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话语成长的时期，在整体上，随着学院化马克思主义的生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形象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其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基础、学理性质、历史流变、当代价值和未来走向等问题得到重新审理，研究范式转换、新形态建构和主体视域成为关注的焦点，现代性问题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重要的参照。按一些学者的概括，“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两个基本问题得到反思，“回到马克思”/“面向中国问题”、“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开辟新的哲学道路”、“哲学范式转换”/“阐释与创新”等流行口号为标志的方法论高度自觉和学术共同体整体思维方式转换成为新的动向，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新形态的冲动清晰可见，这为中国学者具有独立精神的理论创见、注重学术含量的思想创造提供了前提。
一、历史背景分析
近十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近中国现实的产物，而不是某种自然的历史延续，尽管许多主题和争论方式由于路径依赖与更早的历史时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围绕教科书的争论，它实际上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构去苏联化动向的延续，又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密切联系在一起，同时受到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变迁的直接影响。为说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热点问题，需要澄清其主题和讨论形式变迁的历史背景。
1.“后文革”政治与人学主题的蔓延
一般意义上讲，学者们在今天都偏爱突出当代中国之改革开放特征，并以此来解释它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就文化特别是社会思潮的争论来说，许多重大的主题恰恰直接与“文革”联系在一起，即最初出于对“文革”的反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人本主义的解释以及异化论的兴起，便是典型例子。与20世纪50-60年代“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东欧哲学发展具有高度相似性的是，“文革”结束后，以异化论为框架的人本主义话语的快速泛滥，以及以实践哲学为旗帜的学院马克思主义话语获得胜利。然而，在这一理论动向的发展中，因为出现了对社会主义的怀疑而受到官方的干预，所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异化论暂时停止了自己的声音。不过，随着教育部1985年启动新一轮高校两课改革，由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编写引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问题的讨论逐渐使实践唯物主义或实践哲学成为显学，这实际上是上述弘扬主体性哲学路线的延续。这一路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主流。
与这种思潮占据统治地位同时发生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至关重要影响的事件是，“文革”后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生成长起来并开始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主力军，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学科领军人物几乎都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并在1992年前后获得教授资格，成为该学科的实力派代表。他们的研究旨趣、视野和知识背景显然都不同于先前一代。在直接的意义上，他们的研究并非完全为了共产主义信仰，而更多的是出于对现代性批判之理性知识路线的思考。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终在人本化总体趋势中开始了多样性的学术话语构建。在多样性的发展中，学者个人的学术话语逐步挣脱出教科书式话语而成为一种显著现象，文本解读开始替代普及式原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探索开始替代教科书体系建设，研究范式探索、对话和批评逐步成为一种呼声。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强调国际化(即挪用西方同行的成果)还是本土化，是突出实践还是主体间性，其实质都是人本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和深化)而不断强化，最终形成以现代性批判为主要旨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路径。
2.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确立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被解释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基本特征，这一话语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着直接而复杂的影响。实际上，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政权的道路上便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科学地位，走自己的道路。所以，“理论联系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历来被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文化大革命”之后，为恢复这一原则和解决教条主义问题，中国思想界曾经兴起一场大讨论，即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一大讨论，与历史上的其他重要的思想运动一致，都是通过群众性运动来解决党内高层思想僵化问题。这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人们接受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塑造了思想氛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策和实践的大幅度调整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变迁(特别是社会问题)和加强意识形态合法性论证的需要，这使得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甚至需要上溯至最高领导层次的裁决才能平息争论。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等得以定义，以回答诸如市场经济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在全部经济中的比重上升是否标志着公有制地位的下降、社会发展到底是效率还是公平优先等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构成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许多重要讲话的背景。由于学院研究及其话语始终受到政治的直接影响，所以它的波动与上述特征一致。
