基础就是所谓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假说。然而，著名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理性预期理论认为，市场总是正确的；但金融市场几乎总是错误的，只不过在一定的限度内它有自我验证的能力罢了。③有效市场基于一般均衡理论，即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所有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能够达到供求平衡、钱货两讫的所谓出清状态。但是，金融市场因为追涨杀跌而不是一般的贱买贵卖，很难实现一般均衡，甚或根本就不存在一般均衡。对于这类言之凿凿并被实践反复验证的颠覆性论述，包括新自由主义学者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家一直视而不见。

大危机让美国的形象严重受损，令美国经济低迷，社会撕裂，政治僵化极化，美国这个昔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普世”灯塔，一举沦落为展示资本主义制度各种弊端的橱窗，让昔日的神话成了今天的笑话。经济学家吴易风指出，危机让越来越多曾经盲目追随过“市场万能论”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人猛然惊醒，开始重新思考和认识新自由主义。④原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坚定支持者、日本经济学家中谷岩认为，新自由主义让世界蒙受了巨大灾难，已经走向反社会反人类的死胡同，必须打破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对全球化资本主义加以控制。⑤著名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明确表示，“希望人们不要再对新自由主义信以为真，而是让新自由主义离开舞台。”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在大危机的重压下，不得不回归客观事实，回归经济学所应遵循的常理，重新发掘凯恩斯主义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价值。

第三，反全球化与民粹主义抬头。《世界是平的》一书宣扬全球化犹如一台马力无比的推土机，推平了横亘在国家之间的交流障碍，从而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跨境畅通流动。商品可以从最便宜的地方购买，服务可以在最便捷的地方成交，从而实现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然而，全球化导致美欧等一些发达国家制造业外迁，产业空心化，国家失去了价值创造的源泉，劳动者失去了就业借以谋生的手段，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只能借债度日，债务负担越背越重。没有价值创造、没有充分就业的福利最大化，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是虚幻的。自由化、市场化与全球化所增进的福利，更多是被资本以及富人享有，理论界与舆论界所鼓吹的全球化的一系列好处，不仅是镜花水月，而且是中产阶层生活江河日下的元凶。

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社会冲击，不仅给相关国家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更为重要的是，损害了民众对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信心，因为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便捷而频繁的旋转门，以及实际的政策取向，使得民众越发确信权钱交易的存在与泛滥。精英为自己或集团利益而损害了他们的威信乃至合法性，精英与大众关系的疏离与紧张，助长了日益抬头的民粹主义。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法国老牌政党支持率暴跌，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兴起，更不用提中东欧威权民粹主义浪潮汹涌，民粹主义成为危机后西方社会的主色调。

全球化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也强化了“马太效应”，社会必需的公平公正被不断忽视。金融大危机把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推向了风口浪尖。像“卢德运动”中的工人迁怒机器一样，民众(集中为中产阶层)把他们的失落归结为全球化。沆瀣一气的精英们为转移视线——模糊民众对制度的反思、转移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把国内民众与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官民矛盾，转移为国与国、本国民众与他国民众之间的矛盾，于是就有了国货优先，反倾销、反补贴大行其道等一系列严重不负责任的政策出台，为民粹主义推波助澜。自由化、市场化与全球化是一体三面的“三面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反全球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昔日经济越是自由、市场化越是彻底的地方，如美欧等西方国家，反全球化运动越是激烈。

第四，引发社会政治等系列危机。金融危机并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它同时也是文化危机、价值危机和哲学危机，一言以蔽之，它是“综合性危机”。⑦还有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全球治理危机。

