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一直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增长速度较世界平均增长速度总是高出一部分。这个速度能够持续多久？我认为中国这种高速增长要持续四五十年，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当前面临着很多发展当中的挑战，比如如何度过国际环境的特殊阶段、提高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等？这些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的话，中国经济也会出现一个大的波动。因此，如何应对，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还能持续
战后有过东亚奇迹，也有过日本奇迹，东亚奇迹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97年，东亚奇迹30多年，中国是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其中80年代还谈不上经济的一个起飞，虽然增长很快，80年代最主要还是处于一个恢复的阶段，中国的经济奇迹应该说是90年代，邓小平南巡以后，也就是20多年，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还没有结束。即使现在还有些波动，包括金融危机，我们国家内部的问题，但是我认为保守一点还会在8%左右。原因有三。
第一，中国仍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认为人类社会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中间有一个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起飞阶段。罗斯托将经济形容为飞机，在地上滑行速度很慢，然后就在空中了，而从地上到空中是最关键的时间，是社会的一个蜕变。
这个变化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从原来以农业为主逐步变成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另一个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从大多数人居住在农村，逐步变为大部分人居住在城镇。
从这两个结构变化的现状来看，当前中国还处于这个起飞的阶段。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农业已下降到只占G D P的10%，但是服务业比重还不够。以美国为参照，美国的服务业占到快80%，而中国只有40%，产业结构的变化只走到了一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还正处在起飞阶段，发展速度不会慢也不能慢。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农业占G D P的比重已下降到10%，但据201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刚刚降到50%以下。而从世界范围来看，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是超过5%的。这就说明，中国还有40%左右的农民需要转移。
要解决农村人口转移的问题，最根本的是农村的人口必须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城市里面必须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经济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来吸纳就业。根据经济学中的奥肯定律，每2%的G D P增长能够降低1%的失业率。中国目前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但是如果加上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这个数字就会很大，这就需要在足够长的时期内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以推动农村人口的转移。
第二就是国内规模需求。国内市场对我们经济的拉动，这点越来越重要。当固定成本很高，就一定要有规模。早年比较优势是技术上的差异，劳动生产上的差异，然后是资源配置的差异。现在虽然劳动不能流动，但资本可以流动。资本可以流动的话，就把各个国家的劳动配置变得相近。技术转让现在也很容易，靠什么因素来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呢，就是成本，成本取决于规模有多大。克鲁格曼就说决定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是规模经济。最早的规模可以通过积累的形式。现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以后，信息的传播是你追我赶，所以说原来可以通过积累的规模来保护成本，现在就等不到，别人不是抄你，别人是超过你。所以不要依赖专利的保护。所以规模在经济增长中非常重要，那么怎么办呢？他就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办法来扩大自己的市场，欧洲也是一样，欧洲搞欧盟，他主要的目标不是政治，是经济的。所以中国的经济起飞可以比东亚延续很长时间，因为我们国内的市场规模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
第三，体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中国目前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转型经济。就中国这10年在WT O的表现，外界对中国批评很多。进入WT O是我们清除了很多不符合规定的条件，但是进入之后，我们又制定了很多，包括产业政策、新兴产业、企业补贴等，那么外界认为这个都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的。
现在中国是有很多问题，很多人都把这个改革提上来了，很多人都对中国的经济体制不满，但是这些缺陷，这些不足恰恰证明我们改革还有空间，这又说明中国还能够通过改革来促进生产力。一方面我们看到制度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存在的希望。改革本身还会增加我们的生产力。
四个主要挑战及其对策
我们的起飞还没有完成，却面临着很多发展当中的挑战：
第一，如何保持一个经济的稳定。经济的波动，最近这几年特别大，现在增长就成为主要问题了，要保增长。因此有些人担心说我们中国现在经济正在迅速下滑，说会不会出现硬着陆。现在是有硬着陆的趋势，但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所以现在实际上政策都在放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在启动。
还有体制的问题，现在的体制是有点问题。什么意思呢，原来是中央布局的，现在是地方计划经济，没有全盘考虑。地方在做经济规划的时候，已经不是按照市场来考虑，这样的结果是，作为一个大国，各地方这种集体行动不但是资源浪费，而且会伤害到自己。