此外，从根本上说，中国改革是一个二重化的过程，一是以“解放思想”为口号的高度灵活性;二是以“发展是硬道理”为口号的高度实践性。有趣的问题就产生在这里，在总结成功的经验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问题的解决时，理论上的反思恰恰重复了改革过程的那两个特点，高度灵活地、实用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例如，在强调GDP时就强调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甚至还出现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观点颠倒为市场经济建设原理的做法。
3.市场经济及其物化后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的多样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和研究方式的多样化是“后文革”中国经济政治变迁造成的基本特点之一，这个特点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具有特殊的意味。这是因为，随着市场化所引发的拜物教后果的普遍化，作为现代性批判话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极为显著地成为学院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之一。其中重要表现包括，在哲学领域，以现代性批判为中心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特点并在中国语境中以货币哲学或资本哲学之形式重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路构成显学，借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而产生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形态的探索等等，在文艺学(美学)、文化研究、社会理论等领域通过消费社会批判、资本意识形态批判等路径而广泛流行的类似西方左派的批判话语。
4.研究的国际化及其影响
改革开放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激进思潮逐步成为研究对象、挪用的资源和对话的对象;参与国际会议、和国际同行合作逐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事件。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者的做法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不少研究仅仅以“国际化”的名义大量引进西方时髦话语，缺乏与西方同行相关理论的真正对话;但是借由国际化，中国学者不仅打开了传统较为狭隘的理论视野，而且借由对西方最新成果的借鉴而实质性地打开了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二、理论热点解读
近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热点有很多，变化也快，正处在分化、深化、转型和整合之中，在对话与整合的基础上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正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1.教科书批评
正如许多学者强调的那样，近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许多重要变化都与对教科书的反思有关。在相当长时间里，围绕教材编写的争论一直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争论的焦点问题。在其中，诸如“马克思主义是体系还是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名称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等问题引领着争论。同时，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阅读亦是以教材为指针的，即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服从于原理体系建设需要。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教科书改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与辩证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不一样的解释体系，即实践唯物主义体系。正是围绕这个体系的争论促进了对教科书的整体反思、出现了新的研究范式的探索。不过，以一个新的体系来替代旧体系，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许多基础性难题和产生真正的理论创新。因此，近十年来，对教科书的批评也十分显著。几乎所有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对教科书的批评之上，尽管这些研究对于教科书的理解并不一致。
在一般意义上，多数学者所称的教科书都是指斯大林钦定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系，即苏版教科书，这被视为教条主义的表征。对于这一点，不少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问题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并不等同于苏联，实际上从1961年开始使用的教科书是以毛泽东的实践论思想为底线的，这意味着不能以苏联的问题来否定中国的教科书;同时，教科书也不是从来不变的，它本身的表述和素材也在不断更新。第二，不能把教科书与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直接等同起来，毕竟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需要一个ABC体系，更重要的是，一个完整严密的表述体系是科学发展的标志之一。
由于教科书问题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涉及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史中的权威解释和科学性质问题，又与中国现实之单一的意识形态需要与多样性理论表述之张力相关，因此围绕教科书的争论也十分庞杂，例如体系/方法、体系的不变性/可变性、哲学/科学/世界观等基础问题，又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具体内容，例如哲学基本问题、本体论特点、自然辩证法等等。
