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与马基雅维利存在诸多共同点。中国人与马基雅维利都是经验主义的信奉者。中国人是一个善于研究历史，汲取历史经验的民族。马基雅维利同样善于总结历史，阐发出你也许不赞成，但又不得不承认确有其事、确应如此的政治思想。为什么人们总是从历史中去寻求未来发展道路，盖因根植于人性中客观法则依然无时不刻地支配着政治人增加权力、维持权力、显示权力的行为。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分野在于: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实然”状态,而政治学则是关注人类社会的”应然”状态。下文将通过乌有先生（虚拟人物）与马基雅维利的对话，阐述中国人和马基雅维利眼中的世界”应该如何”。
人物简介：
乌有先生：典出司马相如《子虚赋》，即虚拟人物，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于一身。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作者
乌有先生: 马基雅维利阁下,久仰大名。阁下大作《君主论》，如雷贯耳。不仅仅成为西方立志于霸权的专制君主的枕边书，而且行销海外，在中华古国信徒颇众。中国自以儒术治国以来，政治风格偏于含蓄阴柔,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但是私底下尽龌龊之能事。先生的大作掀去了人性伪善的面纱，道人之所不敢道，言人之所不能言。在下佩服之至。
马基雅维利：中国有五千年文明，虽然不善外战，但就内讧而言，无论是数量抑或是质量，举目世界，没有一国能望其项背。庙堂之上，江湖之中，宫闱之内，兄弟之间，权术如鬼魅般的身影若影若现。中国权术家可谓灿若星辰。鄙人与之相比，只不过是萤虫之于日月罢了。
乌有先生：阁下在《君主论》中论及建立君主国的三个方式：其一，依据自己的武力或者能力而得；其二，依据他人的武力或者幸运而得；其三，依据邪恶手段而得。鄙人深有启发，下面我就总结一下敝国的君主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君主例如每一朝的开国之君莫不是依靠自己的武力或能力而开基立业。这些君主没有太多的运气，只是他们具有超强的把握时机的能力。这种君主控制下的政权是最为稳固的。
第二种类型的君主例如以东汉末年的汉献帝为代表的傀儡皇帝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幸运而坐稳江山。东汉末年，中央权力式微，军阀割据混战。汉献帝之所以能享其位，单纯依靠的是别人承认自己掌权的运气。最初为董卓挟持，后为吕布控制，在后落入曹操之手，最终通过禅让的方式体面地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这种运气不会持续太久，因为随着权力格局的变化，傀儡对于诸侯的利用价值随之变化，诸侯的意图或者对君主的忠诚会随之变化。这种君主名义控制下的政权是根基不稳的。
第三种类型的君主例如隋炀帝这样的君主。为人六亲不认、心狠手辣，毫无恻隐之心。隋炀帝们虽然用邪恶的手段获得了统治权，却换不来荣誉。比如说，中国有一种臧否帝王的规则——在帝王驾崩之后，史官将用谥号来盖棺论定。“炀”就有逆天虐民、好内远礼、众叛亲离之义。但是，这种君主并非没有能力。只是，他的暴虐和不人道行为不允许他跻身于最伟大的人物之列。然而，我不解的是，同样是弑父杀兄，为什么隋炀帝遗臭万年，而唐太宗流芳千古呢？
马基雅维利：先生对我的著作如数家珍，在下真是受宠若惊。唐太宗和隋炀帝之所以境况不同，是因为一个懂得克制地使用残暴，一个只会无休止的使用残暴。贵国有句古话:”马背上得天下,安能马背上治天下。”马背上就意味着残暴的手段。隋炀帝与唐太宗能得天下的原因都是使用残暴手段。区别在于唐太宗懂得治天下不能沿用得天下的手段，或者说懂得克制使用残暴。残暴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另外，残暴手段的时机选择是十分重要的。为了自己的安全的必要，可以偶尔使用暴力，除非能给臣民带来福祉，其后决不可再用。
由此可见，当君主得到政权时，必须审度自己下一步应当从事那些残暴行为，力求毕其功于一役，对敌对势力务求斩草除根。由于敌对势力已经除尽，因此不必再动刀枪，结束人心惶惶的状态。然后，君主再施以恩惠安抚臣民，则国家安定。唐太宗弑父杀兄的同时，一并将父兄的党羽剿灭。因此，他可以在治天下过程中行仁义。而隋炀帝弑父杀兄之后，地位并不稳固，存在许多潜在的反对力量。因此，他对臣民并不信任，得时刻行使残暴的手段，以维护统治。最后的结果却适得其反，臣民惶恐不安。一旦意外事件爆发，偌大的帝国因为合法性的脆弱，必然土崩瓦解。
