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资本论》与启蒙思潮的关系探讨是学界研究的重大课题。《资本论》的反启蒙思想不是“照着说”“接着说”,而是“重新说”。有趣的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也给我们造成“重新说”的错觉，尽管这些思潮看似激进与极端，但仍然是在“资本启蒙”的框架内加以反思的。只有马克思真正穿透资本建构启蒙的诸多幻象，直接批判启蒙背后的资本生产关系，提出超越资本启蒙、重置未来社会的启蒙，即“无产阶级启蒙”。马克思的理论工作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唯物史观的澄清工作，即现代启蒙是资本统治下的社会化启蒙，这是在宏大叙事中把握住现代启蒙的实质，即资本如何启蒙；另一个是《资本论》回应了资本启蒙的具体内容及反启蒙的路径方式，由此建构起超越现代启蒙的无产阶级革命，助力人类解放运动。
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想真正弄清《资本论》对启蒙的态度，必须澄清近代启蒙的思想史。首先，什么是启蒙?康德的启蒙定义流传广且影响大，他认为未启蒙是人缺乏运用理智的勇气，那么启蒙就是赋予人这样的勇气。但这个定义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可追问：勇气何来?理智何在?勇气与理智如何统一?我们以为，启蒙不仅是一种运用理智的勇气，更是对运用理智的社会环境加以考察，即启蒙打碎的是传统世界的权力机制，不断祛魅宗教世界的神秘性，进而创造出主体性世界的环境。诚如以赛亚·柏林所言：“整个启蒙运动的共同特点是，它否定基督教的原罪说这一核心教条，代之以这样的信念：人之初天真无邪而又善良，或在道德上中立，有可能由教育或环境加以塑造，或者往最坏处说，人虽有严重缺陷，仍能通过与环境相配合的合理教育，或通过譬如说卢梭所要求的那种对社会的革命性改造，得到极大的改善。”显然，启蒙塑造了以主体性为内容的现代世界，那么这种启蒙由何而来?换言之，是什么推动着整个世界能够跨越地理、民族、宗教与国家的限制，统一在共同生存模式下?究其原因在于，现代资本不断以启蒙文化与实践摧毁习俗世界，同时又为现代世界提供交往准则与精神支柱。资本及逻辑2塑造现代文明世界的同时，也启蒙了现代世界的交往原则、精神原则与制度法则等，即启蒙运动其实就是“资本发育并制造启蒙”的过程。
另一方面，现代世界也呈现出“启蒙的否定性病症”,尽管哲学家们对此有所反思，但是他们并未真正区分两种启蒙内容：一种表现为启蒙具有先天合法性，换言之，启蒙是永恒存在的，虽然有问题，但这种问题只是启蒙的内容已经不适合或不属于新的世界，需要启蒙的“升级换代”——他们只是对启蒙的工具理性带来人类生存缺憾的批判，诸如面对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精神颓废、贫困危机等社会现象；另一种是启蒙只是这个世界的原则或环节，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换言之，世界需要新的发展节奏与生产逻辑，这不局限于现代性视域之内，而是提出更为宽阔视野下的历史发展逻辑。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思想家们对前一种“乐此不疲”,试图在启蒙内部找到调节或优化发展的理念模式，如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高举反启蒙旗帜，将现代性看作是“启蒙神话”,详细分析与批判了启蒙通过现代文化工业形成的社会范围内的“同质化”理性模式。这里有三种反思的模式，第一种强调启蒙的自在逻辑，否定个体或社会的生成性力量，进而否定社会变革的可能性；第二种通过宏大叙事的解读方式将启蒙看作是人类自我合理化的历史叙事过程，它否定的是历史的进步性框架内的诸多因果关系，如革命与启蒙、社会与启蒙、生产启蒙，只将启蒙看作是人类发展史的大尺度生产性动力；第三种认为启蒙总是设想最为优化的社会整体，将这种社会看作是资本生产的最为合适与标准的配置，否定的是任何瓦解这个社会的历史性能力，如阶级斗争等。
总之，如何判断《资本论》的反启蒙工作?首先要澄清现代启蒙的建构方式及其性质，然后通过《资本论》破解启蒙的问题症结，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内容，为人类解放提供革命路标。
二、问题的提出：现代启蒙的建构进路与理论症结
众多思想家对资本启蒙历史加以提炼与总结，构建了近现代思想史的反思内容。假如尝试以思想发端与问题解决来划分这些思想家的看法，主要有三重研究进路。
第一，经济启蒙的理论设置。