在所有的争论中，最重要的是对教科书的研究范式的反思，这种反思提出了哲学观问题[1]。这也触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更深问题，即将之视为表述客观规律的科学或世界观。不少学者认为，由于这一点，在教科书中，人及其日常生活是不存在的。也因此，无论强调人和实践，还是主张实践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活哲学，都对教科书抱有某种程度的敌意。
对于强劲的教科书批评趋势，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如汪信砚认为，中国流行的“教科书批判情结”实际上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对教科书的批评和否定，直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甚至动摇了人们的信仰。[2]另外一些学者则针对体系哲学、旧思维以及僵化和缺乏个性等问题作出回应，如在郑镇看来，批评本身不仅缺乏对教科书的准确理解，而且并没有切中问题实质，以“实践本体论”等“新”思路替代传统物质本体论的做法在逻辑上不能成立。[3]还有一种重要的意见是对这种争论本身的价值的质疑，他们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方式不是解释而是实践的。[4]
2.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和生存论导向
中国学者在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和当代价值的过程中，一直把本体论问题作为中心，因为该问题似乎代表着学院化研究的基础，即对传统世界观和科学之说研究根基的颠覆。由于这个原因，本体论的探讨始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和当代价值的探索联系在一起，与实践唯物主义、文化哲学、日常生活哲学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它也因此遇到了各种批评。例如，孙麾怀疑其意义。[5]对于这种批评，坚定的本体论主张者，例如邹诗鹏亦提出了自己的反批评，公开阐明了本体论研究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意义和价值，它表明了一种远大的志向：基于马克思哲学精神，并以马克思的名义，创造性地构造一套能够开放和解释现代性社会的生存实践及其复杂矛盾，并且能够历史性地引导人类文明的理论体系[6]。
当然，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来说，学者们见解各不相同。归纳起来，除了坚持世界客观实在性的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主张之外，还有社会存在论、感性实践生成本体论、物质本体与实践本体论、客体本体论以及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人的存在相统一的本体论，生存论本体论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本体论言说虽名谓与意蕴并不一样，但都紧紧扣住实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变革中的根本地位与作用，并从态度、存在方式、思维方法等方面深入解读实践的本体论意味。因此，在这些不同的本体论定义之间，尽管也存在争论，但实际上多数时候分歧并非想象的那样大，只是在物质本体论与其他本体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因为这关乎马克思主义之唯物主义基础的理解。
可以看出，就本体论研究的基本趋势来说，存在论或生存论是主流。高清海先生尽管并不明确持有生存论的见解，但他对这一主流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因为其坚持从实践出发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努力正是生存论得以成长的基础。吴晓明教授较早地提出了从存在论根基阐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思路，这是他提出的三项工作之一，另两项是明了近代哲学视域的边界以及对话。由于这一点，基于存在论变革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哲学的变革一直是吴晓明的焦点问题。在他看来，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首先并且归根结底是本体论性质的，它标志着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破产。[7]杨耕亦类似，他认为，就起源而言，马克思哲学属于西方哲学;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是近代西方哲学的终结者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马克思哲学属于现代哲学的范畴，因此，他主张从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瓦解和实践视野开辟的角度来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8]这种思路为生存论哲学的发展打开了大门，许多学者都因此认为生存论转向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这一方向既符合世界哲学发展趋势，又契合当代中国人生存境遇提出的问题。当然，生存论转向并不是中国学者提出的唯一“转向”，他们提出了许多“转向”。由于某些理由，多数转向只是一个愿景，并没有产生真正有影响力的原创性见解。实际上，生存论之所以引人注目，原因便在于其抓住了当代中国生存境遇的问题。
正是借助于生存论转向，中国学者提出了许多可以理解的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出其不意的问题。前者如衣俊卿，强调马克思哲学之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批判导向，这种导向与传统研究相对[9];后者强调世界观和政治关注的宏大叙事，如徐长福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解释，他认为马克思的praxis首先是一个价值概念，并且是一个表达世界的价值本质和人的终极价值的概念，基于此他把马克思哲学的本体称为价值本体。[10]
在全部争论中，俞吾金是在相关主题上著述最丰亦是引起争论最多的重要理论家。一方面，他试图从近代西方哲学的历史变迁逻辑入手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性质，基于人本主义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成一种生存论的本体论，从而最坚定地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对话，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另一方面，他把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的路线解释成一般唯物主义。由于这一点，他实际上秉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路线所主张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并由此绕开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原理体系。例如，他批评物质本体论便是对传统研究思路的批评。正是围绕这一点，他提出了许多与传统不同的新思路，例如“实践诠释学”。