多年来，美式资本主义推行新自由主义相关政策，把市场调节机制推向了极致，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的结果，是日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级不断萎缩并最终趋于坍塌，社会由“橄榄型”变成了“M型”，形成了无产阶级、负产阶级(背负债务的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次贷危机引发信用危机，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拯救危机的始作俑者——华尔街的金融资产阶级，加剧政府与民众的对立，“占领华尔街”的社会运动由此生成，并迅速扩展到近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金融大危机引致经济与社会大冲击，重挫各国执政党，不管左翼还是右翼——在危机爆发时执政的所有政府，近乎都被选民赶下了台，并被持对立政治理念的政府所取代。“稳健党派的崩溃”几乎发生于整个西欧地区，在低地国家(比荷卢)和北欧诸国，曾经最热心地为欧洲价值观和统一理念摇旗呐喊，且又高唱“自由和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几乎全部从欧洲舞台上消失。法国从右向左，英国从左向右，德国则在左右之间摇摆，美国的共和党被茶党绑架，民主党被左翼社会运动挟持，左的更左，右的更右，最大公约数越来越难寻找，治理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美西方政治出现明显的僵化、极化与冷漠化。

国际主流社会因缺乏大致相同的执政理念而一片混乱，全球治理愈加艰难，未能与全球贸易、金融的融合保持同步，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并未带来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全球化，经济世界的平坦反而加剧了政治世界的崎岖，崎岖的政治树立起更多的壁垒，使得世界经济交流障碍重重。大危机前主要国家依照本国利益最大化制定对外政策，尽管诸多政治家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了金融机构及金融工具的脆弱性，但是他们在如何共同承担全球监督责任的问题上远远未能取得一致。大危机之后，大国强国努力向国际社会转移风险，转嫁危机，以邻为壑，导致原本就缺乏互信的国家之间更加彼此猜疑。尽管G20被放到了聚光灯下，替代G7的呼声高涨，但是，南北方之间、大小国之间、西方国家之间因利益分歧而矛盾重重。更何况，国际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远远超出了G20监管者的理解能力与认知范围，在此情形下，还奢谈什么恰当与有效监管。因此，对系统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型金融机构，一些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监管政策，包括严厉处罚措施，一度被高高举起，而后又被轻轻放下，实际上形同虚设。

二、金融危机的深刻原因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大危机。2008年11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视察伦敦经济学院时发问：“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经济危机呢？”在西方经济学视野中，所有的危机都是可理解和解释的，却是不可预测的。今天的西方经济学越发玄乎其玄，经济学家习惯用数学、工程学、模型来说明解释问题。解释危机发生的原因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是所有努力有一个共性，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回避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对资本回报的一味追求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而社会财富分配中严重的两极分化则导致普通民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生产无限扩大与需求相对缩小的失衡，必然导致相对过剩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是现在的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会由它产生出来，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⑧，“就像早晨太阳必将升起一样”⑨。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全球化，与金融资源高度垄断于一小撮金融寡头手中而形成的高度私有化之间的矛盾。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就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者对理论如何修缮，还是相关各国政府对政策怎样改进，都只能暂时缓解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自身积弊暴露无遗，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社会制度、文化模式、意识形态等方面均出现危机。与宣告破产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在危机中得以充分印证。《资本论》热销全球，《经济学家》杂志在2012年将列宁肖像作为封面，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著作《21世纪资本论》，登上国际网购平台亚马逊2014年榜首。以“占领华尔街”“愤怒者运动”为代表的各种社会运动，将群众运动重新带回历史舞台。从媒体到社会，从理论学说到社会运动，西方社会出现了一股“马克思热”，就连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斯也给予马克思这位无神论者以正面评价。著名左翼思想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1917-2012)在接受法国记者专访时乐观地指出，“人们不仅重新找到马克思，而且还重新发现社会主义传统”。⑩

赌场资本主义使得金融危机常态化。随着科技进步、生产设备改进、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也会不断提高。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而引起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是造成危机和衰退的根本条件。(11)遏制利润率不断下降，一个重要途径是，阻止甚至逆转资本有机构成中不变资本投入过多的倾向。把重资产变为轻资产，就是一个有效途径，实践中的经济金融化就是资产由重变轻的一剂“良方”。

然而，经济金融化使资本主义越发具有寄生性与腐朽性。资本主义为了赚钱可以不惜一切手段，投机、欺诈、海盗、贩卖奴隶、种植与销售鸦片、战争等等。“资本主义生产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12)金融业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国家(准确地说是资产阶级)能够跨越生产过程这一中间环节，不用“必须干的倒霉事”而能赚到钱，而且赚大钱、赚快钱。

