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本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不是普遍原理应用于特殊对象的演绎关系，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特定理论形态建构过程。《资本论》不能归结为一重批判或双重批判，而是包含资本逻辑批判、物象化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三重批判”的差异与联系的复杂总体。《资本论》“三重批判”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特定社会结构的总体性再现，把握了社会结构诸层面之间的复杂交织与丰富互动，呈现为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特殊理论总体，蕴含着对马克思新世界观的丰富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发展。《资本论》在“三重批判”的“特定化”定向中，综合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定性内涵，内生出一种相对独立的、以历史特定性为原则、以特定社会形态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唯物主义。
关键词：《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三重批判”理论形态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大焦点是《资本论》与马克思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国内外学者普遍开始反思“《资本论》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解释模式，同时质疑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解释模式来外在地、简单地、机械地套用《资本论》。学界普遍认识到，应当深入把握《资本论》自身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充分阐发政治经济学批判对马克思哲学的创新发展意义，进而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建构。
我们认为，《资本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发展，不是普遍原理应用于特殊对象的演绎关系，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特定理论形态建构过程。这就需要从《资本论》内在的多重批判维度出发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建构，更为充分地展现《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内在张力、思想深度与生命活性。相对于现有研究主要关注《资本论》对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运用验证、丰富发展的做法，我们的研究重点则在于《资本论》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独特贡献，从《资本论》本身的“三重批判”这一内在视角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特别是系统阐明资本批判对于构建特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进而构建新型哲学理论的积极意义。本文从《资本论》本身的“三重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诸层面的具体解剖入手，内在地引申出其对于资本主义的特定社会结构的共时性再现，进而探究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态“特定化”发展的建构意义。
表面上看，《资本论》的重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为了现实批判而对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应用和验证，因而从社会批判中解读出理论建构似乎就表现出一种“外部诠释关系”。但是，综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逻辑和理论建构机制来看，马克思很少直接地呈现理论建构过程，而总是在现实批判、理论批判中孕育和展现科学认识、理论建构。因此，我们就应当把握好《资本论》的直接性的批判理论形态与其反思性的理论建构形态之间的关系，首先抓住马克思理论的直接形态即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进而从其批判逻辑中内在地引申出其历史科学建构的逻辑。
一、《资本论》的“三重批判”
当前学界研究往往集中于《资本论》哲学思想的“一重批判”如资本逻辑批判或“双重批判”如资本逻辑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没有兼容近年来日益凸显的物象化批判、抽象统治批判、价值形式批判等多重研究思路。上述诠释路向虽然相互关联，但都有各自不同的批判指向和运思逻辑，不能归结或还原为一种批判逻辑。实际上，从文本原貌与理论逻辑来看，《资本论》自身也同时内含上述多重批判逻辑，并且各种批判逻辑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相互归并。由此我们认为，《资本论》至少包含资本逻辑批判、物象化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这“三重批判”的差异与联系的复杂总体。“三重批判”之所以相互联系，是因为三者都扎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总体，其中资本逻辑批判是根基，意识形态批判是效果，而物象化批判是沟通二者的中介。“三重批判”之所以相互区分，是因为它们分别聚焦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诸种不同层面如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及二者间的中介机制，因而三种批判对象不能化约还原为一种批判对象，“三重批判”逻辑不能抽象归并为“一重批判”逻辑。而且，马克思再现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诸种层面、进而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方式也就具体体现在“三重批判”之中。
