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国政治的悲剧》是进攻型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之一。本文将探讨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眼中的大国，大国政治，大国政治的悲剧性的根源以及小国实现和平的可能性。
关键词：大国、大国政治、悲剧、现实主义
在现代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呈三足鼎立之势。其中尤以现实主义流派与自由主义流派之间的争论最为久远。与自由主义关注人在世界，侧重世界的“应然”层面不同，现实主义更为关注自在世界，侧重世界的“实然”层面。换言之，不管自由主义者如何把未来世界吹嘘得天花乱坠，都是镜花水月。国家的命运注定要朝既定的轨迹前进，人的主观能动在历史规律面前是可悲的，无能为力的。正如卡尔所说：“现实主义强调现存力量和趋势的不可抗力”。因此现实主义理论总是蒙上浓厚的悲剧和宿命论的色彩。
一、何谓大国？
现实主义视国家为最重要的世界政治行为体。大国是世界政治的决定性力量。因此，现实主义者始终关注的是大国。米尔斯海默主要从军事角度来定义大国。因为军事是解决国际冲突最终的，也是最彻底的手段。因此，大国是国际体系中具有相对强大的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的国家。
那么什么是权力？权力如何分类？如何度量权力？为何用权力界定大国？
1、权力的界定
对于权力的定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从因果关系上界定权力。罗伯特•达尔认为：“A对B的权力达到A迫使某事的程度，而反过来B不能这样做，这就叫权力。”换言之，最强大的国家就是在争端中占上风的国家。另一种方式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提出的。他们反对权力等同于结果，而是一种特殊资产或者物质资源。前者更注重国家能力，而后者更注重实力。
虽然两者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一致的。毕竟拥有更多实力的国家，也相应的拥有更大的能力。当两国冲突时，较强物质实力的一方往往获得上风。战争中拥有更多资源国家在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获胜。因此，有人认为均势可以预言战争的结果。那么，如果敌对双方都可以预测到战争的结果，就不会发动不理性的战争。
因此，实力和能力之间不能画上等号，均势不是军事成功的可靠预言者。一些非物质因素也可以对战争的结局起着关键性作用，诸如战略、情报、意志、天气以及疾病等。
2、权力的分类
权力分为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军事权力较为直观，主要反映在军队的实力上，尤其是陆军实力。为什么冷战时期，美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直观的答案便是美苏拥有着令各国难以望其项背的军事权力。而日本为什么在美国眼中不能算大国?因为日本至今还处于美国的军事控制之下，军事权力有限。潜在权力是指构筑军事权力的社会经济因素。潜在权力的两大要素是财富和人口规模，二者缺一不可。
人口众多的国家未必是大国，但是人口稀少的国家绝不可能是大国。为什么俄罗斯苦恼于其日益减少的人口呢？因为人口的减少对俄罗斯重新成为大国是不利的。
财富主要指的是可供支配来建立军事力量的经济资源和科技水平。苏联之所以解体，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苏联的财富要远远少于美国。当美国可以通过“马歇尔计划”巩固对西欧的控制时，苏联却只能靠盘剥东欧国家来维持其财富的增长。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联的盟友最终投向美国的怀抱，最终自己空前孤立，土崩瓦解。
3、权力的度量
上文中我们分析了潜在权力的大小取决于人口和财富规模。潜在权力为军事权力提供社会经济基础。因此，人口和财富规模制约军事权力的获取。其中，财富涵盖了人口和经济规模。故而，财富是度量权力和其大国地位的有效手段。
财富的最重要的指标是GDP。使用GDP的前提是两个国家间必须处于同一发展水平。鸦片战争初期，清政府的GDP是英国的数倍，但是中国的无论潜在权力还是军事权力均逊于英国。因此，鸦片战争以中国失利而告终。GDP之所以误导我们得出正确的判断，是因为我们忽视了清王朝是处于农业社会，英国已处于工业社会的前提。
但是财富不能完全反映权力。因为财富转化成权力因效率、国家战略而不同。笔者以为，效率与国家政体和外部环境有莫大联系。就国家政体而言，民主政体需要财富作为福利分散给民众，但是集权政体能更加容易集中财富。就外部环境而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其并没有获得与其相适应的权力就是因为受美国及其盟友的牵制和排挤。中国由于财富的膨胀，在东亚扩充权力，要成为东亚的唯一大国。但是由于美国的牵制，中国扩张权力野心不得不有所收敛。