进入资本主义的成熟发展阶段，金融成为资本赚钱的一种重要手段，早先主要是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而赚钱，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而成的金融寡头稳固地控制了货币，以及熟练地使用杠杆，以少搏多，以小搏大，从而使得金融能量越来越大，由此逐渐发生异化，金融控制实体经济，控制国民经济，乃至控制国家政权。用国家政权赚钱成为资本积累的最高境界，通过实施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放松对金融领域的监管，由此经济金融化大行其道。

经济金融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金融杠杆的广泛使用，这使得国民经济泡沫化，泡沫经济常态化。典型的就是房地产、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等资产价格的膨胀与泛滥。“西方的金融体系很快变得与一个巨型赌场没有什么两样。每天，这个赌场中进行的游戏卷入资金之大简直无法相像。……他们就像赌场里的赌徒，紧盯着轮盘上咔哒旋转的象牙球，决定把筹码放在红盘或黑盘、奇数或偶数盘里。”(13)投资者蜕化为赌徒，金融市场蜕变成赌场，国际金融市场成为一个超级赌场，资本主义也相应变成赌场资本主义。当赌徒筹码不能为继时，就会终结一场赌局。高度金融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当流动性突然萎缩或中断时，即会爆发金融危机。

经济失衡加剧风险、恶化危机。西方经济学者倾向认为，全球宏观经济的失衡是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中国和其他顺差国家的过量储蓄，资助了美国的借贷消费和房地产盛宴。“多余的储蓄”会导致自然利率和实际利率的下降。储蓄过剩会导致自然利率的下降，而且各国央行会因此降低实际利率，以防止实际高利率而遏制经济活力。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主要国家央行都会努力把实际利率调到最低。在这种情势下，一旦出现金融危机需要放松银根时，相关央行会发现，因为利率没有了下调空间，他们将很难用富有弹性的货币政策来加以应对。“多余的储蓄”会推高资产价格，并引起包括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信贷市场以及大宗商品市场等一系列投机泡沫。每一次泡沫的破灭，都会导致一系列困难的出现，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诸如人口老龄化、不平等现象、新兴市场寻求可靠资产等因素，导致人们不断增加储蓄，这些结构性因素不会轻易改变。在全球储蓄预期明显超过投资预期的情况下，新泡沫和新危机都将难以避免。然而，西方经济学者看到的只是经济表象。在东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居民储蓄与国家储备不断提高，主要原因在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及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把人们拖入不知深浅的水域，经济金融学强调，不确定就是风险，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市场变迁、社会演化等等没有一样是确定的，不确定因素越多，风险也就越大。与此同时，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国家储备越少，该国货币、资产就越容易受到投机者的攻击，造成巨额损失。因此，小到一家，大到一国，只有储蓄储备更多的资金，才能有效应对不测。

金融危机越来越具有系统性特征。资本主义体制机制局部与环节的溃疡面越来越大，风险已经防不胜防，由周期性危机、结构性危机正在向系统性危机演变。危机的系统性源于金融资本的垄断性。列宁时期的“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14)。21世纪之后的金融寡头不仅控制着单个国家，还要控制整个国际，控制可以控制的所有资源，实现金融资本的全面垄断。正是在金融资本的垄断下，出现自然、社会、主权与治权、国际秩序等系列危机。

自然是财富之母，金融资本不断利用经济金融杠杆，把自然资源这一人类公有财物转化为私人财物，把有限的自然资源加工成无限的经济财富，如数字化银行存款，广大亚非拉任何一片荒野都在被纳入资本主义循环体系，对矿产资源的无止境开采以及对粮食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无穷尽投机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正愈演愈烈，由此导致并不断加剧的生态危机。