（一）资本逻辑批判再现社会存在诸层面的“转化生成”
资本逻辑批判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线索，它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特殊本质，揭示了现代社会的骨干结构和基本矛盾，奠定了《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社会存在论基础。从《资本论》三卷的逻辑结构来看，资本逻辑批判是对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批判性阐明，从“生产域”到“流通域”再到“分配域”再现了现代社会存在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的生成过程。生产域、流通域与分配域等社会存在诸层面的各自内部和彼此之间都包含着相互关联的复杂矛盾。这些矛盾系统正是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具体展开形式。
如何理解《资本论》中批判地再现出来的资本逻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0页）。所谓资本逻辑的最核心内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即价值增殖规律。进而，资本逻辑还是一个复杂的规律体系，包含着规律的各个实现环节：资本逻辑的简单本质是价值增殖规律，直接展开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二重性，而复杂展开形式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相应地，《资本论》三卷的理论逻辑构成了对资本逻辑的总体再现。资本逻辑在《资本论》中的再现不是在第一卷一蹴而就的，而是贯穿于整个三卷结构中，从抽象到具体，不断综合，不断发展。其基本线索是，直接生产过程——包含了直接生产过程的流通过程——包含了生产、流通和分配的生产总过程。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不断展开，从第一卷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二重性与基本矛盾，到第二卷的循环周转过程的矛盾、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流通的矛盾，直至第三卷中生产总过程的矛盾。《资本论》一至三卷的经济范畴的辩证转化过程构成了资本范畴的展开形式，具体再现了资本逻辑或价值增殖规律辩证发展的各个环节。（参见张薰华，第127-128、146-147、204-205页）
具体来看，《资本论》第一卷对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的研究，正是资本逻辑批判对现代社会存在的“深层结构”的再现。《资本论》第一卷在直接生产领域中，再现了从商品生产过程二重性（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二重性（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再到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积累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进而，《资本论》第二卷对包含了直接生产过程的流通过程的研究，正是资本逻辑批判对现代社会存在的（包含了深层结构的）“中层结构”的再现。《资本论》第二卷则在包含了直接生产过程的流通领域，再现了资本流通、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对于发展劳动生产力的关系进而对于价值增殖的辩证关系。而《资本论》第三卷对包含直接生产、流通与分配过程的生产总过程的研究，正是资本逻辑批判对现代社会存在的总体结构（包含深层、中层和表层结构）的再现。《资本论》第三卷再现了剩余价值的各种转化形式、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生产总过程上的发展形式，再现了价值增殖规律在总体层面上的内在矛盾与历史过渡性质。
可见，资本逻辑批判既是对现代社会存在的深层结构、中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逐层分解，又是对其生成关系的整体把握，更是对其诸层面中运行的资本逻辑的总体再现。《资本论》三卷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性再现，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综合为复杂、从本质生成出表象、从内部联系展开为外部表现形式的“转化生成”过程。其基本方向是，多样性综合为具体总体，逐步达到思想具体对现实具体的总体再现。虽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展线索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表象入手，探寻其背后的本质，而《资本论》的叙述体系则是从社会本质重返社会表象，具体再现出本质生成表象的社会存在论结构。
（二）物象化批判再现社会存在诸层面的“颠倒表现”
物象化批判再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拜物教结构，揭示了现代社会存在的深层本质与浅层表象的矛盾关联，构成了《资本论》的重要线索。所谓物象化，要言之就是资本生产关系从生产域颠倒表现为流通表象及分配表象这一结构特性。在资本逻辑批判基础上，物象化批判再现了从社会的内部联系到表层“物象”的颠倒表现过程，揭示了从生产域投射到流通域的“简单流通”表象，从生产域经流通域投射到分配域的“三位一体”表象。与资本逻辑批判类似，物象化批判其实也是一种从深层本质向表层现象的社会存在论，只是它再现的不是资本逻辑的转化生成过程，而是拜物教的颠倒表现过程。物象化批判是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结构的批判性阐明，再现了从社会存在深层（资本生产关系）向中层（流通领域的物象关系、交换价值及“简单流通”）直至表层（分配领域的各种收入形式及“三位一体”表象）的“折射”结构。在直接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中，资本关系就表现为物象间关系，再进一步表现为物本身的属性，由此产生出全面而普遍的物象化及物化的世界结构。