俞吾金的许多观点招致了不少批评，例如，王贵明对其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差异论”以及相关论点，孙伯鍨、刘怀玉、王贵明等人对整体的“存在论转向”则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起点，不应当是将成熟马克思的辩证法束之高阁而“另起炉灶”，或立足于青年马克思与存在主义的“横向联合”，而是经典社会历史辩证法思想在21世纪语境下如何重新理解与重新表述的问题。在整体上，生存论转向这种宏大叙事难免简单与草率。
3.现代性问题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生长，一方面受到西方话语的激励，另一方面则与上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重新定向的理论动态直接相关。正是后一方面，现代性问题显著地立于中国学者的面前。它构成一个平台，既是论述马克思主义革命性从而阐发其当代价值的支撑性框架，又是发展各种新形态的出发点。一些学者强调，现代性正是马克思的开创性视域，但三大原因遮蔽了马克思的原创地位，它们是马克斯·韦伯、现代化理论与依附论的冲突以及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因此，必须通过回应这些问题重新打开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
在这个话题上，最具创造力的学者无疑是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的吴晓明和王德峰等人，他们基于现代性自我反思提出了一种阐明马克思主义性质和当代价值的思路。在吴晓明看来，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是现代世界的两个基本支柱，马克思批判的实质在于对这两个支柱的双重批判。吴晓明实际上指向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个明显的然而不足的倾向，即缺乏对其自身基础进行反思的实证化。在他看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对现代形而上学及其基本建制的切近检审和彻底批判，特别是对其存在论根基的深入研究，已经被耽搁得太久了”。由于这一缺失，批判早已屈从于现代性总体。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接近于马尔库塞、阿多诺代表的以“否定”为底蕴的彻底的理论批判。不同的是，他试图通过揭示马克思在存在论上的突破来指明马克思学说的意义以及在今天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使得他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情有独钟，因为在其中蕴含着基于感性活动对近代理性主体哲学的超越。吴晓明的思路在王德峰那里得到回应，在后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质，指的并不是它与日常生活世界中活动的同一性;相反，它倒是只有通过与今天的日常生活有距离，才会使自己有可能去观察现实活动的原始真相，即观察当下的感性活动对人的历史性建构。因此，对实践的理解不能再度退化为对现存事物的理解，而应该始终坚持对于那造成了现存事物的感性活动作出真正的历史理解这一指向。基于此，他提出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即一种具有实践本质的哲学努力，怎样才能构成对生活世界中的实践作出历史理解的“真正的历史科学”的基础?这种真正的历史科学正是马克思学说本来的方向，也是今天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任务。
关于马克思哲学与中国当代性的契合点，中国学者提出了不少观点，其中生存论关怀、工业化(或现代化)、社会主义视角尤为流行。第一点是在哲学之原始使命(功能)上展开的，它亦构成马克思与全部西方哲学传统以及海德格尔等现代哲学家的关系的纽带。在这一点上，复旦大学研究团队的整体成果十分突出。第二点是在世界历史视界上铺陈的，它亦构成中国与西方对话、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问题的分析框架。这是非常流行的做法，但话题也较散。在其中，有一些值注意的动向，例如张雄等人试图发展出中国的货币哲学和资本哲学;又如一些年轻学者后现代立场的涌现。第三点主要面对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现实及其理想。这一点有点特殊，因为它必须探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基于社会主义创造自己现代性的可能性和落脚点，重新检讨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中国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等问题，但由于涉及中国当前社会性质这个问题而学者们实际上又不能越过意识形态的定义，所以在该问题上争论不少，但建树并不大。在整体上，中国学者如陈学明指出的那样，意识到自己“必须为解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提供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思路”，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
4.马克思主义文本学
文本研究是近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热门也是引发争议最多的话题之一。这一研究，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乃是对以往政治压制哲学之矫枉过正的产物，更直接地说，是对传统研究之教科书思维的反动。因为这一点，围绕文本研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争论，并且在争论中产生了不少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自我主张的理论创新。这一争论主要是由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一书引起。
《回到马克思》一书一出版便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反应，受到了广泛好评，亦引发了多方面的争议。不考虑其理论细节，该书引发争论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其对既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否定性批评，这在某种意义上打开了中国学者解读马克思文本的新局面，标志着中国学者对马克思的解读目标从原理体系建构走向个性话语建构的转向，因此亦被视为中国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开端。该书引起广泛共鸣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如下两点：一是“回到马克思”这个口号所表明的学术立场，即对以文本为依据的学院研究重要性的强调;二是其直接主张的方法论反思，这被多数中国学者视为建设自己独立话语的基础。对《回到马克思》的直接批评则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否“过度诠释”;其二，在方法上和结论上是否囿于阿尔都塞。不管是赞同还是批评，其效果是由此产生了如下几种争论：