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实质是人与人矛盾的激化。在资本主义国内是资本剥削与雇佣劳动被剥削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则是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具有系统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组织、重要金融工具包括各类金融杠杆的使用，集中在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寡头手中。资本积累越来越倚重金融资本的集中与积聚，如此使得贫困积累与财富积累的两极分化更加明显，闻所未闻的贫富差距导致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

主权是国家安全最坚硬的外壳，独立主权下的有效治权是促进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最可靠的依托。然而，伴随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的推进，国家机器、国家政权非但不能有效节制驾驭资本，反而被金融寡头所控制所操纵，华尔街控制并操纵华盛顿，伦敦城控制并操纵唐宁街，权力为虎作伥，为资本保驾护航，政府的政策乃至国家的法律，不能恰当地体现大众利益与国家利益，而是越来越多地代表私人利益与集团利益。金融资本更加肆无忌惮地敛财投机，体现的正是主权与治权的危机。

金融资本由一国垄断不断走向国际垄断。金融资本拥有越来越大的不受有效监管的权力。金融寡头控制国家政权，华尔街操纵华盛顿在全球范围内努力把美元的权力置于其他国家的主权之上，借以获取巨额利润。然而，资本主义存活以非资本主义存在为前提，金融资本寄生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而当所有国家都奉行资本主义制度，整个世界陷入虚热实冷的境况时，恰如今天的情形，国际金融资本主义便遭遇体系性危机。

系统大于部分之和。降低或防范所有的个体风险、每一个局部风险，并不等于就能有效降低或防范整体风险。任何一个小风险都有可能演化为大风险，外部风险转化为内部风险。英国学者克里斯·哈曼指出“我们需要明白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次危机不仅仅是缺少金融管制或是银行家的贪婪造成的，而是系统性的”(15)。美国是世界霸权国家，华尔街是国际金融资本主义中枢，滥觞于美国华尔街的次贷危机，自然很快演变为系统性、全球性危机。在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的情形下，诸多经济、社会、政治风险都有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有鉴于此，着眼于资本主义体制机制的修修补补，如强化监管，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机。要消灭金融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

三、金融危机的魅影再现

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多种多样，即便如此，尚有更多未曾料想到的引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原本稀罕的“黑天鹅效应”如今越来越寻常。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相同的，国际上也没有两次金融危机是一样的。危机具体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爆发，难以预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新一场金融危机一定会到来。

从危机中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不吸取教训。长期以来，知识界学术界被当作为真理的化身而倍受推崇。然而，大危机之后，经济学界始终不能真正反省，有效市场假说、金融深化理论等导致金融危机之重要理论的基础性地位没有被动摇，新自由主义所具有的欺骗性没有被彻底揭穿而被遗弃。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更多的是被当作门面或一类装饰品。有良知且地位显赫的经济学者没有向社会揭示危机的真正元凶，甚至还积极鼓噪政府是罪魁祸首，将大危机的责任归咎于中央银行作为最终债权人的存在。

金融资本厌恶金融市场的稳定就像细菌厌恶真空一样，金融资本十分喜好动荡，因为只有在动荡的市场中，才便于做多或做空，以获取投机利润。人不可避免会犯错，然而金融领域总有一帮人，有组织有分工地一直在努力诱导他人他国犯错误，从别人的错误甚至别国的灾难中大发横财。因此，从本质上而言，金融家们是不会吸取所谓教训的，实践中也是如此。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金融海啸，而金融家们把金融海啸当作池塘的涟漪，认定涟漪过后金融市场又会恢复原貌，欺诈可以从头再来。来自华尔街的游说者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华盛顿的决策者，以淡化金融监管规定，实际结果是，那些原本就很有限的以强化金融监管为目标的改革，大多数措施没有落到实处。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一般银行的风险似乎趋于收敛，然而影子银行的风险在不断增加。大危机之下，只有雷曼兄弟公司的总裁迪克·富尔德丢了饭碗，除此之外，再无一个银行家因为纵火而受到惩罚，银行被默许甚至被鼓励继续坑蒙顾客、敲诈国家。

