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笫十八与二十一文联结起来，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是与非的正方与反方的重量级人物基本上点到了。但，我想不能忘记李泽厚与刘再复两人。我在笫二十文中说到，迄今为止，不论左方与右方谈论新民主主义统统离开《南京条約》之后陷于自战国以来中华民族最为混乱与苦难的“全方位开放” 的百年这一近现代中国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既没有讲清毛泽东那代人追寻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动机，又没有讲清为什么毛泽东那代人会对自己曾经创造性地建立起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的否定，而打造了“社会国家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新新民主主义？！本文就讲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还是从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说起吧。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人，生于１９３０年６月，１９５４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李泽厚成名于五十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八十年代，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 路径上艰辛前行。九十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著作，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给予沉甸甸的人文关怀。

刘再复 ，福建南安人。青少年时期在家乡读书，196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后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新建设》杂志任编辑。1977年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鲁迅研究，著述颇多。《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一书从真、善、美的角度出发，阐述鲁迅文学思想的基本体系与特征。1985年起担任文学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开始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创作现象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著有《性格组合论》等多部理论著作。他提出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及“文学主体性”等理论以“人”为核新重建文学观念，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在文学界引起关注和争论。《性格组合论》被评为1986年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并获1987年金钥匙奖。

20年前那次事件以后，他们二位受到批判，后来都移居美国，至今笔耕不辍，1990年代大陆已经不能出版他们的书了，《告别革命》初版是香港1995年，现在可以看到电子书了。《告别革命》究竞说什么呢？

《告别革命》将在巨大农民国家中经历二十余年的长期军事斗争列为最重要的因素。他们认为，因为正是这一因素使这场革命及其后果不同于任何其他革命，包括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其后的斯大林主义，尽管这一革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之下，直接受斯大林的指导，并且从体制到思想各方面都有对前苏联的模仿。但更根本、更重要的却仍然是，长期武装革命和军事斗争的战争环境，创造了由军队推广到社会（以苏区和解放区为样板）的一整套非常完备的组织体制、习惯法规和观念系统： 政治上、组织上要求党的绝对集权和对党的全面服从（从公事到私情），最终集中和归宿于思想上绝对统一（延安整风运动）。正因为此，铺成了革命胜利后与传统王权相衔接的“圣王政治”。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是阶级斗争，“秦始皇”是毛所理解的焚书坑儒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焚书坑儒”的真正含义在于统一思想、“舆论一律”、心灵专政。它的途径是中外古今其他**（包括苏共）所没有的“思想改造”。这其实是一种“圣王”专政。“圣”源出于巫，大巫师的魔法力量演变成为帝王特有的思想品德。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不自言圣。秦始皇开始称圣。《史记•秦本纪》屡载“秦圣临国”，“皇帝躬圣”，“宇县之中，承悦圣意”，“群臣嘉德，只诵圣烈”。一直到康熙，也仍然是讲求合道统、治统于一身的“圣王”：“治本乎道”，“道本于心”，“古昔圣王所以继天立极而君师万民者，……在乎心法、道法之精微也”（引自黄进兴：《优入圣域》，102页，台北允晨）。郭沫若歌颂毛泽东“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章士钊歌颂“君师合一”，林彪歌颂“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讲的都是这个圣王政治。“圣”本通“智”，也就是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引领革命“从胜利到胜利”，思想领先的农民战争的结果却是传统圣王政治在现代效率空前的实现。尽管毛反儒，但自己躬行的恰恰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即强调“治心”，亦即用自己的“毛泽东思想”要求人民“学雷锋”、“斗私批修”，“六亿人民尽舜尧”才是进入共产主义。这思想的神圣光环发展到“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便到达顶峰，但最后又在上层权力斗争中，被砸得粉碎。

这么长的话，简单一点就是，革命是历史怪圈，革命的结果还是封建专制或者说农民战争的结果却是传统圣王政治。也就是说，在李泽厚刘再复看来，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手里经由农民战争在中国造出了新的圣王专政，另方面又反讽式地补充这种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二者又都以“治心”—“思想”为核心。

我的笫五文是说粮食统购统销的。这篇文章的最后两段是这么写的：

——历史的真实是，毛泽东那代人围绕着要保证人有饭吃与要搞工业化建设这两个最为现实最为实际的问题，再现了传统中国曾经有过的国家之策！而通过粮食统购统销，与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三大战役”, 以顺着传统走出传统为出发地, 却倒流回传统目的地，而且把传统惯性力量放大到历朝历代从未有过的历史高度。

——说合作化与粮食统购统销目的是想说淸楚，放弃新民主主义，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对经济规模规律认识不足以及苏联斯大林模式影响等意识形态的陷井造成的；放弃新民主主义，是现代中国陷于复兴传统与实现工业化两难境地时作出的劳动与公有制能够达于宇宙统一的乌托邦的选择——也是传统中国数千年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惯性使然。

