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相信，2500多年前，克利斯提尼在雅典搞了一场改革，确立了民主观念和体制，至此，民主便是西方的政治宿命。就如这一信仰，当代西方人亦相信：霍布斯之后，政治哲学已经构成现代性规划的组成部分，政治理性和政治学是自由实践的前提。由于这一信仰或假设，政治学并非权利或利益主张的表述，而是政治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激进政治学来说，甚至就是它的全部。这不仅是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文化底蕴，而且正是它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它是使用诸如“霸权”或者“接合”(articulation)这样的学术和学院语言来表述这个主题，并试图以此参与当代政治学建构的。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为一种策略，比如为了获得传播的冲击力，也可以视为它所代表的当代激进左派的存在方式：不仅脱离了传统“政治”这个词所描述的行动，而且与日常生活更不可能关联。在此背景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西方激进大师越丰富，激进图景越是眼花缭乱，而它的意义可能就越是贫乏。因此，齐泽克、巴迪欧、朗西埃、阿甘本等等新的山头冒出中国学术地平线的时候，这也给相关研究提出了一个基础性问题：追踪激进左派时，我们到底想得到什么东西?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主题研究的三十年历史中，最初这个问题可能是清晰的，不过当“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更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体制中的一个正式学科或主题时，这个问题亦悄然而逝，人物、话题都将因体制内的合法身份而获得其被关注的理由，谁还需要在个别案例上去回答那样一个宏大叙事的问题呢?
本文试图以通俗方式宏观地叙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20世纪的历史发展。节奏是以十年为单位对其形象的描述，变奏是对整体风格和逻辑变迁的解释。这是一种方便叙述方式，通过它，我们提醒作为一种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潮起潮落背后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于表象来说并非微不足道的，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我们在理论上真正遭遇的东西。
一、潮头浪尖
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以一些重要作品为线索来叙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变迁的大致轨迹。这种叙述不是做明细账，而是相当粗糙，但它有效地说明了这一历史某些重要的转折。
首先是1923年-1933年，即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第一个十年，20世纪20年代(为简化故，我们在并不严格地计算具体年份而泛称年代)。不用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构成这个年代的标志。这一著作如此重要而饱受关注，我们不展开讨论。值得一说的是，1918年3月，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把俄国社会民主党名称更改为“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同年，第三国际诞生，在革命东移后形成了以俄国为龙头的新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卢卡奇的著作因这一新的历史动向而生，但却被共产国际组织定位为异端路线。卢卡奇被推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者位置上，这多少具有意外的性质，但是这也隐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它与革命特别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无缘。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它的现实基础在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我们在体认这一思潮时就会将其置于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结构转型历史中来观察其意义和价值。实际上，如果把十月革命看成对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在全球造成的局势的反应，那么我们便可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其对发达资本主义的反应。卢卡奇不是这个反应的第一人，在他之前伯恩斯坦等人已经是了，但他却是在方法论上正确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第一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十年，最重要的成果是形成了一种传统，这便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形成及其对批判理论的定义。因此，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文本便是霍克海默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该文为20世纪奠定了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本主义化的基础。
第三个十年最重要的文本是《启蒙辩证法》。尽管该副标题表明它的非体系性质(即“哲学断片”)，但它却不只是一种理论，而且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个研究纲领——即它的历史哲学纲领。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表的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和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实际上是其在两极的实现形式，前者是理论境界的彻底展现，当批判针对包括哲学自身在内的整个文明，它唯一能够做的便是背靠自由反对一切中心(包括逻辑)的质疑了;后者是其对发达资本主义分析的制高点，它提示了(科学和技术所代表的)合理性意识形态的全面后果，说明了“大拒绝”战略的理由。