古典经济学以利己主义与原子个人为内容，以理性经纪人假设为基础建构了现代经济世界的理论原则，复现了资本启蒙经济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如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对市民社会的经济法则作出了启蒙。他们对经济社会加以范畴化抽象，提出了商品、商业、市场、货币、资本等术语概念的启蒙。在他们的工作基础上，马克思才可能进一步研究得出：现代启蒙是资本以理性原则塑造世界的活动与观念，形成了现代世界的生产时空规则与社会运动法则。但有一个问题必须澄清：古典经济学尽管看到了现代资本的历史建构性作用，将人类的自我解放(如财富、发展与未来等)内容与启蒙经济性的向度结合起来，以此论证资本的合理性；但他们并未对启蒙过程中出现的诸如贫困危机、经济危机、环境危机、精神危机等作出应有的回应——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以资本或现代所有制作为合法性前提，经济理性成为整个经济性启蒙的核心话语，任何违反经济理性的行为都是违背资本生产原则的。一句话，整个经济学的启蒙是经济发展的逻辑原则与理论总结。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延续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关于“财富的生产来源于人类自身”的看法，同时详细考察了财富的自然性质与人类性质，认为财富来源于劳动。那么，斯密是不是建构起了以劳动为启蒙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显然劳动只是现代资本运动的一个物质环节，起到社会物质交换的中介作用，“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即劳资关系的结构模型直接建构起经济学的两大基础。斯密的经济启蒙思想的最终目的是解答如何实现现代世界的“富国裕民”问题，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思想保证。斯密在此对诸如社会产业制度、社会财富制度、赋税制度、国际贸易制度等都做了一系列的合现代性规划。他从资本发展的维度宏大叙事地说明了现代世界的生成内容与发展趋势，正如海尔布罗纳所言：“经济社会的创造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由人以及人的思想和行动来创造的。”资本启蒙表现为双重解放：一个是将社会发展规定从封建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以私有财产的制度化与计算化方式加以确定；另一个是从等级、附庸及神秘等社会运动中解放出来，高度彰显出利己主义与原子个人的互动有效性。
总之，古典经济学已经深刻意识到，经济启蒙的全面展开，取决于现代世界的生产关系的转变；同时也是社会财富生产方式、积累方式的本质性变迁，形成了现代私有财产制度。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同样，斯密也赋予了经济启蒙以市场交往本能即交换倾向，“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这是现代启蒙内容的关键内容。由此，古典经济学直接激活了财富世界具备政治性功能与社会性功能的议题，指认现代启蒙内容就是经济启蒙。它直接聚焦为“富国裕民”的现实效应，即为资本发展提供支配性力量，反对中世纪社会的经济生活只是社会关系的附属物的现象。
第二，政治启蒙的政治规定。
这分为两条路径：一个是“顶层设计式”的启蒙路径。这主要以霍布斯与马基雅维利为代表。霍布斯明确了教权的界限，为现代君权做启蒙式的交代。首先，现代国家是世俗国家，以排除神性等级对其的干扰，国家运动不再以神意为内容，而是以自然秩序与法则为基础，将国家作为一种可以控制、进而改善的事物。其次，需要通过契约形成臣民对君主的服从与协调，臣民绝对忠诚本国君主，同时君主能够保障臣民的生活与安全。霍布斯以契约方式，即以“权利的相互转让”规定了君主的活动界限，目的是规定出符合资本发展的君民关系，以防止社会受到自然状态下的“生存法则”的破坏。最后，君主建立一个世俗国家，提供社会良性发展的规定内容，“在世俗国家中，由于建立了一种共同权力来约束在其他情形下失信的人”。与之呼应，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一种启蒙的“顶层设计”。首先，作为现代世界构成质料的人是可以改变的，人的政治生活不是服从神意与天性，而是形成于人的政治理想。其次，国家不是神意世界，而是人工设计的制品。政治活动不仅是神意下的内容，而是可以将之作为一种技术加以操作的；同时，这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活动必须依循理性原则。他们共同反对神定论与等级论，认为合理性的政治可以超越命运，“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时，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协调，他们就成功了”。最后，君主改变的是国家政治能够涉及的道德与交往状况，而且能够靠机运合理性管理好国家。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言：“机运可被驾驭。政治问题成了技术问题。”所以说，好的管理技术可以塑造出明君。简言之，霍布斯与马基雅维利都从国家管理的高度提出了政治启蒙的概念。