具体来看，物象化批判首先再现出三大拜物教的层叠高涨，社会存在深层的生产关系表现为交换流通领域的物象关系即“简单流通”。这集中体现为《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商品、货币的分析。在商品、货币层面上，价值表现为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而生产关系颠倒表现为物象间关系，并进一步颠倒表现为使用价值即物本身的属性。这就是商品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的内涵。进而，物象化批判再现出，生产关系的深层结构以流通关系的中层结构为中介，颠倒表现为分配关系中的物象关系。这就是从生产域到流通域、分配域的颠倒。这集中体现在《资本论》第一卷到第二、三卷关于资本直接生产过程、积累与流通、分配过程的叙述上。在资本层面上，生产关系颠倒表现为流通关系中的“人格”与“物象”（商品所有者的等价交换、商品货币的流通与形态变换）与分配关系中的物象（三位一体公式所呈现的各种收入形式）。最后，物象化批判再现出，生产关系的深层结构以中层流通结构、表层分配结构为中介而颠倒表现为“物象（德文Sache）”中“物（德文Ding)”本身的属性。在生息资本形式上，资本流通总公式G—W—G’就虚拟化为G—G’，作为特定生产关系的资本，就颠倒地表现为物本身的自然属性，从而获得自然性、永恒性的外观，成为自行增殖的“物神”。在物象化及物化存在方式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联系即剩余价值生产、流通、分配过程及其各种转化形式，完成了外观化、表面化，颠倒地表现为各种“独立化”“硬化”的外部表现形式，即资本、土地和劳动三种物质要素分别表现为产生利息、地租和工资三种收入的独立源泉。从社会存在的总体结构来看，物象化的本质就在于，颠倒表现同时就是自行遮蔽；在这一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颠倒地表现为外部表象，“超感觉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可感觉的”物象间关系或物本身，从而可感觉之物就系统遮蔽了超越感性直观的社会关系及社会总体。可见，物象化批判既是对社会存在的深层结构、中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分解，又是对这些层面间颠倒表现关系的整体把握，更是对诸层面中运行的拜物教逻辑的总体再现。物象化批判祛除了笼罩在资本主义制度表面的神秘化、自然化和永恒化的外观，也将现代世界的存在论结构的深层隐秘暴露出来。
（三）意识形态批判再现社会存在诸层面的“表象之表象”
在资本逻辑批判和物象化批判的基础上，《资本论》还开展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构成其另一重要线索。意识形态批判再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意识结构和精神生产方式，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深层本质与表层现象的矛盾关联在观念领域的“再生产”过程。如上所述，资本逻辑批判揭示了深层本质向表现形式的转化生成，物象化批判揭示了内部联系到表层“物象”的颠倒表现。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则直接扎根于这种转化生成和颠倒表现的产物即表现形式和物象关系，尤其是从生产域投射到流通域的“简单流通”表象和从生产域投射到分配域的“三位一体”表象。换言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表象之表象”。意识形态生产的原材料是直接起源于上述表现形式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社会心理，并经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翻译”和“加工”而获得理论表现形式，生成为“看不见的手”“经济理性人”以及“自由”“平等”“所有权”等经济的或政治的意识形态观念。要言之，意识形态批判所揭示的是，流通域与分配域中诸客观表现形式如何在观念上再生产为主观表象形式的过程，即从社会存在到社会意识的精神生产过程。
意识形态批判揭示了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幻象形式与真实内涵。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与现象、内部联系与外部表现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差异和悖谬，形成了“可感觉”与“超感觉”之间复杂的“幻象结构”。其中，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就表现为商品大量堆积的“客体化”幻象，其生产关系就表现为商品间自由等价交换的“自由-平等”幻象。基于此，资本便通过自身伪装成功地实现和捍卫着不自由不平等的、似主体性的自身增殖过程，创生出一幅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图景。
《资本论》的“三重批判”再现了资本生产、物象化与精神生产三种逻辑之间的总体性关系。正是在资本逻辑的转化生成基础上，才形成了物象化的颠倒表现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观念表现形式。资本逻辑在生产、流通和分配的总过程中生成展开的诸层面、诸结构，奠定了物象化和意识形态的基础，而物象化与意识形态则形成了资本逻辑诸层面、诸结构之间的表现关系，构成了资本统治在社会存在及意识层面的支撑手段和运行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论》的“三重批判”已经显现出某种不同于一般历史理论或社会理论的“历史特定性”定向特征。“三重批判”之所以历史地可能，正是因为其批判对象不是人类社会一般，而是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社会形态。无论是资本逻辑、物象化逻辑还是意识形态逻辑，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意识结构等诸层面特有的复杂动态逻辑，而不能简单还原为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一般逻辑。“三重批判”实际是以这种历史特定性为根据，进而跟随这一特定社会的运行逻辑，并再现这种特定社会结构的总体性批判。