总而言之，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非有三个要素不可：暴力以保障安全，权力以保障秩序，权威以保障荣誉和忠诚。三者缺一不可。开国之君三者皆有，傀儡皇帝三者皆无，中间的君主或缺暴力、或缺权力、或缺权威。比如隋炀帝由于不正当的手段获得政权而缺乏权威，因此，他只能偏执地使用暴力以保证秩序的巩固和臣民表面的忠诚。
为什么中西方都存在着这样的君主和君主国呢？因为人类社会的行为都受着人类的客观法则——邪恶的心灵的支配。
乌有先生：敝国有思想家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包括：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比方说，儿童落水之时，个人便是出于恻隐之心本能地去救助。倘若认为自己不能行善，则是妄自菲薄；如果有人认为君主不能行善，就是意图取而代之之人。中国西汉时期，汉武帝之所以独尊儒术就是因为儒家崇尚性善论，这种善可以从家庭关系中推广至社会关系。具体表现为从尊老爱幼推广至忠君爱国。
马基雅维利：救助落水儿童也许是出于“本能”，然而这种“本能”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天的道德教化。至于救助落水儿童的动机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虚荣心或者巴结儿童的父母，也未必不可能。无论动机如何,这些属于伦理学范畴。至于，君主统治则是属于政治学范畴，就算君主真是孝子贤孙，也未必就在杀伐决断上就满怀“不忍人之心”（后世温特提出的建构主义正好可以回答——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因此二者不能等同视之。事实上，中国人最善于说一套做一套。中国的君主从来都是使用霸王术治国，而非纯用王道。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还是太子储君的时候，崇尚儒学。汉宣帝不悦，一次教训儿子，一语道破天机：“汉家自由制度，本已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正乎？”由此可知，中国的政治乃是法家的核心披着儒家的外衣。
乌有先生：受教。阁下据说精通兵法。
马基雅维利：略懂。在下曾供职于佛罗伦萨和美第奇家族，创建过国民军，打过几场败战。
乌有先生：马兄何必太谦。敝国有一兵家名曰孙子，著有《孙子兵法》。汉书•艺文志将兵书归纳为四种：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其实，以弟愚见，兵书只有两种：研究战略和研究战术。《孙子兵法》就是研究大战略的奇葩。
马基雅维利：久仰孙武子大名，未能一见，引以为憾事。孙子开篇即言：“兵者，国之大者”，不可不察。君主如果醉心于安逸要比关心军队更早亡国。即便是在和平年代，君主也不能无所事事。一个合格的君主必须在行动上和思想上两头兼顾。我毕生致力于建立国民军，摆脱城邦对于雇佣军与外国援军的高度依赖。雇佣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外国援军虽能成事，但却容易引狼入室，尾大不掉。
乌有先生：孙子认为兵家必须注意五点:道、天、地、将、法。道就是战争的正义性，天为天时，地为地形，将就是战争中将帅因具备的能力，法指的是军纪。阁下在书中阐述了两种国家，一种国家可以御敌于疆场之外，一种国家只能退守城郭。阁下关于后一种国家的御敌之术的论述与孙子不谋而合：其一，城池坚固；其二，粮食充足；其三，防卫手段（为将者职责）；其四、人民的忠诚或者士气（为帅者职责）。其中城池的坚固与否，粮食的充足与否，防卫武器的精良与否，防卫手段的有效与否都与士气息息相关。然而，决定士气高低的最关键因素是战争的正义性，即孙子所说的“道”。那么战争的正义性从何而来呢？
马基雅维利：围城之时，敌方为了威慑城内的百姓并削弱其意志，而焚毁城外百姓的财产，甚至是百姓心中的神圣建筑，比如祖坟、神庙等。敌方希望城内的百姓就会因为长期被包围产生的利己和畏惧之心，而自乱阵脚。其实差矣。一个英明的君主是不会被这种威慑战略所击垮。此时正是君主挽回甚至提升士气的大好时机。一方面，君主要让臣民知道，胜利不会久远；另一方面，君主通过这些事件妖魔化敌方，使臣民保持恐惧，同时乘机控制那些原本过于莽撞的人物。通过这两方面，君主释放出一种感觉：胜利是可期的，敌人是强大的，只有在君主的带领下，臣民才能摆脱战争。如此，战争的正义性就不会褪色，士气不会轻易低落。
