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底，写到新民主主义问题，今天就接着写吧。
在我的视野中，新民主主义是近现代中国史上笫三条发展战略道路。因为在此之前，近现代中国实际走过的只有大清帝国末期的“中体西用”及民国时代的“三民主义” 的道路。除此之外的各种各样的道路，只能是言说形态的各种设想。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清王朝（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三个时期的国家与中央政府，都在围绕着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一时代的宏观走向，企图在农业文明 对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锻造一个伟大的国家以承载社会的历史大变迁，也企图驾驭社会锻造一个对接传統与近现代的有机有效的社会载体。近现代与以往从传统又复归传统不同的是，历史提供了一个顺着传统走出传统的舞台，毛泽东那代人的功绩，就在于在有着深层文化背景的历史舞台驾驭了传统，最终取得了政权，并向着工业社会艰难地迈出了笫一步。在延安时代，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主张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100年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是一条保守而非激进的革命道路。
关于新民主主义我不同意朱厚泽（贵州省织金县人。1978年10月后，历任贵阳市革委会秘书长、革委会副主任，贵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7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7年后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1999年2月离职休养。他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2010年5月9日凌晨0:16，因病在北京逝世）那个说法。他认为被当作毛泽东思想精华的所谓“新民主主义论”，从理论前提到实践结果，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不同意朱厚泽的结论，并不表示不尊重他。1998年原浙江省政府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云河逝世后，他生前的领导以及好友们在他逝世一周年时，出了《李云河文集》一书。他的爱人包玉风师母也将此文集寄给我。我在《李云河文集》中既读到杜润生亲写的序言，又欣赏了朱厚泽以乌蒙山村夫名字的提词：“中国农民独立推进东方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悲壮进行曲！”我是农民，杜老朱老都够我尊敬一辈子哩！今日的思考都来自他们曾经的思考。
说完了朱厚泽，应该来说一说杜光先生了。杜光，浙江温岭人，生于1928年5月4日，1946年上北大，1948年8月因受国民党政府特刑庭传讯、通缉，离校前往华北解放区，1958年初在中央党校工作时被划为右派，1979年改正后回中央党校，先后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科研办公室主任兼图书馆馆长，1988年参与筹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任干事长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主编。风波中，支持学生。1990年离休。近年来，致力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总结和分析历史的和现实的问题。从1995年开始写了一些征求意见稿，2003年起在网上发表政见，至今已有四十余篇文章上网。1988年冬，我在北京《经济学周报》上占用半个版面发表了《通过沼泽地带：挥起亚历山大王之剑》一文，因这篇文章，我参加了当时设在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部的中国青年攺革研究会。直到今天，我还能说出当年政治体制改革研究领域的一些活跃者的思想倾向。所以呢，杜光先生的一些观点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上个月收到共识网赠送的《思潮——辛卯篇》文集，里面有杜光先生的《谈谈新民主主义的是与非》一文。现将该文结语部分的两段话抄录如下：
——新民主主义是把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硬捏在一起的怪胎。它是时代的产物，适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它的内涵既有民主主义的成分，又有斯大林主义的成分，即打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主义的成分。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新”， 就“新” 在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却预示着专制主义的前景。它导致专制主义的必然性在于，在中国，专制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基础，民主主义的历史却很短，也没有在社会扎根。所以一百多年来，在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较量中，往往以民主主义的失败而告终。新民主主义既然隐含着那么多必然引向专制主义的“新” 內容，那么，它被专制主义全面取代也就不可避免了。
——粉碎“四人帮” 后，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曾经在许多人的头脑里涌动，但都被“四项基本原则” 压住了。“四项基本原则” 实际上同新民主主义论一脉相承，却又被用来压制人们对新民主主义的呯求。……目前希望恢复新民主主义的人中，实际上有两类不同方向的思考：一类着眼于新民主主义的民主主义部分，主张宪政民主强烈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另一类人虽然也主张新民主主义，但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的前提下实行新民主主义。前者主张新民主主义，是前要进，进到真正的民主主义，进到政治民主化；后者也大谈新民主主义，但实际上要倒退，倒退到建国初期的毛泽东时代。
在前面，我不同意朱厚泽的说法，这里，我也不同意杜光先生的这个说法。我在笫十八文中说道：
——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那代人的历史丰碑！
——新民主主义，作为近现代中国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一时代的宏观走向笫三条发展战略道路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回往《南京条約》之后陷于自战国以来中华民族最为混乱与苦难的“全方位开放” 的百年，在当代中国已不复存在的近现代中国那个特定的时空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行新民主主义，有可能导向“亡党亡国” 与中华民族灭顶之灾的危险？！
众所周知，在当时，中国工业化是一个比俄国还要落后的国家，毛泽东那代人把它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他们看来, 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都很困难，何况走社会主义道路了。因此. 设置了中国以新民主主义的百年过渡时期，国家复兴了,工业化实现了, 在此基础上再建设社会主义。1942年版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有一句话——什么叫做新民主主义？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我们特殊的国际条件下和国内条件下发展一百年的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 我完全同意张木生对毛泽东那代人在中美苏等国际关系背景上的新民主主义的百年过渡时期的理论的考证。如果抽掉了新民主主义，近现代中国史还有什么呢！？
在近现代中国史上，左右社会历史走向的选择是生存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也就是说，毛泽东那代人是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生存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选择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我们特殊的国际条件下和国内条件下发展一百年的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道路。