国家战略也是财富不能反映权力的因素之一。1820年至1890年的英国无疑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对其他欧洲大国拥有者压倒性的经济优势。但是英国却没有建立欧洲霸权。因为英国深谙自己无法跨越英吉利海峡投送大量的军队来征服欧洲大陆，增加再多的经费开支能得到的边际收益只会越来越少。于是英国乐于奉行“离岸平衡手”的国家战略。
4、大国的整体划一性
现实主义者主要关注外部环境，而非内部属性。因此，在现实主义者眼中，国家是好是坏无足轻重。无论大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如何，也不管是何党何派执政，都会也只能按照相同的逻辑行事。因此，唯有用相对权力才能区分国家大小。故而，大国犹如“台球”，只是型号（相对权力）不同罢了。
美国人一向以“自由主义”世界自居。其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和道德准则与现实主义格格不入。因此，美国人反感现实主义。其外交辞令往往是自由主义的腔调。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其冷战的动机有别于苏联。美国是出于善意，而苏联是出于邪恶。但是美国的外交辞令与其一贯行事作风格格不入。现实主义者揭露美国伪善的面纱，同时拒绝中国的和平宣言。尽管中国的领导人口口声声宣扬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和平崛起”的言论。但是那只不过是中国东方人特有的圆滑世故。
二、何谓大国政治？
1、大国政治的动机
进攻性现实主义建立在五个基本命题之上。这五个命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有别于其他现实主义流派之处。
第一个命题：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即政府之上再无政府。
第二个命题：大国本身具备某些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为其彼此伤害以及相互摧毁提供必备资本。
第三个命题：国家永远无法揣度另一国的真实意图。
第四个命题：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的。生存指的是领土的完整和国内政治秩序的自治。同时，安全是其最重要的目标。
第五个命题：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大国会根据外部环境，制定出战略方针。
以上五点为大国采取进攻姿态而创造了巨大的动力。大国会产生三种行为模式：畏惧、自助以及权力最大化。大国相互畏惧，彼此用怀疑的目光看待对方。国家间没有信任的基础，只能寻求自助。在自助的世界里，大国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不会为其他国家或者国际共同体牺牲利益。大国始终关切着权力的分布状态，最大地占有世界权力，不满足于未获得霸权的现状。在追求权力最大化过程中，国家间进行着零和博弈，即一方之所得是一方之所失。这无可避免的导致了“安全困境”。因此，大国必须而且必然充满着侵略意图。只有大国获得霸权，大国才会停止追求权力，转而为维持现状。
2、大国政治的目标
大国追求权力的最大化意味着大国在乎相对权力而非绝对权力。如果大国相互合作所取得的利润使得其他大国获得更大的权力，那么追求相对权力的国家可能放弃利润的获取。在经济相互依赖的全球化世界里，欧债危机牵动着世界上每一个大国敏感的神经。欧债危机同样是中国谋求世界权力的一次良好的契机。我主张中国没有必要购买欧洲的债券，尽管欧洲经济的衰退对于中国有负面作用。但是，中国并非处于欧洲经济危机的中心，因此，中国所受得损失比欧洲乃至于美国的损失小。既然欧美的损失大于中国，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相对权力增加。因此，中国“见死不救”反而可以攫取到更多的权力。
基于大国追求权力最大化，大国瞄准四个基本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追求地区霸权。霸权意味着体系中的唯一大国。关于大国为什么只能追求地区霸权，而非全球霸权，将于下文论述。第二个目标是财富最大化。财富是权力的物质基础。财富可以很容易地转变成军事能力。因此，大国将富裕以及朝着富裕方向发展的国家视为威胁，而不管其实际军事力量。美国对俄罗斯的恐惧远远小于对苏联的恐惧。因为苏联的财富是俄罗斯望尘莫及的。俄罗斯经济的萎靡必然导致其需要大量财政支持的军工全面落后。一种普遍观点认为，俄罗斯拒绝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是因为害怕中国的“盗版”能力。实际上，中国已经看不起俄罗斯某些粗制滥造的军事武器而拒绝购买俄罗斯的武器。第三个目标是支配它们所在地区的地面力量均势，即追求卓越的地面军事力量。第四个目标是拥有核优势。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因为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大国间无法承当核战争的损失。因此，在相互保证摧毁的世界里，核国家追求核优势丧失意义。但是，大国的追求权力最大化的动机不会使其满足于相互保证摧毁的局面。纵然战争不会轻易爆发，核优势难以获取，但是大国间会展开军备竞赛，打破军事上防御—进攻的平衡，“结构调节剂”失去效用。
