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上合组织峰会规格之高，成果之丰硕，可以说创造了历史。媒体普遍认为各国元首，尤其是普京的高调访华，给足了东道国面子，也彰显了中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中俄关系和中国同中亚各国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蜜月期，上合组织前途无量。
此次上合峰会透露出来的讯息让我感到有重新审视中国未来地区战略的迫切性：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将中国定位为“东亚国家”，但是中亚或许才是中国地缘外交最有希望的突破口，它对中国的战略利益之重要性不亚于东亚。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中国定位为“亚洲国家”，这不仅仅是地理上的简单描述，而是战略性的地缘定位。
之所以说中亚地区可能是中国地缘战略外交最有希望的突破口，个人认为原因如下：
1、从域内国家角度而言，相比于东亚，中亚地区同中国鲜有领土争端，总体上同中国的关系较为良好，即使是像吉尔吉斯斯坦这样发生过郁金香革命的国家，在政权更迭之后，也并没有与中国交恶，反而比前政权更积极地参与到上合组织中来。同时，到目前为止，此次的上和峰会中中国已经同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就此来看，中国同中亚各国发展双边、多边关系的前景比东亚好，阻碍比东亚小。
2、从大国间的力量对比格局而言，在东亚，中美、中日之间的矛盾更富结构性，中美、中日关系也更为敏感；而在中亚、在上合方面，中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又迎来一个新的蜜月期，虽然两国间从高层到民间、从政界到学界到舆论界，关于中俄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分歧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但此次普京“舍美而迎中”和中国高规格的接待，为普京新当选后的中俄关系定下了比较好的基调，中俄之间的关系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上来说都比当前的中美关系更好。特别是，中俄此次确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样一种仅次于同盟关系的双边关系格局，因此从中亚这个方向实现外交突破，比在东亚这边中美存在深刻的“战略互疑”的背景下实现突破更具现实可行性。
3、从区域合作的高度而言，多年来我们一直说东亚这边的区域合作是经济先行而安全弱势，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存在着许多东亚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现象，东亚区域合作存在着经济同安全的逻辑冲突，东亚目前的地区安全秩序仍然是以美国主导的诸联盟体系为基础的，而且美国在“重返亚太”的旗号下还在不断加强这种联盟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在东亚地区实现安全合作的突破，构筑一种新的地区安全秩序，实在是难上加难。而反观中亚，上合组织的初衷就是打击“三股势力”，也就是说，上合组织从一开始就将属于“高政治”领域的安全问题作为区域合作的主轴目标，到现在已经有较大成效，中国同上合成员国年年军演，且总体保持较高水平关系。现在上合组织的合作范围正在尝试超越单纯的安全合作，加强区域内的贸易、能源、金融、农业等的深度合作，而由于在这些方面中亚国家的起点比较低，比东亚国家更多地依赖中国的投入，所以有利于我们在合作的过程中确立中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
4、从地缘安全的角度而言，中国西北部地区的安全与中亚地区联系极为紧密，不单单是一个新疆，整个西北地区都受到中亚安全形势的影响，新疆则是中国内陆西北地区安全的重中之重。而新疆和大西北的内陆安全形势对整个中国的陆上安全至关重要。因此，尽管很多人对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关于“中亚是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地区，中国决不允许在该地区出现类似阿拉伯之春的事件”的表述存在很大争议，但是从上述分析而言，其关于中亚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定位并没有错，而且这样明确而大胆的表述也是应该的。同时，在中亚地区我们实现地缘安全突围，较之于在东亚方向突围更有利，因为东亚这边有美国、日本的软硬兼施，有朝鲜问题和一系列领土领海争端搞得我们焦头烂额，我们在东亚这边厢很多时候做不了主，而在中亚不同，我们有上合组织这个中国最先倡导、发起和领头的地区安全合作组织，做得了主，而且没有美国那样的大国对我“软遏制”（中俄之间当然存在各种矛盾和分歧，但就今后一段时间内，看不到俄罗斯会像美国那样遏制中国的前景）。也就是说，一方面中亚对中国的地缘安全非常重要，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区”，另一方面在该地区我们受到的压力和挑战相对于东亚来说又比较小，这就使得我们有机会以中亚地区作为地区安全秩序建设的突破口，从中寻求中国外交和地缘战略的新突破。
综上，中国的外交新机遇或能从中亚地区寻求突破。在东亚我们面临重重困堵的时候，从中亚找寻突破口不失为上佳之选。实际上在中亚的经营我们的领导层一直在做，现在好不容易有点成效，来之着实不易，从对我有利的角度出发，这样的成果必须要保持下去。
但是，我们中国人接受的教育是辩证法式的教育，从来都是在谈论“机遇”的同时不能忘却“挑战”。中亚能够成为我们外交战略的突破口不是说行就行，也必须克服重重挑战。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中亚各国政权的可持续性对中国同它们的合作和上合组织的发展前景具有决定性影响。许多观察家对上合组织未来的发展前景存在忧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认为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威权政体，政治体制基础脆弱，保不齐哪天又发生一次颜色革命，造成政权更迭。而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新政权是否还愿意将同中国的关系保持在高位水平上，是否还愿意继续参与到以上合组织为平台的地区安全秩序和其他秩序的构建中，都存疑。