第四个十年，最重要的文本是《爱欲与文明》。这个文本可能在今天都没有被充分评估。实际上，它的意义并不只是激起了青年们文化造反的冲动。实际上，它是不同于《启蒙辩证法》的历史哲学概览。在这个概要中，马尔库塞试图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真正统一到一种能够解释历史发展的哲学框架中，以额外压抑、压抑性反升华等创造性概念阐明了劳动-需求之压抑机制的变迁，尽管其对非压抑性文明的想象仍然是不成功的，但这个框架是少见的能够经受历史检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创见。遗憾的是，由于它看起来在法兰克福派主流之外而被极大地忽视了。
第五个十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制高点，在这个十年里，它几乎成为大街上的理论。当然，随着学生运动的失败，它的人本主义逻辑也逐渐消沉下来。因此，应该把《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看成是这一阶段的最重要成果。这并不意味着贬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等在哲学上异常深刻的著作，而是强调，如果此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思潮发生了重大转折，那么新的动向便是与这两本著作联系在一起的。是否存在着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主义的”或更具体的“结构主义的”或“理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大可争论，但无争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多样化发展中，阿尔都塞引发的效果是最闪亮的。其“过度决定”(overdetemination)几乎成为今天激进派的共同框架，而其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则成为至今不辍的激进派隐秘共享，在其讨论上成长起来的巴迪欧、朗西埃在激进难以维系的今天出其不意地再度占据舆论的焦点，这些都见证了这个转折点的特殊意义。
第六个十年，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是“相当不革命”的十年。佩里·安德森于1977年发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在某种意义上是乌鸦之声。尽管他本人对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个标准也心存疑虑，甚至可以说在其自身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具有很大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生涯中也不曾做到，但他还是强调了它在哲学上的枯竭和在政治上的衰落，在整体上，20世纪70年代则是过渡的时代。在这个十年里，有一些著作在后来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最重要的，也算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以及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哈贝马斯与曼德尔的著作代表着两种不同范式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它们共同宣布了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包括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停滞。前者彻底否定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转道认同(合法性)问题，从而为自身向交往理论的合理性做出重要的说明;后者虽然因为革命立场而在告别先前传统时很含蓄，但实际上却毫不含糊地把晚期资本主义推到理论前沿，从而撕开了经典理论的缺口。尽管后来严格地坚持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分析路线的很少(詹姆逊是少有高抬他的，但也只限于主题)，但左派们如此普遍而自信地在分析中割断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不能说与之无关。柯亨著作的意义在于为马克思主义的学院分析打开了空间，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思潮，它后来更名为“分析的平等主义”是否算告别左派立场，这些问题并不重要。学院分析的流行，其意义在于通过马克思主义的韦伯化而确立其在西方社会持续性的权力的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这是迟来但必然的事件。从种种迹象与后来的结果看，过渡是多样性的打开，而不是向另一种单一性质结构的整体转型。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视野赌在某一个点上，而要注意其酝酿的各种动态。
第七个十年开始的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动向便明晰了。哈贝马斯基于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去完成他的“未完成的现代性规划”了，成为新体制内的大师，像杜威那样，虽然对美国式自由主义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但更是它的维护者。与他相反的则是在理论上似乎更激进的“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声音，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实现了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三级跳。在整体上，“学二代”全面接管老左派们的知识遗产并重新确定了投资方向，这是一种多元化的方向。因此，在更大的范围内，“众声喧哗”是这个十年的特征。因此，不能忽视在其起点上便诞生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解释》。这是一本文集，源自1983年伊利诺大学暑期班和国际会议，其主体是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如伊格尔顿、斯皮伐克、詹姆逊等，当然也有勒伏弗尔、巴里巴尔、拉克劳、墨菲等人，以及被称为文化研究之伯明翰学派旗手的霍尔等。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为了告别的宴会。佩里·安德森亦参加了，然而会议的方式恰恰表明他颇有微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文化路线获得了胜利，或者更严格地说，是在西方延续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最有效渠道[1]。