3、大国政治的策略
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会根据所处体系中的权力分布状态制定、调整战略。大国政治的策略选择是理性地分析的结果。大国的战略基于两个目的猎取权力和制止侵略者。猎取权力的战略有—战争、讹诈、诱捕、坐观血腥厮杀。制止侵略者战略有—均势、推卸责任。
①战争
战争是最富有争议战略。20世纪两大世界战争的爆发以及惊人的破坏力使得诸多学者认为战争得不偿失。这种认识的原因不外有四。其一，有人认为侵略者几乎输掉战争。其二，保证相互摧毁的“核胁”社会作为“结构调节剂”有助于和谐社会的产生。其三，征服的代价巨大，高水平的防御开支以维持庞大的帝国会拖垮经济。例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扩张的终结预示着其衰落的开始。因为一旦帝国停下扩张的脚步，那么它必须维持庞大的军队用以防御。而防御不会带来收益，却会拖垮帝国的财政，进而衰落。其四，预期的收益不大以及难以估计。入侵者不可能利用现代工业经济特别是围绕信息技术建立经济以盈利。其根源在于民族主义使其很难征服和控制战败国家的人民。民族主义可能造成这样一种结局—大国可以决定战争的开始，但是无法保证战争的结束。时至今日，美国才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但是伊拉克战争的真正结束仍旧是未解之谜。
米尔斯海默认为以上考虑皆不成立。战争的发动者取得战争胜利的概率是六成，而非几乎输掉战争。自1940年以来，美国花费大量金钱用于防御，但是经济上仍然执世界之牛耳。相比英国的衰落，决不能归咎于防御开支过巨。因为作为离岸平衡手，英国的防御开支远小于欧洲大陆上的国家。征服者同样可以通过压榨战败国财富、重新建立均势获得战争收益。
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呢？古典现实主义者将冲突归结于人性的客观法则，而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战争的最深层的原因。无政府状态是常态，然而，战争是并非必然的。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另一个结构变量：体系中主要的国家权力分布。权力分布有四种形式：一为平衡的两极，二为不平衡的两极，三为平衡的多极，四为不平衡的多极。体系的平衡取决于是否存在潜在的霸主或占优势的国家。米尔斯海默认为“两级体系最倾向于和平，而不平衡的多级体系最容易导致冲突”。
多极体系之所以更为动荡的原因首先是多极体系下的国家间矛盾更为复杂，存在着更多的潜在冲突双方。其次，权力的不平衡现象更为普遍，国家的修正主义倾向更为突出。再次，国家对权力的估计存在着更大的误差。
但是有些学者认为不平衡的多极更有利于和平。不平衡的多级体系中存在着潜在霸权。潜在霸权具有相对于其他大国而言的可预测的权力优势。因此，次大国应能合理估计到主导国家是维持现状的国家以及其温和的意识和自身军事实力的有限。潜在霸主和次大国不会贸贸然发动战争而维持均势。然而事实上，潜在霸主不满足于均势，因为霸权才是大国安全的最终形式。而且不平衡、权力分散的多极体系为潜在霸权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纵横捭阖、翻云覆雨的空间。一旦潜在霸主追求权力最大化的意识为次大国所感知。次大国对潜在霸主的畏惧便呈螺旋式上升，最后爆发冲突，破坏均势。
至于战争爆发的其他原因，诸如意识形态、国家性质、国内政治、经济上相互依赖、领导人等因素就不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关注的对象。
②讹诈
讹诈即国家通过强制和胁迫，而不使用武力获取权力。在先秦时期，“‘贡’是一种财富转移行动”。 “贡”原本是诸侯向周天子献上财物。到春秋时期，这为霸权国家向其属国讹诈财富提供合法性。
③诱捕
这一策略旨在造成两个对手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彼此实力耗尽，而投放诱饵者却保持军事力量，增加相对权力。但是，投放诱饵国有时“聪明反被聪明误”。诱饵二战时期，英法企图使纳粹的战火东引之苏联。因而，英法不惜以中东欧小国的利益为诱饵。例如，英法牺牲苏台德地区，对德国入侵波兰没有履行攻守同盟的义务。最后的结局是英法因为自负诱捕战略，滋长纳粹的野心，惹祸上身。
④坐观血腥厮杀
此种战略不同于诱捕指出在于它并不释放诱饵，坐观成败。美国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看法无一例外地为了保证欧洲大国间战争尽可能地持久，尽可能地削弱潜在霸权。因此，当英法落于下风时，美国不再恪守中立，支持英法。同样，如果纳粹居于下风，美国无可避免地会支持德国，以使战争更久地拖延下去。
⑤均势和推卸责任
均势和推卸责任的前提是多级体系。因为两级体系下只可能存在两个权力中心，是一种僵硬的结构。没有第三方承担其所推卸的责任，也没有第三方与之结盟。