乌有先生：相比于先哲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孔子，我发现阁下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越来越暗淡，代之以的却是为达目的，可以不折手段的现实主义。阁下知道儒家的三不朽吗？立德、立功、立言。如果按照传统中国的标准,阁下充其量不过是立言教唆他人以不正当手段立功的一介凡夫俗子。
马基雅维利：是的,也许阁下可以像柏拉图一样生活在乌托邦的世界里,也许阁下可以像孔夫子一样安贫乐道。但是，他们的主张至今实现了吗？柏拉图被僭主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孔夫子则在陈蔡路上急急如丧家之犬。我只关注这个世界实际是什么样子，因为我知道世界应该如何样子并不会给你带来想要的，反而可能会使你招致难以预测的后果。一个君主如果想保持权力，就必须行不仁义之事。如果君主拘泥于个人的名声，其举动时时为道德牵绊，则君主不会长久。贵国的宋襄公就是一例。
乌有先生：那么阁下的意思是：君主不能有道德。
马基雅维利：此言差矣。君主拥有道德和存在恶行并不矛盾。有些事情看起来是好事，但是如果君主照办可能会自取灭亡；有些事情看起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它带来福祉和安全。每一个君主都是爱惜羽毛的，即使他内心并不道德，但是他也不得不装作道貌岸然。
比方说慷慨和吝啬。就常人来说，慷慨是美德，而吝啬是恶行。然而对于君主而言，慷慨未必就是美德，而吝啬未必就是恶行。一个人如果需要保有慷慨的美誉，就不可避免的带有一些豪侈的性质。君主的钱财来源于臣民，倘若君主对少数人过于慷慨，则必须加重多数人的税收负担。如此，对于少数获得赠与的人来说，君主是慷慨的；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君主是吝啬的。如果君主不以“吝啬”为耻，君主的收入丰盈，同时不打扰臣民。对于没有施与的少数人来说，君主是吝啬的；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君主是慷慨的。
在比方说仁慈和残忍。所谓非常时期需用非常手段，只有残忍的手段才能不给臣民留下讨价还价的空间，使君臣一体，恢复秩序。希腊之所以发生债务危机，就是因为政府过于仁慈，对于削减人民福利的计划一拖再拖，结果积重难返。所谓“长痛不如短痛”，正是此理。
乌有先生: 上文阁下说过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三个因素。现在有两种类型的统治。一种是君主因缺乏权威，而缺乏臣民的忠诚，但拥有权力，可以迫使臣民服从。一种是君主拥有权威，获得臣民的忠诚，但因缺乏权力，无法主动地操控臣民行为。阁下认为哪一种统治更好。
马基雅维利:人性本恶，臣民今天可能忠诚加身于君主，明天可能就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因此，鄙人以为宁要别人畏惧，不要别人忠诚。因为君主无法操控别人的主观意念，但是君主可以随时掌控自己的武力。当然，使人畏惧并不意味着使人憎恶。而避免使人憎恶的方式便是不要触及其最核心的利益——财产。
乌有先生：正所谓：忘记死了父亲的痛苦比失去财产所带来的痛苦更快消失。
马基雅维利：当然，君主不能一味地使人畏惧。最好的君主是既令人尊敬，有令人畏惧。大棒之后，奉上胡萝卜，比单纯地使用大棒和胡萝卜的效果都要好。因此，这就需要君主既要有狮子的气概，又要有狐狸的圆滑。遵守信用总是能够博得大众的好感，但是背信弃义就必须有狮子的胆气和实力了。成功的君主总是可以用正当的理由为不正当的行为涂脂抹粉。
乌有先生：敝国有毛泽东者，雄才大略。他曾经自诩有虎气和猴气。看来英雄所见略同。
马基雅维利：伟大的思想总是不谋而合的。
乌有先生：阁下能概括一下自己的主张吗？
马基雅维利：其一，人类的政治行为受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所支配。其二，一个国家的兴亡取决于三个要素：暴力、权力与权威。三者缺一不可。其中暴力和权力是一种强制性力量，而权威是一种操纵性力量。其三，君主必须具有狮子的硬实力和狐狸的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