国际金融大危机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的实力与势力。如此，更加鼓舞和激励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的投机性、嗜血性。贪婪与恐惧，是金融市场的投机与投资的辩证法，著名投资家沃伦·巴菲特近乎把这一辩证法运用到极致，即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但是，今天的华尔街的银行家似乎只有贪婪，没有恐惧，只有蔑视，没有敬畏。

强化金融监管，当局无心也无力。因为不吸取教训，所以很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多次、反复跌倒。政府不会认真吸取教训，因为政府早已成为资本所操控的政府，危机过后，当局依旧装模作样地认真地履行着监管的职责。从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金融大危机中吸取教训的杰作，应是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政府金融市场改革的最大成果——沃尔克规则——禁止银行从事投机性交易活动。然而，像高盛集团或瑞士信贷银行这样一些金融机构，略施小计——关闭了自己的商业部门——作为对冲基金重新开张，或者作为持股者参与对冲基金，就轻易逃过了新规则的制约。所谓“牛栏关猫”，往往不是猫的狡猾，而是监管者的愚蠢，抑或就是沆瀣一气实施庇护的罪恶。

金融大危机重挫了银行家与金融业的声誉，人们期待金融将被拉下镀金的宝座，实业将重新取代金融业成为美国经济社会的主宰力量。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华盛顿共识”政策已经不合时宜。被给予高度期待的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口口声声、信誓旦旦要在当选后收拾华尔街肥猫们，然而甫一就任，新总统就变卦了，美国媒体评论，奥巴马总统所能做到的，就是抓住华尔街大佬们的衣领，使劲地摇晃了几下，然后在他们的耳边轻轻地说，干得很好，就这么干。所有“惩治”华尔街的举措，包括大肆鼓吹的《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近乎都成了“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一把扯掉了奥巴马政府惩治华尔街的遮羞布，终结了与华尔街羞羞答答的代理关系，直接由各类寡头披挂上阵充当内阁成员，凡是有利于垄断资本的政策——如减税、放宽监管等——逐一出台。金融危机之后，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在美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中的地位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美国精英、主要政党、政府已经没有意愿和能力推出、实施罗斯福那样的“新政”了，甚至连一丁点儿形式与花样也没有。最大的不同，就是高调地用民粹主义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际。

解决问题的同时制造出更多更大问题。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即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这样的话好说，实际的事难办，有时甚至根本就办不到。实际上，所有的应对危机的举措，近乎都是扬汤止沸，头痛医头。而且，因为没有对症下药，药效的副作用非常明显，解决旧危机的果，往往成为引发新危机的因。

道德风险加剧。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天然地具有不平等竞争优势，因为它们太庞大，庞大到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整个金融体系、金融市场的稳定，因此逼迫政府必须进行救助。正因一旦出了问题，必然有国家兜底，政府搭救，因此大型金融机构，在经营上就很有可能冒更大的风险，获取更高的收益。然而，收益归自己，风险归国家。大银行可以凭借“大而不倒”，继续敲诈国家及纳税人。因此，要想投机赚钱，又不用冒破产风险，一个合乎逻辑与实际的办法就是，努力让银行做大。金融大危机的一个极具讽刺的结果是银行变大，诸如美林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和美联银行等一些疲弱的银行，在投入竞争对手的怀抱或合并之后变得更大，但并不一定更强。美国五家最大银行的资产负债总额，甚至比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前还要大。大危机的结果就是政府与国家被金融寡头进一步挟持。

主权债务危机迫近。次贷危机原本是金融机构的信任危机、流动性危机、债务危机，但是危机发生后，为防止系统性危机出现，政府动用财政全力搭救，金融机构渡过了难关，但是政府终因“饮酒过量”而导致严重不适——债务缠身，出现所谓“财政悬崖”。美联储的低利率帮助压低了巨额债务的还本付息，但是随着利率水平上升，联邦政府还债压力不断增大。未来十年内，美国有史以来将第一次，联邦政府债务的年度还本付息将会超过国防开支。很显然，随着机构债务危机渐远，主权债务危机迫近。欧洲债务危机已经爆发，新兴国家的公共债务正难堪重负，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不断积累。

