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有人将经济放缓和企业经营不善归结为劳动者工资水平增长过快,企业负担重,拖累了经济增长。并认为若要改善企业经营,降低成本,首先必须降低劳动者工资。还有人认为,“企业工资增长过快,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伤害的还是劳动者”。更有甚者认为,劳动合同法和最低工资标准是导致大量企业倒闭和转移,众多工人下岗和失业的“罪魁祸首”。继朗咸平对中国劳动合同法进行多次批评之后,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指出,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现在有些大工厂都跑到印度、越南去了,中国的损失高达几十万亿。此张五常教授开出的药方是立刻取消新劳动法,取消最低工资标准限制,让市场自身来决定和调节工人的“自然就业水平”。2016年各地政府发布的企业工资指导线表明,多地企业工资指导线均已下调,有的还提出企业可参照“下线”调整工资增长水平,经营亏损的企业工资可以零增长。
劳动者工资的增长是造成我国经济发展困难的元凶?我国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的原因与本质到底是什么?难道为了保持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工人收入必须永远维持低水平状态?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何走出当前经济的困境?这是我们不容回避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我们发现,《资本论》的失业理论以及我们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给我们透视这些问题的本质提供了思想武器。
一、新自由主义的就业理论缺陷及实践悖论
在供给侧改革中,我国产业工人转型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已成为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淘汰落后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工人将向何处去?常态下中国经济下行,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去过剩产能,导致企业就业岗位大量流失,失业人数增多。在就业总量供需矛盾增大的同时,由于大量缺乏技能的低端产业工人,无法满足企业对高端劳动者需求而导致的结构性失业矛盾错综复杂。如何破解产业工人失业的难题?
对此新自由主义主张只要政府放开对最低工资的限制,弱化政府对劳动者利益的保护,通过市场配置资源,让市场自发调节就业,就能解决工人的充分就业问题。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工资是有弹性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劳动者很容易获取市场供求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有工作技能并愿意工作的人迟早都会就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新常态下企业经营困难主要是材料价格上涨、市场需求低迷、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等原因所致。当企业无法消化诸多外部压力时,常常会转嫁危机,通过降低工人工资来确保其自身利润不受损。可见新自由主义是“以资本为本”,而非“以人为本”,把劳动者作为资本增值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这只会使失业变得越来越严重。
“华盛顿共识”的出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核心理论体系、经济范式和政策纲领。新自由主义在经济理论方面大力宣扬“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崇尚个人主义,否定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鼓吹市场万能,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其基本特征:一是把人理解为可以撇开现实社会复杂权利关系的抽象人。认为人是理性的、利己的、自由平等的,个体可以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自由地进行交易、消费和就业。二是把市场理解为自由竞争的市场,市场平衡就业,供给创造需求。遮蔽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土地、货币乃至现代的证券化资产等日益复杂的市场权利结构因素。三是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完全能够自动自我调节的理想制度,会自动地调整人们的一切需求,通过市场自由竞争就能实现充分就业。
新自由主义在孤立、静态、局部的均衡分析基础上,把市场设想为绝对理想的“市场乌托邦”。实际上,这是新自由主义所制造出的一种“理想人+理想市场+理想制度”的抽象理论空场,而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采用新自由主义所谓的“让市场自发调节就业”的理论与政策,将无法最终解决工人失业问题。
1.新自由主义就业理论和政策使劳动者失业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多
