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好象没有什么特殊的功效，许多实质性的历史分期研究就不把它当一回事。不过，作为时间标度，它大概可以给叙述提供便利。况且，既然如今地球村的居民都在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手段，制造“跨世纪”的热点，而且还那么投入，那么“从众”，近乎万人空巷，说不定这个世纪之交就真的会比别的年份显得与众不同。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近年来，笔者碍于几位师友的催约，亦就新世纪的史学发展流露过一些基调不高的愿望，动口过多，动手就显得太少。有些话若由前辈师长多说，那是再妥帖不过的，平庸浅陋如我者却也置喙其中，似有犯忌之虞。承蒙《史学月刊》之邀，厕身庆祝该刊50周年刊庆活动之列，还得老生常谈，争取下不为例。
刚刚逝去的20世纪堪称人类作贱自身与人的尊严得以充分展示的历史时段，也是治史者重新认识与拷问自身的最佳契机。近百年的艰难历程不难提醒我们，应当重视和珍惜这个时段中我国史学发展的每一份成就，因为它实在来之不易。至于对这些成就的估价是高一点好，还是低一点好，在我看来似乎并不要紧，有关参照系数与标准原本就不易把握。至于如何切实总结前人的成功经验与相关教训，确定新的起点，一如人类的生命个体从何而来，向何处去之类不变的情怀，也许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烽火连绵的民族自卫战争与内战不曾使神州大地保留一张平静的书桌，其治学之难可想而知。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代民族精英代表劳苦大众登高一呼，在开创中华历史新纪元的同时，也开创了我国史学发展的新局面，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研究呈现生机，这是人所共知的。问题在于，任何科学体系与理论都经不起教条主义的折腾或随心所欲的拨弄。及至政局稳定后，一个素谙典籍、才气纵横的革命领袖喜欢借历史话题频繁发动政治运动，史学（还有友军如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与政治的联姻既给史坛提供盛况空前的力量支撑，让史学工作者如奇货可居，行情看涨，也给显而无学的史学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芸芸众生曾多次领教，历史真的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且无一不是在口含成语“实事求是”和高呼“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等口号之下出台的，人们无法知道这个姑娘的本色究竟何如，只好把那些震天价响的口号当作“皇帝的新衣”，喊与不喊都显得无关紧要，反正信的人不会比听的人更多。史学的尊严就是在史学与政治的联姻中悄然失去的。历次政治运动不独冲击了多数史家的正常研究，毁弃了他们许多宝贵的学术时光，而且在整体上给史学工作者带来观念与思维方式、话语结构的侵蚀和干扰，甚至带来“理论的污染”，而且带来社会对史学的淡视与鄙视。前者早已有目共睹，后者却容易为人们所忽视。史学的尊严如同生态平衡的自然环境，破坏起来不过举手之劳，重建起来却谈何容易！清理与反省伤痕累累的史学队伍自身，较之政治舞台上的拨乱反正与痛打政治死老虎要难得多，时间所造成的伤害，还得需要时间来解决。我们这些先天不足者就是在这个时候厕身于史学专业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全民性的商潮在改革与开放的旗帜下不加商量地铺天盖地而来，一如“天风刮海见海底，涌作银淘霹劈天驶；病者睹之气皆生，勇者睹之神皆死”的钱江潮，史坛中人备受煎熬。君不见，在同辈同行中，部分才华横溢者长袖而去，剩下的却不乏怨天尤人或脚踩两只船者，或因为担心干别的行业未必能干好，姑且边走边看，从而留守史坛至今。倘若旁人以“酷爱史学”、“甘于清贫”相赞誉，也懒得去辩解，只好当作默认了。坦率地说，笔者就属于后者。个中滋味，并不比当年黄克强留守南京时的感受好多少。若称这是吾辈在史学队伍中的整体情况，当不为过。