(1)文本学与版本学。《回到马克思》不仅对马克思许多未完成著作的解释学意义进行了重新评估，而且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个在编辑方针上具有重大争论的手稿结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前苏东和MEGA2的相关方案持否定态度，针对这一点出现了两类批评。第一类以聂锦芳为代表，他认为解读视角而不是版本在张一兵的解读中起基础作用，因此，其成果具有过度诠释的嫌疑，甚至是受西方哲学负面影响的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研究表现。与之相反，他主张基于版本和流传史的文本诠释。张一兵在回应中区分了文本学与版本学。在他看来，前者本身代表着思想史研究的独特类型，即通过文本打开思想理解的新境界，这一点正是哲学史的基本经验，例如，20世纪思想史关于卢梭、尼采的争论等等;至于后者，只是思想史研究中的文本依据问题，它具有基础性意义但并不代表思想史研究的性质，MEGA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张一兵本人不仅主张思想和方法的优先性，而且在《回到马克思》之后更加直接地亮出了自己的“构境论”方法，并以此为工具创作了《回到列宁》，公开否定诸如列宁《哲学笔记》作为完整文本的性质，强调它的性质和意义都依赖于构境。这一点引发了更为广泛的关于解释学原则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立场的争论。由《回到马克思》及其相关成果引发文本和版本争论的第二个方面主要围绕MEGA2展开。鲁克俭认为张一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的研究上忽视了陶伯特等人的最新成果，在他看来，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在水平上超越国内，因此亦是国内研究的标尺。在这一方向上，韩立新等人以MEGA2为依据对一些马克思著作中重要范畴的翻译提出了质疑和辨析，并与张一兵在诸如异化、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等问题上的解释进行竞争。更重要的是，因为研究涉及日本广松涉等学者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市民社会理论的争论，张一兵赞同广松涉而轻视今天参与MEGA2编辑的仙台小组工作，而韩立新则相反，所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进行了争论，并引发日本学者的介入。尽管由于语言等原因，围绕文本或版本问题的争论实际介入的中国学者很少，争论主要也集中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少数手稿。但是，不少学者认为，这一基础性工作的开拓，是中国相关研究真正摆脱政治束缚进行独立理论创造的起步。当然，亦有一些学者对那种以“文本和考据”作为学术标准的做法表示担心，怀疑它们是否压抑了理论本身的意义，甚至在“学术的严格性”和“概念的明晰性”要求下向原教旨主义立场的退却，从而压抑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这些问题同样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质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解释原则之争。
(2)解释原则与解释学元理论问题。受各种“解读马克思”的激发，20世纪90年代，“以什么解马”——即解读马克思的标准和参照点问题——这个问题逐步成为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大致存在着五种路径：一是“以恩解马”，即以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为标准，其中包括三大来源和三大组成部分，经济决定论与反作用、自然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关系等等核心问题;二是“以苏解马”，即以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为标准，更具体地指向以《联共(布)党史教程》4章二节为蓝本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三是“以西解马”，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西方知识学传统的分支，从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化角度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和核心观点，在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尤为突出;四是“以马解马”，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方法和立场来解读马克思，这一思路与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提出的原则相似，它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关于思想史变迁基本思想的重要性;五是“以我解马”，即强调现实需要的绝对重要性和马克思主义之实践品质。这些思路，在直接的意义上，只是思想史的一般争论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反映，它忠实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和发展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在今天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内部冲突，也直接指向同质性和单一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困难。这些困难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述相关。随着争论的广泛化，解说马克思的文本依据、解释学元理论等学术问题日益成为焦点。这一方向对于中国学者较为显著地改善他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进步的过程相对较缓。对于多数学者来说，他们习惯于传统的研究方式，因此在问题深入过程中，仍然局限于以“文本中心、历史原则、现实前提、开放性”等等大观念或者历史研究之“史论关系”老问题来表述自己的理解。在这种理解中，以真理为目标的认识论原则的探究而不是新的解释框架仍然是竞争的焦点，这使得多数讨论看起来满足于空论而缺乏独立的思想史研究框架。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解读马克思的历史模式的审理就已经做得不错了，例如张一兵关于五大解读模式的分析，胡大平关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概括和评论。模式实际上只是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学科史的参照，通过其揭示当代解释面临的基本理论问题。