新自由主义认为,劳动力工资水平降低,将导致企业对劳动者的需求量增加,继而将增加劳动者的就业量。根据常识判断,通过降低劳动者工资,增加企业对劳动者的需求,以此来减少和解决工人失业问题。这种就业观点貌似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它仅仅从劳动力要素市场孤立地看劳动者失业问题。但如果将劳动力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联系起来看,把劳动者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联系起来考察,那么问题则暴露无遗。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弱化政府对劳动者利益的保护,放开对工人的最低工资限制时,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将尽可能地降低工人工资水平,甚至拖欠劳动者工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因此无论是压低工人工资水平,还是拖欠劳动者工资,都将带来整个社会购买力下降,导致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变得越来越低。社会购买力降低,催生整个劳动者群体生活贫困化,这将导致整个社会购买力的严重不足。社会购买力不足将进一步导致产品过剩,产品过剩继而导致生产过剩与投资萎缩,生产过剩与投资萎缩又将导致劳动力过剩,进而使越来越多的工人失业。
同时,新自由主义主张放松金融管制,大量资金会脱“实”入“虚”,这将导致虚“涨”实“衰”,实体经济衰退将加剧工人失业。放松金融管制将导致各种金融投机盛行,这些投机都没有对应实体产业利润,“不经过实体经济生产过程的价值创造,只是在证券化资产流通系统内部进行所谓‘以钱生钱的游戏’”。“在金融资本流动、货币循环中通过五花八门的所谓‘创新’产品、投机诈骗、高杠杆运作骗取高额回报”,将使整个金融市场演变成为一个巨大的赌场。当虚拟经济一旦失去有效制约和严格监管,任其自由发展、过度膨胀,必将产生泡沫。泡沫破裂将引发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从而导致更大规模、更广泛范围的工人失业。
2.新自由主义就业理论和政策使劳动者的质量变得越来越差
新自由主义主张不停地压低工人工资,这将导致劳动者的素质变得越来越差,出现低端同质化。降低劳动者工资水平将直接导致劳动者的体力生产水平差和劳动者智力水平低下。同时,劳动力的体力和智力水平越来越低下,得不到发展,将变得越来越落后,这将导致劳动者出现低端同质化,这种低端同质化很容易被机器所取代。一旦低端同质化的劳动者被机器代替,必将造成劳动力过剩。高端的劳动力生成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培训,需要对工人进行大量的教育投入使其获得知识和技能。降低工资水平几乎剥夺了低端同质化的劳动者转型发展为高端劳动者的空间和可能,低端劳动者失去了自我发展和提升的机会。压低工人工资将导致劳动力越来越落后,素质越来越差,过剩和失业也越来越严重。压低工人工资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将成为一种逻辑必然。
从劳动者失业的数量上来说:新自由主义就业理论与政策,从表面上,从局部,从微观,从某一个单独个体工厂来看是对的。就业率的确是提高了,“失业—工资”菲利普斯曲线好像是正确的:当失业率较低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高;当失业率较高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低。但是从本质上,从整体上,从宏观上来看,压低工人工资把整个社会消费需求都降低了。整个社会购买力越来越低导致生产过剩、投资萎缩和劳动力过剩,进而失业变得越来越严重。新自由主义就业理论不但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反而会加重失业现象的发生。越降低劳动者工资,失业越严重,这将陷入恶性循环。新自由主义解决失业问题的良方却成为一剂毒药。
从劳动者的质量上来说:劳动力生产过程,一方面是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劳动力的供给过程。压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使劳动者无法通过大量的教育投入来获得知识和技能,无法通过长期的学习培训转型为高端劳动力的可能,这将导致劳动力的供给质量越来越差。低素质同质化的劳动者无法摆脱被机器取代的命运,从而使自己变得过剩并失业。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弱化对劳动者的保护,废除最低工资,只会使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这是新自由主义孤立地看待失业问题而导致的结果。单纯地看劳动力市场,降低工资将增加工人就业量是正确的。但若把劳动力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联系起来看,片面地认为降低工资就能增加工人就业量则是错误的。新自由主义是把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分离开来看问题,这必然导致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其实,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是相互影响的统一市场,当工人工资被人为压低时,会出现整个社会购买力降低。整个社会购买力越低,企业生产的产品就越卖不出去,从而出现产品积压和过剩,产品越积压卖不出去,企业为降低成本将不断降低工人工资,继而使整个社会购买力更加不足,这将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造成越来越多的工人失业和产品过剩。这是供给侧改革的供给大于需求的根本原因。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试图通过“天然均衡”的市场自身来自动自我调节就业水平是错误的。
二、福利主义治标不治本,也无法解决工人失业问题
反向思维,既然新自由主义主张通过压低工人工资来增加企业对劳动力需求,以解决劳动者失业问题是不成功的;那么与其相反,通过增加工人工资和福利的福利主义能否彻底解决劳动者失业问题呢?