另一个是“平民自发式”的启蒙方法。如卢梭等以平民视角对现代契约制度提出了启蒙思考。如果说前面两者从政治活动的合理性维度规定了现代政治的活动原则，那么卢梭则表达出对现代政治的优化。卢梭洞察到在现代政治框架下，人的政治权利如何通过所有权与法律等被剥夺、而沦落为文明世界的“废弃物”的现实。由此，他证实了人的文明进步与人类的群体堕落是同步的历史境遇。他的解决思路是，一方面对封建专制进行抨击，同时又强化平民主义或自然主义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他不同意霍布斯与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中的“人性恶”的观点。卢梭认为人是由于丧失自然状态，同时被塞入了现代社会的欲望，才产生了现代法律与政治制度，“制度是应当由受益人而非受害者创造的”。现代政治是由既得利益者创造的，政治启蒙侧重于如何维护人类的自然状态，使之免受极端政治的统治。
正如马克思所评价的那样，现代政治启蒙(包括政治革命)打碎的是传统习俗世界，将国家统治上升为市民社会的交往行动，实现政治的两大启蒙：一是对政治个体的启蒙，使社会成员能够广泛参与到政治活动之中；二是对构成政治个体的生产世界(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启蒙，使之变成了政治革命的内容。“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仅此而已，并未真正在现代社会建制的基础上加以澄清。
第三，哲学启蒙的理性聚集。
启蒙从理性维度追问了历史发展何以可能，即人类理性如何突破自然世界的限制，完成创造第二自然的过程。整个思想史在这个启蒙过程中，不断寻求两者的融合过程。斯宾诺莎身体力行地界限了哲学与宗教信仰的范围，完成了启蒙运动的造反。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言，斯宾诺莎是发动“一场在哲学和宗教上反对前现代传统的现代造反(modern revolt)的传人”,保持了启蒙精神与宗教信仰的合理性间距。同样如黑格尔所洞察到的那样，斯宾诺莎不是无神论，而是无世界论；而休谟是这次哲学启蒙的最为深刻的怀疑者，康德、黑格尔则走向了批判与总结。他们共同对启蒙精神达成共识，即康德、黑格尔对启蒙作出了一种哲学范式上的反思。康德从启蒙的批判视角提出了历史精神问题。
显而易见，这种启蒙反思本质上仍然从属于资本主导下的理智运动，仅聚焦为社会理性的最大公约化。正如康德所言，一方面，理智是资本规制下的合理性内容，那么人类活动不是本能的运动，而是被赋予了启蒙的创造极限，不断突破着自然的禀赋，“一个被创造物的身上的理性，乃是一种要把它的全部力量的使用规律和目标都远远突出到自然的本能之外的能力，并且它不知道自己的规划有任何的界限”,并为人类提供合法、合理的秩序原则；另一方面，要明确启蒙的核心，“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什么是不成熟，就是运用理智的先天惰性。康德提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他还提出了如何进行启蒙的准则：其一是公开运用理性。康德区分了公开与私下的运用,公开就是面向大众，启蒙大众。其二是运用理性的自由性。理性需要外在限制，主体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理性。进而康德提出了启蒙的重点，即在宗教事务上的公开运用、经过启蒙之后的君主对自由理性的把控。显然，资本及其逻辑赋予了启蒙的勇气，提出了人类在资本的控制下一种生产过程，并以理性的形式加以固定，“对理性的普遍使用、自由使用和公共使用相互重叠时，便有‘启蒙’”。因而，费希特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启蒙的文化高度，其实就是人类知识的理性建制的终结功能，“如果人被看作是有理性的感性生物，文化就是达到人的终极目的、达到完全自相一致的最终和最高手段；如果人被看作是单纯的感性生物，文化本身则是最终目的”。我们无需在费希特这里多做停留，因为他的思想只是康德至黑格尔的过渡环节。