张一兵关于思想史的连续性\非连续性、语境与话语的关系、马克思文本的评估等问题都是针对既有研究的难题与不足而发展出来的，而胡大平关于恩格斯文本的依附性、创作史与效果史的区分亦是如此。张一兵教授在《回到列宁》中提出“思想构境论”之所以招致许多批评，焦点也是在这里。因为在那种构境论中，张一兵教授主张：客观的不依赖于理解者的文本对象有自身固有意义(“原初语境”、“作者思想构境”)，但理解不是对文本自身意义的正确把握(“还原”、“复原”、“复现”、“真实绽出”)，而只是读者主观的构建。王金福由此称其为主观主义和折衷主义的解释学立场。这种主观主义同样构成俞吾金的立场，他将自己的路径命名为“实践诠释学”。在他看来，我们无法回到作为对象的马克思那里，而只能提出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张一兵的“思想构境论”，还是俞吾金的“实践诠释学”，一方面都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一种文本解读模式，并且都被自我理解成为替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但另一方面它们都缺乏清晰的定义，且拒绝自身与解释学旨趣之间的关联，而仅仅强调作为一种感性活动的理解之生产性特征，把焦点投射到新的理论创造上。因此，王金福对这两者相同的内在张力的揭示较为准确地捕获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难题：在忠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替代它之间的摇摆，对于多数站在前一立场上的学者来说，他们聚焦于“如何”这个认识论问题，而较少地涉及马克思思想本身;而对于多数站在后一立场上的学者来说，他们聚焦于“是什么”这个本体论问题时，不得不超出马克思主义来定义自身的解释学原则，然而又不得不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
(3)文本研究与马克思的当代性。文本学虽然受到中国学者的普遍好评，自从2001年成为第一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议题之一起它便长期成为中国马克思思想研究的重心之一，但从这一开始，国内许多学者对之便有所警觉，认为文本学代表的研究导向是“学院化”、“烦琐化”和“纯哲学”，因此包含着独特的风险：一方面，从西方马克思学的实际表现看，按照诠释学的方法，仅靠文本研究未必可以解读出“本真”的马克思。另一方面，马克思研究的根基不是所谓的学术规范和文本本位，而是历史语境和现实需要。甚至有学者把当下文本主义和诠释主义的取向视为中国强大的文本诠释文化传统，将之视为这一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遗传和沿袭。然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建构而非仅仅是对既有理论的诠释。在此意义上，当代中国文化的命运和当代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恰恰在于从诠释走向建构。也就是说，只有将“中国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基点、研究过程的基调和理论建构的旨归，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破解“中国问题”，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发展。
5.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批评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这个话题对于中国学者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他们批评主流马克思主义话语的隐性支持，也因为这个原因，该论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始终受到某种限制。在总体上，我们可以从研究主题和方法两个角度来把握当代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点。就研究的主题来说，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中，中国学者对国际最新进展相当了解，例如齐泽克代表的拉康式马克思主义、北美的布洛威之社会学马克思主义都受到很好的关注，其最近动态也得到及时的反应。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自2008年以来推出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年度报告，对英法德等语种的马克思主义事件和理论进展进行年度综述和报道。另一个方面，包括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等在内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物及其思想研究也逐步深化，在某些方面接近了国际研究水平。就研究的方式来说，介绍和简单的综述仍然是主要的，这种研究既受到了中国学者实际认知水平的限制，又与中国学者通过国外话语和案例打开自己的视野这种需要相关。尽管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加速，特别是市场社会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的对象在中国越来越清晰地成为现实，这使得中国学者有了接受和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但是就马克思主义来说，多数中国学者并不真的信任来自国外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并不直接针对中国的现实实践。当然，与中国在经济政治上的现代化要求——这些要求的表现之一便是与西方人平等的地位——相一致，中国学者在强调自身特色——在口号水平上概括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等——的同时，亦强调与西方的对话。所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亦看到一些以对话为旨趣的研究成果，尽管真正站在同一水平的思想对话微乎其微。在这方面，我们将特别评议以下三个问题。
(1)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马克思主义立场不同看法的争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较少争论的背景下，这是一个十分显著的争论。2000-2007年中，王雨辰、段忠桥等人为一方，徐崇温为另一方，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者如何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值得强调的是，这种争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中国开始传播之际便有过的，它们在今天的重复，见证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深层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多样性发展与评价标准的单一性之间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论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和深化，始终伴随着这种冲突。