二、“三重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总体再现
显然，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层面及之间关系的批判性剖解，就没有对其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特有内在结构的科学认知和总体再现。《资本论》的“三重批判”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特定社会结构的共时性再现。这种共时性再现把握了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意识结构等社会结构诸层面之间的复杂交织与丰富互动，呈现为一种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特殊的理论总体。作为思想具体总体，《资本论》的核心内容是批判地再现现代世界的现实具体总体。社会批判始终引导着理论建构，在批判地再现现实进程中深化理论体系的建构。这种对特定社会结构的共时性再现，由于展现出了前所未见的丰富特殊内涵，实际上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社会结构范畴，但同时又越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范畴的一般形式。当然，由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而“三重批判”更多集中于直接发源于这种生产方式的资本逻辑、物象化逻辑与意识形态逻辑，而对政治结构中的国家制度、国家权力因素，只是在第一卷论及所谓原始积累、国家公债及赋税、以及第三卷论及生产过程的国家监督时有所涉及，并没有作出系统的研究。根据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计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国家制度及权力的再生产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需要更高程度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综合才能把握。然而，这种对国家考察的后置性以及《资本论》实质上的未完成性，并未影响“三重批判”从总体上再现资本主义特定社会结构的科学目标、总体思路和运演趋势。
《资本论》“三重批判”究竟是如何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进行共时性再现的？如上所述，“三重批判”揭示了资本生产、拜物教与精神生产三重结构之间的整体性关系。正是在资本逻辑的转化生成关系基础上，才形成了物象化的颠倒表现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观念表现形式。资本逻辑在生产、流通和分配的生产总过程中展开的诸层面、诸结构，奠定了物象化和意识形态生产的物质基础，而物象化与意识形态生产则进一步形成了资本生产诸层面之间的客观表现关系和主观表现关系，以更为扭曲、更为隐蔽、更为复杂的方式将资本生产诸层面之间的社会关系折射并遮蔽起来。资本逻辑批判再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结构与本质关联，而物象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再现的则是其附属结构与衍生形式。“三重批判”相互纠缠，生产、再生产与观念再生产多重嵌套。
如果我们像马克思那样将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有机总体（人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1页），那么“三重批判”就可看作是逐层生长、包裹的有机结构。列宁认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有血有肉”的总体再现：“《资本论》的骨骼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仅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虽然他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资本论》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之大，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部书使读者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个活生生的形态：有它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实际社会表现，有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有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列宁选集》第1卷，第9页）如果说资本逻辑批判再现了社会肌体的“骨骼”系统，那么物象化批判就进一步再现了包含骨骼的“肌肉”和“表皮”系统，意识形态批判则再现了包含骨骼、肌肉和表皮的“毛发”系统。
那么，《资本论》“三重批判”所再现的这种社会共时性结构究竟是什么？要言之，资本逻辑批判所揭示的现代经济结构、物象化批判所揭示的现代拜物教结构以及意识形态批判所揭示的现代意识结构，三者结合在一起总体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从社会存在的“深层（生产关系）”到“中层（流通关系）”再到“表层（分配关系、日常生活及观念表现）”的运行结构。首先，是处于社会存在深层的资本生产关系或“生产域”及其价值增殖、剥削过程，同时也构成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重根源。其次，是位于社会存在中层的流通关系或“流通域”。在这里，资本生产关系以流通关系为中介颠倒表现为商品的物象间关系、交换价值，并表现出自由等价的简单流通表象，同时也构成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第二重根源。这正如《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讨论“货币向资本的转化”时揭示的，“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02页）再次，是位于社会存在表层的分配关系。