黑格尔从精神的真理性维度提出了启蒙的时代性与精神性，严格划分了“异化了的精神世界”与“启蒙世界”的界限，提出了启蒙超越信仰的基本内容，肯定了启蒙对于否定宗教世界、塑造现代世界的具体功能，由此确立了以经济性为原则的功利世界。换言之，黑格尔意识到现代资本塑造世界的基本语境，并以启蒙的方式打开了资本与世界的关系。但问题恰恰在于，黑格尔以精神的原则切断了资本的现实运动与启蒙的理性构造之间的互动，仅仅在精神领域或理性反思领域以启蒙超越了信仰。“启蒙，自称是纯粹性的东西，在这里把精神所认为的永恒生命[永生]和神圣精神[圣灵]都当成一种现实的、无常的事物，并以属于感性确定性的一种本身毫无价值的看法加以玷污。”在这个基础上，黑格尔提出了启蒙的基本概念就是“有用”,有用是人的理性精神的有效性，能够独立在神性之外，以自我的框架界定自己的世界位置，信仰只是启蒙定义的概念行动。换言之，启蒙严格区分开信仰的对象(绝对)与意识的对象(概念),同时信仰的对象能够被意识创造出来并把握为本质，因此“启蒙是在扬弃着信仰本身中原来存在的那种无思想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无概念的割裂状态”[18],信仰世界可以被概念世界所呈现。在私有财产问题上，黑格尔并未真正将启蒙与信仰的两种态度对峙起来，而更多地强调启蒙与私有财产的内在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的精神启蒙实际上是防止市民社会的个人主义对理性的最高原则的毁灭与否定，故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如何超越市民社会、进而过渡至宗教世界的问题上。《法哲学原理》所交代的市民社会只是现代国家的否定性环节，只有国家才是现代理性的最高原则。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是现代宗教世界(现代国家精神)的最后一根理性支柱。简言之，黑格尔以绝对理性构造了现代世界，以辩证法的方式再度演绎了市民社会的经济现象与文化现象。但正如后来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黑格尔等人将历史启蒙仅仅限定于西方社会，同时终结了任何试图批判这种启蒙的可能。
总之，现代思想家反思启蒙的理论症结在于，他们仍然在启蒙的地基上加以反思，并非一种全景转换式的批判。换言之，他们已经意识到启蒙后果与人类发展目的并非形成秩序优化的整体内容；但问题在于他们只是对启蒙本身加以外部批判，故由于社会批判视角的丧失，进而根本不可能真正呈现出现代世界的启蒙悖论。
三、《资本论》反启蒙的复调结构与理论性质
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力图证实这样的话题：就未来可能性的维度而言，资本启蒙事件是人类绕不开的终极命题，因为启蒙建构了永恒存在的理性王国即资产阶级社会。尽管国内学者对此反对声不断，但由于是在“资本-启蒙”的错误地基上加以批判，反而永远超越不了这种判断。所以会得出误判，即马克思的工作是在“资本-启蒙”的地基上进行“加以批判”与“重构启蒙”的双重任务。窃以为，这样的议题误读了马克思的思想革命，因为他做了“另起炉灶式”的工作，提出了一个面向未来的启蒙重任；其目的是通过这样的启蒙，塑造出新的革命主体，为建构一个新的社会形态而革命。还有一个误判，认为马克思并未对“反启蒙之后”作出科学回应。如德国的费切尔认为，这种无产阶级-启蒙方案的主要理论缺陷在于，“他认为在消灭了(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会再有根本的利益差别；或者说，这些利益差别能够以理性的、明白的方式得到平衡，而不需要那些按照民主方式谋求妥协的公共机构的介入”,这种指责没有看到《资本论》消灭私有制的隐微论证。究其原因，这种论断很明显立足于西方启蒙框架，即费切尔没有区分开启蒙的“社会优化规律”与反启蒙的“历史进步规律”。前者是西方思想家通过各种理论优化社会，提出了超越启蒙世界的思想话语；后者则在反对前者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如何进步，进而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社会革命。显然，《资本论》的反启蒙恰恰在无产阶级革命意义上提出了超越路径。
(一)资本启蒙的理论定位与科学批判
马克思是在更高历史向度上重思“资本-启蒙”,完成了从理论反思走向现实批判。思想史是对现代启蒙运动的总结，这是一次源于现实但又脱离现实的理论活动，因为它们更多地关注的是资本框架内的启蒙工作。马克思的理论任务是在新的地基上进行反启蒙，即在消灭所有制的基础上，以无产阶级革命完成超越现代启蒙的重任。
第一，现代启蒙的科学定位：
它是资本化的全面启蒙。那么马克思对启蒙如何定位的呢?《共产党宣言》从文明性与否定性双重维度交代了资本启蒙内容，意在说明资本启蒙作为重大历史事件是必然要终结的。但有个绕不开的话题，即资本启蒙的运行机制与运动规律必须得到澄清，这是《资本论》研究的重大内容。《资本论》从现代生活世界的原则高度，提出了启蒙是以资本逻辑为基础、靠现代形而上学为论证的社会建构活动。具体而言，一方面，资本逻辑塑造了现代启蒙的全面效应。启蒙是以资本征服全球为背景，高度提炼出资本塑造世界的行动规则与交往准则等内容。《资本论》揭示了启蒙的核心秘密——现代经济世界的全面发育过程。现代社会的核心就是资本逻辑，它是启蒙理性发育之源。启蒙是资本征服全球的理性塑造，为资本合理性做科学论证，完成了现代性的自我论证；在资本同质化全球的过程中，启蒙实现了资本新时代下的人与世界关系的新翻转，从等级教化世界走向了启蒙理性世界，形成了资本规训人与社会关系的过程。