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专门论域的形成，最初与中国了解和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政治需要相关，中国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出自中央编译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原因即在于此，因为这两个机构是官方咨询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学，逐步为国人所知，产生了两种相反的效果：一种是传统思路由于多一种修正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靶子而被强化，另一种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多样性发展有了事实上的依据。正是因为这种对立，在中国，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和争论仍然持续下去。在当前的争论中，出现的新东西是，新一代学者开始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知的进展自觉地审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在这一点上，张一兵等人提出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来研究它自身的原则，而王雨辰则强调重新评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问题以及中国学者研究的方法论，在他看来，20世纪90年代前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变化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性质的认知直接相关。之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支配着人们的认知，使得中国学者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异端。在90年代之后，“实践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以它为基础，中国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但是，在这种理论立场的变化中，始终需要正面回答如下问题：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哲学的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对峙的实质，以及基于当代西方哲学重新透视和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能性问题。
(2)中国学者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发展的逻辑和核心特点的争论。长期以来，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上受安德森的影响。因此，随着结构主义以及其他激进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学者开始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它们与卢卡奇传统的连续与断裂。这个问题的焦点在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是否标志着卢卡奇传统的终结，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新的动向是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自然延续。按照张一兵、张亮、胡大平等人的主张，卢卡奇奠定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确实在詹姆逊、哈维等人的晚期马克思主义主张中得到了延续，但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则不是，因为后者明确地在自己的理论前提上提出了替代现代性——例如本质主义——的主张。在此，另一个重要问题便需要讨论了，中国学术对(后)结构主义这一思潮的接受，多受美国影响，从而在主流上将其与后现代联系在一起。也因此，实质上建立在(后)结构主义转向基础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无疑在哲学逻辑上告别了马克思以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张一兵主张，诸如福柯、德里达等法国的思想家，应该基于他们对马克思的批评而将之称为后马克思思潮，即在理论逻辑上，他们把马克思判为19世纪知识型的代表而提出了对其超越的问题。由于这个关键性差异，必须面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逻辑上的终结问题。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马克思对现代性资本主义的批判，而当代新激进主义多拒斥了现代性与工业文明，他们的逻辑是全新的。当然，汪行福等人并不认同这种判断，他强调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仍在延续的事实。这一争论，实际上见证了中国学者从现代性逻辑变迁的角度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自身现代性论述的某些难题，不过，在总体上，它并不影响中国学者对西方各种新思潮的同质化接受，即把整个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展作为自身探索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的重要参照。
(3)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某些重要代表人物和思想的争论。在今天的中国，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无论其影响力大小，在中国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追随者。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走向多样化的表现。不过，由于前面讨论过的原因，中国学者对西方学者的关注，一方面主要以他们作为个案打开中国人看待马克思以及西方世界的视野，另一方面则是服从于分析中国自身历史条件的需要。因此，围绕如何理解这些作家的争论与西方相当不同。例如，长期以来，在詹姆逊、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著名思想家的理解上，“他们是现代的还是后现代主义的作家”这个问题一直都很吸引人，而这一争论的实质是中国人对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接受问题，实际上与争论对象没有多大的关联。又如，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实际上受到了中国学者的高度认同，但是他却难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显著位置，原因除了中国学者缺乏他那样的实证研究基础，最重要的便是他把中国视为新自由主义国家而加以批判，这一点使中国学者处在两难之中，对其接受意味着对本土社会性质问题的分析采取了反官方的立场，因为后一点而回避哈维的理论贡献，则又丧失了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发展的一个重要参照。上述两个例子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接受和研究的某些现实困境。由于这一困境的存在，很难将多数研究置于国际平台上进行评估。