第八个十年，最具效应的著作是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它诞生的契机亦是1993年一次国际会议。这个善于制造传播效应的解构大师，选择了一个恰当机会向马克思致敬，共产主义在东方失败后，他及时地把马克思——当然是他的幽灵——拉回西方，这是马克思戏剧性的redux(被西方放逐后重新回到欧洲)。当解构都可以成为马克思幽灵的现身，也就没有什么不可能了。所以，在这个十年里，齐泽克从东欧共产主义灰烬中杀回西欧并占据理论的焦点，这并非难以理解，他的杀手锏是无止境的唠叨，把一切崇高都假冒拉康之名斥为垃圾。至于《帝国》之类的著作，既然人们很少关注它的逻辑而迷恋其提出的概念，我们不妨也将其视为后现代的概念艺术实践。这种实践的特点是雷声大雨点小并且持续时间短，它的粉丝们一旦发现更新的概念便会抛弃它。对此，我们也不展开评论了。
我们正处在第九个十年里，这个十年最重要的事件是哈维成为旗帜。他产生影响已经有些年头了，不过时尚化和明星也是近十年的事。他开始像齐泽克那样，以几乎每年一本的速度宣传理论，奔走于欧美激烈地针砭新自由主义。他的著作都很棒，如果要找一本近期的作为其代表，“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2]便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中，基于《资本论》框架(当然包括一些独特的理解)对资本主义最新变化分析得既透彻又便于理解的著作本来就少，而哈维的多数著作都倾向于此。
以十年为阈限以代表作来描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节奏，这种类似游戏的做法，只是试图阐明：一种有活力的理论思潮，必然是一种自我更新或与时俱进的思潮，节奏正是其理论逻辑更替的表现。至于是用十年还是用二十年，那是另一回事。更重要的是，通过观察其节奏，我们要捕获其变迁轨迹的逻辑。在此，我们采用简化的图式对其90年作一概括。作为一种革命、抵抗、反叛、批判的社会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如下变迁：
在主体上，阶级——人——幽灵主体;
在策略主张上，革命——存在主义的抗议——个体反抗;
在落脚点上，阶级意识——存在或感性——话语;
在底蕴上，解放——解脱——解构;
因此，在性质上，政治——文化——学院话语。
就一种思潮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公众怒火演变为个人的牢骚，从大街上的战斗演变成书房里的打赌。这一变迁，并不只是理论家的个人偏爱使然，作为一种旨在改变世界的政治话语的继承人，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沾染了知识分子之形而上关怀的情调，但它确实也非拍脑袋的产物。这一点我们下文分说。
二、波峰波谷
节奏呈现了这一思潮变迁的某些细节，现在，我们从潮头浪尖转向它的长波，观察其波峰波谷的形成。
在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变迁史中，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确实是一个转折，前后有明显的差异，如果加上它关联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波三折，它们代表着不同的资本主义叙事和政治表述，而这又指向资本主义不同的生命周期。
马克思立足的是机器大工业(modern industry)这个基础，瞄准的是资产阶级国家(自由主义的国家。但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国家性质是什么在马克思以及列宁那里都没有清晰定义，甚至更严重地说，经典马克思主义缺乏自己的政治学理论。正是由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冲动之一便是试图为其补充点什么，卢卡奇因为马克思论述阶级的时候中断了，所以他讨论阶级和意识，阿尔都塞明确地讲要为国家理论做一点贡献，等等)，在理论上回应的是斯密-李嘉图确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应地，危机-崩溃论构成马克思资本主义叙事的框架。这一框架，在哲学上，又深植于其唯物主义历史观，即从物质生活生产-再生产出发叙述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客观逻辑。
卢卡奇-霍克海默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粗略的纲领，他们立足的是泰勒制或福特制(fordism)生产线，瞄准的是极权主义国家(他们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只是最尖锐的表现形式)，它们在理论上回应的是韦伯的古典社会理论体系，相应地，物化-美学救赎构成其资本主义叙述结构。值得强调的是，如果马克思在理论上采用了与自由主义并行的乐观主义，那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波中，它已经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形成而变成悲观主义的了，所以在《启蒙辩证法》中，我们看到不走向自由解放的可能性：它谴责启蒙暴政便是否认了以自主为目标的解放规划的失败。在霍克海默等人看来，这种失败，没有任何可以捡起来重建的碎片。这便是马尔库塞之包括语言、服装都要抛弃的“大拒绝”逻辑的根据，他们之所以要绕过“否定之否定”而主张不带肯定的否定，便是渴望在灰烬中别样的重生。当然，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乌托邦规划。
由列维-斯特劳斯启动的对萨特的批判而由阿尔都塞实现的对整个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虽然在根基上替换了历史哲学框架，但并没有提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叙事(这是后来有结构主义人类学事件的原因)，并且更重要的是，由于面对同一资本主义结构，它亦没有提出不同的解放主张。结构主义只是揪出了人本主义这个苹果里啃坏了其核心的无意识小虫——主体，当它把无意识贬低为意识形态的时候，也无力克服意识形态。因此，在阿尔都塞含糊其辞的转换地形的策略中，实践被置换成理论，而恰恰正是理论本身给他的追随者造成的诱惑力成为了激进之累，即便是最后告别他的巴迪欧等人，仍然错把理论(本体论)的重置误以为本体的革命，真的把辩证法变成了“革命的数学”。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成长，除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直接遗产和结构主义外，其他一些资源(如世界体系和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等等)也起了促进作用。在整体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两个方面大大地拓展了。一是可借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来说，即在历史叙事方面把突破欧洲中心论框架置于重心，二是借助于意识形态批判把以新的文化现象的解构作为目标的“文化研究”置于焦点。在这两点上，马克思都被视为19世纪时空条件的产物而遭到批评。“后马克思主义”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中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标识。