第二，从微观角度来讲，怎么提高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这对企业家也是个挑战，早年中国企业做起来都比较容易，因为当时穷，东西也比较稀缺，所以随便做个东西都能卖钱。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就要提高产业了。企业要转型升级，每一个企业家要考虑你的前途是什么，这里面包括很多的兼并重组。现在流行讲创新，中国现在产业结构怎么创新？创新是要有实力、要有足够的规模的，必须要足够的专业，才能去创新。
第三，如何度过国际环境的特殊阶段。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会打破原来的格局，中国这几年没改革还发展这么快，那是因为国际环境好。要发展，国际公关非常重要，中国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有时候甚至需要吃点亏，以吃小亏的方式来避免更大的矛盾和冲突。
第四，怎么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这个也非常重要。早年的改革，因为大家都很穷，改革是有很多好处的，绝大部分人都支持。那么随着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所希望的是更多的一个改进，而且看到的是更多的问题，当一个经济增长越快的时候，它出现的问题也会越多，市场越发达，市场失灵的问题也就越严重，那么这个市场失灵的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个社会也会不稳定。
什么叫市场失灵，它涉及到几个方面。第一个叫公平性，市场是不管分配问题的，市场的魅力所在就是制造差别，完全根据市场上创造的价值来分配。我们不谈现在有些人用各种各样的权力来得到这个东西，但市场越发展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一些人富了，没关系，不能让穷人穷得民不潦生，没地方住，没地方吃，这个是我们称之为市场失灵的，需要解决的，就是公平性。第二是外部性，外部性的东西是市场不包括的，比如企业生产污染了水，这个是没人去管的，没有人去管的时候，它就不会去支付这个成本，这个在市场上却没有人拥有这个东西，没有人拥有这个自然环境，所以污染没人去管，这是一个外部性，负的外部性。还有正的外部性，正的外部性就比方说科研，科技发明出来以后，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处，像这一类称之为外部性。第三是公共性，有一部分的产品，他的消费和支付是不能统一的，就是他消费不能排他。比方说路灯、空气，你不交钱也一样可以使用他。
严峻的社会问题亟须解决
讲到社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等，是老百姓最不满的。这些问题不仅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我们要解决社会分配问题。但这里面是解决收入差别，还是解决收入公平？这是不同的。现在要强调的是收入公平，就给大家一个公平的机会，我们所要批评的，所要控制的，不是收入差别。要防止利用特权等其他一些不公平的手段获得收入。经济学家也是讲基尼系数，说中国已经超了，快0 .5了。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当我们过分地去强调差别的时候，人们会把眼光盯着富人，这就像一道数学题，唯一解答就是把富人变穷，就把收入差距缩小，这是原来干过的，建国60年的历史，前30年就是解决公平问题，弄得大家都很穷，所以现在千万不能又忘了这个。均贫富的理念恰恰跟市场经济是有冲突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人们不仅仅是谋生，不仅仅是解决生存问题，更要创造财富，要鼓励人们去创新，鼓励人们创造更多财富，就不能有均贫富的思想。
我现在想提出来的一个口号就是：消灭贫困，比缩小差别更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如果我们天天强调缩小差别，那么很多人就容易产生仇富的心态。我认为缩小差别最快的方法就是城市化，提高农民的收入。
在推进城市化进程方面，加速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要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着垄断，导致供给量少价格高。
我不赞同试图压低医疗价格来解决问题，因为当价格低到一定程度时会抑制供给。解决医疗改革问题要从两个方面做起，一是增加供给，鼓励社会投入，民间办医院。在这方面，政府应当把医疗行业当成特殊的服务行业，对其进行财政补贴，在制度上保证医疗对社会的服务。同时他还指出，中国的医疗改革必须把医生作为核心，将重视对象由医院转向医生。
二是要解决支付问题。例举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英国模式是对医院进行补贴，美国模式是对病人进行补助。从经济学上来讲，英国模式是社会福利，美国模式是解决市场失灵。而高福利现在正是欧债危机的根源，以中国当前的实力和对未来的考虑，中国应当采取美国模式，首先要解决穷人的看病费用问题。此外，中国还要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其好处是一方面解决了看病贵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在医院与保险公司之间建立一种监督机制。
教育问题是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现在中国的教育还是沿袭苏联模式，教育现在是一种倒退，没有遵循教育的规律，学生被禁锢在做题上，越学越笨。中国要想成为国际大国，需要的是创新人才、国际化人才和能够适应工业化的人才。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政府需要提供培养技术工人的机构，以解决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问题。
教育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缺陷。中国目前的大学教育，只关注高学历，很少注重基础教育，甚至缺乏面向农民工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有大批农民进城，未来20年必须考虑如何教育这些人的问题。第二，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没有解决。农民工子女得不到良好的基础教育，这个问题比大学生毕业买不起房更为严重，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市场失灵，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来解决。第三，国际化人才的培养问题。
住房问题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住房与教育和医疗一样，存在双重性，既有市场的一面，也有市场失灵的一面。政府要做的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为买不起房的穷人提供廉租房和政府补贴，而不是干预整个房地产市场。
（南都评论记者张天潘 实习生李琳 整理未经其本人审阅）
来源: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