回首当年，我们的小学与中学时代是在别无选择的“红小兵”或“红卫兵”之类声浪中度过的，如今却在肩负前辈史家的重望，充当着新世纪史学队伍中的“基干民兵”，这是我们在展望21世纪的史学前景时不便忽略的一个重要背景，也是20世纪的中国史学留给新世纪的重要遗产之一。如何不卑不亢地“跨世纪”，其任务似乎并不轻松。倘若再看看比我们更年轻的同行，由于种种原因，其中的多数也未必怀抱足够的兴趣与信心贡献史林。基于数理基础不佳而改学文科、国语基础不强而姑且选择史学专业者恐怕也不在少数。史学之于才、学、识的专业要求至少不比新闻学、公共关系学、法学、经济学等专业的要求来得低，我们的生源却已无法望其项背，至于何时方可通过看不见的手来调整个中反差，还不得而知。在社会分工往往由许多短期行为所左右的今天，一门素养要求与“贵族化”心态要求都不低的学科，在热闹非凡的现实生活中还处于边缘化的生存状态，而且还被蒙上种种伤痕与误解，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像以往那样吸引不少品学兼优的续备力量，至少在近10年内还将作为未知数而存在。职是之故，任重道远一词之于史学，绝非套语。
吾辈生当社会转型的过渡性时代，大多充其量属于过渡性的人物，无论所涉足的专业与职业何如。去年年初，笔者奉《学术研究》之约，表达自己对新世纪的专业期待时，曾提出3点愿望：一、优化史学队伍；二、静化治史心态；三、强化史学理论（请参见拙稿：《21世纪中国史学遐思》，《学术研究》2000年第2期）。本文且以笔者所涉足的近代史研究园地为例，就专业资料的挖掘、学术规范的改进与史识的加强稍做补充。
第一、资料挖掘
任何学术研究都以占有资料为前提，史学尤其是如此，否则免谈。所谓学术功力往往由占有资料的量与质所决定。许多前辈史家不仅自己占有优质多量的史料，信手拈来，而且还默默无闻地从事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惠被史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1种2000多万字的编辑与问世便是一例。近年来，丛刊续编也已陆续整理，惜乎经费等因素的制约，出版成效不大，令人扼腕。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未刊的中外资料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挖掘和整理。无论是中外政府档案资料，还是地方文献、谱牒、私人笔记、书牍等，都是无价之宝藏。外文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是一个艰巨的文化工程，非借助体制内的力量投入不可，像常书鸿、姜亮夫等人那样全力收集与整理敦煌学资料的敬业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就人物资料而言，一流人物或举足轻重者的文集整理与运用已见成效，二流、三流甚至未入流者的文字似乎还显得注意不够。其实，那也是一片十分广袤的空间。即便是一流人物的资料整理，大概也不能说已经功夫到家了。最突出的莫过于梁任公的未刊资料封存至今。近年来，笔者试图从梳理梁氏复杂的人际关系入手，重新解读他的思想，把握其变化过程及其时空范围与因果关联，切实感受复杂多变的梁氏所置身的客观世界及其情感世界，虽蒙某些前辈的无私帮助，略有所获，只因更为关键的资料渠道不畅，近乎难以为继，即便是任公季子思礼院士欣然出面说话，亦如石沉大海。体制对院士的排拒与大众对院士的尊重之间，相距何其遥远。我敢说，倘若开放梁任公的未刊资料，某些历史之谜方可解开，更能展示清末民初政治精英们的心态与政坛变幻的复杂性，否则，无论你的定性分析或功过衡估如何执著和投入，都很难挠到痒处，很难从根本上克服兜圈子的缺陷。吾辈无能，惟有期待咱们国家在新世纪的资料开放问题上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殊不知，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每一个公民都有权依法享用属于全民所有的国家财产，包括查阅和使用那些并非事关国家安全与利益机密而且已经远离与现实生活的历史资料。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为研究者所能做到的，我们也应尽快做到，姑且不说应否做得更好，应否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
顺便说一句，根据现行的退休制度，60岁或65岁的学者一刀切，某些功力深厚（包括外文水平）而且健康状况不差的前辈已经退职，其中以颐养天年者居多。笔者近日忽发奇想：政府部门能否以自愿为原则，把他们动员和组织起来，提供一定的条件，让他们在史料整理方面做点贡献呢？那与其说是“发挥余热”，还不如说是正当时候，其意义并不比编写地方志、撰述政协文史资料之类来得逊色。如果事情真如罗素所言：“一件文献里就比五十部历史书都还有更多的生命……它包含有确实是属于过去时代的东西，它便具有活生生得出奇的死去的生命，当某种声音或气味唤醒它的时候，它就像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过去那样。而且一部事后写成的历史书也很难使我们体会，演出者们对于未来是无知的”，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从事文献、档案或未刊手稿整理的长者不仅可以继续贡献史林，同时可望延续学术生命，另创学术辉煌。谁能断定毕生主要从事资料整理的荣孟源先生这样的史家已远离我们而去呢？
