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国内学界鼓吹西方的“和平演变”导致苏联精英阶层思想混乱并引发最终的解体。但这种解释不能回答：为什么西方可以和平演变苏联，而苏联却不能和平演变西方？历史吊诡之处在于,赫鲁晓夫曾提出过所谓的“三和主义”企图”和平过渡”西方国家。然而,苏联却在”既无人高举大棒,又无人塞给胡萝卜” 的情况下被”和平演变”。苏联解体的根源不是所谓的”和平演变”,”和平演变”充其量不过是其内部合法性逐步丧失之后被西方国家乘虚而入的表象。而中国某些学者之所以鼓吹苏联亡于”和平演变”，显然是不愿意正视中国国内正在发生的类似于苏联合法性缺失的问题。
合法性是什么?合法性指的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及其决策的服从、认同。戴维•比萨姆从自由民主出发,认为合法性有三大维度:绩效、民主、认同。三者并不是孤立存在，且互为作用。绩效是基础,民主是手段,认同是目的。
认同具有类似于“气”的特征，“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因此任何政府都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认同性危机问题,只能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建立在绩效基础之上的民主制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认同性危机。同时只有在认同和民主的保驾护航下，国家才能形成良好的绩效。在论述合法性同时，笔者借鉴温特的集体认同四大主变量——共同命运、同质性、相互依赖、自我约束。尽管温特主要借此来论述国家间康德文化的建构,笔者认为该理论同样适用于国家内部和平的实现。
下文将从这三个角度分析苏联合法性逐步丧失的原因。
一、绩效
绩效主要指政府满足民众需要和解决社会各种问题的努力和成效。笔者以为,其中最重要的是解决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问题,即公共经济学所关注效率和公平的问题。
就经济增长而言,长期以来，苏联经济具有结构性缺陷——重工业比重过大，而轻工业和农业基本停滞。而轻工业和农业较之于重工业,与民生关系更为密切。尽管苏联的综合实力与欧美国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因其长期不重视农业和轻工业，使得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远逊于西方。戈氏改革自第三个年头始，经济每况愈下。及至1990年经济首次负增长。“1991年上半年与上一年的同期相比，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0%；国民收入下降12%；通货膨胀率为200%—300%。” 恶劣的经济形势极大地打击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心进而削弱中央权威。在此过程中,地方精英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苏联严格的计划经济管控，中央对全国资源的绝对控制，地方精英可以很自然地将经济上的衰退归咎于中央的无能。
就社会公平而言，“苏联长期实行拉平各共和国经济发展水平，试图消除历史上形成的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的政策” 。然而，在实施该政策时，政府却强调“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这使得各加盟国萌生出具有民族分裂倾向的“吃了大亏“的想法。
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中央指令中亚、外高加索以及摩尔多瓦等地低价出口农产品和原材料，高价进口工业品和日消费品，致其经济结构单一，沦为单一的原料供应地，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居各加盟国末流。经济较为发达的波罗的海诸国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上长期被”拉平”。由于地近西方国家，且原先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不相上下，但是加入苏联之后，波罗的海三国日益感觉到自身与西方经济的差距，同时再结合历史上曾是被苏联强行吞并的集体记忆之后，更加深其加入苏联是“吃了大亏“的想法。俄罗斯联邦经济之所以领先于其他共和国，很大程度上是其在计划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可以集中全国资源发展自身。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中受益最大的经济体,俄罗斯联邦理应成为支援其他加盟国的主要力量。然而，俄罗斯只单纯地看到自己是其他民族”大奶牛“的一面，却完全忽视了其发展是建立在近乎掠夺式地攫取其他共和国资源基础之上。而这恰恰是其他共和国长期贫穷落后的根源。
温特认为：”行为体具有共同命运是指他们的每个人的生存、健康、幸福取决于整个群体的状况“。 苏联加盟国无一例外地认为自身的不幸是由于群体，共同命运对于各自来说是坏的,而且各方均感觉放弃结盟对各方都有利。即使各加盟共和国合作的客观基础依然存在，但是他们长久以来形成的分离的思维方式，使他们不愿意服从体制，尽管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交易成本。
二、民主