6.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在目前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性别问题是完全不在场的。受西方学者影响，中国学者亦提出了性别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位置问题。不过，在总体上，马克思主义整体的性别化或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植入性别问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还仅仅是一种努力的方向。它们虽然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有所表现，但由于缺乏经验研究的支持，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是脱节的。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只是根据西方理论的发展提出对女性主义或新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评估问题，并借由介绍西方的成果在原则上提出引入性别话语的问题，但仍然缺乏真正有创造性的理论成果。近十年中，问题并没有实质性改观，但有一些新的进展。在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关系问题上，主要形成了五种看法：女性主义要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理论支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吸收女性主义的内容和方法;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相似之处，要以女性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模式;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存在差别，要吸收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想;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各自都存在片面性，要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此，提及该问题只是说明当前马克思主义学院话语之关注问题的多样性。
三、下一个十年展望
正如在热点评论时最后提及的女性主义问题暗示的那样，一方面，在细节上，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毕竟没有人敢在20世纪80年代打赌女性主义将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承认在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研究既受现实问题引领又受国际文化背景影响，那么它的出现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因此，谈及下一个十年，不是在细节上“规划”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和“范式”，毕竟理论上的繁荣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在尊重历史(包括思想)发展的路径依赖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之实践品质基础上诊断理论之现实疑难和表达一种愿景。基于此种认识，从十年已经获得的进展和现实要求看，如下两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摆在学界的面前：
第一，既然我们已经打开了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并希望以此建构能够经受思想史检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那么我们如何完成从文本到理论的升华，而不是长时间地停留在如何看待文本的文本学建构上?就此来说，20世纪80年代实际上就浮出水面的那个问题将至关重要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叙述的焦点：如何从西方现代性的建构、扩散和自我解构的历史来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性质、变迁经验和未来?
第二，既然现实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亦是“中国气派”的根基，那么我们如何面对中国乃至全球的现实生活，“终止”“思辨”，深化“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马克思语)?就此而言，不只是哲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等等专门领域的研究，都等待着我们的介入和开拓。
注释
[1]孙正聿:《对作为“范式”的哲学教科书的检讨与反思》，《河北学刊》2008年第2期。
[2]汪信砚:《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个误区》，《哲学研究》2005年第4期。
[3]郑镇:《科学扬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2期。
[4]陈先达:《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
[5]孙麾:《本体论的限度和改变世界的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7期。
[6]邹诗鹏:《申辩与自省:对孙麾先生的回应》，《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
[7]吴晓明:《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与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破产》，《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8]杨耕:《马克思如何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学术月刊》2001年第10期。
[9]衣俊卿:《人之存在与哲学本体论范式——兼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意蕴》，《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
[10]徐长福:《马克思的实践首先是一个价值本体概念》，《哲学动态》2003年第6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