另一方面，现代形而上学规定了现代启蒙的理论内容。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以主体性哲学为内容的形而上学，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预设的经济学，都可以划归至现代形而上学范畴。它们是以哲学内容或科学抽象诠释与演绎现实世界。现代形而上学是从认识论的根基上对传统宗教世界加以改造，用现代知识(哲学或科学的知识)确认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并以理论形态加以展示。
第二，现代启蒙的实质：
资本塑造出现代剥削机制。传统的习俗世界的剥削机制，是以人的依赖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而现代世界是以物为中介的剥削内容的社会关系。主要体现为，其一，资本启蒙源于资本与无产阶级的剥削结构。它不是对无产阶级的被剥削的认同与呈现，而是对资本的剥削合理性的论证。唯物史观揭示出这种启蒙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的后果，因此，资本及其逻辑是现代世界起源的内容。其二，资本启蒙掩盖了雇佣劳动的社会剥削机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值得批判的，《资本论》直接将之聚焦为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要推翻的，它们是这个时代启蒙的核心，同时也是无产阶级苦难的根源。其三，资本启蒙固化了资本伟大的宿命论。它认为资本的文明性能够终结一切社会形态，以一种抽象的历史观凌驾于社会之上。唯物史观从历史发生学视角提出了资本历史是有限的观点。
由此，《资本论》详细交代了资本如何塑造新世界，形成社会化效应的启蒙——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终结了任何再启蒙的可能，一切都是围绕剩余价值而旋转。资本启蒙完成了劳动力商品化与生产资料资本化的过程，同时也塑造出了社会的理性化准则。这种启蒙的核心就是雇佣劳动的合理化与合法化，“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简言之，现代启蒙的形成直接证实了资本塑造现代剥削机制的全部内容。
第三，资本启蒙塑造出经济拜物教。
《资本论》提出了“资本-启蒙-拜物教”的内容。其一，启蒙是理性原则的重新塑造，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强化，更是新的经济意识形态的确立。《资本论》把握住了现代启蒙的核心内容，就是劳动力被抽象化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它的任务就是进入资本生产过程，为资本创造价值。但是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需要通过资本对劳动力的塑造式启蒙。在此过程中，社会性关系以经济拜物教重新规定社会意识结构，形成对资本原则的无限崇拜。其二，启蒙精神击碎宗教神学，资本为启蒙树立了新的宗教意识——经济拜物教起源于社会经济活动。拜物教不仅仅是启蒙的变种，更是启蒙背景下的社会意识建构，形成了超越自然神论的社会宗教。因此，拜物教起源于资本启蒙，巩固了这种启蒙的效果，即它将神性世界的信仰机制移植为世俗世界的崇拜现象，终结任何反思启蒙的行动。
(二)《资本论》反启蒙观的理论性质
《资本论》深刻交代了现代启蒙运动的现实起源。资本驱动了现代世界，不断启蒙着社会建制，形成了控制社会的启蒙权力。
第一，资本形成了现代性的启蒙后果。
现代性的启蒙后果直接显示为“资本-启蒙”的四大结构：一是商品启蒙：经济性发育。现代性的核心就是让一切商品化、一切可交换化，经济性启蒙成为社会的核心内容，形成对商品的现代性理解：经济性成为社会交往的标准，商品是联系世界的纽带、是物化世界的物质构成。二是货币启蒙：货币化生存世界诞生。货币是具有高度抽象的社会关系的等价物。由此，全球能够形成一个高度依赖的货币化生存世界，即通过货币，个人的生产不仅是特殊劳动，而且可以拓展为世界性的普遍劳动；同时货币也成为社会积累的动力源。这种启蒙结果就是货币化生存成为整个世界的基础。三是资本启蒙：自动化生产世界生成。资本发育的是全面自动化增殖的世界，并以社会分工的环节或社会生产环节加以固化，如科技、机器、自动化等内容加以确立。故资本逻辑成为社会交往的核心内容。四是经济意识启蒙。前面三大启蒙共同营造出精神启蒙：一个高度理性化的世界。它直接启蒙出、塑造出一个精于计算且具有高度契约精神的市民意识等。
第二，反启蒙对象的确立。
面对反启蒙，理论界忽视了马克思的重大理论贡献：《资本论》重新建构了面向未来的新的启蒙。现代性启蒙作为资产阶级的精神传统，与资本发展同步而行。哲学与经济学的内容从历史发生学视角提出了资本的“新时代诉求”,这不是简单地放弃与建构新的思想框架，而是整体性颠覆与重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大社会形态的边缘与区分。更为吊诡的是，这不是简单延续过程，而是新生社会内容的覆盖与控制过程。那么，这种启蒙行动本身就是一次社会思维与行动的革命。启蒙形成了两大社会意识：理性主导、信仰支配。理性不只是一种思维结构的变化，而是社会整体性心态，如消费理性、经营理性、工业理性、生产理性等；信仰支配主要体现在对增殖的信仰、对发展的崇拜、对工业制造物的崇拜等。所有这些才是马克思所要反对的启蒙对象，是《资本论》超越现代性启蒙的突破之处。