迄今为止，不论左方与右方谈论新民主主义统统离开《南京条約》之后陷于自战国以来中华民族最为混乱与苦难的“全方位开放” 的百年这一近现代中国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既没有讲清毛泽东那代人追寻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动机，又没有讲清为什么毛泽东那代人会对自己曾经创造性地建立起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的否定，而打造了“社会国家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新新民主主义？！也就是说人们太偏重于本本上的意识形态问题而忽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生存问题。
我时常想这么一个问题，在《南京条約》之后陷于自战国以来中华民族最为混乱与苦难的“全方位开放” 的百年这一近现代中国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尚找不到一个比新民主主义更高的理论形态的纲领，我们尊敬的朱厚泽、杜光等老先生们在年青时代肯定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深信不疑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可为什么会把新民主主义看成是把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硬捏在一起的怪胎！？真的难倒我了！
这里，讲点理论问题。
20年前，我读过一本书叫做《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原英国历史协会主席、牛津大学教授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出， 1987年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我是在这本书上知道，至十九世纪初，东方和西方在史学观点和立场并没有很大的差别。然而，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兰克学派力图“如实地” 发堀历史亊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则深入到历史的辩证发展进程中去。中国，在十九世纪初对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实际上一无所知。按巴勒克拉夫的说法，在中国，以西方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为基础，扭转历史研究的方向，则以顾颉刚（1893—1980，江苏吴县人。原名诵坤，字铭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这位中国历史学家的名字为标志。事实上在此之前，历史学是中央天朝大国的历史学，不是如实地记载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为了王朝统治者的利益，出于保持现存的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尽可能地抹煞和掩盖真相，从而制造出某种自我形象；在此之后，我们并没有消亡中央天朝大国的历史学的陈迹，又陷于“中心——边缘” 的陷井，无论这个中心是欧美还是中国。无论是“普世价值” 还是“中国特色” 由于带着中央天朝大国的历史学的陈迹，都在企求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神话取代西方为中心的历史神话。
上面讲的太理论化了，我在笫四文中说∶
——回往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期间，他有一个论断，那就是，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农民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土地问题。比起中国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毛泽东是最缺乏士大夫书生意气的一位。他踏踏实实地践行在社会主义理想及反帝反封建的大业中融合进农民的理想，夺取国家政权。这是一条保守而非激进的革命道路。比起中国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城市中心论”—— 企图实现一举攻克“巴土底狱”（ 法国大革命）或克里姆林宫（十月革命）式的激进的革命来，毛泽东算是老“右”。在当时，几乎所有理论家都肯定，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定位。按理，历史进到一个半封建的时代是一个“历史进步”， 而事实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国家主权丧失的“全方位开放” 的后果是加剧了传统的农民与地主及农民与国家的双重矛盾，农民正处于贫困化的极限点——也就是传统中国惯性使然的改朝换代的关节点。 农民，在那个时候的理想，还是历史上农民的理想。资本家在农民那里他想都不敢想。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是他们的真实追梦！如果有一个最高的梦想，那肯定是地主老爷！然而，大道无形，这个小小的真实追梦在处于贫困化的极限点往往会形成翻天覆地的力量！毛泽东的成功，就在于成功地调动了这股翻天覆地的力量！
正是这股翻天覆地的力量，造就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针对农民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的真实追梦，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言下之意，农民是资产阶级的尾巴。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是如此，在苏联，农庄集体化是一条血腥镇压的过程。夺取政权之后的毛泽东开始担心农民能否跟上步子了。
但农民实际步子呢？现代中国发生三次“农村包围城市”：
——从1927年八七会议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前，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革命遭遇滑铁卢。其后，踏上“农村包围城市” 的武装革命道路;
——1956年，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毛泽东由农村合作化再到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又一次“成功” 的“农村包围城市”;
——上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起由农村“包产到户” 再进城市。事实上，又再现了“农村包围城市” 的一幕。
历史的实际进程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彻底改写了西方的历史。按照一般国家的逻辑，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乡下人是被动地跟着城里人转动的，但中国却把事情颠倒过来了。要知道，1980年代是一向被认为是不能创造新生产方式的小生产者、资产阶级的尾巴、改朝换代的工具的农民首先启动了现代生产方式的市场经济。
可以这样说，在《南京条約》之后陷于自战国以来中华民族最为混乱与苦难的“全方位开放” 的百年这一近现代中国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中国农民不可能把自己的命运同现代化联系起来，激动他们的是土地问题以及外患内乱带来的生死存亡问题，而这却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內在动力！而在1949年以后，用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国家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新新民主主义， 掌控着中国的农民历史命运！我们已经失掉了将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同现代化联系起来的一次又一次的具有深厚社会基础的历史机遇，在当代中国已不复存在的近现代中国那个特定的时空的历史条件下，再谈论“普世价值” 或“中国特色” 的大新民主主义还有意义吗！？
一句话，离开中国的农民历史命运，谈论“普世价值” 或“中国特色” 的大新民主主义统统都是空话，因为“社会国家主义” 依然掌控着中国的农民历史命运！离开消亡“社会国家主义”， 可能会导向另类乌托邦！？
文章太长了，这个话题仍然沒说完，以后接着说。
2012-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