二、学术规范
近年来，关于史学规范的讨论比较火热，大多集中于如何尊重中外同行的劳动成果、怎样提高问题意识、如何开展健康向上的学术批评、应否适当突破原有的思维方式与行文方式、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与表达风格等话题，畅所欲言，颇见成效。我想补充的是，就遵守学术规范的基础性层面而言，似乎还有某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某些学术概念既不准确，也不明确。尽管某些抽象化或集约化的学术概念不可能做到统一认识，但每一个研究者自己所使用的概念必须先有相对明确和固定的把握，这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前提条件，而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在这方面做得不够。例如，使用频率很高的“革命”、“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等概念，至今还没有相对明确和相对准确的理解与表达。在近年来的学术讨论中，也往往是各说各的，常见的还有把这些并不准确的概念当作理论预设前提或逻辑前提，漫天飞舞，使人无所适从。其中“封建主义”一词简直成了垃圾桶，什么脏东西、坏东西或自己不喜欢的东西，都可以往里面塞，不管是否相干。 “资产阶级革命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买办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等概念也从未加以认真讨论，就人云亦云，使用时又将这些概念频繁更换，飘忽不定。即便是某些可以远离于价值判断层面与感情色彩的时间表达，也显得经不起推敲，易生歧义。例如，“建国前”、“建国后”之类情绪化的用词就容易引起误解，好像1949年以前的中国就不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而存在，就没有建过什么国。若照此推论，我们岂不是没有理由说某地、某岛自古以来属于我们中国的领土了？这显然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准确与便捷的表达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或“1949年之前”，“1949年之后”。至于“解放前”、“解放后”等提法也是主观性较强，好像已有学者提出疑问，笔者就不重复了。
二是学术表达的逻辑性不够。某些自相抵牾的表述一经某个学术权威或政治权威提出，就能人云亦云，俨然“集体无意识”，缺乏比较系统的清理。笔者曾于近10年前指出：在探讨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时，人们一边埋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只引进了西学的皮毛，没有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一边又说是因为“顽固守旧势力十分强大”，在探讨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又改口说，是“资本主义道路在近代中国行不通”；一边说 “孙中山让位”，一边又说“袁世凯窃位”；一边说辛亥革命成功了，因为革命者“不仅推翻了清朝统治，而且推翻了延续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边又说辛亥革命“失败”了，因为“中华民国只是一块空招牌……”；等等。逻辑上的这些硬伤，至今并未消失。这些悖论无一不是以辩证法的名义得出的，却容易使辩证法蒙羞，因为辩证法毕竟不是模棱两可的诡辩论，不是自相矛盾的文字游戏。对于某些数理基础不错的读者来说，这些说法随时都不难在脑海里撞上红灯。即便是辨证逻辑，其实亦当遵循形式逻辑的某些基本规则。尽管历史充满矛盾，但史学工作者史学家的思维与表达不应自相矛盾，尤其是论者在选取同一个观察角度、使用同一套史料、运用同一种价值评判体系时是如此。
