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引起世界性经济危机和衰退时，西方一些国家的政要和资本家不得不压制住内心的厌恶和恐惧捧读《资本论》，就连罗马天主教会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有理。
在过去，人们把《资本论》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为什么西方国家的资本家和他们的代理人即西方政要们要去读这样一本“圣经”呢？其实，在恩格斯为《资本论》第1卷所写的众多书评中就有一篇号召当时德国的工厂主不要害怕该书，尤其是要对书中关于英国工厂立法及其结果的历史加以认真研究。这是因为，不管《资本论》的倾向如何，它“包含着值得所有的人注意的科学研究和实际材料”。[1]
那么，从《资本论》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关于美国金融危机和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启示呢？
一、不可避免的危机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人说这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也有人说这是凯恩斯主义的问题。其实，这两个主义的差别就在于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程度。前者要求国家干预得少一些，后者要求国家干预得多一些。应当说，危机爆发前美国实行的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危机爆发后凯恩斯主义的色彩就浓了一些。但是，无论是这两者中的哪一个都阻止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也救不了市。这是因为，生产过剩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决定的，从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危机。
在西方经济学的总供求曲线图上有一个交点，这个交点被称为均衡点，在这个点上，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然而，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供给的商品价值，总是大于他对商品价值的需求。如果在这一方面他的供给和需求相抵，那就是他的资本没有增殖，也就是说他没有赚到钱。因此，既然资本家的目的在于赚钱，也就是追逐剩余价值，那么他们的目的就不在于使总供给和总需求相抵，而是尽可能使它们不相抵，使他们的总供给超出社会的总需求。[2]于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它们之间的平衡只能通过爆发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使生产出来的商品和资本强制贬值，即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实现，从而形成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再危机的周期循环。
显然，只要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不能消除利润即不能消除剩余价值，那么这种干预就不可能消除生产过剩，也就不可能预防和消除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至多只能暂缓经济危机的发生，使经济危机稍后以更大的规模爆发。即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制造或引爆经济危机，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邻为壑地消除部分生产过剩，也不能阻止而只能暂缓发达国家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的爆发。
二、推波助澜的危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英国银行法委员会1857年的报告指出，1847年英国由于进口谷物而负的债务应该偿还了。但这些债务的大部分是在危机中用破产的办法偿还的。当年最富裕的英国，竟然用破产的办法从它对大陆和美国的债务中脱身。[3]160年后，同样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这次是美国）除了用自己印制的纸钞偿还债务外，也趁着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用其金融机构和美国普通民众的破产来偿还其所欠世界各国人民的债务。其中的阴谋主要体现在美国金融机构首先用锐意创新的形象、严格监管的假象和低利率构造了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不仅诱使美国的劳动者拿出自己仅有的储蓄进入次级房贷市场，而且以自导自演的高等级信用评级诱使世界各国人民和金融机构参与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并进入金融市场。然而，次级房贷契约中预设的调高利率的条款和美联储这个由美国私人资本控制的美国中央银行调高利率的行动，与无法持续增长的美国房地产市场一起，迫使次级房贷大量违约，推倒了经济危机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在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美国养老基金损失惨重，美国人民不仅失去了住房、储蓄，而且失去了未来的保障；冰岛濒临破产，韩国陷入危机，中国外汇储备损失巨大；而美元尽管受到美联储的巨量增发的影响，却利用一时之间的货币荒坚挺了起来。[4]
针对英国人的赖账行为，马克思指出，外国“谷物生产者和投机商为本国的利益而牺牲他们的一部分利润，比他们为英国的利益而牺牲他们的资本要合算得多”[5]。但是，今天却有人主张中国拿出储备去拯救美国，以便继续向美国输出血汗产品供其赖账。
三、为期漫长的复苏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放大了危机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深度和广度都较上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要大。尽管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干预措施，但是正如当年美国罗斯福总统上台采取干预措施后，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并于1937—1938年再次陷入危机一样，这场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萧条仍然不会因为舍本逐末的干预而很快复苏。
实际上，上世纪那场大危机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的1941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才超过大萧条前的1929年。这期间，除了罗斯福的新政外，还发生了其他有助于经济复苏的事件：一是，前苏联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时期，大量进口英美等国生产的机器设备和工业消费品，吸引西方国家过剩的资本，引进技术和专业技术人员，有力地缓解了英美等国的生产过剩。二是，大量“过剩”商品尤其是农产品被主动销毁。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爆发，使得对美国商品如美国航空制造产品的需求大增。四是，大范围的技术进步带动了产业需求并提高了利润，一些新颖时尚、魅力十足的商品以更低的成本连续不断地生产出来。