在这里，资本生产关系及流通关系以分配关系为中介颠倒表现为物象间关系甚至物本身的属性（生产的物质要素表现为自然自发的收入源泉），生产关系发生了物化，转变为物神。这正如《资本论》第三卷批判“三位一体的公式”时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40页）这同时也构成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第三重根源。最后，才是附着在社会存在表层的社会意识再生产过程。在这里，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及社会心理直接起源于对上述简单流通表象、收入分配表象的感性直观，并经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加工”而被再现为“另一次方”的“自由平等所有权”“看不见的手”“经济和谐”“理性经济人”“三位一体公式”等意识形态观念体系。由此看来，资本逻辑批判再现了社会深层生产域向中层流通域再到表层分配域的转化生成过程，物象化批判再现的是上述转化生成过程诸种层面之间的颠倒表现关系，而意识形态批判则再现了上述颠倒表现关系诸层面之间的观念再生产过程。“三重批判”共同再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诸领域间分化关联、诸层面间运行周转的共时性结构。
既然《资本论》再现的是一种共时性结构，那么是否如不少西方学者所言，它就是一种类似黑格尔《逻辑学》的超历史性的“先天结构”或“先验结构”？要分析这个难题，首先需要澄清，这一问题表面上涉及“历史性”与“先验性”的外部二元对峙，而实质上涉及的是历史性内含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双重维度之间的内在关系。这里所谓“共时性”并不是超历史性、非历史性或先验性，而是指社会历史过程的特定阶段所形成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结构，即在历史流变中“沉淀”下来的、相对稳定不变的特定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在社会形态两次变迁之间长期保持相对稳定，因而可以暂时在理论中抽象掉其历史流变过程，剥离其“历时性”维度而保留其“共时性”方面，由此能够确定该社会形态的基本性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探讨理论结构与范畴顺序时反复强调，“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9页）这就表明，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探究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主要是暂时抽象掉了历史变迁进程及其“历时性次序”的“共时性结构”。这种共时性结构分析根植于现代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国家与市民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表象分离”背后所隐藏的资本统治的“实质统一”。所谓表象分离往往被称为政治与经济的“领域分化”，实质统一则是指资本的普遍支配权力，甚至连政治国家都成为资本再生产的调节环节而存在。从前现代的未分化混沌社会转变为现代的政治经济分化社会，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外观和表象，表象背后的实质是泛经济权力社会即资本统治的有机总体。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希望在不同社会领域的合理分化的基础上谋求国家统摄的和谐，而马克思开启的“三重批判”则真正穿透了社会表象，抓住了资本同一性强制下的多层次结构与差异性环节。
《资本论》“三重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共时性结构分析与历时性过程分析有分有合，历时性分析构成共时性分析的不可丢弃的前提和背景，二者共同结成了历史性总体性的再现。这事实上构成了《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视野。然而，不少当代西方学者没有充分理解这二者的有条件的统一性，反倒将二者孤立地分隔对峙起来，称之为“结构”与“历史”、“体系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二分。这种二分法从理论上割裂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共时结构与历史进程，特别是遮蔽了这一共时结构自身的起源、发生和扬弃。实际上，《资本论》三卷中作为附属部分的“历史叙述”如“所谓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以及第四册《剩余价值学说》，都不断明示出使得这一特定社会结构得以可能的特定历史过程，尤其是其被扬弃的历史趋势。也就是说，《资本论》只是凸显了现实总体中“共时结构”的侧面，并没有放弃“共时结构”与“历时进程”的历史性总体。与“共时性”相区分的恰恰不是“历史性”，而是“历时性”。历史性本身就是一种总体性，在不同侧面上可以分析为（抽去历时性的）“共时性结构”或者（抽去共时性的）“历时性进程”。
更进一步地看，《资本论》“三重批判”之所以具有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双重维度，还是因为它们都聚焦于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社会形态而运用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反过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共时性结构与历时性进程一旦得以再现，那就真正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原则落实为“特定性”研究，从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
三、“三重批判”与“特定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