三是过于看重论点，却不太愿意在论据上多下功夫，这在某些学术商榷中尤为常见。论者不是紧紧抓住商榷对象那些支撑论点的论据，逐一推敲，而是颇有耐心地演绎、放大或夸张对方的论点，推测对方的思路与动机，近乎不厌其烦，然后以原本就不为对方所赞同的某个定论作前提，或引用某个名人的观点，加一些学习体会，就是不愿在推敲对方的论据上多下功夫。此类学术讨论貌似热闹，好像是在“百家争鸣”，实则不然。学术研究不同于政治宣传的一个关键在于：论据比论点更重要。无论你赞同某个论点，还是不赞同某个论点，无论是否定某个旧说，还是提出一个新说，关键并不在于论点本身，而是论据。政治宣传对论点很敏感，那是可以理解的，学术研究却未必。如果不是在推敲论据的准确性与代表性上下功夫，便是“枯藤老树昏鸦”，一切照旧。你既没有把别人驳倒，也没有完成立论的任务。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去年10月济南•义和团运动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之闭幕式前的综合评论中谈论较多，兹不赘述。至于有关学风的拷问，常见的情况是根据论者的论点定优劣，其实，惟有从论者之于论据的态度中方可见其分晓，否则，就难免乱点鸳鸯谱。在我国，此类教训实在太多了。
三、呼唤史识
史识乃思想者的专利，也是史学的灵魂，非同小可。诚如袁枚所言: “学如弓驽,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鸪.”近人王静安在品词论诗时，无不强调词人、诗人的境界之重要。他说：“词以境界为上”，“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窃以为，不仅诗、词离不开境界，好的史品亦然。兼为史学大师的静安先生对此大概不会有何异议。“临猫生子”之类的考据固然是史品，考证一个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史实并且直逼本体论与方法论之作也是史品，后者就离不开“境界”，甚至连选题本身也不例外。某些旧的或新的过程描述、背景铺垫、现象分析、特点归纳、因果排比、功过分成、经验总结、意义罗列等等固然是史品，好像其中总有说不完的话，那种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架势批沙沥金，或以“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笔力，勾画跌宕起伏、盘根错节的历史场景，“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从腥风血雨、铁马金戈的沧桑与厚重中重现真、善、美的画卷，或带着“不知谁住原西寺，每日钟声送夕阳”的平和心境，去体念和再现尘世喧嚣中的几丝宁静，披露人生的部分原生状态，或从长时段的死水微澜中揭示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功利的诱惑给人类带来的亢奋与疲惫、机智与笨拙、和善与残忍，和盘托出人性的可怜、可恶与可爱，这些也是史品，更有说不完的话。严羽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禅道、诗道是如此，“史道”或史识也大致如此。倘若从史识的要求着眼，回头审视20世纪凡百年间尤其是近50年来的史学进程，可知被称作史家者不少，能开启一代智慧或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史学精品却似乎不多。
我自量不敏，且生也晚, 浅陋不堪, 厕身于与死人对话的史学专业，原本就并非基于自觉，有关心理准备至今不足，颇知浅度之习史较文学、哲学、数学为易，深度之习史却较文学、哲学、数学为难，既畏言史学功力，更不敢奢望与史识接缘,但我也偶尔从某些前辈师长那光彩照人的史识中感受到独立思考与感悟的重要性。史学的真实与广博，连同哲学的睿智与思辨，文学的灵气与秀美，都是某些高品位的学术前辈所一并追寻的境界，及至蓦然回首，史识辄已存乎其间。对他们来说，那是三个一相加大于三。陆游一句“工夫在诗外”，可谓袒露玄机，一点也不假。至于怎样提高史识或增强史识，理当仰仗某些大智大勇或大智若愚的前辈现身说法，笔者不敢妄议。
总而言之，作为过渡中的习史者，我真诚地期待着我国新世纪的史学前景能在挖掘资料、加强学术规范与提高史识方面再上一个台阶。尤其是史识，它是决定史学品位的常量，弥足珍视。惟有才、学、识、德四项皆备而且四项皆强的史学队伍方可进出自如，既能拿出更多的学术精品，使费正清式的甚至超过费正清的史学大师脱颖而出，又能以雅俗共赏的普及性精品服务于社会，让黄仁宇式的或超过黄氏的手笔大显身手，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养与道德水准做出更多和更为切实的贡献，用劳动与智慧之手，迅速托起中国史学的尊严与辉煌！
作者附识：该文原标题为《过渡中的期待》。
《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21世纪中国史学笔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