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即使是最为专制的国家，也宣称自己是民主国家。因为“如果人们感到政府是公平地代表他们的，而且在选任官员时有发言权，他们就更愿意服从。“
由于政府并不能公正地代表人民，国家体制逐步成为少数精英集团攫取私利的工具，同时使得寻租成为常态。由于苏联民众长期缺乏对官员任命的发言权，苏联晚期的“老人政治”愈演愈烈，苏联政坛更新换代长期停滞。领导人政治生涯的终结不是伴随着选举的失利或者任期的结束,而是伴随着自然的生老病死。中青年政治精英只能在等待中虚度政治生涯的黄金年华。这些政治精英在无休止的等待中逐渐由希望转变为失望，失望转变为厌恶，由厌恶逐渐转而寻求体制外的力量，成为反对势力。一方面，政府失去人民群众自愿服从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精英的流失甚至背叛为政府自身塑造了日益庞大的掘墓人。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开放民主之后，非但没有挽救苏联，反而加快了苏联解体的进程。原因有二。其一，戈氏原本打算让人民群众加入到其改革行列当中去。但是由于长期缺乏对官员任命的发言权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冷漠，民众只能有限参与甚至是观望。其二，这些举措逐步被那些在体制中无法实现政治抱负转而寻求体制外力量的政治精英所利用，成为他们瓦解苏联的工具。
三、认同
共产主义信仰的”乌托邦”性导致苏联人民对于苏共长期执政认同的缺失。列宁认为:”工人群众自己绝不会创造独立的思想体系,阶级的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他们。” 至于如何宣传，列宁指出理想要成为现实的可能，应与参加者的利益结合起来。共产主义所宣扬的“经济地位的平等“与现实社会中的严重的官僚腐败和寻租现象，“经济增长”与苏联经济持续下滑形成鲜明的反差，逐渐失去生命力和说服力。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的：“经济的衰退引发意识形态的沮丧“。
民族主义导致非俄罗斯民族对于苏联的国家认同的缺失。自始至终，苏联对于民族问题是相当重视和敏感的，但是采取的手段值得商榷。
温特认为：“群体成员根据群体特征把自己归为相似的行为体，因此，同质性认知对集体身份是有利的。” 然而，多民族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危机——民族间由于语言、文化、地域、经济活动、心理素质等差异，导致同质性不高。这不利于集体身份的建构，甚至由于身份不同可能导致冲突的数量和烈度上升。如波罗的海诸国就是被苏联强行吞并，其基督教文化与中亚的游牧文化以及伊斯兰信仰格格不入。因此，苏联试图用共产主义的普世价值取代民族主义。同时，苏联通过教育、语言政策、移民等方式加快同质化进程。
在同质化进程中，以俄罗斯民族主导的苏联政府没有做好自我约束。温特认为：“集体身份从根本上说不是根植于合作行为（虽然合作行为也是重要的因素），而是根植于对他人和自己差异表现出来的尊重。” 俄罗斯民族在同质化过程中，没有充分地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过于急功近利，结果适得其反。最终她收获的只能是其他民族的反感和恐惧，而非尊重。比如在语言政策上，苏联强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俄语。“执政者及精英分子所使用的优势语言通常可以通过国民教育或其他行政措施，而在近代国家中奠定国语独尊的地位。” 毫无疑问，苏联的优势语言就是俄语。但是，这一过程必须是基于各民族的自愿原则或者采取激励政策进行诱导，而非硬性规定。苏联的强制推行俄语违背了其他民众的意愿,反而引起非俄罗斯民族纷纷抗议。
计划经济体制除了可以通过作用于绩效来间接影响认同,还可能对煽动民族主义产生直接影响。计划经济归根结底是“短缺经济”，群体面临着如何分配有限资源的问题。计划经济造就了地方对中央的绝对依赖，却也使得地方之间各自为政，相互依赖程度不深。”在这种经济制度下,族群就像亲属和其他互惠式或依附式的网络一样，原本就具有比较高的凝聚能力。“ 在分配有限资源的时候，属于同一群体的成员具有优先权,而”外人“则受到歧视。“我者”与“他者”的身份差异在现实和认知中都日益凸显。
原本苏联还可以通过塑造领袖人物的神话和崇拜，以此获得民众的认同与忠诚。但是，为什么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再也没有获得斯大林生前那样的权威?首先,对斯大林的盖棺论定使得其继任者不敢大规模进行造神运动;其次,民众已经对领袖崇拜具有”免疫力”,即使领导者选择造神,所起的效果也一般；再次，继任者由于资质平庸以及政绩上乏善可陈，无太大的魅力可言。而且多归为主动—消极型一类。 苏联晚期的“老人政治”使政坛暮气沉沉，安德罗波夫更是臭名昭著的克格勃首脑。故而，魅力型统治在苏联也行不通。
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危机
苏联的昨天对于中国的今天有很深的借鉴意义。红色政权存在60多年，在表面繁荣的背后，面临着诸多内忧外患。近些年来，中国的财富精英、知识精英乃至于政治精英纷纷移民海外。这说明即便是中国精英阶层对本国的未来预期也并不乐观。