不平衡的多级体系更容易产生均势，平衡的多级体系更易产生推卸责任。在不平衡的多级体系中存在着潜在霸权。潜在霸权拥有者超过次大国的军事权力和潜在权力，有实力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均势。相应地，它使体系内的几乎所有国家感到直接威胁。因此其他国家会形成均势联盟遏制潜在霸权。平衡的多级体系中，权力均衡分布于每一个国家，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能感知到入侵者的直接威胁。因此，国家能采取推卸责任避开入侵者的锋芒，就不会形成均势去承担额外的风险。
共同边界促进均势，缓冲地带鼓励推卸责任。均势与推卸责任要充分考虑“地缘政治”因素。与入侵者共同边界意味着大国能够迅速感知到侵略意图，这样就自觉地抗衡敌人，不心存侥幸采取推卸责任的战略。
均势联盟之中本身存在着推卸责任的倾向。因为潜在霸主的威胁不可能均衡的分布在每一个国家。一旦这种倾向被潜在霸主利用，则均势联盟会瓦解，潜在霸权最终实现霸权。战国中后期的国际局势是不平衡的多级体系，秦国是体系内潜在霸主。六国采用“合纵”的手段—建立均势联盟以对抗秦国。但是，均势联盟是脆弱的，在张仪等说客的挑拨下，“合纵”成为“连横”，东方六国的均势联盟遂告终结。为什么均势联盟会被打破呢？虽然六国都能感知到潜在霸主秦国的直接威胁。但是由于地理上与秦国有远近之别，因此，与秦国有共同边界的赵、楚、韩与秦国更易爆发战争，对秦国的畏惧更深。而与秦国无领土接壤的齐燕诸国则明显可以“搭便车”，推卸责任。因此，均势联盟是松散的，可以为秦国各个击破。
三、何谓大国政治的悲剧？
大国政治的悲剧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每一个大国都不可避免地追求霸权；另一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取得全球霸权。追求霸权无疑会导致冲突，而全球霸权的不可实现决定了人类的冲突永无止境。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用中国的古话形容：“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1、和平崛起还是强国必霸
“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甚嚣尘上。没有国家愿意被他国建构成某种“威胁”。中国尤其无法接受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含有浓厚意识形态的偏见。比如民主和平论的观点—中国是专制国家，因此势必威胁到欧美等民主国家。如果中国人一定要接受自己成为西方的“威胁”，那么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无疑最具有说服力。
笔者认为随着中国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由普通大国转变为东亚潜在霸主，权力不断增长的中国确实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潜在霸主与现有霸主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潜在霸主与区域内次大国之间的冲突同样不可避免。中国的外交策略必须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中国智库提出“创造性介入” 。这表明中国大战略开始由防御性向进攻性转移。中国不仅仅要维护其在东亚的利益，也开始把目光投放到世界其他地区。作为回应，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使用诱捕战略，日本以及某些东南亚国家成为马前卒在南海与中国发生安全竞争。
中国虽然宣称“和平崛起”。但在现实主义者看来，这只不过是中国的潜在权力依旧无法与当今世界上唯一的地区性霸权国家相抗衡时的权宜之计，借以麻痹维持现状者的神经。待到中国有足够的权力与美国叫板，那么中国将脱下伪善的面纱，加入到与之利益攸关的东亚大棋局的主导权的争夺。强国必霸的历史规律是“实然”状态，任何人都不可违拗。对于美国而言，中国的崛起必然导致中国在东亚地区与美国争锋相对。中国在东亚利益之所得，即为美国在东亚利益之所失。中国别无选择只能与美国在东亚地区争霸，直至美国的退出或者国力的衰竭。
2、霸权的极限
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强调大国为了生存与安全必然追求权力的最大化。权力的最大化即成为体系中的唯一大国，建立霸权。只有取得霸权之后，大国才会从修正主义国家转变为维持现状的国家。但是，大国很难取得全球霸权。
之所以难以取得全球性霸权是因为国家要跨越世界海洋到大国对手的领土上谋取权力是无比艰巨的。美国的“重返东亚”的口号意味着其纵然贵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无法同时兼顾亚太和中东。既然全球霸权无法实现，那么大国退而求其次，追求世界上唯一的地区霸权，同时保证其他地区没有霸权。美国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地区性霸权。