(三)《资本论》反启蒙的方案呈现
在学界一直有两个误读：一是《资本论》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推进，这忽视了《资本论》的批判内核；二是《资本论》研究呈现出“术语中心主义”,以术语(范畴或概念)为核心的理论革命，目的是淡化《资本论》的现实革命功能。而两大误读恰恰证实了《资本论》反启蒙的三大批判。
第一，经济启蒙的批判：
经济启蒙是资本剥削合理化的启蒙。《资本论》揭示了资本是如何剥削剩余价值的。如工作日问题，资本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剥削绝对剩余价值，而不是古典经济学所言，工作日是劳资平等、自由交换的“伊甸园”。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问题，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这样把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生产宣布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们站在资本增殖的立场上加以论证。由此可见，经济启蒙的实质是资本塑造出现代世界，“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脱离习俗世界的束缚，进入能以货币交换劳动的时代：劳动力成为商品，工人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资本启蒙明确展示为资本家对世界的启蒙、无产阶级紧随其后的社会样态，“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
第二，政治启蒙的批判：
政治启蒙从国家高度保障了剥削的强制性。如现代工厂法的确立，资本通过政治权力规定了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以防止工人的反抗，因为“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吮吸足够数量的剩余劳动的权利”,工人“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这种启蒙在政治领域是分裂的。马克思详细考察了工厂法规，这些法规用政治手段强迫工人接受资本的启蒙与工厂的剥削是合理的观念，如埃卡尔特的“理想的习艺所”,即工厂的前身，还有所谓的“换班制度”等。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政治启蒙的实质，就是使工人服从资本政治制度，“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
第三，哲学启蒙的批判：
资本逻辑是控制启蒙的原则性内容。如资本逻辑是现实的资本增殖规律，现代启蒙真正地呈现出资本生产的特殊性内容：资本和雇佣劳动。《资本论》从经济哲学的高度揭示出，现代资本启蒙就是货币化生存世界的启蒙。而这种货币化首先是劳动力商品的货币化，换言之，人与社会关系都成为资本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与要素。资本是吸附剩余劳动而进行自我增殖过程的主体，“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即表现为资本占有规律如何取代商品所有权规律的本质内容。
总之，启蒙的理论症结需要加以科学澄清。《资本论》提示，现代启蒙运动可以归结为精神与资本的双重发育，两者关系成为整个启蒙运动的核心内容。
四、《资本论》反启蒙的进路诠释与超越方式
尽管启蒙范围宏大叙事且包罗万象，但抛开启蒙的历史延续性和时空复杂性，只要深入至启蒙的历史发生学，就能真正澄清启蒙的生成原因，即资本及其逻辑塑造现代世界的宏大的结构性变革行动。简言之，启蒙是资本增殖、资本运动、资本塑造的规训化行动。《资本论》严格剖析这种结构性规训，并以此推动反对启蒙的深入思考，目的是反对资本启蒙，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一)反启蒙工作的进路澄清