当今中国无法称得上是“民主”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是“民主集中制”。根据修辞学的观点(事实上也是如此)，”民主”只不过是”集中”的修饰而已。在政治系统中，民众对于权威性政策的反馈无法有效地传达到政策制定者，或者即使能够传达，政策制定者选择无视民众的要求。一旦这种畸形政治系统持续运行，必然导致合法性的流失。“当大部分成员不再支持该政治系统时，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甚至革命“。 现阶段,这种畸形的政治系统导致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上访”。当民众无法在地方政府层面解决问题时，他们诉诸的手段不是正大光明的法律手段，而是秘密地向更高一级直至中央“击鼓鸣冤“(或者如某位盲人诉诸于外国媒体和人权机构,但那很有可能触发中国政府“主权至上”的敏感神经。事态很有可能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转变为”敌我矛盾”问题)。即便如此，正义依然可能得不到伸张。因为地方政府可以随时利用其公共权力以”维稳“的名义截留上访者。一旦此种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民众最终不得不用极端手段宣泄不满。我们看到国内群体性冲击政府部门的事件层出不穷，已成“星星之火”。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宣传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不能迎合新一代青年人和知识分子的口味。在宣传上，中国共产党认为合法性来源于民众过上“幸福的小康生活”，归根结底，就是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但是却刻意忽略了民众日益增长的政治诉求。马斯洛的人格自我实现论中归纳的需求层次,由低到高排列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中共现阶段允诺满足民众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但是，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民众渴求的更多的是爱与归属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显然，贪污腐化等一系列顽疾以及最近发生的事件削弱了政府的权威。民主进程的停滞也使得人民的尊严无法得到保障。
因此,中国的合法性只能寄希望于绩效。这就不难解释，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单纯以“GDP”为准，甚至形成了所谓的”诸侯经济”。然而,中国不可能长期维持GDP10%的高增长。而2012年，中国经济形势下行的趋势愈加明显。中国的乌托邦式意识形态总有一天会因为经济的衰退而倍感”沮丧”,甚至可能解体。
然而，在现政府合法性完全丧失之后，中国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没有一个政治集团能够具备全国性影响力。在中共垮台之后，在另一政党获取公共权力之前,共产党遗留下的权力真空会不会助长地方或者民族分离主义，例如“疆独“、”藏独“、”台独“等势力？中国三十年积累的财富以及财富中凝结的中国人民智慧和努力会不会一朝付之东流？中国会不会最终像苏联一样分崩离析，乃至于一蹶不振？
笔者认为，苏联的解体对中国的启示有二：一、苏联为何解体？合法性的缺失是根源，而非所谓的“和平演变”；二、苏联解体之后的状况如何？俄罗斯浪费了世纪之交十年的时间，普京执政依然任重道远。中国已经在上个世纪浪费了十年，还能承受再浪费另一个十年甚至更久的震荡吗？
政治学之于政治学家就好比细菌学之于细菌学家。因此，本文所涉及到的中国合法性问题在笔者眼中只不过是细菌的形态罢了，丝毫不掺杂也不敢掺杂个人的价值取向。一言以蔽之，笔者在文中关于中国问题的探讨完全秉承价值中立的原则。
谢•卡拉-穆扎尔 《论意识操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3页
赵常庆 陈联壁 刘耿岑 董晓阳 《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172页
赵常庆 陈联壁 刘耿岑 董晓阳 《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138页
温特著 秦亚青译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437页
迈克尔•罗斯金等著 林震译 《政治科学》第九版 中国人民出版社 第8页
参见 杨光斌 《政治学导论》（第四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43页
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温特著 秦亚青译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442页
温特著 秦亚青译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448页
霍布斯鲍姆著 李金梅译 《民族与民族主义》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71页
霍布斯鲍姆著 李金梅译 《民族与民族主义》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206页
主动—消极型领导人把政治权力当作成功的手段。由詹姆士•巴伯在《总统的性格》中提出。参见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四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253页
以上是关于戴维•伊斯顿关于政治系统的阐述。参见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四版）中国人民出版社 第9页