资产泡沫再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跌破世界范围内“美国问题专家”的眼镜。特朗普执政后，世界的“美国问题专家”又在预测，世界最富裕的经济体将扭转思维，回归制造业，重振实体经济。但是，美国资产价格又在上涨，今天美国经过通货膨胀调整的住房价格高于危机前的水平；美国股市总市值与GDP比率逼近危机爆发前的高值；道琼斯股票指数(DJIA)2009年跌到最低点6469点，然而到2017年底飙升到24719点，上涨380%。(16)自2009年以来，全球市值几乎就在不间断地持续上行，近九年时间竟没有一次盘整，而这种情况上次出现还要追溯到20世纪早期，即“大萧条”发生之前的岁月。当然，股市之外更有债市与房市，新兴市场(如中国)正向世界展示，经济泡沫没有不及，只有更过，更疯狂。

一场危机的结束就是下一场危机的开始。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胎记，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挥之不去的痼疾。有金融市场就有金融投机，就有资产泡沫，进而就有金融危机。金融资本主义使得金融危机常态化。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2013年9月在为德国《商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自从我辞去财政部长职务以来，人们向我提得最多的问题是，是否存在发生新的金融危机的危险。我担心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金融危机不仅现实地存在，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不经意间，似乎变成了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如影随形，难舍难分。虽然难以预见危机何时爆发，但是下一场令人恐慌的金融危机几乎肯定在酝酿之中，几乎肯定会爆发。

大危机十年后的今天，股市的泡沫、债市的泡沫、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早已蔚为大观，一根“小针”就能刺破金融泡沫。十分不幸的是，现在的“小针”越来越多。行为完全不可预测的特朗普政府，掀起的愈演愈烈的经济摩擦，欧洲分裂、中东乱局等地缘政治变幻，自然灾害或生态灾难，中国经济失速或骤然间大规模资本抽逃，等等，无数的“黑天鹅”以及寻常见的“灰犀牛”，都有可能成为刺破泡沫的“小针”。

危机的爆发不随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既然危机是客观存在的，倒不如坦然地、积极地面对危机，未雨绸缪，一方面减少危机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则努力转危为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国民经济每隔几年就迈上一个新台阶。虽然2008年金融大危机产生的大冲击，中国未能幸免，但是由于拥有独特的社会制度，强而有力的政府调控，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中国经济受危机影响被降至最低，并较早地走出危机阴影，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境遇形成鲜明对比。国际金融危机使得社会主义优越性再次得到显现。中国声音引来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模式”引来国际社会的普遍热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可以说“传统左翼党派的口号‘进入社会主义，还是退回野蛮社会’，如今看起来不再是花里胡哨的表面文章，而是振聋发聩的警世箴言”。(17)

①尚前名：“让全球金融危机十年之变告诉世界”，《瞭望》，2017年第50期。

②“经济危机令美国倒退十年”，http://news.cntv.cn/20120227/104040.shtml.(上网时间：2018年8月1日)

③[美]乔治·索罗斯著，王宇译：《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80页。

④尚前名：“让全球金融危机十年之变告诉世界”。

⑤[日]中谷岩著，郑萍译：《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页。

⑥赵光锐：“哈贝马斯谈新自由主义破产后的世界秩序”，《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3期。

⑦俞吾金：“反思金融危机背后的文化病症”，《文汇报》，2009年6月23日。

⑧马克思：“英国的贸易和金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07页。

⑨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55页。

⑩钱文荣：“金融危机背景下需要关注的几种国际思潮”，《红旗文稿》，2009年第17期。

(11)[美]安德鲁·克莱曼著，周延云译：《大失败——资本主义生产大衰退的根本原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68页。

(13)[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李红梅译：《赌场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页。

(14)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20页。

(15)[英]克里斯·哈曼：“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与当前的金融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6期。

(16)参见"Markets Data," https://markets.ft.com/data/.(上网时间：2018年8月7日)

(17)[英]特里·伊格尔顿著，李杨等译：《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