同时，有批评指出中国支持这些威权政体，是同“自由、民主”的世界政治潮流相违背的，这也是程国平副部长关于“不允许阿拉伯之春在中亚上演”的表态如此受争议的原因。关于民主的讨论我们暂且不说，但可以由此看出中国在开展同中亚国家合作的时候需要十分注意国际形象的问题，这一点也十分重要。
2、相对于东亚而言，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水平都很低，这也成为制约中国以该地区为外交突破口的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单就经贸和金融而言，东亚汇聚着中国多个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以东亚为根据点，而中国同中亚地区尽管在能源资源领域上合作前景广阔，但从贸易额的角度来讲，其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仍很低。此外，这个地区的各种地区性经济合作机制也没有东亚发展水平那么高、那么健全。因此，中国能否将中亚当做可持续的外交突破口，还面临着不确定性。
不过，换个角度而言，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地区的区域治理水平较低，基础较薄弱，中国才有机会在这个地区以领导者、牵头者和推动者的身份，展现实力，带头建设地区秩序，形成我们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
3、中俄在该地区的协调至关重要，该因素成为中国在中亚地区实现外交突破的重要影响因素。个人认为，普京此次高调访华和参加上合组织峰会，的确给今后一段时期内（至少在他新的6年总统任期内）中俄关系的发展和上合组织的建设定下了比较积极的基调。目前中俄两国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助于我们抵消美国在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对我们的战略消极影响，因此从实际主义的角度而言，中俄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对我有利，应该坚持。而中俄作为上合组织内最重要的两个成员国，双方之间的协调对于上合组织的发展和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发挥也影响甚重。但在这方面，仍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前景，主要在于中俄两国国内政治经济未来发展情况、中俄所受的国际环境挑战的变化、中俄两国从高层到民间的交往程度的变化、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博弈等。特别是在现在的俄罗斯这种“强人政治”体制下，其对外政策是否会在将来出现大的随意性和波动，也不确定。未来俄罗斯如果在这种威权形态下强化其经济、军事实力，而在发展对华关系和参与上合组织建设方面的热情减退，那对中国来说也将成为巨大的地缘政治压力，就如同当年苏联对中国的压力一般。
4、不可忽视的域外因素。正如我们在推进东亚地区合作和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总会受到来自域外国家和势力的干扰一样，在中亚构建地区新秩序和发展上合组织力量也会受到域外因素的影响。
最突出的当然是美国因素。美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美国的重要影响还突出地体现在它对中俄关系的影响上。目前普遍的看法是中俄亲近是为了制衡美国的咄咄紧逼：美国一方面在西亚和北非地区通过叙利亚问题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一方面通过“重返亚太”对中国进行有针对性的介入，这一东一西的“夹击”造成了中俄选择增进关系以制衡美国。但是这种增进关系并不是抱团和铁板一块，它总的来说是建立在对美国战略调整的反应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如果美国重新对其地缘战略做出调整，那中俄之间是否还能“抱团”就存疑了。个人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国的战略核心地区将会持续锁定亚太，而在中东和欧洲，美国已经有选择地收缩甚至是退出了，美国现在对叙利亚的干涉也许并不会持续太久（要么美国撤手，要么美国迅速采取行动结束叙利亚现政权，无论哪种情况，叙利亚问题都可能不会长期成为“问题”），而美国同伊朗之间爆发严重的冲突乃至战争的前景也可能降低。这样就造成这么一种结果：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战略压力会持续加大，而俄罗斯在西面所面临的战略压力可能将相对降低。如此一来可能进一步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国对俄罗斯的需要不仅不会降低反而还可能升高，而俄罗斯有求于中国的程度将降低，这一高一低的落差将使得中俄在中亚开展地区合作变得缺乏动力，也将给美国以可乘之机，则中亚地区秩序和上合组织的未来发展前景会出现制约和挑战。
此外，其他一些域外大国势力的介入也会影响中亚地区的合作和上合组织发展的前景，比如印度。而与中亚接壤或相近的地区的安全形势的变化，如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恶化）将对中亚的安全形势和地区秩序的构建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这些都是必须被考虑进去的域外因素。
总而言之，上合组织的发展和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持续攀升，为我们的外交和地缘战略突围提供了有利的基础，但必须正视各种消极影响和不利因素，与中亚各国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才能真正造成有利于我国外交和地缘战略环境的态势。未来的中国应以东亚为根基，以中亚为突破口，将自己的地缘角色定位为完全意义上的“亚洲国家”，不仅要加强东亚地区的研究，制定东亚战略，还应提出自己关于中亚地区秩序的构想和实施计划，构筑起自己的中亚战略，在此基础上整合我们的“亚洲战略”，实现中国外交和地缘战略的创新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