马克思走的是与现代启蒙进路不同的路向，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接着说，而是格式塔的全面变革说：从人类解放的高度提出了反启蒙，这种启蒙范式不再延续西方理性的精神传统，而是深耕于实践原则，提出人类解放的终结议题。《资本论》证实了，扬弃资本不是简单回到一种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批判，而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革命。雷蒙·阿隆误判无产阶级启蒙只是哲学意义上的工作，“作为当前社会的异化的典型代表，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将成为世界历史的动力，注定要实现历史的目的。但是，无产阶级的这个使命只能用哲学，用黑格尔的哲学或马克思的哲学来解释，哲学在发现了历史的整个意义后，能够和应该向无产阶级揭示无产阶级的使命”。但阿隆只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哲学意蕴，并未真正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即重新建构新社会的运行机制，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以建立新型的社会形态。
正如上面的诘问，马克思是不是接着建构了一种启蒙程序呢?显然不是，马克思提出了一种与资本启蒙完全迥异的无产阶级-革命内容：一方面，澄清了启蒙的资本主义起源及其理论内容；另一方面，划清了资本启蒙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假如将马克思的反启蒙行动作为资产阶级启蒙的延续或者修正，则完全舍弃了《资本论》批判现代社会的原则性贡献，即马克思抓住了改造现代世界的主体性力量——无产阶级革命。《资本论》的反启蒙工作建立起以无产阶级解放为内容的革命运动，回应与启蒙相关的质疑：首先，启蒙发动者是精英主体还是人民主体?《资本论》从哲学高度提出，现代启蒙是由资本及其人格化即资本家发动的，是现代资本强制社会大众的启蒙过程；无产阶级的革命不再是资本启蒙本身，而是消灭资本的革命力量。其次，启蒙内容是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思潮?《资本论》从资本的发生学角度提出，启蒙是资本改造习俗世界的革命行动，成为主导世界的社会思潮；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潮不是延续着启蒙运动，而是以人类解放为内容改造着世界，不限于改造社会思潮本身。最后，启蒙活动是历史环节还是历史终结?《资本论》从经济学批判的高度提出，现代启蒙是资本强制剥削剩余劳动的合理性的理论论证，以“公平”“所有权”“正义”“博爱”等意识形态内容加以掩饰，并指向一种历史终结论。在此基础上，《资本论》确立无产阶级革命是终结资本启蒙的根本性力量，并建构起崭新的社会形态，实现人类解放。
(二)无产阶级革命与超越启蒙的语境建构
超越资本启蒙，建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径，需深入两条交叉影响的学术脉络：从思想史而言，站在现实的人类解放维度其提出了思想史革命，即“心与脑”的革命问题，无产阶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彼此协同演进，形成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从人类发展史来讲，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与革命运动深化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革命重新规划出人类发展命运，这种命运不再以资本作为原则，而是以自由人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
由此，马克思建构的无产阶级革命内容及其未来目标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无产阶级革命明确提出，资本启蒙造就了全面化生产模式，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与社会财富的积累能力，为人类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引导无产阶级走向一个自由王国，超越了必然王国。自由王国是无产阶级作为一种联合的力量，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形成新的社会形态。简言之，无产阶级革命致力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不是致力于哪个阶级的启蒙问题。
(三)反启蒙与人类解放的内在统一
《资本论》的反启蒙意在揭示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进而在资本批判的框架内提出超越现代性启蒙的重任。前面已言，现代性的实质就是资本启蒙，围绕资本启蒙的内容就是资本如何剥削剩余劳动的知识图式。那么反启蒙就转变为如何使人类从资本启蒙的强制框架中得以解放的历史议题。《资本论》认为要将资本启蒙重新放在人类解放的高度加以澄清，那么资本及逻辑(资本逻辑)实质上只是人类发展的环节，构成人类获取物质财富的动力机制与生产机制。扬弃以劳资关系对峙的社会关系，为人类解放提供了未来出路。