《资本论》“三重批判”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的特定社会结构的总体性再现，命中了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定在与特殊性本质。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社会形态的资本逻辑、物象化逻辑与意识形态逻辑的本质性把握中，蕴含着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及社会意识论、社会结构论的“特定化”与深刻发展。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论》中形成的这种新的理论形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资本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对象时，不仅运用和验证了而且还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相统一，历史唯物主义普遍原理和方法论实现了“特殊化”与“具体化”，由此得到丰富发展。
虽然《资本论》的理论形态直接呈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本身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逻辑、特有本质的思想再现和科学认识。正是这种思想再现或科学认识使得批判本身又能够呈现出一种“特定化”的理论建构指向。“三重批判”锚定了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社会形态及其特定社会结构，因而在具体再现这一社会结构的历史特定性的同时，内化了这一社会结构的特殊规定性，综合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定性本质内涵，从而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一般形态通过“综合”进程（不是从既定一般原理向特定事实的“推广”“应用”“演绎”）而发展为特定形态，使后者无论在思维对象、批判方式、问题视域、理论主题、范畴体系等各方面具有一种“历史特定性”。
当政治经济学批判基本逻辑形成后，由《资本论》“从后思索”地回溯此前“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或称为研究一般历史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时，《资本论》自身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以历史特定性为原则、以特定社会形态为研究对象的新哲学形态，我们暂且称为“特定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具体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作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形态与特定形态的区分，并不是要割断思想发展连续性而将二者分割对立，而是为了透视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历史唯物主义创新发展的建构意义，从《资本论》及手稿本身理论建构立场出发来“事后”反思青年马克思理论形态时所得出的一种新的阐释视角。也就是说，从青年马克思到成熟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的“事前”视角来看，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说是“应用”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从而形成“特定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为了彰显《资本论》哲学思想的革命意义，我们还需要凸显从《资本论》本身回溯之前思想发展历程的“事后”视角，从而将“特定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高阶发展形态”。
那么，《资本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态的建构是何种意义上的思想发展？这种特定形态建构是不是就替代或取消了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从后思索地看，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与“特定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不能简单归结为现成基本原理向特殊对象的“应用”和“验证”的“演绎”式推广，而是应当理解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综合”式发展，通过在“三重批判”中不断内化特定社会现实的诸结构、诸层面的多样性规定而持续上升，实现从比较抽象的“实践一般”到比较具体的“特定实践体系总体”的范式转换。在这一理论发展和形态转换中，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范式的规定性越来越丰富，对现实总体的各个层面的把握越来越具体，范畴本身及其联系获得了新的发展。这一发展关系不仅存在于《资本论》及手稿中，而且在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历程中可能都存在。关于生产、实践及历史过程的一般性研究必须以特定社会形态及其生产方式为中介才能得以深化，由此产生出一个关于特定社会结构的思想具体总体。由《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从后思索”地回溯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就会发现，它并没有因此“被取代”或“被否定”，而是成为《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比较抽象的侧面，而《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则表现为一个更为具体的理论总体。正是通过“三重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从抽象一般综合上升到特定具体总体，从生产一般逻辑综合上升到资本逻辑。