按理，话说到这个份上，应该支持李泽厚刘再复的观点。但深入地细究，却发现我与李泽厚刘再复的分歧是在对“农民起义” 的价值判断上。他们从历史上举出很多革命不能解决问题的例子。比如，农民起义就没有解决过什么大问题，农民起义只是带来社会的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样。再深入地细究下去，却发现，在对待新民主主义的问题上，易于同朱厚泽杜光老先生及张木生等人“沟通”， 却难于同李泽厚刘再复的观点进行“沟通”。 所以呢，本文要说一些理论性问题。

　李泽厚一直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经济决定论”，就是说，从宏观的历史发展来看，经济是起着根本的主导作用。这与我们曾经一直强调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不同。他说，我们从前是把老马的革命手段当成了原理。他坚持着“经济决定论”这个观点，却又崇尚英国大哲学家波普尔，这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我们知道，波普尔（1902-1994）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他认为经验观察必须以一定理论为指导，但理论本身又是可证伪的，因此应对之采取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可证伪性是科学的不可缺少的特征，科学的增长是通过猜想和反驳发展的，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因而其理论又被称为证伪主义。50年代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向本体论，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著有《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等。波普尔少年时期曾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虽然他后来放弃了这一信念，但此后许多年仍然信奉社会主义，特别是对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平等与自由的道德理想抱有很深的认同。他在《无穷的探索》中写道： “如果社会主义有可能与个人自由相结合，那么我仍然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什么比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着一种朴素、简单而自由的生活更好了。”他后来意识到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因为力求实现平等可能危及自由，但在不自由的人们中间是不会拥有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的确强调自由对平等的优先性。但是由此并不能推断他持有右翼的政治立场。恰恰相反，他在很多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似乎更具有“左翼”的政治倾向。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虽然怀有偏见，但并没有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攻击。《开放社会》一书是从批判理性主义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做出的分析性批判。波普尔对马克思本人怀有很深的敬意，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天才的哲学家，也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是正当的，而且他的理论在当时的确是科学的，因为提出了大量可以被经验事实检测的预言。只是在波普尔看来，其中许多重要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伪了。不可否认的是，波普尔是一个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个徘徊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学者，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以偏执的风格竭力宣扬审慎与开放的雄辩者，一个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倍受误解的知识分子。

卡尔•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1980年代由邓朴方任编委主任的二十世纪文库译出。这本书至今我还保存着，它的题记是一句非常幽黙的话——本书的标题暗示着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而这又暗示着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没见到波普尔说过赞成“经济决定论”，波普尔只是说，没有什么历史决定论，人类的历史不过是一点一点地不断进步（演化），因此，革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李泽厚的《告别革命》的观点正是从波普尔的观点生发出来的。但细究一下，“告别革命” 这一观点，并非从波普尔始，五四时期，胡适跟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早就谈到过这个问题，那时候波普尔还是一个大学生。看来，李泽厚既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经济决定论”， 又要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原则，想熊掌与鱼两者兼得！？要知道，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原则是对绝对真理观的颠覆以及对决定论的批判！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困惑。直到2011年6月底，刘再复来到上海，参加李泽厚的新书《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座谈会，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梳理其几十年来从“反叛”到“回归”的思想变迁之后，我没有困惑了，因为我明白了李泽厚刘再复的思维方式是什么了。

2011年09月14日08:20转播到腾讯微博的有财新《中国改革》刘芳发布的《一个启蒙者的期待——专访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再复》一文。这是2011年6月底，刘再复来到上海，参加李泽厚的新书《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座谈会，会后接受记者采访的专文。刘再复说道，“告别革命”，说到底是告别暴力，即告别那种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以暴力流血推翻现政权的方式。这种告别，执政者本应当是欢迎的。但是，“执政党”如果没有从“革命党”的思维框架里走出来，就会觉得“告别革命”理念否认革命（武装斗争）的合理性。其实，我和李泽厚先生一再声明，我们并不否定以往革命的道德正义性和历史合理性，只是认为暴力革命并非历史的必由之路，革命并非绝对圣物。改良、协商、妥协（不是没有斗争）的方式可能更有益于减少历史前行的代价。固守“革命党”思维框架，自然就不能接受“告别革命”理念。从某些反对者的角度说，他们认定改良、妥协的办法行不通，需要“重新洗牌”，所以，他们也反对“告别革命”。对立的双方，在哲学上是一致的，都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双方在思想脉络上也是一致的，都是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的继续。不能接受“告别革命”的原因还涉及中国的大、小文化传统以及“除恶务尽”的国民性问题等等。

刘再复又说道，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阐发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见解，他认为，暴力革命往往不是发生在贫困即经济匮乏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上升、社会繁荣而产生两极分化的时期。更何况，中国人向来能忍受贫穷，但不能忍受“不均”，更容易产生怨愤和不满，在这种历史场合下，“告别革命”或“继续革命”的选择，带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阶级差别、阶级矛盾将永远存在，在矛盾冲突面前，只有阶级调和（改良、妥协）与阶级斗争（即暴力革命）两种基本选择，我们认为，前一种选择比较好，代价比较小。但调和不是投降，不是没有原则，不是没有斗争。其实改良、调和更复杂、更麻烦。我和李泽厚先生只管“念佛”，不管“行佛”，只能回答你的理念问题，不能回答是否“适用”于当下实际的问题。