与上个世纪30年代相比，现如今，一是，前苏联这样处于工业发展期的大型经济体不存在了。尽管许多西方国家指望中国像前苏联那样对它们的过剩商品实行大采购，但是，一来它们想卖给中国的只是一些中国不需要或不太需要的东西，而已经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中国想要的高层次的东西它们却不愿意卖；二来如今中国内需已然乏力，尚待扩大，既无心也无力大肆采购西方国家的过剩商品。二是，经济全球化导致垄断进一步加强，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控制在发达国家的大企业手中，既然垄断企业无需通过销毁大量商品来维持商品价格，那么，商品过剩也就只能靠市场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消化。三是，核威慑时代的世界大战已不大可能。局部战争对于世界大国的经济复苏帮助不大。四是，电脑及互联网等新技术革命的成果已经广泛应用，新的大规模和大范围的技术进步尚未显现端倪。新能源和环保技术只不过是在旧有的生产领域进行发展，即使这些技术被广泛采用，也会是一边带动新的经济增长，一边破坏原有的经济，从而也不可能使其在数年内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五是，美国人以往的透支消费已经透支了未来的购买力，加大了经济危机消化过剩商品的难度。六是，西方发达国家以维持利润为目的的救市行动南辕北辙，反而为经济复苏增加了障碍，延长了经济复苏的进程。
因此，这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的复苏期不会比上世纪20年代末的那场危机的复苏期短，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将经受长期的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的考验。
四、拐点上的中国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随着中国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厂，随着中国的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一，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处于拐点之上。
首先，中国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对美贸易模式难以为继。改革开放之后，利润也成为中国企业的追逐目标，从而同样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这些过剩产品以贸易顺差的方式转移到了美国，这才形成美国人所说的中国储蓄过剩。那么，为什么美国愿意替我们承担生产过剩的后果呢？这是因为，美国并不需要拿真金白银来购买这些产品，而是以打白条的方式（这些白条包括美元纸币、美国国债和房地美、房利美这些企业的债券）获得这些产品。而美国的经济学家不仅不反思美国的行为，反而以中国的外汇储备为借口，要求美国财政部把中国定义为货币操纵国，向中国增加25%的关税。[6]同时，为了接收这些白条，中国不得不发行大量的人民币，形成巨额的外汇占款，从而在人民币的发行上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的主权。只要美元贬值（不是指相对于人民币或其他国家货币贬值，而是指相对于商品尤其是黄金贬值）或美国赖债，人民币也将跟着贬值。
其次，中国正在成为或被要求成为富有而虚弱的肥羊。美国人曾经认为，是里根总统发起的军备竞赛拖垮了前苏联的经济，进而拖垮了前苏联，因为前苏联不能既要大炮又要黄油。但是如今，美国却可以既要大炮又要黄油，因为他们在把资源用于大炮的同时，可以用打白条的方式从中国和其他国家获得黄油。即便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债支付有可能违约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仍然拿出近7000亿美元用于军费开支，其中的1178亿美元更是直接用于战争的拨款。[7]而这些美国大炮正日益形成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和对中国海外利益的打压。同时，美国的战略家要求中国：“你不能够扩张你的力量，你需要的是不平衡：也就是富有但却虚弱。”[8]这就是要让中国像利比亚一样可以在美国人方便的时候予取予求。而且也正是美国挑动中国周边国家与我为敌。
再次，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并不乐观。扩大内需的压力巨大，地方政府负债累累，相对发达的沪浙粤深四地也申请并获准试点自行发债，同时，国内贫富差距悬殊，群体性事件屡有发生。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任务，十余年过去了，仍然没有完成；而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举措也没能得到有效的落实。
总之，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深化和国际和平形势的恶化，中国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拐点之上，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原理和方法
是什么具体障碍妨碍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呢？这个障碍就是所谓的我国劳动力低廉的比较优势。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早就指出，劳动力价格的低廉会使得采用机器反而使生产变贵。“美国人发明了碎石机。英国人不采用这种机器，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不幸者’(‘wretch’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用来称呼农业工人的术语)的劳动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有报酬的。”[9]近些年来，正是因为我国劳动力价格的低廉，才妨碍了我国企业、尤其是私有制企业、甚至是外来的私有制企业采用相对更贵的机器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妨碍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的完成，并阻碍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因此，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是要采取行政和法律措施，严格落实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提升劳动者的待遇和工资水平，并减少加班现象，缩短实际工作日，并且取消未能实现产业升级的企业的出口退税和政策补贴。二是大力扶持包括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在内的公有经济，以便解决私有制必然导致的人口相对过剩的问题即失业问题和使劳动者能够为自己积累，并使得地方政府从依赖债务转向依靠地方的公有制经济。
实际上，“人民群众缺乏的那些商品，怎么会没有需求呢”[10]？因此，如果扩大内需只是为了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那么这个内需永远难以扩大，或者说越扩越需要扩得更大；而如果扩大内需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那么扩大内需就是多余的。而这一点只有在广大劳动者是产品的所有者，能够为自己而不是为老板们积累的前提下，也就是说只有在公有制下，才是可能的。也只有这样，中国才会融入国际市场，而不依赖国际市场，才不会受美国的政治经济手段所左右，维护包括经济主权在内的主权完整和本国人民的福祉。
其实，美国加征关税，只会有助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只会搬起石头砸美国自己的脚。正如中国用清退外资企业来减顺差，就会砸美国自己的脚一样。如果美国真的兑现它的所谓威胁，中国将正好借着美国的加征关税，淘汰落后产能，并对中国国内的外资企业政策进行名正言顺的调整，为民族企业的发展留出空间，名正言顺地把以往非科学的发展模式转变到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模式上来。
当然，在这个多事之秋，将外汇白条储备转变为实物储备（一定量的黄金和大量长期生产必须的原材料）并用加强国防建设来扩大内需也是当务之急。哪怕全世界都来反对，中国也必须做到富有而坚强。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