福利主义通过增加工人工资来扩大劳动者的消费需求。劳动者的消费需求扩大将增加产品的供给需求,产品的供给需求增加必然带来投资的扩大,投资扩大必将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增加劳动者就业量。福利主义企图通过增加工资和各种福利来消除社会的贫困和失业问题,福利主义的初衷是好的,但结果却令人失望。
实施福利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财政支出增多,长期福利化将使经济和财政难以持续。无论是增加税收还是大量印钞,无论是靠借债还是搞财富代际再分配,直接的后果是,严重削弱经济效率,扼杀经济增长势头,财富蛋糕越做越小,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将会失去福利主义的经济基础。福利主义的过度索取往往会导致财富动力机器熄火,投资萎缩将带来大量工人失业,最终事与愿违。近年来,欧美国家出现的危机是福利主义破产的最好例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继续沿着福利国家道路前进,可能会走上“通向奴役的道路”。
同时,为了补贴本国劳动者,发达国家凭借资金和技术优势剥削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发展中国家受到发达国家剥削、奴役和支配。这将会造成世界范围内国家间贫富两极分化和国际间发展不平衡,将会造成发达国家提高劳动者工资,而发展中国家出现劳动者失业增多。现代福利国家通过汲取全球剩余价值来使本国工人不致陷入绝对贫困,但却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的贫困和失业为代价。更重要的是,福利主义增加劳动者工资和福利的目的不是为了劳动者自身消费,而是通过劳动者扩大消费来拉动劳动者对产品的需求,产品需求增加带动资本扩大投资。这种需求是单纯地把劳动力当作产业后备军来养活,维持产业工人生存的最低需要。
从表面上看,福利制度既增加工人工资和福利,解决了劳动者的生存问题,又扩大了劳动者的消费需求。但实质上,福利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扩大投资,通过增加劳动者的消费需求来带动投资,以需求带动供给,以消费拉动投资,以便实现资本的增值运动。可见,福利主义治标不治本,也无法解决工人的失业问题。
三、《资本论》破解失业之道：剩余价值复归及劳动者转型发展
150年前,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资本论》以劳资关系为分析轴心,揭示了资本生产过剩带来相对人口过剩,并引发失业的内在机理及其破解失业之道。恩格斯指出:“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对于相对人口过剩与失业的形成机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积累和集中带来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从而产生相对人口过剩,并引起劳动者大量失业。“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
在马克思看来,虽然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带来了人口过剩,但出现人口过剩且引发失业的真正诱因是资本所有者对剩余价值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想方设法地降低劳动者工资,减少劳动力的投入数量。在剩余价值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所有者雇佣劳动力的数量越多,付出的工资也就越多,从而利润就越小。因此,资本所有者通过雇佣劳动力数量最小化,来实现总剩余价值最大化,并且人为地造成大量工人处于失业状态。
同时,这种过剩失业人口反过来又会对现役劳动大军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过度劳动。社会存在的失业人口越多,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剧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现役劳动者大军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失业劳动者大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前者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支配。“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所有者通过雇佣劳动力的数量最小化,来实现获取剩余价值最大化,这必然造成全社会的失业人口最大化。
那么,如何破解上述人口过剩和劳动者失业问题呢?马克思《资本论》认为,资本家仅仅把工人作为资本增值手段。在资本增值的扩大再生产中,工人只领取了必要劳动价值,资本家则大量占有剩余劳动价值,并把剩余劳动价值又投入生产系统中,继而转换为产品。在资本增值的生产体系内,剩余价值始终没有返还给劳动者,没有反哺工人,致使工人工资越来越低,从而引发了整个社会的需求增长相对滞后,供给与需求结构失衡,导致经济危机并引发失业。
因此,马克思《资本论》认为,解决失业问题的正确途径是将剩余价值返还给劳动者,实现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向劳动者复归,劳动成果由劳动者共享。一方面提高劳动者物质文化需求水平,特别是物质文化消费水平。劳动者的消费过程既是劳动者满足消费需求的过程,又是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这是可持续生产发展之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引导劳动者进行转型发展,培育新生产力,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增加中高端劳动者的供给。
失业问题的核心是人的问题,是劳动者的供求平衡与转型发展问题。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五大发展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剩余价值复归及劳动者转型发展思想。五大发展理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新常态下我国产业工人转型发展提供了新方向。