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来标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诚然存在着不小的困难，因为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潮真正进入了多样化发展(尽管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声称把马克思主义折腾得面目全非了)阶段。不过，有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在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就其思潮来说，真正地站在了与19世纪资本主义不一样的时空前提上。这个前提，继续以技术决定论式视角为工具来标识的话，便是流行的“后福特制”这个术语。尽管这个术语只是标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而非像“后工业社会”或“后资本主义”等暗示资本主义发生了实质性变迁，但它标识出来的界限与马克思的隔阂更深。因为它的另一个名称便是“弹性生产”或“资本的弹性积累”，这意味着，资本并没有直接陷入马克思所分析的那种致死的危机中，而是通过更加灵活的方式来进行积累，哪怕是通过制造危机的方式(如今天危机在金融、地产和其他行业之间此起彼伏)。正是这一原因，哈贝马斯关于传统危机理论过时了的论断尤为尖锐，对资本主义实际经济政治过程分析的缺失或失语便构成后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背景。反过来，凡是在这个问题上独立分析的，即便在主题与方法上对马克思颇有微辞，都没有站到后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由此，后马克思主义似乎表明了这一状态，像拉克劳、巴迪欧、齐泽克等这些空谈政治的反资本主义人士占据了左派的风光位置。当然，之所以如此，亦表明整个左派文化进入了后马克思主义状况(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状况)。
后福特制是后马克思主义立足的资本主义条件，对于这个条件有许多辩护者，但正如它包含的弹性含义，许多当代资本主义辩护士也往往是以批评面貌出现的，所以我们极难找到后福特制条件下的资本主义自我叙事的代表。也因为这一点，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竞争对象是不确定的，甚至重要地，指向左派传统本身。当拉克劳等人以“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在左派理论界崛起时，之所以遭到来自多方的阻击，原因也在这一点。在直接的意义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状况，后马克思主义既是声名狼藉的后现代话语的同行，又是它们的批评者。在现实对象上，它们指向的是新自由主义国家。这种国家形态，或者更严格地说，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资本主义治理结构，在理论上往往也用“里根-撒切尔联盟”来称谓，它是在这两个人分别执掌英美时期形成的，其重要成就便是拆解了福利国家政策，打击了左翼力量，它是资本主义向右转的标志。之所以称为“新自由主义”原因在于，一方面它坚持了私有化和放松管制(即自由放任)的经典自由主义立场，另一方面它的实现往往又是通过管制来实现的，它的理念是通过政策来推动的。我们看到，新自由主义政治，与后福特制经济一样，都进入了高度的灵活状态。这种状况对传统左派无疑是一种挑战。从这一点看，一些后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批评家采取敲诈式的战略(如拉克劳的沿着现有资本主义民主道路但要比它更彻底的“彻底民主”—— 一般译为“激进民主”)倒颇具合理性。因为资本主义已经不再呆在一只碗里了，你喝干了一碗，它还会在其他碗里长出来，所以，你得走到它的前面。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理解为什么各种地方、性别、肤色和旨趣的马克思主义都普遍地对资本主义话语采取甚至比它们对资本主义现实更甚的仇视态度，因为似乎正是话语支撑了现实，虽然它同时封闭了现实。
无论如何，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的难题：为了超过资本主义的弹性，激进的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刷新率也越来越快(缺乏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formulation)，新话语生产能力越来越强(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地理学等等名目层出不穷)，激进左派的时尚风格越来越明显(斯皮伐克、齐泽克等人的表演性)，理论再度走到了实践的前面，但实践再也跟不上理论的脚步。
安德森当年评价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时，说过一句大实话：“当群众自己说话时，五十年来西方所产生的那种理论家们就好保持缄默了。”[3]134不过，更严格地说，不是群众不说话，而是他们的说话方式变了。在马克思时代，群众是说话的，他们把自己的要求写在红旗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群众也是说话的，只是当他们的福利写进政策中时，他们变成在现有体制中争取更多一点蛋糕的生意人;在今天，群众倒真的不说话了，大众媒体解除了他们身份，代他们言说日常生活的个性和兴趣需求。在这一历史中，安德森的上述判断同时提出了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因为群众不说话，所以理论就代替群众说话(卢卡奇等人确实有这样的想法，但在今天的拉克劳、齐泽克、巴特勒这里绝对没有这样的想法)。斯皮伐克等人曾针对性别和种族问题对“代表”提出过质疑，说的是相同的故事。然而，这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是：理论是否为了群众、面向群众说他们想说的话。
作为社会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起点上不是个人知识，而是试图推进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人(无产阶级)的解放的普遍话语，后来，在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等人那里，它成了知识分子的集体话语，今天，它似乎越来越成为个人的话语。这给马克思主义本身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刻写在类似变迁的表面，而在造成其波浪起伏的诸种力量的复杂作用中。观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动态，不能像时尚消费那样看谁总是站在浪尖上并追随其步伐，而需要我们在其波折中体验并识别历史。
参考文献：
[1]Lawrence Grossberg Cary Nelso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2]David Harvey.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高銛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