具体而言，一是消灭资本，这种消灭不是一种激进主义形式，而是在资本创造财富与自由时间的基础上加以消灭。如自由时间，马克思详细讨论过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转换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在未来社会中，资产阶级的自由时间会全部成为整个社会的自由时间，那么劳动时间就是自由时间了。二是消灭雇佣劳动，将雇佣劳动的异化内容转化为自由劳动的内容，马克思将之定位为在资本的历史贡献中，形成社会劳动的解放机制。这种机制实质就是劳动解放，“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三是消灭资本启蒙，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在前面两个消灭的基础上消灭资本启蒙，实现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启蒙的实质是资本的人格化即资本家的自由全面发展，因为他们占有整个社会的剩余劳动，有充足自由发展的物质财富与自由时间。与之相对，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的是社会财富的共同占有与自由时间的全面实现，那么未来社会就是整个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
(四)反启蒙的历史效应与特殊定位
《资本论》以一般性的历史规律追问现代资本如何实现现代启蒙进程，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超越资本启蒙，为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理论基础。一方面，落后国家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直接跨过“卡夫丁峡谷”。无产阶级革命具有超越资本启蒙的特殊优势，即反启蒙实践随着革命事业的差异性与民族情况的个别性，走向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如马克思晚年致信《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与俄国记者查苏利奇时认为，俄国能以原始公社为基础，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向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内容的新世界，彻底终结资本启蒙之路——作为一种无产阶级革命视域随着历史差异与发展情境的不同，落后国家走向一条崭新道路，由此获得新的生产关系，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另一方面，资本启蒙的生产力优势，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实践仍具有重要意义。高级生产关系的新确立，不代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仍然需要借助资本启蒙的生产力优势。我们看到，从《共产党宣言》“两个必然”或“两个不可避免”的反启蒙归宿，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序言)“两个决不会”的反启蒙过程，马克思意在深刻揭示资本启蒙的实践优势与历史界限，“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出一条崭新的反资本启蒙实践，展示出社会主义反资本的道路优势——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市场经济的目的在于，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具有难以比拟的配置优势，深度推动社会主义作为新的生产关系深嵌至人类历史进程，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此基础上，有超越资本启蒙的物质基础，就会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事业。
总之，《资本论》澄清了现代启蒙的实质，即资本及其逻辑塑造了现代启蒙的基本内容，但这种启蒙并非人类发展的归宿，需要加以批判与超越；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进路，即在扬弃资本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全面解放。
来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