自门罗主义提出以来，美国便开始其称霸美洲大陆之路。美国利用欧洲大陆忙于战争，无暇顾及之际，将美洲逐步纳为其“后院”。在美国获得美洲霸权之后，极力防止其他地区出现霸权。美国阻止日本取得亚太地区的霸权、德国取得欧洲的霸权以及苏联的地区性霸权。因为，另一个地区霸权的存在意味着其有能力在自己的领地和后院制造危机。所以美国的国家战略从来都是维持美洲的地区性霸权，同时保证其他地区没有霸权。
四、小国实现和平的可能性
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只关心体系中大国的命运，却忽视了小国的安全和生存应当如何保障。既然大国政治的归宿只能是以悲剧收场，那么小国政治是否呈现另一番光景呢？修昔底德说：“大国随心所欲，小国任人鱼肉”。然而，大国未必就可为刀俎，小国未必就为鱼肉。虽然，小国无论在实在权力和潜在权力上无法与大国抗衡。但是小国可以审时度势，关注权力的分布与转移，利用国际体系内大国间的矛盾以及加强自身实力，保全自我。其中北欧时期的瑞典和春秋时期的郑国是典型。
1、瑞典的“中立主义”
20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上大大小小的国家被卷入到旷日持久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大陆有许多小国选择“中立主义”政策，诸如北欧的挪威、瑞典、丹麦等。但是只有瑞典等寥寥无几的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苟全性命于乱世。笔者认为瑞典的“中立主义”的成功原因有二：一，瑞典是地缘政治的“鸡肋”；二，瑞典的军事实力不容小觑。
瑞典位于瑞典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偏居北欧一隅，远离大陆国家间的战争与冲突的热点。得天独厚的地缘位置意味着瑞典可以较少地受制于外部的强力，在外交上有较强的独立性、自主性。相比之下，邻国挪威是英国的传统势力，因此，德国为了封锁英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联系，防止拿破仑时代“大陆体系”崩溃的重演，占领挪威是必然的选择。芬兰与苏联毗邻，在苏德的秘密协定中，被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为了获得与德国的缓冲地带，对芬兰的侵略势所难免。唯有瑞典因为既不毗邻大西洋，也不与苏联接壤，保存着国家的独立与和平。
2、郑国的“跟着强者走”
春秋时期，晋楚为两大超级大国。它们形成一种军事和政治的平衡。郑国处于晋国和楚国的中间地带，成为争夺的焦点。郑国能在“国家”死亡率如此之高的春秋时代，历经战火11次依旧存活，依靠的正是其“跟着强者走”的战略。晋国强盛的时候，郑国依附晋国。楚国强盛时亦然。但是一旦晋国分裂成韩魏赵三国，两极格局结束，郑国施行战略的客观条件不复存在。郑国最终被韩国吞并。
五、中国呼唤大战略
面对日益复杂的周边安全环境，中国政府如何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成功突围，成为世界性的大国或者名副其实的东亚霸主。因此，中国必须呼唤大战略。我们不能把屡次面对国际突发事件时的手足无措归咎于“我们没有预料到”。 那么中国的大战略的着力点应当在何处。
首先，中国大战略应更具有进攻性。周边大国和美国对中国的恐慌是中国实力增长的必然性。中国释放善意无助于解决日益复杂的南海问题。中国需要的是肌肉的展示和不惜一战的决心，以此来威慑为虎作伥的东南亚小国和试探美国承受的底线。中国的核心利益是周边地区。同时，中国的利益已经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此，中国的外交眼光必须投放到浩瀚的太平洋，混乱的中东等每一个热点地区。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中国政府的影响力。
其次，内部问题是关键。中国的霸权是建立在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内政治秩序稳定的基础之上。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最大的缺憾是忽视国内政治对国际政治的重大影响。在国际问题国内化，国际问题国际化的当代社会，中国政府必须认真处理其合法性缺失的问题。合法性缺失并不代表中国政府不合法，而是在民主和认同上有所欠缺。中国政府不能为“维稳”而“维稳”。
再次，中国的大战略离不开智库。美国之所以长盛不衰，其重要原因是社会智慧和国家智慧，社会能力和国家能力的完美结合。中国智库的培育关系中国大战略制定的及时性、执行的有效性，甚至中国的兴衰成败。中国改变巨人的身躯，侏儒的脑袋的现状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王绳祖 《国际关系史》 世界知识出版社
陈乐民 《西方外交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梁光严 《列国志•瑞典》 社会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