“近几年，刘再复和李泽厚我提出‘返回古典’”， 对此，刘再复解释道，李泽厚先生和我提出“返回古典”，是针对“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走势而发的。我们认为，现代主义不一定非得走向后现代主义，因为后现代主义的致命伤是只有解构，没有建构。而我们要返回的古典，本身是已完成的伟大建构，那里有开掘不尽的资源，可以化为我们今天的生活依据和灵魂活水。

《告别革命》初版是香港1995年，距今已17年。对于我本人来说，因为一直关注着何新的文章，而刘再复和李泽厚一直与何新研究领域有因缘，因此，无论在《告别革命》之前的1980年代，还是在“返回古典” 的今天，从没有怀疑过刘再复和李泽厚两人的赤诚之心，依然敬重他们。但我发现自已同他们的差距却在一个思维方式上。如上面所言，刘再复和李泽厚已告知世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现代主义思维方式，操作层面上用刘再复的话说就是，现代主义不一定非得走向后现代主义，因为后现代主义的致命伤是只有解构，没有建构。而我们要返回的古典，本身是已完成的伟大建构，那里有开掘不尽的资源，可以化为我们今天的生活依据和灵魂活水。

原先，我第一次读《告别革命》时，以为刘再复和李泽厚是在告别统治于1980年代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在海外拿起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手术刀解构“革命”， 想不到的是他们又陷于现代主义的“中心——边缘” 的陷井。我在笫二十文中写道，至十九世纪初，东方和西方在史学观点和立场并没有很大的差别。然而，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兰克学派力图“如实地” 发堀历史亊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则深入到历史的辩证发展进程中去。中国，在十九世纪初对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实际上一无所知。按巴勒克拉夫的说法，在中国，以西方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为基础，扭转历史研究的方向，则以顾颉刚这位中国历史学家的名字为标志。事实上，在此之前，历史学是中央天朝大国的历史学，不是如实地记载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为了王朝统治者的利益，出于保持现存的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尽可能地抹煞和掩盖真相，从而制造出某种自我形象；在此之后，我们并没有消亡中央天朝大国的历史学的陈迹，又陷于“中心——边缘” 的陷井，无论这个中心是欧美还是中国。无论是“普世价值” 还是“中国特色” 由于带着中央天朝大国的历史学的陈迹，都在企求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神话取代西方为中心的历史神话。

关于《告别革命》暂时说到此为止。因本文是有关新民主主义的话题，因此，重点解读《告别革命》中关于“农民起义” 的价值判断。《告别革命》将在巨大农民国家中经历二十余年的长期军事斗争列为最重要的因素。按照《告别革命》的说法，农民起义就没有解决过什么大问题，农民起义只是带来社会的破坏。这无异于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的血是白流的！？

非也！！！

传统中国二千余年自组织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运行体制以发达的个体经济（农户经济）自组织为基础。二千余年的中央王朝国家的克星有两个：地方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前者如刘秀、袁绍，后者如黄巢、李自成。农民起义的起源均在于土地的高度集中。历朝历代中央王朝国家建立之初，统治者通过“均田亩” 等措施，土地按人丁平均分给各家各户，维持地主的土地制度，农户直接向国家（皇帝）上交皇粮国税。而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运行体制牢牢控制着农工商各种经济成分。

在前面的刘再复接受记者釆访中，刘再复说到，中国人向来能忍受贫穷，但不能忍受“不均”， 这可能是被大多数人普遍接受的模糊观点。应该说，中国人向来能忍受“不均”，但不能忍受贫困到没饭吃的地步。真的到了这一步，农民的出路只能是起义毀灭这个国家！

近代中国农民实际贫困状况如何呢？1930年代，周谷城曾写过《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社会之现状》三本书。书中有一个资料说的是，据德国瓦勒格调查，民国初年，山东佃农的地租为普鲁土佃农的6倍左右。近代中国农民实际贫困的状况是世界上所罕见。正因为如此，在近现代化过程中的新民主主义以农村包围城市为载体，走的是一条既与一切马列本本上的或实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一切近现代化过程中的资本主义激进或保守道路相反的道路。

在我看来，在中国，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近现代化过程中，这条充满艰辛的历史道路是由农民用鲜血与汗水铺就的——革命时代，农民贡献了生命，建设年代农民贡献了汗水为工业化奠基了原始资本积累！

历史前进到今天，农民，仍然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忍受着“不均” 忍受着贫穷。我心中的愿望是，希望思想理论界“告别”以下多年来加在农民头上的精神枷锁：

——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不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农民只能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在资本主义民主革命时期，农民或充当资产阶级尾巴，象阿Q那样被愚弄利用和抛弃；或象湖南农民运动那样充当“革命元勋”。 这一切统统不能改变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特性。

应该形成一个共识：

——农民的命运，就是中华民族的命运！

大道理不说了。还是将念初中时念到的元代张养浩（1270-1329）的《山坡羊-潼关怀古》抄录于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是否记得——灭秦者秦也——这一千古遗训！？

秦之后，有多少秦也，不说大家也明白！？

2012-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