第一,创新发展塑造智慧劳动者。创新是劳动者转型发展的核心。新一代智能科技革命的诞生,将驱动实现智能化经济。智能革命将尚未系统化的散在的新科技(互联网、大数据)与传统制造业连接起来,融为一体,正在建构起当代最先进的制造业产业体系。这是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而新一代智能科技革命的诞生则需要创新型智慧劳动者的生成。
因此,通过创新型教育模式的转变和学习型社会培育的转型,将我国产业工人塑造为适应智能科技革命的智慧劳动者;使产业工人转型生成为适应“互联网+”和“工业2025”需求的高端创新型工人。加大对创新智能人力资本投入,建立创新人才的培养生成机制:通过培训深造和实践演练使产业工人在产业转型与去过剩产能中,转型为创新驱动产业一线的、具有创新能力与适应能力的高技能产业工人,从而实现产业转型与人的转型的协同发展。
第二,绿色发展打造绿色劳动者。资本扩张将把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吸收到社会生产体系中消耗掉。资本扩张导致生态危机的内在机理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线性非循环发展模式。大量生产不仅导致资源枯竭,而且大量生产的商品必须被大量消费,否则无法实现资本循环。消费社会是一个浪费社会,大量消费必将产生大量废弃物和大量污染,导致生态危机。而克服生态危机的最好途径就是绿色发展,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使经济活动生态化,从而实现“资本循环”和“资源环境循环”的统一。引导资本的投资方向,鼓励资本进入环保产业,投资于生态产业,使产业工人从高污染企业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中摆脱出来,转变成节能减排、治理污染的劳动者。大力发展服务业、文化产业,使制造业工人转变为服务业工人和文化产业工人;发展生态农业,使制造业工人转变为环保工人,以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来实现人与自然绿色发展的和谐共生。
第三,协调发展锻造补齐短板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谋划‘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全力做好补齐短板这篇大文章,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工人是完成协调发展任务的最直接主体,因而其自身最需要协调发展。因此,应根据国家引导、市场需求、地区差异、产业协同等要求,补齐劳动者短板。(1)补齐财富收入分配短板。对于产业工人来说,劳动收入是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应调整财富收入分配关系,从根本上提高产业工人的财富收入,增加劳动报酬占比,弱化资本对财富分配的支配作用。持续增加产业工人财富收入,使其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加快补齐财富收入短板,实现产业工人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2)补齐技术能力短板。产业工人的素质和技能是协调发展、协同创新的决定性要素。应加强对各层次高素质技能型工人的培养,提高产业工人的创新能力。加大对产业工人的技能培训投入,强化专业知识与技能,将产业工人培养成“一专多能”的劳动者。(3)补齐终身教育机制短板。构建由企业、大学、技工学校和服务机构共同组成的终身学习体系,建立创新人才职业教育机制,使企业办教育成为新常态;对具有进一步学习能力的低端产业工人进行系统的高等职业教育,使新技能教育成为产业工人转型发展之路。
第四,开放发展培育“一带一路”国际化劳动者。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沿线各国人民。应在“一路一带”建设的开放发展战略中,通过有针对性的人员培训、工作交流等多种形式,使参与“一路一带”国家战略工程的产业工人转型为通晓国际规则、熟知当地国情、承载国家使命的国际化产业工人。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中,使其转型为具有国际视野,能参与国际事务的开放、包容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
第五,共享发展催生有获得感的劳动者。共创是手段,共享是目的。共享发展,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实现“剩余价值”的复归,使创造财富者拥有财富,就是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产业工人在共创中获得更多的财富收入和发展机会,从而成为有获得感的劳动者。共享是多层次的,产业工人多层次需求将产生多层次共享。一是私人产品共享。在国家引导、企业计划下,实施私人成果共享,加大对产业工人进行多样化培养的投入,以便使其成为适应多层次需要的、富有个性的产业工人。根据现阶段多层次的共享结构、自身条件、个性选择,对产业工人进行供给侧改革,使其分别成为新产业工人、大国工匠、自主创业者等。二是公共产品共享。为产业工人提供文化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供给,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切实改善和解决医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难题,使产业工人在劳动中得到尊重,重塑主人翁地位,从而成为有获得感的新型劳动者。
新自由主义仅仅把人作为手段,工人的消费是为了进一步生产平衡,消费是为了更好的生产,消费是手段,生产是目的。这将导致工人的消费始终是必要劳动价值,是低层次的、低端的、单一的必需品消费。由于作为手段的工人消费水平始终处于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不足,将导致作为目的生产的产品过剩、生产循环的中断和生产停滞。新自由主义就业理论不可能彻底解决失业问题。而马克思《资本论》及“以人民为中心”的五大发展理念将“共创”的手段与共享的目的统一起来,使产业工人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共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共享”目的,以共享促进产业工人转型发展。由此可见,实现剩余价值复归及劳动者转型发展才是破解劳动者失业难题之正道。
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