《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定形态建构，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自身通过“特定化”而真正实现“历史化”，并开展出一个扬弃了抽象原理的具体理论总体。理论发展中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并不意味着现成的普遍性范畴先于并应用于特定范畴体系；而是意味着，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普遍范畴从属于特定范畴体系，特定范畴体系从总体上规定着作为环节的普遍范畴。由此看来，《资本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发展，并不是现成普遍原理“应用”于特殊对象并仍然保持着原理形态自身的现成性和完备性，而是《资本论》自身就成为一个历史化的特定的、新型的理论总体。而相应地，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则成为这一特定理论总体的一种规定性、一个环节要素。正是《资本论》“三重批判”对理论体系的“特殊化”定向，才真正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原则。特定化的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深化发展的逻辑结果。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对象不仅是“社会存在”，而且是“特定的社会存在”，这就使得它具有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意蕴。马克思谈论“存在”时，很少使用传统形而上学家常用的德文词Sein（“存在一般”），而主要使用Dasein（“定在”或“限定性存在”）和Existenz（“生存”或“存在”）等来表示“社会存在”（gesellschaftliche Dasein）。（参见俞吾金，第230、235页）可见，马克思的“社会存在”这一历史性概念的深刻意蕴在于它的“特定性”或“特定化”，特别是其时空限定性：一方面是时间维度的特定历史阶段的限定性，另一方面是空间维度的特定社会境遇的限定性。这种历史特定性原则要真正贯彻，就不能停留于对历史性或特定性的一般性强调，而必须使得历史科学真正深入到特定社会形态内部。实际上，《德意志意识形态》只是鲜明提出了历史特定性原则，却仍然框限在“生产一般”“历史过程一般”的宏观描述之中，而真正使得历史特定性原则得以落实的只能是对特定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及其生产方式的具体研究。《资本论》并非对脱离具体政治经济制度的历史概念的抽象推演，而是深深扎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存在结构之中。
《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定形态建构，意味着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普遍主义”倾向的扬弃，从先验现成性转向了历史生成性，从抽象的普遍性走向了具体的特定性。这就要求我们系统反思传统的“推广-应用”的解释模式。所谓从普遍原理向特定对象的推广和应用，其基础是从普遍到特殊的演绎推理。这种解释模式的局限性在于，没有处理好普遍原理与特殊对象、体系建构与现实批判、先验形式与历史分析、现成表述与思想生成之间的关系，往往片面地强调上述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而忽略或化约第二个方面。按照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理解，马克思的“从前思索”与“从后思索”之间有一个无法扬弃的“视差”，足以形成一种“跨越式批判”。（参见柄谷行人，第148-155页）传统的应用推广论拘泥于从前思索，遮蔽了从后思索与从前思索之间形成的“视差”，忽视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想发展逻辑，削弱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与资本批判的统一性理解，淡化了《资本论》本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发展，从而也无法形成对“特定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理解。
这种历史特定化会不会导致所谓“历史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这种历史特定化的限度何在？如上文所述，“三重批判”聚焦的并非历史流变本身，而是历史流变中沉淀下来的、相对稳定的特定社会共时性结构。这种相对稳定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表述为“两个决不会”即社会形态更迭趋势的条件限定性。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这种相对稳定性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特定化原则的界限，使之避免了所谓的“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甚至通过《资本论》的范畴运动表现为一种暂时抽象掉社会形态更迭及资本主义社会扬弃趋势的“似先验结构”。
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特定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新”在何处？这是一种以资本逻辑、物象化和意识形态“三重批判”为导向而获得“特定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态。正是因为《资本论》“三重批判”从根本上锚定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社会形态的独一无二、富于历史深度的社会结构，所以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及社会意识论发展出前所未有的特殊范畴、特殊结构与特殊内涵。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视野来看，“三重批判”可以理解为从特定社会存在的内部联系逐渐生产和再生产出特定外部联系和表现形式的特定性社会生成论。这一特定性社会生成论过程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存在的本质向表象的生成转化，集中表现在商品价值及剩余价值生成转化为各种收入形式的过程；二是从社会存在的本质向表象进而向社会意识的颠倒表现过程，物象化以剩余价值的生成转化为基础，通过三大拜物教的层叠高涨，形成了一系列客观物象和主客复合效应。更进一步，这种社会生成论不是从本质向现象的单向度的涌现，而是一种双向循环过程。《资本论》本身还呈现出一种本质生成出表象，而表象又回溯到本质的因果往复的叙述结构，消解了传统哲学在本质与现象之间预设的先验二元对峙，揭示出本质生产出现象，而现象再生产出本质的循环生成结构。例如，《资本论》第一卷开头处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7页）这一“表现为”的“主体”或本质是什么？显然是“商品堆积”这一物质现象背后更为庞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总体。在《资本论》第三卷接近结尾处，我们又读到对生产关系物化的批判分析，在这里，资本生产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本身的属性：“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至商品生产的最简单的范畴时，在论述商品和货币时，我们已经指出了一种神秘性质，它把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36页）正是资本生产关系的物化形式即“庞大的商品堆积”在实现着、证明着、再生产着资本的生产关系本质。要言之，《资本论》开篇从物化形式开始逐步探究其生产关系本质，而接近结尾处又从生产关系本质推出其物化形式。《资本论》三卷从抽象到具体的不断上升过程，恰恰具有没有完结的开放性、扩大再生产的首尾交互性，在文本上表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计划”及其他写作计划的未完成性。
具体来看，基于“三重批判”的特定化定向，新理论形态开启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域，使得历史唯物主义获得了多层面的新内涵，展现出多方面的理论优势。《资本论》呈现的“特定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社会结构论、社会动力论发展出前所未有的特殊范畴、特殊结构与特殊内涵，比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更能切中历史流变中的特定社会现实。第一，合理把握特定社会形态中结构决定性与生产能动性的特定综合方式。“三重批判”扬弃了结构与行动、规律决定性与主体能动性的机械区分或概念式调和的做法，在分析和综合中为上述两个系列之间在特定情境中的复杂互动和有机关联打开了理解空间。第二，具体再现特定社会结构中的多重领域、诸种层面之间的综合决定关系。“三重批判”解构了简单化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范畴，分析以往被化约到这些范畴的抽象同一性之中的多重领域和差异层面，并在多样性和差异性中把握具体统一性。第三，动态诠释诸种社会层面、社会领域之间比线性因果决定关系更为复杂的双向或多重互动关系。“三重批判”打破了本质与现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范畴之间的单向决定关系，在社会形态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动态分析上述二者之间的不对称关联，重点凸显了传统意义上的“被决定方面”对于“决定性方面”的实现、支撑和再生产作用。第四，重新激活经典的社会结构学说的历史性维度、批判性维度。“三重批判”虽然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共时性再现，但如上所述始终预设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和扬弃趋势作为历史性宏观背景，从而扬弃了机械决定论、普遍先验论的教条化诠释倾向，激发了社会结构学说的内在活力，更为具体地、内在地切中了特定社会形态的本质逻辑、历史阶段性及自身扬弃潜能。总体来说，“特定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突破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模式滑入抽象普遍性历史哲学的困局，真正地实践了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历史特定性精神。
由于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深度融合，《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凝聚为多样而统一的理论总体，成为一种关于特定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存在方式”的哲学世界观。由此来看，《资本论》的理论形态可以说是一种综合了经济学与哲学的“新哲学”。基于《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形态建构，构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强劲生长点和内生动力源。
参考文献：
[1]柄谷行人，2011年：《跨越式批判》，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列宁选集》，2012年，人民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2001年、2003年，人民出版社。
[4]俞吾金，2005年：《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5]张薰华，2012年：《〈资本论〉脉络》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郗戈，1981年12月生，陕西商洛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兼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聘任首批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青年学者A岗）”。学术兼职主要有：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主要成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人学学会理事、副秘书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资本论》哲学思想、社会发展与现代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